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乐史称“舜乐”，在战国时期著名学者吕不韦所主编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了舜帝创制韶乐的事。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颂帝尧的圣德，并示忠心继承。
据后来清代同治刊《湘乡县志》记载：
古代舜帝为将中原文化传入苗地，他南巡来到位于汉、苗交界之地的韶山。舜帝率众登至一最高峰，忽听鼓角齐鸣，手执弓矛的苗民土著将其团团围住达三天三夜，形势危急。
据说，后来舜帝命人奏起美妙动听的韶乐，一时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虎视眈眈的苗民在妙不可言的乐声中，丢下武器伴着节奏跳起舞来，一场干戈化为玉帛。舜帝演奏的乐曲叫“韶乐”，奏乐的山峰由此得名为“韶山”。
其实，原始九韶是南方百越民族的巫歌，舜帝韶乐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并从此具有娱人、教化功能。《韶乐》后世演变成宫廷舞乐，皇室祭祖之庙乐，为皇族专用，是天子宗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三代帝王都把《韶》乐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周武王定天下，封赏功臣，姜太公以首功封营丘建立齐国，《韶》乐便传入了齐国。
在春秋战国时期，《韶》传入齐国后，在“因俗简礼”的基本国策影响下，为了适应当地民情民风习惯，吸收当地艺术营养，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有所丰富、演变，从而更增强了表现力，更贴近传统乐舞，展现了新的风貌。
后来孔子来到齐国，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国的《韶》乐后，他由衷地赞叹不已。孔子认为听《韶》乐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并在那里努力学习韶乐，还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佳话。齐国历代君主多执行姜太公开放务实的政策，宫廷与民间没有像周王朝那样等级森严的界限，而且更有君主厌宫廷乐舞而喜欢俗乐。在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就曾说，他更喜欢俗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鲁定公二年齐鲁夹谷之会，齐国所带参加大典的乐舞就是俗乐。齐国用俗乐作为诸侯会盟大典用乐，可见齐对俗乐的重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韶》乐受到了当地俗乐影响，吸收了新素材，涂上了地方色彩。也正是由于《韶》乐具备了齐国地方风貌，齐国君主们使用它的场面也随之扩大，不仅用于祭典，还用于迎宾、宴乐等。
按照常规，各种艺术形式都会根据环境而演变，这是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韶》乐入宫廷而成为宫廷雅乐，再接触俗乐而又雅俗结合，从而更突出了乐舞的表现力，更增加了艺术魅力，因而更臻完美，这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孔子欣赏到齐国化的《韶》乐时，便情不自禁地说：“韶》乐尽美又尽善。”
我国音乐史也包括俗乐历史，俗乐成为艺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收集民歌，春秋时代便有《诗经·国风》，是俗乐的杰出代表。
《诗经》是春秋时代诗歌艺术汇总，《国风》是《诗经》中最重要部分。“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共一百六十篇，能表现各地民情风俗习惯。
这些地方的国君以诗教化百姓，百姓以诗歌颂君王，可以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也可以讽刺施政得失，反映民情。
其中，《国风》涉及地区很广，《周南》是周公所治的南国，《召南》是召公所治的南国。
《国风》产生地区很广阔，各地风俗习尚，在诗里多有反映。郑、卫两国地处中原，商旅丛集，男女相接，约束比较少，所以有很多情歌。郑诗共21篇，情歌就占了大半。卫诗10首，涉及爱情、婚姻问题的也不少。
秦国地接戎狄，常相争斗，《小戎》描述车马田狩之盛，《无衣》叙写战士同仇敌忾，反映了秦国尚武之风。陈国巫风盛行，迎神祭祀，载歌载舞，在《宛丘》等篇里有生动描绘。即使后来的史书《汉书·地理志》也经常引《诗经》来说明各地风尚。
关于《国风》产生时间，《诗经》各篇序言都有所提及，但是多数不足以相信。不过其中也有一部分材料比较可靠，能够据以确定“风”诗大体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作品。
西周初期，《诗经·国风》作品有《幽风·破斧》，此诗是《国风》中最早作品。《卫风·硕人》是东周初期作品，春秋中期作品有《秦风·黄鸟》。此外，《陈风·株林》也是春秋中期作品，此诗作于宣公十年以前，是《国风》中年代最晚的一首。
在《国风》中，以简朴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很好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
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对主人公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
《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比如《诗经·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