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蒋介石的头一项大事，就是约周恩来上庐山谈判。极富戏剧性的是，曾被蒋介石以银元悬其首级的周恩来，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与蒋介石于3月下旬，在杭州举行了首轮正式谈判。
中共中央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这年39岁。国民党中央副主席、国民政府兼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51岁。
应蒋介石之邀，周恩来于6月4日上庐山，与蒋进行国共两党的第二轮正式谈判。
这一天，陪同周恩来由南京来庐山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西安事变后才恢复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的宋子文，宋美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处总干事张冲（他自1937年2月起，受蒋介石的委派，为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系、谈判的代表）。
这一天，与他同行上庐山的还有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杨虎城上将。
3月初，杨虎城离西安到达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特务曾有对杨进行暗杀的计划。但由于所物色的行凶人有所顾忌，未遂。3月29日，蒋介石在杭州召见杨虎城，要他辞去西安绥靖主任之职，出国“考察”。作为蒋对他因西安事变的公开报复的开端。5月7日，蒋正式免除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的职务。
这次，蒋召杨上庐山，要给杨作出国前的训示。
周恩来看着同行的杨虎城，心中必然感慨万千。4月26日、27日，他在西安，鉴于蒋逼杨出国，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西安行营主任）商谈解决办法；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并公开发表文章对蒋逼杨出国，免除杨的西安绥靖主任之职，表示不满……
轿车把周恩来、宋子文一行，从九江城送到庐山北麓的莲花洞。自此，山道十八里，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已经在莲花洞的轿行订了轿子，供他们乘坐。
可是，周恩来体贴轿工负重登山的劳苦，不坐。四位轿工面有难色。周恩来告诉他们，就空着轿子跟着走，轿行照样会给脚资的，他负责。在由其名而可想象陡峭的“好汉坡”，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走。走累了，喘着气，坐在路坡的石头上歇歇，又走。那乘轿子空空荡荡地跟着。轿工望他那整齐的“平头”，厚重如山的双眉，慈祥而坚毅的面容，不知说什么好。
那年头，轿工穿着背后印有号码的蓝色背褡，被许多人看不起，蔑称为“轿夫”。轿夫们也常怨自己命苦。1934年，国民党审计院院长于右任也曾同情地写了《闻庐山舆夫叹息声》的诗，道：“为问人间最廉者：一身汗值几文钱？”那当时，周恩来不时抹抹面颜上的汗珠，敞开黑色的中山服，有力地踏着石级，一直走上庐山。轿工们猜想到了这位贵客很有身份。后来，周恩来公开活动多了，国民党的许多报刊上，刊登了周恩来的照片。轿工们这才吃惊地发现，那位不肯坐轿的，竟是共产党的伟人。
周恩来到牯岭，被安排在河东路原94号“仙岩饭店”下榻。英国人都约翰开的这家饭店，依然是庐山最豪华的饭店。杨虎城、邓宝珊也分别住在这家饭店的小别墅里。
蒋介石要张冲转告周恩来，因有许多要员在山，要向他报告请示，请周恩来稍候数日。
蒋介石这话里的怠慢意味，周恩来当然品味得出来。然而，周恩来毫不焦躁。
于是，周恩来由张冲陪同，先游览了牯岭附近的风光名胜。黄龙寺，仰视千年古树，与同游人张臂合围树干。在天池，指点沉浮于泉池小藻之中的四个脚的“龙鱼”。文殊台，笑看朱元璋像那张瓦形脸。含鄱口，目光抛向浩淼鄱湖的云水交会的冥冥一线。仙人洞，问石雕的吕洞宾，立于铁皮的瓦檐之下……周恩来利用游览相处，做张冲的工作。张冲实际上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之一。由于周恩来对他的影响，他在国共合作抗日上多取积极态度。
张冲告诉周恩来，蒋介石说：“最近庐山训练团，即拟收容多方面人员训练，陕北如有人来受训练亦可。”
蒋介石这年将举办“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6月4日，陈立夫、邵力子、潘公展，谒见蒋介石，报告了由他们筹备的这届庐山训练团的方针、训练办法。
周恩来请张冲说明这届庐山训练团的主旨、内容，以便于他回陕北后将中共中央的回复告诉蒋介石。同时，他觉得这是个了解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机会，便提出先去该团看看。
