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意味着权力、尊严。
每个人都有自尊，领导者更多一层光环。我们在公开场合特别要照顾领导的尊严感。
在领导的眼里，如果自己的下属在公开场合使自己下不了台，丢了面子，那么这个下属肯定是对自己抱有敌意或成见，甚至有可能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公开发难。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人们都喜欢喜欢他的人，人们都不喜欢不喜欢他的人。”这样，在公开场合不给领导留面子的结果便是，领导要么给予以牙还牙的还击，通过行使权威来找回面子，要么便怀恨在心，以秋后算账的方式慢慢报复。
这种结果，自然是下属在提出批评和意见时所不愿看到的，也违背了他的初衷。他大概忘记了，无论是领导，还是他本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充满人情味，讲究人际和谐的同一个社会中。
领导十分注意自己在公开场合的面子，特别是在其他领导或者众多下属在场的时候，这决不仅仅是因为有个文化的潜意识在作祟，更是在于领导从行使权力的角度出发，维护自己权威的需要。这种需要因受到公开的检验而变得更加强烈甚至是不可或缺。
威信受到损害，便会使权力的行使效力受到损失。它影响到领导在今后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方面的决定权和影响力。因为人们不禁要问，他说的是否都对呢？是否会产生应有的效果？……这样，下级在执行中便多了几分疑虑，这必然会降低领导权力的有效性。因为服从越多，权力的效果就会越好。行使权力必须要以有效的服从为前提；没有服从，权力就会空有其名。
自尊受到伤害，是最伤人的感情的，因为它触动了人最为敏感的地带，挫伤了“人之所以为之”的信条。在公开场合丢面子，这说明领导正在失去对下级的有效控制，于是，人们不禁对他人的能力乃至人格都产生了怀疑。因此，无论是谁，身处此境，最先的反应肯定是怒火中烧，而不是理智地对意见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分析。那么，此后的一系列举动肯定都是很情绪化的。即使他很有面子、很得体地将这件事掩饰过去，情感上的愤怒依然是存在的，这个阴影将会把你美好的印象浸没，使你在后来饱尝麻烦，悔恨不已。
晏子是一个很高明的职员，他既充分地维护了齐景公的尊严，又保全了烛邹的生命。
春秋时期，齐景公放荡无度，喜欢玩鸟射猎，于朝事不甚理睬，却对鸟的生死存亡关心备至，派烛邹专门看管鸟。一天，烛邹一时不慎，鸟全跑光了。齐景公大怒，要下令斩烛邹，晏子闻讯，急忙赶到，并请求在齐景公面前数说烛邹的罪状，还说这样可以让他死个明白，也好让众人服气。景公应允。晏子便转向烛邹，大声斥责道：“烛邹，你为君王管鸟，却把鸟丢了，让君王不能安心于社稷，这是第一大罪状；你使君王为了几只鸟杀人，这是第二大罪状；你使诸侯听了这件事，会责备大王重鸟轻人，这是第三大罪状。以此三罪，你死有余辜！”说罢，转身请求景公杀烛邹，景公再昏，也能听出这番话的意思，于是羞愧地说：“不杀！不杀！我明白你的指教了！”
我们给领导尊严感，是在明是非的情况下，并且可以用智慧去很好地进谏。李斯，的确是很讨秦始皇的欢心，但他却是盲目地服从，被世人所唾弃。
李斯就是个死心塌地跟秦始皇走的人，对秦始皇逆来顺受，言听计从。秦始皇是个鱼肉百姓的昏君，大兴土木，工程很多，为行建功立业之实，他决定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宫、南修五岭、北筑长城，群臣听说后喧哗不止，劝谏者颇众，秦始皇很不高兴。此时，李斯却称赞了秦始皇的计划道：“陛下深谋远虑，此数举措置得宜，导万民于千百世之鸿利。目下诸多困境，可致后世无穷之基业，奈何着眼于近途，而遗千古之功。”秦始皇听完很高兴，自然没看错了人，是个人才。李斯见秦始皇龙颜大悦，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肆吹嘘：“今陛下动众兴工，圣王之举也，奈何言之涌涌，尽阻基业之创就，臣不知何由至此。”秦始皇高兴地说：“丞相所言极是，朕意已决，众卿无需赘言。”自此把李斯视为知己。
李斯在大兴土木方面盲目信从秦始皇，并为之歌功颂德，仅仅为一人着想，却害苦了天下老百姓，助长了秦朝的苛政，不仅激怒了民众，而且加速了秦王朝的崩溃。
聪明的下属既尊重领导的决策和命令，又能有分辨地执行领导的决定，只要事情解决得完美，把功劳很大程度上归于领导，同样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赖。
想要别人接受你的想法，首先就要试着接受别人。向领导请教是一种进谏的方式。
