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全称应为“中华人民共和诗国”，这是一句妙语，说的是诗的传统在华夏之地源远流长。
中国同时也是一个散文大国。若用“除韵文骈文之外的文学样式”这种标准来看散文，中国两千年文学史中的佳作，就像一条翡翠的河流，是色彩纷呈与珠玉各异的。汉文雄健壮阔，唐文情浓意畅，宋文理远意深，明文空灵清明。当然散文大家的出现并不限于汉唐宋明，晋人的文章从来都是隽永非凡的。上溯到春秋时期，庄老孔孟的文章无疑是中国散文的开山宗师。
看待中国散文可依据两个标准，除区别于韵文骈文这样一种广义的散文外，现代的散文系指与小说、诗歌、戏剧与议论并列的一种兼有抒情、叙事与议论的文体。善制此类文字者，便称散文家。后一种散文的发达，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其分野是脱离文言而倡兴白话。
这种白话的，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文学样式已经有了9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对中国的情形而言。
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有成绩的，也只有散文。小说与诗歌平心而论始终处在那么一种草创时期。或者说，本世纪中的白话诗歌和由外域传入的中短篇小说，其成绩若与世界文学的精萃之作进行对话还有尺短寸长的局促，而散文则可旁若无人地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作家的才智都曾经在散文上有过很好的倾注，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有意无心的。
中国文学的传统，除诗不论，都可说有散文的背景，而这种散文又常常不能摆脱诗意的浸润。这种背景在各国文学史上同样是最悠久的传统之一。
本世纪90年来，是中国政治变革、民族危机最激烈的时代，艺术家必然要用散文这一最便捷的文体来抒写心志。虽然这种抒写同时兼容了浓重和轻灵。
如果划分类别，依周作人先生的说法仍是两类，这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源流是一致的，即“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大走向。
“载道”之文是政治的，是顾念社稷苍生的、是入道与伦理的。对恶势力的诅咒与对新时代的赞美都在此列。最具分量的，首推鲁迅。他手里舞着最锋利的血刃，并以空前的勇气凭一人向全社会开战。把时间稍向前推，梁启超之文的气势与煽动力，在当时亦无人堪与匹敌。当时，陈天华、邹容和国学大师章炳麟的文章亦属这一类。彼等人后，胡适之、郭沫若、沈雁冰、聂绀弩和巴金等巨匠都以不同的立场、相异的风格将散文作投枪利用，风行一时。刘白羽、魏巍和杨朔之作亦在此列。台湾这类作家的出现要晚得多，有李敖、司马长风、雷震以及柏杨等人。
既然是“载道”的文章，另外还有一类专事奉迎的文字，这在“文革”10年达到了顶峰。其极致是在1969年前后各省报庆祝“革委会”诞生的社论，如“东北的新曙光”，“芙蓉国里尽朝晖”，“西南大地的春雷”云云，其虚伪矫饰，已无以复加。在“文革”之前的17年中，以散文作表忠心、批异己、粉饰太平的作品亦多不胜数，昙花一现矣。
另一类“言志”的散文似是这种文体的正宗，写心迹、袒情怀、摹造化，合于文学的真性。那么，在这一类作品中，其文学成就和价值也越高。林语堂、周作人诸氏推崇的“小品文”，实为一种闲适、幽默的美文。谈天说地，论人述理无所不可，与欧洲17世纪以来的“随笔”区别并不大。这类作家还可包括丰子恺，梁实秋以及以后的孙犁、贾平凹诸氏。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中即使不被列为主流，也足称散文的中坚。与此相近，又因手法相别的作品有戴望舒、徐志摩、冰心等用诗笔写出的散文。擅此道者还有庐隐、张洁等人，虽然她们的作品并不多。而朱自清、吴伯箫等以深挚之笔写平常际遇的文字，亦是言志之作。海峡彼岸林清玄、张晓风等人的文字亦不让大家。
这类作品所依傍的，大致或是明代小品，或是欧美19世纪的诗文，不妨作美文看。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叙事性的散文归在报告文学名下，而专事议论兼谈时事的被称为杂文。在欧美，抒情、写景、叙事与议论都称散文，所重的不是题材而在文学价值。拉美地区那种有情节的文字也以散文名之，与小说极相近。
散文在经过“五四”时期的高峰之后，几乎经过了40年的踟蹰。进入90年代，又有了兴盛的气象。这主要是读者热情的复苏，而不见得是散文在写作中的复苏。经过作家的努力，中国散文或可升出新的星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