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为了让儿子们多一些人生历练，便对他的三个儿子说：“你们三人出门去，三个月回来，把旅途中最得意的一件事告诉我。我要看你们哪一个所做的事最让人敬佩。”他的三个儿子听完后，就动身出发了。三个月到了，三个人都回来了，老人就问他们每人所做的最得意的事。长子说：“有个人把一袋珠宝存放在我这里，他并不知道有多少颗宝石，假如我拿他几个，他也不知道。等到后来他向我要时，我原封不动地归还他。”
老人听了之后说：“这是你应该做的事，若是你暗中拿他几颗，你想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长子听了，觉得这话有道理，便退了下去。次子接着说：“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小孩落入水里，我救他起来，他的家人要送我厚礼，我没有接受。”
老人说：“这也是你应该做的事，如果你见死不救，你心里过得去吗？”次子听了，也没话说。
最小的儿子说：“有一天我看见一个病人昏倒在危险的山路上，一个翻身就可能摔死。我走向前一看，竟然是我的仇敌，过去我几次想报复他，都没有机会，这回我要弄死他，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不愿意暗地里害他，我把他叫醒，并且送他回家。”
老人不等他说完，就十分赞赏地说道：“你的两个哥哥做的也是符合良心的事，不过你所做的是以德报怨，那就更难得了。”
做该做的事，是不昧良心，但做到原来不易做到的善事，则更能彰显人性的光芒。尤其能做到以德报怨，宽恕仇敌并能适时援助对方时，就可称得上是难能可贵。
与人相处，不时地会遇到他人对自己的利益的侵犯，如果不是大的原则问题，不妨一笑了之，显出一些大家风范。
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许多商人知道于右任是著名的书法家，纷纷在自己的公司、店铺、饭店门口挂起了署名于右任题写的招牌，以示招徕顾客。其中确为于右任所题的极少，赝品居多。
一天，一学生匆匆地来见于右任，说：“老师，我今天中午去一家平时常去的小饭馆吃饭，想不到他们居然也挂起了以您的名义题写的招牌明目张胆地欺世盗名，您老说可气不可气！”正在练习书法的于右任“哦”了一声，放下毛笔，然后缓缓地问：“他们这块招牌上的字写得好不好？”“好我也就不说了。”学生叫苦道：“也不知他们在哪儿找了个新手写的，字写得歪歪斜斜，难看死了。下面还签上老师您的大名，连我看着都觉害臊！”
“这可不行！”于右任沉思道，“你说你平时经常去那家馆子吃饭，他们卖的东西有啥特点，铺子叫个啥名？”
“这是家面食馆，店面虽小，饭菜都还做得干净。尤其是羊肉泡馍做得特地道，铺名就叫‘羊肉泡馍馆’。”
“呃……”于右任沉默不语。“我去把它摘下来，”学生说完，转身要走，却被于右任喊住了：“慢着，你等等。”
于右任顺手从书案旁拿过一张宣纸，拎起毛笔，刷刷在纸上写下了些什么，然后交给恭候在一旁的学生，说：“你去把这个东西交给店老板。”学生接过宣纸一看，不由得呆祝只见纸上写着笔墨酣畅、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羊肉泡馍馆”，落款处则是“于右任题”几个小字，并盖了一方私章。整个书法，可称漂亮之至。
“老师，您这……”此学生大惑不解。“哈哈。”于右任抚着长髯笑道，“你刚才不是说，那块假招牌的字实在是惨不忍睹吗？这冒名顶替固然可恨，但毕竟说明他还是瞧得上我于某人的字，只是不知真假的人看见那假招牌，还以为我于大胡子写的字真的那样差，那我不是就亏了吗？我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坏了自己的名！所以，帮忙帮到底，还是麻烦老弟跑一趟，把那块假的给换下来，如何？”
“啊，我明白了。学生遵命。”转怒为喜的学生拿着于右任的题字匆匆去了。就这样，这家羊肉泡馍馆的店主竟以一块假招牌换来了当代大书法家于右任的墨宝，喜出望外之余，未免有惭愧之意。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居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的劝说，“移孝作忠”，出山为清王朝效力。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的意图，他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而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不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敏树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脖。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但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渐疏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棒。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被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他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沉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因此，我们要视名利为烟云，当名利场中的过客，万不能因名利而高人一等。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不属于自己应得的名和利，绝不可要，否则，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沽名钓誉者，即便能暂时获得某些大红大紫的得意和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其次，对于那些勉强可以得到的名和利，要有一种谦让的精神，将其推让与其他人，这既会增加同事间彼此的友好关系，又是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再次，即使是自己应得的名和利，也要善于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绝不能使之成为人生的负累、前进的阻力，也不能把名利当作炫耀的资本。我们知道，满桶水不响，半桶水晃荡，绝不能做“半桶之水”！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做人要圆融通达，不要锋芒毕露。古人云：毁或无妨，誉则可怕。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名和利，则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生观尚不太牢靠、在事业上浅尝辄止的人而言，很容易走入死角。在对待名利上，曾国藩真无愧是一面“人镜”，他可以识人、识事，尤其可以恰到好处地修行自己，坦然应对不利的局面，化不利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