向领导请教，有利于找出你们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既包括在方案上的一致性，又包括你们在心理上的相互接受。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认同”是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有效方法，也是说服他人的有效手段，如果你试图改变某人的个人爱好或想法，你越是使自己等同于他，你就越具有说服力。因此，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总是使自己的声调、音量、节奏与顾客相称。正如心理学家哈斯所说的那样：“一个造酒厂的老板可以告诉你一种啤酒为什么比另一种要好，但你的朋友，无论是知识渊博的，还是学识疏浅的。却可能对你选择哪一种啤酒具有更大的影响。”而影响力是说服的前提。
有经验的说服者，他们常常事先要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并善于利用这点已知情况，作为“根据地”“立足点”。然后，在与对方接触中，首先求同，随着共同的东西的增多，双方也就越熟悉，越能感受到心理上的亲近，从而消除疑虑和戒心，使对方更容易相信和接受你的观点和建议。
下属在提出建议之前，先请教一下自己的领导，就是要寻找谈话的共同点，建立彼此相容的心理基矗如果你提的是补充性建议，那就要首先从明确肯定领导的大框架开始，提出你的修正意见，作一些枝节性或局部性的改动和补充，以使领导的方案或观点更为完善，更有说服力，更能有效地执行。
请教会增强领导对下属的信任感。当你用诚恳的态度来进行彼此的沟通时，领导会逐渐排除你在有意挑“刺”儿。你对领导不尊重等这些猜测，逐渐了解你的动机，开始恢复对你的信任。
社会心理学家们认为，信任是人际沟通的“过滤器”。只有对方信任你，才会理解你良好的动机，否则，如果对方不信任你，即使你提出建议的动机是良好的，也会经过“不信任”的“过滤”作用而变成其他的东西。
卡耐基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霍尔·凯恩写过很多小说，比如《基督教徒》《罗岛法官》《漫岛人》都是本世纪早期的畅销书。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读过他的小说。他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他一辈子上的学没有超过八年，但是，当他去世时，他是当时最富裕的文学家。
他的经历是这样的：霍尔·凯恩喜爱14行诗和民谣，因此他贪婪地读完了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全部诗作，他甚至写了一篇讲稿赞扬罗塞蒂的艺术成就，并寄了一份给罗塞蒂本人。罗塞蒂很高兴，大概他想：“对我的能力持这样崇高观点的年轻人一定是才华横溢的。”因此，罗塞蒂邀请这位铁匠的儿子到伦敦作，他的秘书，这是霍尔·凯恩生活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新职务使他见到许多在世的文学艺术家，并从他们的建议中获得教益，从他们的鼓励中获得鞭策。他开始了文学生涯，并扬名天下。
他的家，曼岛的格里巴堡，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必访胜地。他的遗产有几百万美元。然而，如果他不曾写那篇表达了他对一个名人崇拜的文章，谁知道他会不会一生穷困潦倒。
默默向领导请教，是一种大智若愚。
曲径通幽是一种风景，以退为进是一种策略。
自然，对于许多领导来说，由于历事颇多，久经世故，是能够临危而不乱，沉得住气的，不会立即做出过激的反应。而且，许多领导还是有一定心胸的，不会褊狭地受情绪左右，意气用事。但是，其心中的不快却是不能自控的，而且由于领导处于指挥全局的岗位上，又加入了权力的因素，领导是很难避免出现愤怒情绪的。下属的直言不讳，往往会使领导觉得脸上无光，威名扫地，而领导的身份又决定了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过于直指的批评方式，会使领导自尊心受损，大跌脸面。因为这种方式使得问题与问题、人与人面对面地站到了一起，除了正视彼此以外，已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而且，这种方式是最容易形成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和对立情绪的。你的反对性意见犹如兵临城下，直对上级的观点或方案，怎么会使领导不感到难堪呢？特别是在众人面前，领导面对这种已形成挑战之势的意见，已是别无选择，他只有痛击你，把你打败，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威，而问题的合理性与否，早就被抛至九霄云外了，谁还有暇去追究、探索其中的道理呢？