张冲陪同周恩来绕过五老峰第一峰的右肩，穿过“铁裂口”险道，来到海会寺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参观。由蒋亲自创办的该团已举办了5年了。作为中轴建筑的讲坛横额上，仍显赫地悬挂着“服从统帅”4个大字。围绕着宽大的风雨棚讲坛的三排教室，成“品”字形排开。宿舍也都是砖瓦房了，再也没有木板房和帐篷。德国教官的宿会，也是一栋栋小别墅了。周恩来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就知道来围剿的国民党军官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镀过金。今日，他对此团有了些切实的了解。
李白曾经讴歌五老峰是“青天削出金芙蓉”。海会寺是观赏五老峰的斧劈般险峻的最佳处。寺大门有匾额，上书苍劲的隶字“真面目”。周恩来仰观，思索着。
周恩来回到牯岭“仙岩饭店”，思索却转向了政治景观……蒋介石在杭州谈判时，似乎非常爽快。但他很了解其人“真面目”，思想上有着多种准备。中共中央4月初在延安就下轮谈判提案作了讨论、决定。4月5日，周恩来就与蒋介石谈判的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周恩来下塌的仙岩饭店主楼，30年代其两翼由原两层升为三层。这栋英国公寓式别墅，因中外政治家曾在此下榻而成为著名的建筑。10年前，他在武汉就曾听瞿秋白说起过它。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代表、武汉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上庐山，在此楼居住。不久，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太雷、李立三，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等先后来此，与鲍罗廷、瞿秋白秘密商议南昌起义的准备。20日，瞿秋白下山，赴武汉，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国焘、李维汉讨论南昌起义的诸问题。24日，周恩来离武汉，赴九江，27日抵南昌，领导南昌起义计划的实施。
10年，人生一瞬。眼前4天的等待，却也是一种特有的充实。历史与现实汇成巨大的力量，注入周恩来的心间。
7日，蒋介石在12号别墅里召见了杨虎城。国民党报纸作如此渲染：“杨虎城晋谒，奉指示出国考察，应注意各点，对于为人之修善，尤谆谆教导。杨极感愤，向人表示，谓委员长以精诚动人，除对其伟大人格深致敬佩外，回忆过去一切，更觉惭愧。”
蒋介石此时还对杨虎城说，在国外，要特别注意德国和苏联的情况、态度和政策。他还强调说：“中国应该和莫斯科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杨虎城听罢，觉得蒋介石对柏林仍有很大的信任。
或许还因为蒋介石向他说了应和苏发展更为密切的联系等令他意外的话，他便大意了，觉得蒋比较诚恳了。以后，他在欧洲再三向蒋要求回国抗日，没有得到蒋的答复也回国。可是，他走向了蒋的陷阱。
杨虎城一向有个说法：“蒋介石这个流氓，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部‘缠不下’（陕西话，”斗不过“的意思），哪一个不败在他手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够上是蒋的‘敌手’。”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等待着报仇良机。
1937年6月7日，蒋在庐山12号别墅送走了杨，一种半是克制、半是发泄后的得意，溢于他那微蹙的双眉与宽深的前额。他回转身来，双目冷峻地注视着墙上的戎装画像，凝神片刻。他或觉得画像上那领章上的三颗三角形的金星，那胸前偌大的圆勋章，金灿灿的勋带，是他人生和力量、谋略的最高概括。“知易行难”他或许忽然觉得他崇拜的这4个字，仿佛是专门针对他下一个节目而创造出来的。周恩来，一位特别难以对付的谈判对手。从西安事变起，他对这位昔日黄埔军校的同事，又有了一种令他翘然而望的重新认识。于是，他必然感到与其说是这4天是他要周恩来等待，倒不如说是周恩来给了他4天，等待着他以何面目交待于世人。庐山的国共两党的谈判，将对蒋是如何艰难的实践啊！
6月8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冲及戴笠陪同来到河东路12号别墅。又多了个特务头子。周恩来孤胆上山，国民党却如临千军大敌。
蒋介石身着灰色薄纱长袍，在主楼的外廊那道贴靠着副房的石阶上，迎候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也在此欢迎。一楼的会客厅里，主宾面对面而坐。夜间，寒气裹着薄雾漫漫，使窗玻璃透出的灯光凭添了几分扑朔迷离的色调。
“西湖一别。”
“牯岭重适。”
相视而笑。
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这个草案有52条，内容主要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周恩来还针对3月下旬在杭州谈判中，蒋极注意的“中心在领袖问题”的态度，向他申述了中共提议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结合成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
蒋介石表示，要看看中共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再详谈……
