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专著
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科技专著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记载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堪称一朵奇葩。
我国古代科技源于生活，生活需要各种实用技术，而古代科学家的探索精神是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专著包括古代医学著作、历代天文历法专著、历代农学专著、历代地理专著和工艺科技专著等，其所记载的我国古人引以为豪的发明创造，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无不带有鲜明的实用性，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在神话时代的神农氏时期，当时的人们没有多少东西可吃，靠捋草籽、采野果、猎鸟兽维持生活。有时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中了毒，重时就被毒死。人们得了病，不知道对症下药，只能遭受病痛的折磨。神农氏为这事很犯愁，决心尝百草，定药性，为大家消灾祛病。神农氏为疗救民疾，他尊当时名震天下的医生岐伯为老师，称其为“天师”，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医学问题，后来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这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后人也称之为“岐黄之术”。——这就是传说中《黄帝内经》的由来。实际上，这部医学经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许多医学家长期积累的成果，它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
《黄帝内经》原书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柩》。
《黄帝内经》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生理学、病理学、病因学、诊断学等，介绍了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310种病候，以及对这些疾病应采取的汤液、针灸、按摩等治疗方法。
《黄帝内经》还提出了用解剖方法探求病理的主张，并强调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已经不是消极的治病，而是积极地注意身体保健和疾病的预防了。
《黄帝内经》是一部包括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古典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黄帝内经》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对促进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内外交通日益发达，“丝绸之路”开通，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南海等边远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的药材源源不断输入内地，并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药物学知识。
秦汉以来，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和发展。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学专著，《史记·仓公传》提到的古代医药书中就有《药论》，还有传说的《子仪本草》。
用药经验的积累，以及药物学知识的日益丰富，需要专人进行整理和研究。因此，西汉朝廷就已开始召集专人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学。加之秦汉时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对药物学也要求相应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神农本草经》一书。
《神农本草经》全书3卷，共收载药物365种，采用上品、中品、下品分类法，以补养无毒药120种为上品，以遏病补虚、有毒或无毒的120种为中品，以除邪多毒药125种为下品，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最原始的药物分类法。
《神农本草经》在药物理论方面，概括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阴阳配合等理论，并且明确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原则，使药物性能与病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医学的治疗理论。对药物功效、主治、用法、服法都有一定论述，很便于临床应用。
《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配伍宜忌的观点。所载主治病症约170余种，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患。另外，还注意到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炮制、质量优劣和真伪鉴别等。
《神农本草经》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而所反映出的当时我国医学通过大量实践积累起来的对药物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神农本草经》对秦汉以前零散的药物知识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历来被尊为药物学的经典著作，并被注释发挥。
与《神农本草经》同时产生的还有张仲景的《难经》。张仲景于150年正月十八日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张仲景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从此发誓成为扁鹊那样的名医。于是张仲景从小爱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10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
张仲景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术提高很快，同时搜集了许多治病的验方，成为一方有名的良医。
《难经》是在《黄帝内经》理论基础上释难解疑，其成书显然在《黄帝内经》之后。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已提到“八十一难”的名称，而《隋书·经籍志》载本书亦言有三国时的注本，一般认为约成书于西汉时期。
