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来变化的三个要素
作为改变20世纪90年代东亚（NIES、ASEAN、中国）的要素，可以指出以下三点。这些既是促进变化的要素，也是变化的结果。
第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推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对外开放，但通过20世纪90年代加速改革开放，提高了其在世界上的如后面所叙述的存在。特别是，外资的进入对出口高度化和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再加上丰富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以及近年来优秀人才的供给成了投资的诱因，另外，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相继在华设立，中国现在成了“世界的生产基地”。除了家电、AV产品的生产世界第一外，笔记本电脑、手机的占有率也在大幅度提高。
第二是美国长期的景气扩大。美国持续了从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共120个月的战后最长的景气扩大，尤其是个人消费大幅度增长，美国市场的需求带动功能增强。物、钱、人集中在美国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大特征。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带来了股价升高，因股价升高而膨胀的资金流入东亚，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人们对此记忆犹新。但另一方面，90年代的日本经济是“失去的10年”，其市场需求的带动功能大大降低。
美国景气扩大和金融危机后亚洲区域内贸易停滞不前，使亚洲各国对美出口依存度增加，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亚洲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连动性再次增强。所谓的再次增强，是因为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是例外的。这个时期是以《广场协定》后日元升值为背景，日本对东亚投资持续激增，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对ASEAN各国的投资增加，钱、物在东亚区域内循环。正如关志雄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虽然是亚洲经济和美国经济连动性较弱的时期，但却是亚洲经济增长率与美元对日元汇率关系增强的时期（关志雄：《日元圈的经济学》，日本经济新闻社，1995年）。
第三是东亚成了世界的IT生产基地。这表现为各国出口中IT相关产品的构成比急速增加。在此背景下：世界性的价格竞争趋于激烈，美国企业扩大了来自亚洲的供应；亚洲企业积极参与IT领域；日本企业、韩国企业、中国台湾企业的生产分工网络在亚洲地区扩展；委托专门生产这样的商业模式开始出现；等等。
亚洲成为世界“IT生产基地”的结果，使其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IT需求的左右。在世界性的IT热潮的背景下，亚洲的出口大幅度增长，这对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反过来，因世界IT热潮结束而出口不振，也是确凿无疑的使亚洲经济减速的原因。
二、东亚区域内贸易和对美出口
让我们从贸易层面来看看东亚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吧。
第一，世界贸易额在1991～2000年的10年间，从35001亿美元增加到63412亿美元，扩大了1.8倍；东亚的出口额从4790亿美元增加到12106亿美元，扩大了2.5倍。其中，东亚区域内贸易额从1438亿美元增加到4610亿美元，扩大了3.2倍，而ASEAN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贸易额扩大了4倍以上。
第二，东亚对美出口增长了近3倍。就像后面所叙述的那样，中国的对美出口大幅度增加，是东亚对美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景气持续扩大，与此相对，亚洲却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区域内贸易大幅缩小。虽然有这一重要原因，但美国仍然是亚洲产品的主要“最后输出地”。
第三，中国的影响扩大。中国的出口额在这10年间从719亿美元增加到3114亿美元，增加4.3倍。2000年中国出口额超过了ASEAN四国的出口总额。对美出口增长13.3倍，对东亚出口增长了9.6倍。
中国的出口额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比例从1991年的2.1%上升到了2000年的4.9%，进入了世界主要出口国的行列。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来华的外国直接投资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口的扩大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国的进口额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份额也从1.8%上升到了3.3%，作为需求市场的作用也逐渐增大。这10年间，日本的对华出口额扩大了3.5倍，ASEAN四国的对华出口额扩大了4.5倍。对华出口中，虽然有为了当地生产出口产品的中间产品的出口，但中国国内市场扩大带来的最终产品的出口也在增加。
