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在周佛海面前大卖关子，表示畏缩之时，其在外交部的一位旧日僚属已打开了通敌的道路。
这个人物就是董道宁，曾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也是个“日本通”，据说“通”的程度还要高出高宗武几分。他虽然生在浙江宁波，却从小在日本横滨长大。小眼睛，宽身材，平肩膀，金丝眼镜，外加一双茁壮的短腿，地道的日本人长像。如果他走在横滨的大街上，反倒不如在一群中国人当中惹目，因此外交部有人干脆就叫他“日华人”。
董道宁长高宗武十岁，但官阶却比高低一级，这一点他颇不舒服。两人之所以走到一起，大概都缘于内心那段“亲日”的感情吧。尤其董道宁，几乎已以日本人自居，考虑日本人的利益更高于本国的利益。
因此，当高宗武委托他以外交部科长身份去上海先行与日本人联络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董道宁是在1938年1月16日由战时的汉口到达已经沦陷了的上海，并与日本人接上了头。2月15日，已经乘船在日本长崎上了岸，16日，则到了东京。
董道宁的上海、日本一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尽管他活动频繁，先后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进行了会谈，可是由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横亘于前，一切就无从入手。
不过，由于董道宁在日本的活动，缓进派人士却感到了鼓舞和希望。他们认为：只要中日两国间的“和平”意向能信息相通，加上两国“和平派”的作用，中日间的“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充分具备的，这一点似无可怀疑。
于是，影佐祯昭磨墨挥毫，给他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何应钦、张群写了封亲笔信托董捎去。
影佐问：“这两人想必在蒋先生面前说得上话。”
董道宁连忙点头弯腰：
“贵校的校友在中国军界出类拔萃者甚多，连蒋先生也自承是出自此门。”
影佐笑曰：“可蒋先生却确实不是鄙校学生，虽然他说与张群同学，但十期同学录中，没有他的大名，我也没有印象。他只是振武学校的学生，相当于军官学校的预备生资格。所以他对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一向器重。”
董道宁：“是的。现在张群贵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说话很有份量。而何应钦乃是蒋先生黄埔系的第一号大将，现任军委参谋长。他对贵国的态度一向友好，影佐先生托他俩运动蒋先生，可是找对人了。”
影佐听了奉承，脸上微显得意。董道宁问影佐，为什么不亲自写信给蒋介石。
“因为我只是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位课长，身份不宜。另外，这种事不宜正面接触，否则会让蒋先生为难的。”
影佐确实想得周到，也由此可见此人心绪之缜密。
就在董道宁要离开日本之际，高宗武也秘密由香港转道至上海。在日本沦陷区，他居然没有感到任何的拘束，甚至身心较之汉口还有一种放松感。
他下榻在国民党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家中，此人也是个亲日派，交游甚广，与日本朝鲜人士相识颇多，是个理想的接洽地点。
唐寿民不敢怠慢这位客人，尤其是听到他此行的目的，极为赞同。他说作为一个银行家，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战火扩大，相信日本商人也有同感。他建议高宗武先和日本同盟通讯中南总分局的松本重治谈谈，据说此人很有门道。
高宗武不需要听唐寿民介绍，对松本重治，他熟悉的程度不亚于唐寿民，此人曾留学英国，背景十分复杂，高宗武估计他可能与日本某个间谍组织有联系，惟其如此，此人大概也能办他不能办的事。
3月的上海，春寒料峭，松本将车子停在法租界唐寿民的寓前，将衣领竖起，借以略遮寒风。他刚按响门铃，大门已应声而开，显然，高宗武早站在那儿等候了。
俩人紧紧握了握手，未及寒暄，就连忙钻进了屋内。
高宗武浅浅斟了一杯酒，递给松本，抱歉地说：
“没有暖气，以酒御寒吧。”
接着，他就迫不及待地追问松本：
“你们那个近卫声明所宣布的‘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究竟是真的，还是恫吓？”
这是问题的关键，高宗武清楚地知道，如果日本方面坚持此点，那么中日之间交涉就无从谈起。蒋介石是个视权力如生命，且又极度自尊的人，怎么能忍受日本漠视他的存在。
松本被高宗武这一问，心头泛起了不满，他也是缓进论者。
“1月16日的声明，作为我个人的观感，这是笨拙之至之声明。我只能判断为这不是日本政府的虚声恫吓，而是真心的。这一点我感到遗憾。”
