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的实质就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问题，孙子认为主动与被动是以一定的客观条件为基础的，兵力的众寡、环境的好坏等状态，是决定主动与被动的因素。孙子还强调指挥作战的能动性，在被动的条件下争取主动，在不利的条件下，做到对自己有利。
主动是取胜的关键，争取主动是贯彻于作战的全过程的。“千句万言，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争取主动权的方法将会不断发展丰富，在任何战争中将永远闪烁着光辉。
汉景帝时，匈奴入侵上郡。上郡太守李广率百余骑与敌遭遇。匈奴军见李广部，以为是诱兵，马上摆开阵势。李广部下非常害怕，企图逃跑。李广说，我们远离大军，如果逃跑，匈奴追赶过来，立即就能消灭我们。现在我们不走，匈奴反而以为我们是诱兵，不敢进攻我们。于是，李广不但不撤退，反而在靠近匈奴的地方停下，解鞍下马休息。匈奴派一个将军监视他们，李广果断地射死了他，又回到原地休息。这样相持到黄昏，匈奴人一直不敢进攻他们。半夜，匈奴人担心遭汉大军袭击，连夜撤走。次日，李广率部平安地回到大本营。
此次战役，李广胜在一个“主动”之上，他虽然陷入了危机，但是没有惊慌，充分地表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原则。
1941年初，德意非洲兵团总指挥隆美尔乘英军调走第7装甲师的机会，集中仅有的不多兵力向何穆尔祖赫的英军发起突然攻击，一举击溃英军，使其仓皇后退400多公里。接着，隆美尔率部乘胜直追。一直打到阿尔及利亚地区，英军才得以稍稍喘息，就地构筑工事，准备长期固守。这时，隆美尔意识到，如就此对峙，推迟战事，只能给德军带来更大不利，于是不顾疲劳，乘英军立足未稳，发动连续进攻，很快又夺占阿尔及利亚。之后，德军穷追猛打，英军一退再退，不到一周时间，德军一直将英军赶至托卜鲁克城。
德军的节节进逼正是“致人”的最好证明，德军统帅隆美尔精通“致人之道”，在军事上取得了别人很难达到的成功。
在商战中，争取主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别人的角度出发，二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美国在许多战略性、关键性的高技术领域，如空间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敏感军事技术等方面，均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技术不仅影响国计民生，而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全。美国经常将自己掌握的高技术优势作为筹码，利用高技术禁运来挤压与威胁别国，迫使其在外交上做出让步，或者以技术转让为手段，达到拉拢和在政治上控制别国的目的。美国又凭借其在贸易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主导国际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贸易体制，制定有关的所谓“国际标准”。同时，它又根据亲疏好恶，对不同国家的商品设定不同的技术门槛，从而使许多国家受制于它。美国利用其高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在外交和国际贸易中“致人而不致于人”，使其成为当今世界最强的超级大国。伊朗因被认为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长期以来受到美国的遏制与制裁。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达马托法，禁止美国公司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宣布对在伊朗投资2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美国的制裁和封锁，给伊朗造成了不少困难。然而，伊朗利用其自身的资源和地理优势主动出击，积极拓展外交和经济活动空间。伊朗向外国公司开放海上和陆上的油气田，以优惠条件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利用外国公司向美国反施压力。1997年，法国托塔尔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马来西亚国营石油公司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和达马托法制裁的威胁，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总计20亿美元合作开发天然气的合同。伊朗又将大量石油直接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际石油市场，向欧洲和东亚国家推销。日本、意大利、荷兰和法国成为伊朗石油的最大买主。伊朗石油还打进非洲市场，成为南非最大的石油供应国。近年来伊朗每天出口石油250万桶，收入高达180亿美元。1997年12月，第八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伊朗利用会议讲台猛烈抨击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得到多数国家在舆论上的同情和支持。伊朗以“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兵法谋略，发展与各国的贸易和合作，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难以发挥其作用。