第四，日本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减少，但美国所占份额提高。日本的出口额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份额从1991年的9.0%降为2000年的7.6%，进口额从6.0%降为5.4%。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低迷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出口额在世界整体中所占的份额1991年是12.0%，2000年是12.2%，几乎没什么变化，但同时期的进口额从4949亿美元扩大了2.4倍，达到11896亿美元，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份额从14.1%上升到了18.8%。
这样，美国增强了作为世界需求市场的功能。这意味着，世界经济易受到美国景气变动的强烈影响。事实上，2000年下半年开始，因美国经济急剧减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的后退。
第五，日本对东亚出口依存度从1991年的30.2%上升到了2000年的37.9%。看一下日本对东亚的出口，虽然因金融危机而衰减，但1999年和2000年都有显著恢复。在品种类别方面，材料、零部件、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所占比例正在提高。顺便提一下，零部件类在出口中所占份额从1999年的35.2%变为2000年的42.9%（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日本的按地区品种贸易指数2001》）。日本企业通过向亚洲转移生产，带动了日本的生产资料（生产设备产品）出口。这样，日本降低了作为东亚需求市场的功能，却增强了作为东亚生产设备产品供给者的作用。
此前看到的贸易构造变化表现为东亚出口地区构成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上升倾向的NIES区域内及对ASEAN四国出口构成比在金融危机后下降，金融危机前曾出现有降低倾向的对美出口构成比，在1997～1999年出现上升。而且，对华出口构成比保持了一贯的上升势头。
在ASEAN四国中：对NIES出口构成比在金融危机后降低；对美出口构成比在1995年、1996年降低，但在这10年间是上升的；金融危机前，曾出现下降趋势的对日出口构成比从1999年上升；ASEAN四国区域内贸易和对华出口构成比缓慢上升的趋势引人注意。顺便提一下，ASEAN四国区域内贸易构成比从1991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7.2%，对华出口构成比从2.3%上升到3.6%。
看一下中国的地区出口构成：对美出口的构成比从1991年的7.4%到 2000 年的 26.6%、对东亚出口构成比从 14.1%到31.0%，都有较大的上涨。对ASEAN四国的出口构成比从1991年的2.9%到2000年的2.6%，虽然变化幅度小，但还是降低了。对日出口构成比则从14.3%上升到了15.0%。
亚洲金融危机后，NIES和ASEAN四国对日出口构成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进入这些地区的日系企业，从在当地设厂利用廉价劳动力保持在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力，转变为扩大对日出口；日本国内市场价格竞争激化带来了以向日本的逆出口为目的的委托生产、开发出口的增加。实际上，价格低廉又有一定质量的亚洲产品正渗入日本市场。看一下日本贸易统计资料就会明白，虽然1998年从东亚的进口比前一年大幅度减少，但1999年、2000年以机械、电器等为主的产品进口却大幅增加。
进入2001年，日本在进口增长整体停滞的情况下，从中国的进口却持续着较高的增长。2001年，从中国的进口额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了5.1%，机械增长了14.4%。机械电器之中，音响、映像机器和办公用机器占了很大份额。这里面，在华日资企业、中国台湾企业对出口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对中国三种农产品（葱、香菇、草席）实行一般进口紧急限制暂定措施，中国政府也对日本三种产品（汽车、手机及汽车电话、空调）加征报复性关税，日中之间产生贸易摩擦。
三、分析贸易结合度的启发
下面，利用贸易结合度来分析东亚区域内贸易关系的变化。衡量两国间贸易关系紧密度的指标是贸易结合度。
A国对B国的出口占有率设为x，B国进口额在世界整体进口额的占有率设定为y，从出口方面来看的贸易结合度表示为x除以y的值。把1.0作为平均值，值越大，表示两国间贸易结合度越紧密。例如，假定美国的进口额是世界整体进口额的20%，日对美出口额如果占日本出口额的30%，贸易结合度就是1.5，表示两国的贸易关系超过了平均值，比较紧密。算出贸易结合度的价值，可以了解到用出口依存度了解不到的国家间紧密度。
从出口方面来看1991年和2000年的贸易结合度，可以看出：韩国方面，对印度尼西亚的贸易结合度不管哪一年都高达3以上。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韩国将比较优势降低的鞋类、纤维等劳动集约产业的生产地点转移到印度尼西亚，以及像胶合板这样利用当地资源向韩国逆出口的投资不断增加。
韩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结合度从1997年的0.79上升到2000年的3.17，与中国台湾的贸易结合度从1.34上升到2.44.20世纪90年代，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明显，到2001年，对中国出口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韩国对中国出口依存度从1995年的7.3%提高到2001年的12%。