《难经》以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方式编纂而成，全书共讨论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简称《难经》。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1至22难论脉，23至29难论经络，30至47难论脏腑，48至61难论病，62至68难论穴位，69至81难论针法。
《难经》全书内容简要，辨析亦颇精微，在中医理论、针刺以及诊断学上颇多贡献，对后世中医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张仲景还完成了《伤寒杂病论》16卷。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我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伤寒杂病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我国医学早在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多数方药已由后世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张仲景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张仲景的学生王叔和曾任三国魏的太医令，他在临证实践中体会到了脉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所以他选取《黄帝内经》、《难经》及扁鹊、华佗、张仲景等人的有关著述，编著成《脉经》一书。
《脉经》全书共10卷。原有“手检图三十一部”，后世亡佚。本书经宋代林亿等校订后，卷数未变，而篇次和内容有所更动，后世有多种刊本印行。
《脉经》把脉象分成24种，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基本上概括了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些脉象，后世脉象种数虽有增加，但基本不出其左右。
同时《脉经》中还对各种脉象作了比较形象具体、容易理解的描述，这就使学习者易于理解和掌握，王叔和可谓在脉学中做此类工作的第一人。
《脉经》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总结了3世纪以前的脉学知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使脉学理论与方法统一化、系统化、规范化，并保存了一部分古代诊断学的文献资料。
三国之后的魏晋时期，西晋医学家皇甫谧搜求古典医籍，遥宗古人妙术，除著有《依诸方撰》等之外，主要有《针灸甲乙经》12卷，作为第一部针灸学专著流传后世，在我国医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汇编性著作，它是根据《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3部书的内容编纂而成的。皇甫谧认为“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主要目的则在于便于学习，便于应用。
《针灸甲乙经》的128篇内容可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论述人的生理功能、人体经脉、骨度、肠度及胃肠所受、俞穴主治、诊法、针道、生理病理等；第二类则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为重点。
《针灸甲乙经》中关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来完成的。国外早已有本书的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继《针灸甲乙经》之后，东晋时期的葛洪编著了著名的医学著作。葛洪是江苏句容人，曾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他见葛洪虚心好学，年轻有为，就把所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葛洪后来修道于茅山抱朴峰，因此自号抱朴子，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中，专事炼丹制药及文学著述，直至终年。
葛洪编著医书，先成《玉函方》即《金匮药方》100卷，以篇幅之宏大，为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然而，由于《玉函方》卷帙浩繁，不便携带，率急之际，难于速寻，所以葛洪又仿前人作《备急方》的体例，采《玉函方》之要约精华，编成了《肘后救卒方》3卷，又名为《肘后备急方》。“肘后”二字，意思是可挂于臂肘，比喻其携带方便，而书名《肘后备急方》，则与后世所说的《急救手册》甚为相似。
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为救急而作，所以其中选方务求简、验，用药亦多择易得、廉价之品，尤宜于穷乡贫户急病所用。如此全以病者为虑，精神委实可嘉。
《肘后备急方》虽然是一部手册性质的医著，但其内容总结了我国晋以来医疗发展方面许多先进成就，有的还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急性传染病的记述，包括多种流行性传染病、疟疾、痢疾、狂犬病、结核病、丹毒、恙虫病等等。
《肘后备急方》在流传过程中，经南北朝时期南朝梁著名医药家陶弘景增补为《朴阙肘后百一方》，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增补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本子。
《肘后备急方》共8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症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后世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至隋代，我国医药学又有了显著的进步。隋炀帝时的著名医学家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标志性成果。巢元方曾任太医博士。他与同道奉隋炀帝之诏，在前人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共同编撰了一部总结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的医学基础理论巨著《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的专著。
《诸病源候论》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一般并不论述疾病的治疗，但也有很少一部分疾病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按摩、外科手术为主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步骤。