事实上，我们会发现，通过间接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反而更容易被人接受，这大概就是古人以迂为直的奥妙所在吧！
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间接的方法很容易使你摆脱其中的各种利害关系，淡化矛盾或转移焦点，从而减少领导对你的敌意。在心绪正常的情况下，理智占了上风，他自然会认真地考虑你的意见，不至于先入为主地将你的意见一棒子打死。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每人也都有自己的自尊心，有些问题可以不必采用直接批评的方法，相反，可采用间接的方法来指出问题，有时效果反而会更好。
其实，领导也是很普通的人，通过迂回的办法去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力求使领导改变主张，仍然是十分奏效的方法。你无须过多的言辞，无须撕破脸面，更无须牺牲自己，就可以说服领导，接受你的意见。
迂回曲折的建议方式，有很多成功的故事。
据载，魏王李泰喜欢文学，受到唐太宗的宠爱。有人说大臣中有瞧不起李泰的，唐大宗大怒，召众大臣责备道“隋文帝时，众大臣都被诸王踩在脚下，我如果骄纵他们也这样做，岂不折杀诸位使诸位蒙受耻辱吗？”
魏征一听皇上说话离了谱，赶紧接上说：“若说法纪纲常被彻底破坏，固然不必理论，如今有圣明君主在，魏王当然没有辱没群臣的道理。隋文帝骄纵他的儿子，最终都做了刀下之鬼，这也值得效法吗？”
唐太宗听了，高兴地说道：“我因私爱而忘公义，听了您的话才知道自己理屈。”
魏征之所以能说够说服唐太宗，是因为他赞美太宗是“圣明君主”，先让他心里舒服一下，如果魏征以硬碰硬，结果难以想像。
三国时期，魏王曹操准备镇抚关中之后，即回师洛阳，可是关中某地豪强许攸拒绝率部归顺曹操，还说了许多谩骂曹操的话，曹操大怒，准备下令讨伐许攸。
群臣因此纷纷劝曹操宜用招抚的办法使许攸归服，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蜀、吴军队的侵扰。曹操丝毫听不进去，横刀膝上，群臣们吓的不敢作声了。
留府长史杜袭却仍上前劝谏，曹操劈头喝道：“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说了。”
杜袭问：“殿下看许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不过是凡人罢了。”
杜袭说：“对呀，只有贤人才了解贤人，圣人才了解圣人，像许攸这样的凡人，怎么能了解殿下的非凡的为人呢？所以，你犯不着跟他生气。现在大敌当前，豺狼当道，你却要先打狐狸，人们会议论你避强攻弱的。这样的进军算不上勇敢，收兵也算不上仁义，我听说张力千钧的巨弩，不会对小老鼠扳动扳机；重量万石的大钟，不会因为小草棍的敲打而发出声音。现在小小的许攸，哪里值得烦劳殿下的圣明威武呢？”
曹操听了这番话，觉得很顺耳，被伤害的自尊心得到补偿。以其矛攻其盾，这是必须法则——劝谏。如果，我们用领导的言语为根据，自然是“言之有理”的。
《世说新语》有这么一则故事：有个叫许允的人在吏部做官，提拔了很多同乡人。魏明帝察觉之后，便派虎贲卫土去抓他。
他的妻子赶出来告诫地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让他向皇帝申明道理，而不要寄希望于哀情求饶。
于是，当魏明帝审讯许允的时候，许允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规定的用人原则是‘举尔所知’，我的同乡我最了解，请陛下考察他们是否合格，如果不称职，臣愿处罚。”魏明帝派人考察许允提拔的同乡，他们倒也都很称职，于是将许允释放了，还赏了一套新衣服。
许允提拔同乡，根据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个人荐举制的任官制度。不管此举妥不妥当，它都合乎皇帝认可的“理”，许允的妻子深知跟皇帝打交道，难于求情，却可以“理”相争，于是叮嘱许允以“举尔所知”和用人称职之“理”，来抵消提拔同乡。结党营私之谦。这可以说是善于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来选择说话的技巧的例子了。
以领导的话作为你评价事物的标准，会使你在劝谏领导的过程中处于一种安全、有利的地位，因为领导是绝不反对别人引用自己的观点的，而且，它会激发领导的心理认同感和成就感，心生欣悦，或至少不会有所反感。再把领导的观点加以引申，最后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可行的结论，就会使领导得以醒悟，同时，也使你的观点得以巧妙地表达。聪明的下属是不会忽视这种委婉却是十分有效的劝说方法的。
