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主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
少聪颖好学。仁宗宝元年间进士及第，授武成军签书判官（军与州同级。签书判官为军的属官，负责案件审理），继而任馆阁校勘（史馆属官）、同知礼院（礼院即礼仪院，同知礼院为该院属官，主持依典礼裁定行礼所用仪仗、法物等制度）、天章阁待制（天章阁为收藏真宗御制文集、御书之处，待制为天章阁长官）兼侍讲（亦为天章阁长官）、知谏院（谏院长官）。英宗继位后，进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为收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之处，直学士为龙图阁长官）、判吏部流内铨（官名，掌文官自初仕至幕职州县官之铨选注拟和对换差遣、磨勘功过等事）。神宗继位后，擢翰林学士，任权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因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四年（1071）判西京（洛阳）御史台，自此退居洛阳十五年。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司马光又以旧党领袖被任命为门下侍郎（门下省长官副职），继而又授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职务），数月间废除新法略尽。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有《切韵指掌图》《潜虚》《稽古录》《沫水纪闻》《温国文正公文集》（《传家集》）传世。与刘恕、刘攽、范祖禹等所编修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我国重要的编年史著作。
司马光下面这封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叫儿子把清白家风传下去。司马康的确不负所望，自幼品行端正，不苟言笑，聪敏好学，博古通今，历任校书郎、著作佐郎兼侍讲，为人廉洁，口不言财，恪守祖、父家风。
俭是立身之本
“原文”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蔽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枣、栗、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呼！风俗颓敝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邱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上曰：“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其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司马光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然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
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昔正考父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君子以为忠。管仲镂簋朱绾，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卫灵公，史知其及祸。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偏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
—节录自《温国文正公文集》
“译文”
我家本清寒，世世代代以清白相传。我从小就性不喜奢侈华丽。记得还是乳儿的时候，年长的人把饰有金银的华美的衣服给我穿，我就羞愧地丢掉了。二十岁的时候侥幸考中了进士，在闻喜宴上唯独我一人不肯戴花。同年录取的进士对我说：“这是皇上的旨意和恩赐，不可违背。”于是才插上一花。我平生穿衣只求御寒，食只求饱腹，但也不敢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以沽名钓誉，只求顺着我的习性而已。现在大家皆以奢侈为荣，我的心独以节俭朴素为美，因此人们皆笑我寒碜，我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我对他们说：“孔子讲过‘与其倨傲，宁可寒伧’”。我又说：“因为谨慎俭约而造成损失是极少的。”我还说：“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却以穿得差、吃得差为羞耻，这种人是值不得和他谈论的。”古之人以节俭为美德，今之人却对节俭相讥议。唉！多奇怪啊！
近年来社会风气越发奢侈浪费，走卒穿上士人的衣服，农夫穿上丝绸做的鞋子。我记得仁宗天圣年间你们的祖父为群牧判官时，客人来了，不曾不设置酒宴，但只给客人倒三五次酒，最多也不过七次。酒是从市上买的，果品只有梨、枣、栗、柿之类，菜只有干肉、肉酱、菜汤，用的是瓷器、漆器。如果当时士大夫家都是这样，人们就不会互相非议。聚会次数多显得礼节殷勤，招待客人的东西少一点而情谊深厚。近日士大夫家却不然，如果酒不是按宫中酿造方法所造，果肴不是远方珍异，食品不多样化，器皿不是摆满几桌，就不敢宴请客人，常常要经过几天的准备，然后才敢发信邀请客人。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遭到别人的非议，会被别人指责为鄙吝。所以能不随大流而奢靡者就很少的了。唉！风俗败坏到这个地步，当权的人虽然不能禁止，可是还忍心助长这种风气蔓延吗？