《诸病源候论》在我国医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突破了前人的病因学说。巢元方等在病因学说方面，有不少创造性见解，对有些疾病，突破了笼统的“三因”传统说法，丰富了祖国医学的病因学说。
《诸病源候论》虽然是探讨病因证候的专著，但也叙述了不少有关治疗创伤的外科手术方法和缝合理论等。这些创造性的成就，说明了我国外科手术治疗在继承汉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隋代又有了新的进步，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到了唐代，唐京兆华原之地于581年诞生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他自幼天资聪敏，治学精勤，善言老庄，喜好释典，通经史，知百家，是集佛、道、儒三教于一身的饱学之士。
在行医的同时，孙思邈勤奋地钻研古代名医的著作，寻求民间的治病经验，往往因为一个单方、一味药物、一种炮制方法等，不远千里虚心向人请教。因此，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至此以后医名鹊起。
孙思邈鉴于古代诸家医方散乱浩博，求检至难，便博采群经，勤求古今，删裁繁复，以求简易，撰方一部，凡30卷，“以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名曰《备急千金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约成于652年，孙思邈当时年约70岁。书成后，孙思邈仍时时感其不足，继续努力，又集30年临床经验，作《千金翼方》30卷以补《千金要方》之不足。两书合而为我国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药学著作。
孙思邈是一位精通诸科、技术全面的临床大家，尤为重视妇科和儿科。《千金方》中先论妇人、小儿，后论成人、老者，强调妇人和小儿患病不同于男子和成人而各具特殊性，主张妇产和小儿应独立设科。两部《千金方》中妇产科内容达7卷之多，对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漏、带下等妇产科疾病的防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到了两宋时期，由于我国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术的进步，给医药学书籍的大量印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代政府从全国征集到大批医药古典书籍，其中不少由于千百年辗转传抄，以及战火、虫蛀、脱简等原因，已经散乱或残缺不全了，迫切需要进行一次系统的校勘和整理。因此，宋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使这一重要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并取碍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971年，皇帝发布了《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981年发布了《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
据《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
982年，宋太宗赵光义下诏翰林医官院向全国征集有效医疗处方，又得到各医学家应用之效验方或家传效验方万余首，遂命尚药奉御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
992年，编成《太平圣惠方》100卷，宋太宗御制序文，并经政府刻本刊行。此书分为1670门，收载医方多达1.68万首，内容颇为丰富。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影响极大。
《圣济总录》则是宋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它是宋徽宗时由政府组织医学家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有效偏方，于1111年开始，历时7年编成的。
《圣济总录》共200卷，分为60门，载方约2万首，对前代方书几乎囊括无遗。该书每门之下分列若干证，每证之首，先论病因病理，次述治法方药，综括内、外、妇、儿、五官、正骨等13科，内容极为丰富。
此外，宋代由于人体解剖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还出现了两种解剖图谱，即吴简的《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的《存真图》，这是当时人体解剖学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国金元时期，医学界产生了许多流派，在学术上争鸣，最具代表性的有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震亨，被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的产生与宋代医学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与革新思想有关。
刘完素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内经运气要旨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三消论》、《素问药注》、《医方精要》，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刘完素的主要著作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张从正为一代名医，门人众多，其中较知名者有麻九畴、常仲明、栾企等。其主要学术思想均体现在《儒门事亲》一书中，是由其弟子麻九畴等人将其晚年多种著作整理汇编而成，全书共15卷，取名用意指“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而“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李东垣，字明之，名杲，号东垣。金代真定人。他从师于张元素，并继承其易水学派，成为一代名医。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宝秘藏》等。
在“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黄帝内经·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等书。
明代医学专著颇丰，最先进行这方面著述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橚。
朱元璋被小明王韩林儿封为吴王的1361年，他的第五个儿子朱橚诞生了。明王朝建立后，朱橚于被封为吴王，封国在钱塘，即杭州。1381年改封为周王，到开封任职，以北宋的汴梁故宫为王府。
朱橚一直对我国伟大的中医药学很有兴趣，自己对各类药品、药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在开封府组织了大批的学者和大夫，编写了一部名为《保生余录》的方书两卷。
