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忏悔录
1762年，卢梭50岁，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尔克米谢尔·雷伊，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毫无疑问，像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了漫长的坎坷的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居然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写自传作品了，何况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还充满了五光十色和戏剧性。
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到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情况到《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
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踵而来：1765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
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流亡在莫蒂亚的时候，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
整个自传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尔岛时，他仅仅写了第一章，逃到英国的武通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则是他回到法国后，1767年住在特利堡时完成的，这就是《忏悔录》的第一部。
经过两年的中断，他于1769年又开始写自传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间写出来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了巴黎之后。
此后，他在孤独和不幸中活了将近八年，继续写了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忏悔录
现在要做一次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呈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让·雅克·卢梭。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何时吹响，我都敢于拿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大声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的。万能的上帝啊，请你让每个人在主的宝座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心灵，看谁敢这样说：我比这个人好！？”
1712年我生于日内瓦。父亲是个钟表匠，母亲是牧师的女儿。
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不幸。我从小喜欢读书，这些书逐渐使我形成了热爱自由的思想。
但我也有一些缺点，我嘴馋，有时撒谎，偷吃过水果。
我11岁时曾爱上了一位22岁的姑娘。当我回到日内瓦后，她特意来看我，给我买了糖果。后来我才知道，她只是为了要跟别人结婚办嫁妆，顺路而已，当时我十分气愤。
16岁那年，我体态潇洒，容貌清秀，在安那西做学徒时认识了华伦夫人。她的姿色使我倾倒，她的为人让我敬慕。
她关心我、爱抚我。她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情人。后来，我不甘心永远做学徒，就开始了漫游的生活，结果弄得身无分文，不得不进了宗教收容所。
在收容院里，我由于当场揭露了神甫的虚伪，被赶了出来。我没有伤心流泪。不久，我到一位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家里做点小事情。她是一位寡妇，才华出众，心地善良。在她家里我认识了一些朋友，萨瓦神甫就是其中一个。他大力消除我对达官显贵的爱慕，同时向我证明：统治别人的人并不比别人更贤明，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幸福。在伯爵夫人临死的时候，很多人都悄悄窥伺着她的财产。
我偷了她的小丝带被发现后，竟厚颜无耻地说是女仆偷来送给我的。这件事使我良心受到谴责，以后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心中就很难受。我的另一件丑事是，有时我无法控制内心的情欲。有一次，我来到一个院子的尽头，这儿有一口井，姑娘们经常来这里打水。我站在一边，向前来打水的姑娘作出一些怪样子，这与其说是勾引，还不如说是荒唐可笑的恶作剧。结果，姑娘们认为受了侮辱，就大叫起来。有人向我追来，我跑进了一个死胡同，靠着机警的谎言才得以脱身。
19岁那年，我又回到华伦夫人身边。她积极为我寻找出路。我在华伦夫人身边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这时，我产生了多方面的兴趣，无论文学、数学、绘画还是音乐都使我着迷。华伦夫人向我打开了心灵的窗子，尽管我们年龄相差悬殊，我们还是成了“情侣”，我开始注意伏尔泰，特别喜欢他的《哲学书简》。不久，我的身体变坏了，不时地吐血。我失去了原来的活力，感到死神已经向我逼近，就更加贪婪地读书。
应该说，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一种平静的，相当甘美的生活中度过的，既没有大祸，也没有大福。
我决心从事音乐研究，但我发明的新的记谱方法遭到了法国权威部门的否定，我很是沮丧。而与此同时，我在文学界交了一些好朋友，也认识了狄德罗、伏尔泰和布封（皆为18世纪著名哲学家），我们相处得很投缘。期间我曾在法国驻意大利使馆工作，虽然勤勤恳恳，但得罪了一些小人，他们不时在大使面前诋毁我，最终我不得不失望地离开了官场。后来狄德罗因为《哲学思想》一文下狱，我通过国王宠幸的情人把他搭救出来，我们的友谊更深厚了。
这之后，我因为一篇征文获奖，成为巴黎文化界注意的中心，同时也招来了不少非议。
1753年狂欢节，我的《乡村卜师》在巴黎公演了，结果使我一鸣惊人。
国王赏给我100个金路易，并且还要召见我。为了自由，为了“以后敢于讲人格独立、主张公道的话”，我决定不进王宫。为此，狄德罗和我发生了争执。先前的好朋友，也都逐渐与我疏远了。我心事重重，忧郁苦闷。不久，我鼓起勇气，准备动手写文章。
此时，当我单身独处时，心中感到空虚，十分需要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于是我找到了个伴侣，名叫戴莱丝。为了便于我的构思，我和妻子戴莱丝一同去做八天的旅行。我们钻进了密林深处，在那里寻找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扫尽了人们所说的谎言，把自然本性如实地揭露出来，实现了多年来渴望的“返回自然”的夙愿。
我一生中有许多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都送进了孤儿院。
1756年，我结束了在巴黎的生活，沉溺于创作小说的狂热之中。这时，我的生活遇到了许多磨难，其中最重要的是好些人攻击我，说我是隐居丛林的疯子。就连我尊敬的狄德罗也和我唱反调，我们之间有了纠纷。不久，我的《音乐词典》和《社会契约论》发表了，还博得了社会的好评。但小说《爱弥儿》发表之后，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宣称不仅要烧毁书，还要烧死我本人。这样我在法国和瑞士都呆不下去了。而这时许多朋友都离开了我，我感觉整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咒骂我。
可以说，从这时我就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中了。我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反宗教的无神论者，教会把我开除了，四周都是流氓的叫骂声，有人甚至在我耳边放风说：“我拿枪把你打死！”啊！民众的这种无端的仇恨情绪让我痛心疾首！后来，我只好到圣·皮埃尔岛上去避难。没想到，几天后法官传令，说连这个湖心岛也不让我呆了。我只好又到处奔波、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