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是安徽巢县西乡人。他的家在黄山南麓的洪家疃。祖父张邦栋，一生务农；父亲张桂徵，是个瓦工。1890年他出生在这个贫寒的家庭。尽管生活艰难，但父母还是把他送进丰乐河镇上的私塾读书，期望儿子有一天“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他知道家里生活困难，唯有好好读书才能解父母之忧。于是，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私塾老师认为“这孩子将来大有希望”。听到这样称赞，他似乎在生活的寒风中得到了不少温暖。
十三、四岁，张治中已有十年“私塾”的学历了。由于他成绩好，尤其善作文章，老师便劝他去考秀才。考试分三个阶段：县考、府考、院考。张治中直接参加府考，成绩很好，不料到省城合肥参加院考时，却没有通过。这是他生涯中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秀才落第后，张治中想进学堂读书，可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供他求学；他想再去考科举，但科举又停止了，这一希望又告破灭。后来他听说扬州要开办随营学堂，又赶去考试，但在那里等了好久，也不见学堂开办，只好失望回到家乡。
在一切求学的努力都失败后，张治中不得不到丰乐河镇上的吕德盛号当学徒，那是一家专营布匹、糕饼、油盐等杂货的铺子。他起早摸黑，工作很勤快，颇得老板的欢心。但一有空闲，他就读书，并时时想摆脱这样的处境，重新上学堂读书。
正当张治中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时，他的一个私塾同学给他带来消息，说扬州一个巡警教练所招考巡警，受训3个月后即可成为正式警察。张治中以为巡警教练所也是所学堂，就匆匆赶去了。其实，这个教练所仅教当警察的规矩和知识，学生只有几十个人。3个月学完后，张治中当上了正式警察，任务也是站岗。但下岗后，张治中不像别的警察那样喝酒寻乐，而是去参加英文和算术的学习，阅读各种书籍，从中获取新的知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不久扬州也宣告光复。在这股潮流中，他脱掉警察服，来到上海，参加正在准备北伐的学生军。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学生军奉命来到南京，改编为陆军入伍生团，正式开始军事训练。不久，南北和议达成，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入伍生团被编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听到这个消息，张治中兴奋不已，他上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学校里，张治中除了规定的课程外，对德文特别感兴趣，他认为德国的陆军驰名世界，一个真正的陆军军人，必须懂得德文。此外，他也喜欢读古人或名人关于修养方面的书，如《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群学肄言》等。
1914年冬天，张治中从预备学校毕业。按照规定，到保定第八师入伍半年，然后正式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进校后，他一心研究军事学，利用暑假遍读军事参考书籍，如《阵中要务令详解》、《作战纲要详解》等，同时也注重身体锻炼和人格修养。
两年后，张治中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军阀倪嗣冲的“安武军”去见习。这是一支腐败的旧军队，长官只知道赌博、打人，根本不懂军事。身居其间，张治中陷入极度的烦闷之中，他自己看书，或到营外散步，以此来消磨时光。
当时，孙中山在广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举起护法的旗帜，受到国会议员的纷纷响应。张治中听到这消息，决定投奔孙中山，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
到广州后，恰巧驻粤滇军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派第四师第八旅随同粤、桂军赴闽征讨福建督军李厚基。张治中随即投身滇军，参加了征闽的战斗。他先在旅部任上尉差遣，后当旅部警卫队队长。因作战有勇有谋，被升为营长。他带兵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办法，不无故训斥士兵，和士兵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因此受到士兵们的好评。
1920年11月，孙中山返回广州恢复军政府，宣言继续护法。次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当广东风云突变之时，张治中应同学之邀，南下广东任桂军总司令部参谋，作为西路讨贼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陈炯明溃败后，张治中任建国桂军军官学校大队长，实际上担负一切训练教育的责任。1924年12月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总队副代理总队长，后任军官团团长。
当时，黄埔军校里有两个组织，一是先由进步学生和共产党人参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一是由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治中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站在中间偏左，引起国民党右派的强烈不满，他们称他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他四人骂为“黄埔四凶”。在这种情况下，他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对他的要求表示欢迎，但经请示后对他说，国共两党曾约定，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你的目标较大，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一定保证在暗中支持你的工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宣誓北伐，张治中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他曾向蒋介石建议由周恩来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被蒋拒绝。他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恩来参加，是一个大损失。
北伐军在两湖取得胜利后，又向江西发动进攻。11月8日占领南昌，把孙传芳驱出江西。同一天，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决定将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迁往武汉。不久，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当时蒋介石也表示同意。但后来蒋介石为实现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军事独裁，企图把总司令部置于国民政府之上，力主迁都南昌。他的这一阴谋遭到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抵制。1927年2月9日，武汉国民党举行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及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方针。2月2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在汉正式办公”，给蒋介石的独裁阴谋以沉重打击。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在这一事件中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他和吴玉章、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斗争的领导机关。2月24日，他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党员大会上，指责蒋介石完全是些“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他提出“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蒋介石对邓演达等人的言行极为恼怒，他曾派张治中劝邓演达去南昌，企图收买邓，但为邓严词拒绝。后来蒋介石又命令张治中以参加东征的名义把学兵团撤出武汉。