在开封时，朱橚看到民众在灾荒年以野菜充饥，误食中毒者屡见不鲜。于是他尽平生之所学，刻意研究野生植物，还亲自带人跑遍封地境内的“山野平地”，“咨访野老田夫”，采集实物标本，考核筛选出其中可用来充饥的植物400余种。
为了进一步观察这些植物的生长情况，他又专门在开封周王府内辟设园圃，引种野生植物，每日观察、研究、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为辨别某一植物是否有毒，口感是否合适，朱橚都要亲自尝一尝后才加工成食品。
最后，朱橚把可供灾荒时食用的414种植物的资料编辑成册，他还特地请画师把植物的叶、花、果、枝干绘成图，附在每种植物介绍后面。在此书中仅以往其他中药书籍没有收载的植物就达276种，最终出版刊行，书名叫作《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详细地记载了每种植物的名称、出产环境、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方法，达到了使人们可以“接图而求之”的目的。
在充分认识到植物的作用后，朱橚考虑编写医学著作。1406年，朱橚领导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编纂的方剂学巨著《普济方》终于成书。《普济方》是我国古代中医药历史上最大的中医方剂专著，是朱橚对中医药学的一大重要贡献。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统计，《普济方》共有168卷，分为1600论，收载药方6.1万首，编次条理清晰，内容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明代最为著名的医学著作是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于1518年出身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李言闻是当地名医，父亲将自己一生临床治病的经验传授给儿子。李时珍专心医药钻研，将所有精力和时间几乎都用于医药知识和相关学科的广搜博采上。他闭门读书达10年之久，因此，对史学、哲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造诣甚深，尤其对药物名称、药性、药效、炮制、药物资源，均有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李时珍在深入药物之研究后，又走出读书室，躬身实践，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有关谷、菜、瓜、果类药物的问题，就去向农夫学习；有关各种鱼、鳞、介类药物的问题，就去向渔夫请教；有关矿石类药物中的问题，就去向手工业工人、采矿者询问；有关蛇类药物、兽类药物中的问题，他就去向捕蛇人、猎人调查，数十年如一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时珍研究中药学数十年，参考各种图书800多种，撰成《本草纲目》52卷，集明代药物学之大成，撰成于1578年，得当时著名文学家、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作序，于1590年在南京刊行，即世之谓金陵版。
《本草纲目》52卷共收载药物1892种，绘制药物图1109幅，附方1.1万首。所收药物以其天然来源及属性为纲，分为16部；在同一部下，则以相近之类别为目，更分为60个类目，条分缕析，一目了然。
李时珍的药物分类法在前人基础上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有着相当高的科学价值。例如其所收之1094种植物药，是根据其根、茎、叶、花、果的特点，及其性味、形态、生长环境、习性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等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归纳比较进行区分的。
李时珍的动物药分类法尤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书中把444种动物药分成虫、鳞、介、禽、兽、人6部。其中虫部所记述者相当于无脊椎动物；鳞部所记述者相当于鱼类；介部所记述者有一部分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禽部所记述者则相当于鸟类；兽部所记述者系指哺乳类动物；人部是指人类。
李时珍认为，这样的分类排列顺序是“从贱至贵”。这个贵贱，既非药用之经济价值，也非动物体型之大小，而是指动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言。
《本草纲目》出版后，在国内广泛的影响是医药学著作罕见者之一，史称为“士大夫家有其书”并非过誉。与此同时，随着该书之东渡和西传，《本草纲目》在国外影响之大，可能是我国医药著作中之仅有者。
在诊断学方面，李时珍还撰有《濒湖脉学》一书，发展了中医诊断学。所著《奇经八脉考》一书，则是规范中医经络学说的一次有价值的努力。李时珍被誉为我国最著名的医药学家、世界著名的学者，当受之无愧。
明末清初之际，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的著名医学家吴又可，于1642年编写了一部专著《瘟疫论》共2卷，是我国传染病史上的名著。
综观《瘟疫论》可知，吴又可著书完全不同于一般医学家之引经据典，或文献综述，或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之套式，而是对传染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甚至有着改革和创新。他的一些理论认识，可以说是我国传染病学说的一个里程碑。
明代之后的温热病证，是我国内科治疗的范畴，中医内科学按其传统概念，既包括伤寒之证治，也包括一般杂病之诊断和治疗。明代是研究《伤寒论》学说的重要时期，不同学派兴起，代表人物有方有执、张遂辰、张志聪、王肯堂、李中梓等。
方有执编成《伤寒论条辨》8卷，关于伤寒之学说对清代伤寒学派之影响甚大；张遂辰、张志聪著有《张卿子伤寒论》；王肯堂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
内科杂病在明末清初时亦甚昌盛，名家辈出，学派林立。孙一奎著有《赤水玄珠》；楼英著有《医学纲目》；而著名的内科杂病学家薛己，他的著作《内科摘要》，是我国医学史上以内科命名学科、书名之最早者。
此外，安徽祁门人汪机对医学理论问题之研究尤有卓见。他于1519年总结自己对外科学研究心得时，写成《外科理例》一书。从外科学之发展而言，或可誉之为外科理论继往开来的巨著。
1604年，外科学家申斗垣撰成《外科启玄》，他对外科鼻祖华佗的外科手术未能传世深表惋惜，故以“启玄”为其书名，旨在发掘历代外科手术疗法与医疗技术，以为民造福，对清代外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外科启玄》共12卷，卷1至卷3总论疮疡的病候、诊法及治则，共72论；卷4至卷9分论外科约200种疾病的证治，并绘有图形；卷10附入《痘科珍宝》1卷。卷11至卷12为治疗方剂。有4种明刻本和后世影印本。
到了清代，著名温病学奠基者叶天士著有《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张仲景书之残缺。可见其功劳很大。
1758年，也就是叶天士去世后的第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