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历史学家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26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
后来，在司马光与神宗皇帝之间，曾经一起谈论过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做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结果，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27
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静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成就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青苗法为例。陕西地方官推行时，效果不错；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时，也一样大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其原因相当复杂。如果根据史料还原当时的情形，则大体情况是：
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这样显然不行，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舍同归于尽一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著。于是，一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明明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象。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