在《古今谭概》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宣王斩杀了谋叛之臣齐国大夫邾石父，并准备灭其九族，斩尽杀绝。邾石父的族人就跑来求救于艾子。于是，艾子来到齐宣王面前，问道：
“谋叛的只是邾石父一个，他的宗族有什么罪，要被杀呢？”
齐宣王说：“这是先王的法度，不敢废掉，法典上明明白自地写着‘与叛同宗者杀无赦’。”
艾子说：“我也知道大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听说以前公子巫在邯郸投降了秦国，公子巫不是大王的舅舅吗？那么大王也是叛臣的族人，按照法典也该连坐，希望大王马上自尽吧，不要因为爱惜自身而破坏了先王的法度。”
说罢，便从怀中掏出一根绳子来，郑重其事地献给齐宣王。
齐宣王哭笑不得，只好说：“先生，算了吧，我赦免他们就是了！”
人，在高兴的时候，往往会很容易接受意见，娱乐是领导难得的放松机会。
在娱乐中趁领导心情好时提建议，更容易为领导所接受。此时，你可采取潜移默化传输思想的方式，也可以运用借题发挥巧妙引申的方法，但要注意，一定不要使领导感到扫兴。
现代心理学证明：人在情绪不佳、心有忧惧等低落状态下较之平常，更容易悲观失望、思维迟钝且情于思考，情感波动大并易产生过激行为。这说明，人是一种有着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动物，其思维特征要受到某种心理状态的影响。因此，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我们也要注意对方的情感变化，趋利避害，从而占据某种心理方面的优势和主动，防止使自己受到不必要的消极伤害。
领导也是人，也无法摆脱上述思维规律的影响，这就提醒我们，一定不要在领导情绪不佳时进言；同时，也启示我们，在领导心绪高涨。比较兴奋时提出建议则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左传》上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晋灵公为了享受，大兴土木，建造九层高台，搞得怨声载道。不少大臣直言谏阻。晋灵公不但不听，还张弓搭箭，扬言谁再对此事多言就射死谁。许多人都被他给吓住了。这时，大臣荀息走过来，笑着对晋灵公说：“我愿为大王表演一个小技艺，把12个棋子堆起来，我还能在上面放9个鸡蛋。”晋灵公一听，觉得很惊奇，就放下弓箭；来看荀息的表演。当看到苟息果真把棋子摆起来，又往上面放鸡蛋时，晋灵公十分紧张，不自禁地连声说；“危险！危险！”听了这话，苟息不动声色地说：“这还算不了什么，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晋灵公听到这话，好奇心更盛，连忙催荀息表演给他看。荀息一见时机成熟，便向晋灵公说道：“这九层高台修了三年还没造成，现在地无人耕，布无人织，国库空虚，一旦外敌入侵，国家很快就要灭亡！大王，还有比这更危险的事吗？”这一番话，说得晋灵公恍然大悟，于是下令停止修造高台。
荀息没有被射死，还成功地劝阻了晋灵公九层高台的建造工程。
荀息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办成了大事。
在娱乐中，领导心情比较高兴，情绪较为放松，更容易接受下属的一些建议。但是如果不能细察当时的情形，不能选择有利的进言时机，有时反而会弄巧成拙，招致领导的不快。
周恩来总理也曾很好地运用娱乐方式，解决了一个外交难题。
当年有某国高级官员访华时，被我国展示的国宝九龙杯迷住了，爱之心切，竟然做了梁上君子，工作人员发现九龙杯被盗后，马上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建议对外宾进行搜查。
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周总理考虑如果采取搜查措施，一方面会使外宾下不来台，面子上难堪，更重要的是极有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失误。因此不同意这种做法。那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既找回九龙杯，又不伤外宾的面子呢？周总理也不禁锁紧了眉头。恰巧当时安排的活动是看杂技表演，周总理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下令对九龙杯失窃一事不要声张，马上安排外宾看杂技。
当演到魔术节目时，魔术师拿出了剩下的几只九龙杯，先向观众作了介绍。然后说，现在已把几只变到台下，马上就可以变出来。说着，来到偷杯的外宾面前，果然将九龙杯从他的包里“变”了出来。观众一片掌声，外宾虽略显尴尬，但总算保住了面子。
魔术表演确实是个机会，周总理随机应变，解决了外交场合的一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