1998年7月30日，小渊惠三在日本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出任日本政府首相。他一上台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9月22日，小渊首相在纽约同克林顿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双方以国际金融动荡和重振日本经济问题为中心交换了意见，从而弥合裂痕，加强合作。10月上旬，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日韩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宣言。11月中旬，小渊首相又访问俄罗斯，同叶利钦进行日俄首脑正式会晤，使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有所前进。同时，他又发表施政演说，表示日本同中国“必须进一步开展着眼于国际社会的对话和交流”，希望保持和发展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日本还加强了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支持，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等向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增加贷款和提供出口信用担保。在10月初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日本宣布将单独出资300亿美元帮助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小渊首相在上任后，积极开展“多边外交”，“致人而不致于人”，以此谋求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争取使日本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大国方面，成效明显。
“合于利而动”，积极发展国际合作。“非利不动，非利不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是孙子决定是否用兵打仗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利益是决定进行不进行战争的根本原因。外交活动也是涉及国家利益的重要活动，在进行外交活动时也必须符合本国的利益，给本国的经济、政治带来好处。在西方有一个“巴黎俱乐部”，全称为“巴黎信贷债权国俱乐部”，也叫“十国集团”，成立于1956年。它设置一笔60亿美元的信贷基金，由10个国家分摊提供，供成员国使用。成员国中任何一国发生困难都可以借用，但需有2／3成员国同意。10国成员原是美、英、法、德、意、日、加、荷、比、卢，后又增加瑞典、奥地利等，扩大至18国。俄罗斯也有意加入该俱乐部，但俄罗斯有一大堆债务问题。据1995年统计，发展中国家欠俄的债务总额约为1470亿美元，大部分是前苏联为了冷战的需要而给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现在大量债务不能按期收回。如果俄罗斯加入该组织，可以对承认“巴黎俱乐部”的25个国家施加国际影响，要回债款便有了较大的希望；同时，俄还可从债权国得到每年5.2456亿美元的贷款，加快俄罗斯融入世界金融市场的步伐。但加入该组织也有不小的损失：一是俄必须默认北约东扩；二是必须承认沙皇时期所欠法国的债款；三是发展中国家400亿美元的债务要被一笔勾销。俄罗斯权衡利弊得失，认为所得要比所失多，于是本着“合于利而动”的原则，经过积极努力，终于在1997年加入“巴黎俱乐部”，成为该组织的第19个成员国。
中国和韩国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未能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的贸易往来却在迅速增长。1989年超过30亿美元，几乎是中国与朝鲜贸易额的10倍。1991年更达到58亿美元。起初，中国避免与汉城的官方接触，但随着贸易额的增长，缺乏官方联系造成诸多不便。于是到1991年双方在汉城与北京互设贸易代表处，这已成为半官方的贸易机构。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接着两国最高层领导频繁互访：韩国总统卢泰愚、金泳三、总理李洪九等先后访问了北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李鹏及经贸部门的大型随访团访问了汉城，并在贸易、投资、科技、文化合作等方面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此后韩国在中国的投资额迅速增长，1996年达到16.5亿美元；韩国国民到中国旅游以及留学生的人数每年也有大幅度增长。同时，通过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韩国终止了与台湾的官方往来而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对中国也是大为有利的。中韩两国“合于利而动”，从贸易往来到半官方接触直至正式建交，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利益。
朝鲜与韩国北南双方也有大的动作。1998年6月，韩国企业界龙头老大、现代集团名誉董事长郑周永率团首次访问朝鲜，10月27日还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此次会谈达成协议中的开发项目，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仅金刚山旅游开发一项，现代集团就要向朝鲜方面支付9.06亿美元。南浦前海的朝鲜湾油田开发，两年内也将至少投资2亿美元。尔后，韩国三星集团接踵跟上，声明将投资10亿美元在南浦建设一个电子工业园区。其他经济实体也纷纷制定与朝鲜经济合作的发展计划。韩国企业界的行动着眼于朝鲜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据现代集团董事长郑梦宪展望，该集团买断金刚山的独家开发权后，只要经过三个阶段，即可把金刚山开发成一个国际性的旅游胜地，2005年后每年的游客数量可维持在15075人次以上，按金刚山门票的既定价格（300美元／人）计算，仅金刚山门票一年的收入就可达4.5亿美元。目前，韩国企业正大力寻找海外市场发展经济，而从地理条件、人文社会、市场容量等各方面考虑，朝鲜无疑是首选对象。再者朝鲜自进入“金正日时代”以来，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与现代集团达成合作协议，一可利用现成的资源缓解国内的外汇储备；二可以协议建设的工厂为龙头，带动本地区以至整个朝鲜的经济发展；三可缓解本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韩朝双方“合于利而动”，其经济合作的前景大为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