当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不会感兴趣的。印度历史关心的仅仅是能否使印度哲学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因而，在现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原始资料中，历史、神话和想像总是难分难离地结合在一起。
“印度人的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所以他们交纳的贡物也超过了别的每一个民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其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也许根据外国入侵和外国人留下的历史报道，我们可以掌握到有关印度早期历史的真实具体的资料。
孔雀帝国是印度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帝国，它标志着印度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
如果说在中国，是长期的统一和短暂的分裂；那么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也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统一而不是政治的统一。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
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的摩揭陀王国时，西北地区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日益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大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波斯人的入侵，让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历史再次成为一个不可解的迷雾，一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到来之时。
在当时的印度文献中，迄今未发现有任何及亚历山大之处。而亚历山大的同伴们留下的有关印度的印象记，也全未留下来，只有其中的部分见闻，通过后来的著作支离破碎地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描述了港口、买卖的商品、城市的外观、土著的服装以及诸如一夫多妻、种姓法规和死人火葬一类奇风异俗。虽然这是一些注重事实的报道，但在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则用讲故事的形式说出来，从而大大增加了这些离奇故事的趣味性，比如说有身高十英尺、肩宽六英尺的人，靠蒸汽维持生命的无嘴人，下铜球的雨，恒河里长300英尺的蛇形鱼，等等。
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说是一场袭击。他在印度仅驻扎了两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完全消失了。不过，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亚历山大的陆海军在开辟或增加陆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较有实效的。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商业贸易，在这个时候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作出巨大贡献。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孔雀帝国。
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跨越了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作为亚历山大继承人之一的塞琉古当上中东的国王后，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统治过的印度地区，但是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便击退了这支希腊军队。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五百头象，他利用这些象，成功地击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对手。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
有一位名叫麦加斯梯尼的希腊使节，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住过好几年，他的观察报告虽然现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却是些很有价值的资料。从报告中，我们得知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频头沙罗（约公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阿育王统治时的孔雀帝国可以算得上一个“美好的国家”。养护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钵僧往来不绝，车辆众多，这使正式的公路法成为必需。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一个海事部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许多寺院的题词证实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富有和慷慨。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以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九英里多长的河边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但这同时又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一万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有十几种，常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
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10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在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此，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从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渴望有一个“安全、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大的美德——素嚎、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不像现在某些人士所宜称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种态度上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日益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文化的统一和政治的统一有时是互相抵触的，印度文明往往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却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政治的统一。然而，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