自6月9日起的谈判中，蒋介石一反杭州会谈的态度，设置了种种新的障碍。他完全撇开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中共关于《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他列出了四条具体办法：由国共两党选派同等数量人员组成；蒋为该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该会可代替中共直接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这分明要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
正像10年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蒋介石对待共产党，“很大程度上集中了他的个性和心理”。周恩来积黄埔军校与蒋打交道以来十几年的经验，对蒋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毫不奇怪。他浓眉微压，目光冷静，说：“有关国民革命同盟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后定。”他委婉回绝了蒋的无理要求。
似乎是为了调节谈判的气氛，蒋曾把会谈地点改在含鄱岭南坡下、太乙峰麓的“太乙村”。这别墅群里，有蒋的“桂庄”别墅。周恩来下榻于“桂庄”之东的一栋别墅。太乙村，开阔朝东，早晨可见旭日腾起于鄱阳湖。五老峰的侧影，使这“日出图”的构图凭添了几分庄重。
然而，蒋的态度并不因谈判地点的移动，景色更加开阔而有所改变。谈判又回到牯岭12号别墅。
一直到此次谈判的最后一日，蒋介石仍坚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并且四条办法不变。周恩来淡淡而礼貌地一笑：“我们不能同意蒋先生的提案。”他只得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蒋介石在杭州会谈时，曾同意红军改编后在三个师以上设司令部。这次却只答应“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
设政训处指挥中共的三个师，暗含取消中共军队的独立指挥权、人事权。周恩来立即品出蒋话中之话，反问道：“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蒋介石诡辩道：“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究嫌不妥。”周恩来把“究嫌”两字念得略重。
“这个政训处，由恩来你任主任。我派康泽任副主任。”蒋介石说。康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少将。眼下，正在庐山南麓的星子县城举办特务训练班。接着，蒋介石居然敢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此次谈判前，蒋介石曾向被他召开12号别墅的康泽透露，这个政训处由周恩来任主任，康泽任副主任。康泽立即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呢？”他回答：“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
此刻，蒋介石说罢，当然会在眼前又浮现出几天前，在这个别墅里训斥被他旨令“出国考察”的杨虎城的一幕。
周恩来当场严词驳斥了蒋介石要毛泽东、朱德“出洋”的安排。
“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对付我们。”8年后周恩来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回忆起第一次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的情景，言辞中犹有抑制不住的愤怒。“蒋还在庐山向我提出要朱、毛出洋的要求，把我们看成是地方军阀，污辱我党。”10年后，周恩来在廷安的一次报告中这样说。周恩来一辈子也忘不了1937年6月中旬在庐山谈判时，蒋介石居然无理到那般地步。
12号别墅一楼客厅里。桌上的银盘中放着奉化运来的水蜜桃。
“恩来先生，请尝尝。这是我家乡出产的。”13年前曾任黄埔军校校长的主人，给当年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挑了一只最大的，放在他的面前。
周恩来深得其味地咀嚼着：“绍兴也出么？”他对于祖藉的了解不深。他家自祖父那辈，就迁到了江苏淮安。
“出了也不如奉化的出名。”
甜脆，肉厚，可口可目。就是剩下的桃核，也像一个淋了水的玉雕艺术品。
然而，谈判却如攀登陡壁，屡陷停顿，举步惟艰……
蒋介石眉毛一挑，又说，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仍坚持由国民政府“派正的官长（可由共方推择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荐；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
“哦。”周恩来记下了这点。他这只手的肘关节在桌上，手背优雅地支着下巴，手指轻轻地夹着钢笔。一副自如松弛的姿态里，藏着他机灵的思索。他立即换了个议题：“蒋先生在杭州曾承诺，允许我党适时公开。请蒋先生就此作具体阐述。”