中国台湾地区方面，与中国香港的贸易结合度较高，而且，经过20世纪90年代，更进一步得到提高。1987年，台湾地区当地政府承认向中国的间接出口（多是经由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向中国大陆转产也在不断发展，以此为背景，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急剧扩大。
1991～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在对外出口总体上扩大2.2倍的情况下，对中国香港的出口增长3.8倍，2000年超过了对美出口额。让我们看看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出口：90年代前半期之前，通过转移服装、塑料产品的生产地点，塑料、纤维等的出口比例较高。但是，到了90年代后半期，随着电机、电子产业生产转移扩大，电子产品、产品零部件的出口比例急速上升。而且，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电气、电子产品、产品零部件的增长较多，2000年超过了进口总额的30%。其中大多是台湾地区企业转产中国大陆，作为半制成品、中间产品进口到台湾地区。
再来看看ASEAN各国：新加坡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结合度较高。因为，新加坡历来扮演着传统的中转贸易基地的角色，而且，近年来，作为周边各国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发挥着“总商务中心”的作用。
马来西亚与ASEAN各国的贸易结合度较高，但与新加坡的贸易结合度大幅下降。这是因为，马来西亚通过完善港湾建设，以前经由新加坡出口的货物改为从马来西亚直接出口。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的贸易结合度正在上升，但此背景中有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企业向马来西亚转产的因素。
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新加坡的贸易结合度高，但与日本的贸易结合度大幅降低。
菲律宾与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贸易结合度上升。与台湾地区的贸易结合度从1991年的1.43上升到了2000年的3.96，这是台湾地区企业向菲律宾转产的结果。台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心对中国大陆依存度过高，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采取了推进向东南亚投资的“南向政策”，增加了对菲律宾的投资。
来看看中国：与香港地区的贸易结合度大幅降低，但与台湾地区、日本的贸易结合度上升。与 ASEAN各国的贸易结合度，如果除去印度尼西亚，1991～2000年在降低，两地区的关系停滞在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和ASEAN各国的发展阶段相近，贸易上竞争面多，互补面少。
把以上作为整体，可以看出：ASEAN的区域内贸易关系；韩国、台湾地区、日本、中国大陆等之间的贸易关系；NIES与ASEAN一部分国家的贸易关系紧密化。
ASEAN各国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到中期，推进自由化，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关注中国的崛起，推进区域内经济统一的趋势高涨，表现了很高的吸引外资的热情。为此，相继设立了AF灢TA（ASEAN自由贸易区）和AICO（ASEAN产业协力制度）。
根据1998年的河内行动计划，AFTA的目标是，2002年前原则上分阶段把所有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降到5%以下。因AFTA的设立和外资企业进入而导致的ASEAN区域内分工扩大，对区域内贸易的扩大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AFTA也有很多的限制。AFTA有根据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圈构想而设立带来的制约，也就是说区域内市场规模小；在贸易方面，对日本、美国等先进国家的依存度高，ASEAN各国的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低；贸易构造相似；等等的问题。
另外，ASEAN各国都和新加坡有很多的贸易交往，例如，印尼对ASEAN各国出口的70%、马来西亚的65%以上都是对新加坡的。但是，新加坡的关税税率已经很低了，因此其关税下降带来的效果会很小。也就是说，AFTA的经济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意味着ASEAN各国为了经济发展，必须强化和区域外国家、地区的关系。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NIES和ASEAN各国的一部分的关系紧密化与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很大关系。让我们来看看亚洲地区直接投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