当张治中向邓演达说明要撤走学兵团时，邓演达当即加以阻止，并要他辞去军分校教育长和学兵团团长的职务。张治中见邓演达一点也不肯让步，也发火了：“辞职可以，但我是学兵团团长，应该向总司令辞职；我是中央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应该向校长辞职。”说完，就起草一份辞职报告，请邓演达发送蒋介石。
处在动荡的政治形势中，张治中感到左右为难，用了晚年的话来说：“我是不愿国共分裂的，这时我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又何能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内心非常矛盾，真是痛苦极了。”
出国去！张治中感到唯有这样，才能摆脱矛盾。他决定先到德国，并安排了一个5年的留学计划：1年补习德文，4年研究军事。
张治中在德国刚学习5个月，蒋介石就电令他回国，继续参加北伐。张治中只得放弃原来的计划，准备归国。同时，决定在归途中游历欧美、日本。他在游历中见到欧美各国的富强，也遇到不少痛苦的刺激，一些欧美人，见到穿得整齐的黄种人，就以为是日本人，而中国人到处受歧视，受侮辱，他由此激励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国家不能富强，不能自由平等，那就没办法在世界上争生存，那就没办法在国际间找地位。
张治中回国后，北伐已完成。张治中表示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职。开始任训练部主任，1929年春，升任教育长。
张治中在军校教育长任内，整整十年，他原以为能像外国教授一样，一辈子搞教育，并以它作为“躲避两党斗争风暴的安静地带”。但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非但说不上一辈子，而且连他10年的任职都不安稳，频频有所变动，其中离校带兵作战就有五次，他所幸的是，没有一次是与共产党作战。
1932年初，日军不断在上海挑衅，寻找侵略借口。
迫于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绪，国民党政府认为中央军不参战，将使他们在舆论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张治中又一次从军校调出，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率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第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他们在抗日战场上打败日军，气壮山河，然而，在与红军作战时，却屡屡吃败仗。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的消息传到福建，更激起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他们主张抗日反蒋，反对内战。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给苏区运去大量的食盐、布匹等紧缺物资，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新政府还下令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颁发“大赦令”，释放一批共产党人。
对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愤懑异常，决定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严厉镇压。不久，调集蒋鼎文的第三路军、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共15万人开赴福建，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进行“讨伐”。张治中所率的第四路军，由参加淞沪战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扩充的两个军及第三十九军组成，从浦城、建瓯一路进发。当时，守卫古田的有十九路军1个师，工事坚固，装备精良。如派兵攻打，双方都将遭重大损失。张治中知悉该师师长赵一肩曾在淞沪抗战时和他熟识，就写信劝降。
张治中兵临古田，却按兵不动，引起第三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的不满，他迭次催促攻城，甚至直接命令张治中手下的军长进攻。张治中闻讯，对部下说：“我是总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上面由我负责，不关你们的事。上面要砍头，砍我的头；但你们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而开枪，我就要砍你们的头！”
经过谈判，赵一肩同意投降，没放一枪一炮，古田就被国民党军收复。当张治中部经福州再向闽南进军时，十九路军重要将领沈光权、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不久，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相继离闽，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遂告失败。张治中又返回军校。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
张治中担任这个极为机密的备战工作，是不能公开进行的。他在奉命之初，先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选调了一批干部，筹划一切。
中央军校是个教育机关，张治中是该校的教育长，他就在学校东大楼教育长办公室的旁边，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利用这个“高级教官室”，作为备战的实际司令部。把从军校选调来的工作人员，武的派在参谋处，文的派在秘书处。他当时对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对外泄漏工作的机密。因而，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机构，竟是日后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部。
机构设立之后，首先决定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关于国防工程；二是关于民众的组训。张治中派了两批人员分别到京沪区各地去视察。
半个多月以后，他把这个“高级教官室”移驻苏州。为了不引人注意，先选定比较偏僻的狮子林作为办公处所。后来，因为机构扩大，工作人员增多，狮子林地方狭窄，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决定移驻留园。在移驻留园时，张治中觉得“高级教官室”这个名义不能掩护工作的积极进行，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一直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前夕，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干什么的，敌人更是始终不知道。张治中所任的抗日备战工作得以从容布置，得力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
在留园工作的同志们，都怀着孜孜不倦的心情工作着。把平时当作战时看。
张治中又把这个机构学校化。实行很有规律的作息。常常集合参谋人员研究一些问题，作出若干决定。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这批人回来之后，完成了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和锡澄线一带的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这都要在种种困难情况下，秘密地进行工作。特别是在上海，敌人耳目众多，为不让敌人侦知，必须采取巧妙的掩护手段来进行工作。
