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而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期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个人如果能立志，那么圣贤豪杰，有什么事不可以做，而一定要借助于别人？“我想仁，仁就会到来。”我想成为孔子孟子，那么日夜孜孜以求的，只是学孔孟之学，有谁能够驾驭我呢？如果自己不立志，那么即使每天与尧舜禹汤住在一起，也是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文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才的高下，要根据他的志趣来决定。低劣的人才安于现状，受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高等的人才仰慕先贤的辉煌业绩，因此就日益高明。人才的优劣智愚，就从此区别开来。
原文
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
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不关己，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来。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人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修心养身，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前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评析”
道光四年，曾国藩十四岁，衡阳的廪生欧阳沧溟先生字凝祉，和竹亭（注曾国藩家父）老人关系很好，常常来家塾，看到曾国藩写的试艺文章，十分欣赏，竹亭老人就请他出题考试，沧溟先生命他以《共登青云之梯》为题，写一首律诗。诗写完后，先生看了，称赞说：“这本是金华殿中人说的话”。因而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到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十四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也并非他年少志大，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竹亭觉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学业时，得到山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感春六首》中，他这样写道：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凡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血仗。
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年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干径千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安梓人骇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谷。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拟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龃，万一雉卵变蛟龙。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更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请看原作的译文：
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有内圣外王的事业，而后方可在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体现在改号“涤生”以克己。
道光十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就学于家乡涟滨书院时，因有感于刘无堂先生的循诱而改号，足见其“克己”之意。
曾国藩名号很多：乳名宽一，名子诚，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唐鉴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道光二十年六月，他在日记中对涤生这一名号有这样的记述：
忆自辛卯年引（注：道光十一年）改号涤生。涤生，取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
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牧之；如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
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如此克己自励，十数年如一日。也正是由于他能够从心魄乃至外在名号、行止上的克己精神，才有一番作为。能够日日自新，天天反省，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使自己卑琐灵魂受到不歇的批判，使自己的淫邪恶欲时刻困囿于无情的拷问，由表及里地对存在的自我进行猛烈的抨击，方使曾国藩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从他改号以克己这件些微小事上，我们已窥见曾国藩作为“五百年间圣贤之一”者的修身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会试没有被录取时，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倾囊购买二十三史，回家发愤攻读；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
恰巧，这年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兴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
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了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他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潘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曾国藩愤走衡阳，勤练湘军，则更可见出他的志气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措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而正是在这关键部位上，曾国藩“时时与大相丁”，六月永顺兵事件更是“肯綮之伤刃”。曾国藩在内部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可说是败鳞残甲满天飞。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而冠冕堂皇地对人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弥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窃不安。”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疱，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永”，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宵小得以窥伺，而初终恐难一律”。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返乡。他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现在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进一步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清静可爱”，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的起点。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方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潘确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