蒋介石嗯了一会儿。他怕露出对此问题未作全面设想的窘态，端起瓷杯，喝了一口白开水。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召开中常委会议，具体研究与共产党第二轮正式谈判的提案。国方提案，都在蒋介石一个人的脑袋里。蒋介石放下瓷杯，头微微闪了闪，说：“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中共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
周恩来一下子就明白了蒋氏此言，皆旨在削弱中共对军队和陕甘宁区的独立领导，否定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溶化共产党。他明确表示不同意。
双方争执很久。
蒋介石请周恩来吃晚饭。
宋美龄从冰箱里拿出美国啤酒，给贵客周恩来以及陪餐的宋子文和她自己各倒了一杯。
宋氏兄妹举杯向贵客表示敬意，蒋介石也举起那有白开水的杯子。都希望借此冲淡冲淡谈判中显得有些僵持的气氛。
周恩来也举杯向蒋及夫人、宋子文表示感谢。
他回到仙岩饭店的那间大套间里，来回踱步。他又仔细琢磨了蒋介石提出的以政治训练处的名义管理中共的军队，不允许中共在三个师以上设司令部等问题，觉得这里面有更深的文章。他伺机观变，思索出运用在西安事变中曾冒险前来救蒋介石，并且对中共的态度有别于蒋的宋氏兄妹，来对蒋施加影响。（宋美龄在杭州谈判中承认中共可以公开。宋子文对周恩来的态度还有些历史渊源。1927年4月14日，宋子文曾告诉周恩来，蒋介石要通缉他。1932年3月，宋子文曾对外国记者说，如果在日本侵略、变中国为殖民地，与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两者之间选择，他宁可选择共产主义。）
周恩来来到长冲河斜对面的香山路原51号别墅（此别墅是宋母遗产），会晤宋子文、宋美龄，向他俩再三陈述，中共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关应给以军事名义。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诚“兵谏”时，对冒险前来救驾的宋氏兄妹是言听计从的。蒋在1936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到悲咽，不可言状。”而西安事变后，南京的亲日派何应钦，甚至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季陶都力主讨伐，轰炸西安，企图让蒋作为他们乘机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夺取南京政权的牺牲品。蒋知此，必定会感到，人世间最可靠的感情，还是有真情实感的妻子亲戚。这种纽带，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特有的结晶。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宋氏兄妹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蒋了，他仍然固执己见。
仿佛是一场耐心的“马拉松”大赛。周恩来觉得还必须再次通过宋氏兄妹和张冲做蒋的工作。
宋子文也有意思，他有时感到，他那广东腔很重的国语表达不畅，便用英语说。周恩来亦慢慢地用准确的英语对话。他说，他有10年没有讲英语了，所以讲不快。张冲，手指撑了撑鼻梁上的眼镜，宽大的脸膛上显出爱莫能助的表情，但还是答应再为转告。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多次向蒋建议、磋商，问题仍无法解决。
“我只有回延安请中共中央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最后声明：“此问题不能解决时，要请张冲先生进苏区谈判。”
周恩来于15日，致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常委、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反映了谈判由于蒋介石执意“限共、溶共”而无法取得成果的情况。此日，双方同意暂停谈判。周恩来下了庐山。
17日，周恩来返回西安。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18日，他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这次庐山谈判的情况。为了早日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中共向国民党提出请张冲来苏区谈判的新方案，决定“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先确定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产党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此方案还就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军队改编、边区行政长官等问题作了研究。这个新方案，在维护中共的独立性、合法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照顾了蒋介石在庐山所提的要求，作了重大让步。
为了使谈判能达成协议，周恩来在6月22日，就红军三个师以上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致电蒋介石，请他改变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