为了加强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研究设计工作，张治中又设置了军事研究委员会和政治研究委员会两个附属机构。两会的职能是搜集有关军事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材料，研究国内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各方面的情形，做出报告或建议。除了从本处干部内选拔研究委员外，又聘请出版社有专门学识的人担任研究工作。他们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张治中当时兼负中央军校的任务，并时用向政府请示工作，需要来往于南京、上海间。政府为此曾给他指定一节专用车厢，临时挂在任何一次客车上。这个时期，他成为京沪路上来去匆匆的忙人。
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到1936年期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阴险地让溥仪愧儡粉墨登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又肆无忌惮地侵占了中国华北；1936年8、9月间，在上海方面又制造紧张局势。9月23日夜，日方以“出云”舰水兵三人，在上海北站附近租界内被人狙击，伤二死一事件为借口，出动全部海军陆战队，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洲公墓一带，布设岗哨，派队巡逻，大有挑衅的企图。中方虽经多次交涉，渐趋缓和，而其陆战队驻沪人数，则借故增加。日军频繁地举行各种演习，且迭派舰队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各港口，测量水位，积极图谋进犯。当时的中日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形势严重，不能不作进一步准备。即将第三十六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第八十七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一带；原在南京附近的第八十八师推进至江阴、无锡；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张治中于9月23日向国民政府陈述意见：
1.请将本分区作战上必须之部队，密令配拨，以便指挥。
2.请即令饬通讯主管机关建设京沪公区军用电话及指定地方长途电话，战事发动后之使用权。
3.请将京沪铁路及锡沪公路之车辆尽是控制于无锡以西各站、昆山支塘以东及上海附近。所有船舶，请密令各县尽量诱至于吴县、常熟附近，以利我军运输，且免为敌所利用；并将本区各县船舶车辆明定统制管理办法，俾得于军事运输适时利用。
4.请于本区预定作战地区积货点，囤积必需粮秣，以供军食。
5.请将阵地内已由驻军筑成路基之各路桥梁涵洞，迅予建筑。
张治中当时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种种情形，又焦虑，又愤慨，又于10月4日再次沉痛地具述意见：
1.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2.为达成上述任务，须有兵力六七个师，以四至五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一带。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除现有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三个师外，请再调三至四个师来沪。
3.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如何，似应以决心抗战积极准备。惟各方面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即其例也。
从这几个月来，日军在上海的动态，推测中日形势，今后可能更趋恶化。张治中为了应付万一，于11月初，下令进行下列部署：
1.令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在苏福线上一面警戒，一面继续构筑工事。
2.令第八十八师接防锡澄线阵地。
3.以地方团队担任沿江防务。
4.以各县警察为监视哨。
5.令江苏保安第四团进驻浏河、梅李镇、牌头镇等处，为东自浏河附近西迄大港镇地方警察各监视哨后方之支援。
6.成立太湖水警防卫处，提任太湖水上之警备。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试设炮位，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撤退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乡军入队等等。日军将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撤调到上海，日军舰十余艘位于浏河至吴淞间，对海口施行封锁。在日本国内也派定正式陆军，待命出动。并先后制造水兵宫崎失踪及撕毁日本国旗事件，真是形势紧张到了极点。
这时，张治中所指挥的部队，除第八十七师在常熟、苏州外，第八十八师已调回至无锡、江阴，其他仅江苏省、上海市保安团队数团。原指定协同作战的空军、炮兵等，都调到华北去了。为维护上海的资源与海口，张治中不愿在上海轻易发生战争。但万一发生战争，则必求立于主动地位。所以尽力为运输、通讯等各项工作做好准备。不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一团化装为宪兵，开驻松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张治中有一个基本观念：这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中国对付日本，可分作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东北之役；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他在7月30日向南京国民政府郑重提出这个意见：
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在下列征候之一，如：（1）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2）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3）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4）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必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申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南京国民政府的复电是：
来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他知道战争决不能免，就在给南京国民政府电报的第二天——8月1日，发布了一篇文告，鼓励京沪区的卫国将士。文告述：
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且展开。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殆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天蚕食，肆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理由启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而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
同日，他又发表一篇《告京沪区民众书》，除提高亡国灭种之警惕及剖析敌国实情外，重在宣示此一战的重要，发动民众，尽力与军队合作。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
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死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擐甲胄，不执干戈，不冒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且伟大莫与伦比矣。至于体力精壮，英勇果敢之同胞，愿为父老之前躯，愿作本军之后继者；精警有为，熟悉敌情，能扑灭无耻之汉奸，能肃清敌方之间谍者；抑或有他一技之长，愿以供战争之使命者，或编入地方组织，或隶属部队机关，不患无效命之机，不患无杀敌工具。昔孙武子以吴兵复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这样，张治中从各方面都加以准备布置了，只待大战时机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