高宗武急着追问：“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这个声明的态度能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松本也没有把握，他只能分析说：
“日本政府发出那个声明既经过那样重要的手续，又从贵国召回了川樾大使。因此，不可能一觉睡醒就取消，非持续一年半载不可，所以，目前毫无办法。”
待高宗武鼓足劲头，则是10天之后他见到了董道宁，他一字不漏地听完了董的汇报，紧锁的眉头逐渐展开，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又泛起亮光，松本打趣地说：
“如何？这不正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高宗武点头赞成，他夸赞董道宁一趟日本之行给事情带来了转机。
“董君的名子已改了。”陪同在一旁的伊藤芳男笑着说。
高宗武奇怪地望着他。
松本解释说：“董君、西义显、伊藤三人一道从东京乘船回来，为了便于密码电报联系，互相约定了称呼，西君为‘太郎’，董君为‘次郎’，伊藤君就叫‘三郎’，如果你不反对，你做‘四郎’，我做‘五郎’如何？”
高宗武也开心地大笑，“好啊，我就委曲做‘四郎’，只要你是‘五郎’。这样吧，我们干脆把影佐也算上，排他为‘六郎’。只是不知何时‘六郎’相聚。”松本：“下个月我们一齐去香港，除了影佐，西义显也要来，至少能到齐五郎。”
3月27日上午，在香港一家豪华旅馆——浅水湾旅馆10号房间，高宗武、董道宁、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五郎”齐聚，围绕中日“和平”谈判的主题，整整谈了7个小时。
高宗武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在汉口的国民党中枢方面的情况，认为和平依然有希望。目前需要日本所做的，只是稍加忍耐，修正近卫声明，那么两国就是走到和平的大门口了。
松本重治连忙说明：那个近卫声明是在日军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知不觉提出的非常苛刻的条件，直至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而，对于那个声明，陆军中心“不扩大派”的多田骏参谋次长，影佐大佐，今井武夫大佐等人一直坚持“猛烈反对”的态度，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权”，企图通过天皇来阻止。虽然最终遭到否定，但却初衷不改。作为日军统帅部的现役军人影佐直接写信给何应钦、张群，证明他已布下“背水之战”的决心。这一点，他希望高宗武能认真考虑。
高宗武似乎得到一丝安慰，他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方面的“和平派”正在聚集着力量，特别是周佛海与汪精卫已开始联手。如果说蒋的态度尚有含混，汪则无可置疑地倾向和谈。日本方面理应对这一情况予以注意。
果然，他的话引起在场三位日本人的兴趣，伊藤兴奋地站了起来，高兴地说：
“高先生的话让我们看到了和平运动的曙光，现在我们大体方针已经决定。但从各具体问题上说，首先把影佐的信件如何交给汉口的何应钦、张群，才是当务之急。”
董道宁很干脆地建议由他直接交付何张本人，他认为这是出使日本的最大收获。
高宗武暗自发急，脱口否定：
“这不行，太冒失了，我和董君会挨整的。”
董道宁微微一怔，他不明白高宗武为何这样说，当初布置任务时，如果不说是上面的交待，他董道宁就是再有一个胆，也不敢贸然离开汉口。照高宗武现在的口气，似乎他们是私下行动，出师无名。莫非拿这话作幌子，要抢头功？董道宁愤愤地想，因此也没好气地回驳说：
“我到了汉口交了信就完事。”那下面的一句冒了冒又咽了回去，“莫担心我和你争功。”
董道宁误会了高宗武，高此次任务是何等隐密，即使身在其中的董道宁也未必完全清楚，如果让他贸然与何张二人接触，消息传了出去，那还了得。蒋介石不是一再叮嘱他，政治就是秘密，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就不要让右手知道。
高宗武迅速想出回答，他解释说，信如果直接交给何应钦、张群，就可能到不了蒋介石手中。
“这是什么话？难不成何应钦、张群敢瞒着蒋先生。”董道宁终于按捺不住火气了。
高宗武的态度也很坚决，丝毫不退让。
“信交给我，如何递上去再考虑，因为我能直接见到蒋先生。”言下之意，你董道宁资格不够。
两个人已经面红耳赤，西义显和松本连忙起身劝解，他们也认为，高宗武的意见是对的，他可以在蒋介石单独召见时将信呈上。
董道宁不吱声了，但看得出仍满腹不平。
高宗武心中也在盘算，这个董道宁一直对自己不服，与日本的关系和熟悉程度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后须撇开他了，否则不仅与自己争功抢好，说不定还会坏大事。
从此，董道宁逐渐地被甩出这起阴谋，结束了他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