听说过去李文靖公沆在真宗时任宰相，在封丘门内造住宅，可是厅堂前小得仅仅能容一马转过身子，有人说这太狭窄了。他笑着说：“住宅是要传给子孙的。这是宰相办事的厅堂，看起来是小了一点，但如用来作为太祝、奉礼郎一类小官办事的厅堂已算是够宽的了。”曾担任过参知政事的鲁公鲁宗道在原来任谏官的时候，一次真宗派人紧急召见他，最后在酒店里找到了他。真宗问他从哪来，他照实回答。真宗问：“你为家世清白、人所共仰之官，为什么饮于酒家？”他回答说：“臣家贫，客来了没有可用的器皿、上桌的菜肴、吃的水果，因此就到酒家招待他们。”真宗因他诚实不欺隐，就越发器重他。还有张文节知白为相时，生活如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的俭朴，有些亲友有时曾规劝他随俗一点：“您今得到的俸禄实在不算少了，而生活却这般俭朴，您虽自信清约，外人免不了要讥讽您如汉时丞相公孙弘，是在装穷。您应当稍微随大流一些。”他叹息着说：“以我今天的俸禄收入，即使全家锦衣玉食，哪里用得着担忧不能？然而按照人之常情，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就很难了。像我今天这样优厚的俸禄，岂能常有？我们的生命又怎能长久地存在？一旦情况发生变化，而家人习惯于奢侈已久，不能马上转为节俭，必致流离失所。哪里比得上我在位或去位、身在或身亡生活天天如常的好？”唉！这些大贤人的深谋远虑，岂是那些平庸的人所能赶得上的！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说得好：“节俭，是所有德行中共同的、首要的；奢侈，是所有邪恶中最大的。”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凡是节俭则少嗜欲。君子之人少嗜欲，就不会为外物所役使支配，可以直道而行；普通的人少嗜欲，就能持身谨慎，节约用度，不去犯罪而使家境丰裕。所以说：“节俭，是所有德行中共同的、首要的。”与此相反，奢侈则多欲。君子之人多欲，就会贪图富贵，不走正道，招致祸患；普通的人多欲，则多求钱财，滥用钱财，以致丧身败家。所以凡是奢侈多欲的人，做官必贪污受贿，居乡则一定会沦为盗贼。所以说：“奢侈，是所有邪恶中最大的。”
春秋时期，宋国上卿正考父每天以稀饭糊口，孟僖子由此就知道他的后代必有明达之人。季文子做过三个鲁君的宰相，可是他的妾不穿绸，马不食粟，士大夫都称赞他的忠诚。管仲的食器雕着花，系帽子的带子用红丝，居室雕成山形的斗拱和画着水草的短柱，孔子鄙视他胸无大志。卫国的公叔文子宴请卫灵公，史预知他会惹出祸来，后来他的儿子公叔戌果因大富而得罪了国君，只身逃到国外。晋朝的何曾一天的吃食费就花去一万钱，传到孙子何绥，果以骄奢被杀。晋朝的石崇以奢侈浪费夸耀于他人，其结果是身死于刑场。本朝莱国公寇准豪华奢侈超过当时人，因他功劳大，没人非议他，但其子孙继承奢侈家风，今多穷困。此外以节俭立声名、以奢侈而自我毁坏的人很多，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出来，只是略举数例以告诫你。你不但自己要照着做，还要用它去训诫子孙后代，使他们个个都知道前辈们崇尚节俭的风尚。
“评析”
司马光为了教育其子司马康，特意写了一篇长长的家训。其意旨系教育司马康不求豪华奢靡，培养节俭朴素的美德。他举出三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实例教育儿子：其一是自己童年时，就性“不喜华靡”，引导儿子不饰金银，朴素自然。其二是自己进士及第时，在闻喜宴上“独不戴花”。引导儿子自谦自让，不炫不耀。其三是平日里自己“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引导儿子以俭为荣，以俭为乐。司马光以童年、青年和平日的三件事，形象地阐释了“要节俭”的修身道理。
在司马光言教、身教、情染的艺术陶冶下，其子司马康从小严谨聪颖、崇尚节俭、勤奋好学、博古通今，被世人誉为“口不言财”的贤人。
以义方训子以礼法齐家
“原文”
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囷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十数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以岁时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之也。始则欺绐攘窃以充其欲，不足则立约举债于人，以俟其死而偿之。观其意惟患其祖考之寿也。甚者在于有疾不疗，阴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顷尝有士大夫，其先亦国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啬，斗升之栗，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纳，锁而封之。昼则佩钥于身，夜则置钥于枕下。病甚困绝，不知其子孙窃其钥，开藏室，发箧司，取其资财。其人复苏，即扪枕下求钥不得，愤怒遂卒。其子孙不哭，相与争匿其财。遂致斗讼，其处女亦蒙首执牒自呈诉于府庭，以争嫁资，为乡党笑。盖由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夫先生之资，固入所不能无，然勿求多余，多余希不为累矣。使其子孙果贤耶，岂疏粝布褐不能自营，死于道路乎？若其不贤耶，虽积金满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遗子孙，吾见其愚之甚也！
—节录自《少仪外传》
“译文”
现在凡是为子孙后代打算的，不过是广求生财之道以留给子孙，田地连成片，铺屋跨街坊，粮食装满仓，黄金绸布装满箱。一方面，其心还不满足；另一方面，又自以为子孙世代都用不完，因而又十分得意。但不知以立身行事、做人的道理教育儿子，以传统的礼仪法度整肃家庭，以致自己十多年勤身苦体积聚起来的资财，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被子孙们挥霍掉，反过来还讥笑祖先不会享受；又埋怨他们吝啬，对自己没有什么恩惠。开始以欺骗偷窃的办法满足其私欲，不够花销的话又订立契约借债于人，等上辈死去以后再偿还。从这些人的心思看，惟恐祖辈父辈长寿，甚至有病不医，暗下毒药。原想给子孙造福，结果反而助长了子孙的过恶，并祸及自身。
比如前不久就有这么一位士大夫，祖先是本朝名臣，家很富而本人却很吝啬，斗升之粟、尺寸之帛，都要自己经手，锁而封之。白天把钥匙放在身上，夜里则把钥匙藏在枕头底下。病重时，不知道子孙已偷了钥匙，打开储藏室，开箱取走钱财。当他苏醒过来后，摸枕下的钥匙不得，愤怒而卒。其子孙不哭，大家争着藏起钱财，以致斗殴打官司。这时尚未出嫁的闺女，也蒙着脸投状到官府，争取嫁资，为乡里所耻笑。这是因为子孙自小到大，只知有利，不知有义。人们为了生活，钱财是少不了的，但也不宜贪多求余。钱财剩余太多，反而会成为累赘和负担。如果其子孙果然好，难道其布衣粗食都不能自谋而会死于道路么？如果其子孙真的不好，虽积金满室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多藏钱财遗留给子孙的人，我看他是愚蠢到了极点的了。
“评析”
这篇家训，以某一士大夫为例，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积聚资财留给子孙，以为可以使子孙世代富有，其结果事与愿违，徒然养成子孙骄奢淫逸的恶习，甚或危及自身。因此，司马光不仅自己为官不聚财，死后屋子里“床箦萧然”；并且在家训里将不以钱财遗子孙，而必须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的道理教诫后代。所以他的后辈能够继承他的家风，都能以清廉自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