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由校的一生行事判断，他似乎不是一个贪恋女色的皇帝，他对女人好像远远没有对木匠手艺那么着迷。在历史记载上，我们看不到他像一个正常男人那样，具有通常健康男子都会具有的那种对女性的渴望。从一般青年男性的心理判断，这位客氏在他身边的功能，大约是那种集母亲、大姐、妻子、密友、保姆、顾问、助手、监护人和保护者于一体的角色。一般说来，那种从小缺少关爱、缺少亲情、缺少玩伴的孤独少年，对此肯定具有强烈的心理需求和依赖。
当时，客氏的对食是魏朝。明朝初期，太监娶妻是死罪。到中后期，太监与宫女结成夫妻已经普遍而公开了，俗称“对食”或“菜户”。北京今天还有的地名菜户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魏朝与客氏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
不料，客氏见到魏忠贤后，两人竟然一见钟情，难分难解。于是，在魏朝与魏忠贤这一对结拜兄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一天半夜，这两人终于在争吵后大打出手，惊动了已经睡下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朱由校并不恼火，问清缘由后，笑眯眯地问客氏想和谁好，客氏当即回答是魏忠贤。于是，天启皇帝做主，让魏忠贤与客氏结为“对食”夫妻，命魏朝退出三角关系。
要知道，若是论起在宫中的地位来，当时的魏忠贤可是远远不如魏朝。
公元1620年10月，天启皇帝登基后半个月，下诏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赐魏忠贤世荫锦衣卫正千户，官秩五品。不久，又下令将并不识字的魏忠贤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一跃成为帝国权力中枢里的重要成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将偌大一个帝国折腾得昏天黑地。
这里面，客氏起了重大作用，应该是不需要怀疑的。
几天后，魏忠贤与客氏假传圣旨贬魏朝，魏朝闻讯出逃避难，被魏忠贤派出的人抓住后，勒死在河北献县。
公元1621年9月，魏忠贤杀死王安，奠定了在宫廷中无人敢挑战的地位。
王安在万历时期就是保护与辅佐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主要人物。据说，此人的学问、人品极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好太监的典型人物，在当时的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享有相当高的声望。
朱常洛当皇帝后，王安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朱由校当皇帝后，又准备晋升他为掌印太监。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后宫中太监的最高职位了。按照当时帝国官场的惯例，任何官员接到晋升的通知时，必须上疏表示推辞，显示自己的谦虚与没有野心。王安也照惯例做了。不想，这一推辞却辞出了大祸。
王安体弱多病，长时间在家里养病，只是间或到宫中值班。在此期间，朱由校第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没心没肺——他稀里糊涂地把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在自己登基时立过大功的顾命大臣杨涟撤职，并赶出了北京。这使王安很气愤，因为，此二人既忠心耿耿，又有大功劳于朝廷，且很有才能。因此，王安就在表示谦虚的推辞奏疏上说了句气话，说是“臣愿领罪，不领官”。谁知，朱由校却极不高兴，认为这是王安在蔑视自己，把奏疏抓起来就扔到了一边。
于是，魏忠贤不顾王安曾经救过自己命的大恩，与客氏等人一起，在朱由校面前进了不少谗言。显然，他们的工作起了作用。朱由校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没心没肺，他下诏将王安贬到北京南苑的一处皇家游猎场做苦力。随后，魏忠贤将该游猎场的一把手换成自己的心腹。在他的折磨下，王安没吃没喝，最后被裹在被子里闷死了。王安对魏忠贤有大恩，魏忠贤何以会下此毒手，历史记载上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是，不管怎样，肯定与宫廷中的权力斗争有着密切关系。
王安死后，天启皇帝任命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他渴望得到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了。据说，此人文化素养很高，在太监中素有才名，是王安的好朋友。但是，为了得到这个位置，他自始至终参与了魏忠贤整治王安的全过程。而魏忠贤没有自己坐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他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就是不识字；另外一个原因，是王体乾其人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是故，虽然在表面上看，他现在已经是魏忠贤的领导，但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敢违抗过魏忠贤的意志。
公元1623年，即天启三年，是魏忠贤发展得最好的一年。这一年开年就很吉利，正月十八日，天启皇帝按照魏忠贤的设计，改组了内阁，新上来的四位内阁大学士，基本是按照魏忠贤的希望任命的。这一年的结尾也结得不错，十二月，皇帝任命魏忠贤提督东厂，将一把极为锋利的杀人的刀交到他手里。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地点在北京东安门北。与洪武年间朱元璋所设立的锦衣卫并称“厂卫”，是明代最大的负责侦缉与刑狱的特务机关。东厂的权力与地位均在锦衣卫之上。它受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除皇帝外，任何人都在它的监控之中。主持这个机关的宦官一定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他的报告，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直接交到皇帝手中。他要抓要杀任何人，也只凭皇帝一句话。其可怕程度可想而知。
到了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情况就很不好。
开年第一天，长兴县发生暴动，知县被杀；
一进入二月，日赤无光，蓟州、永平、山海关、北京连续发生地震，宫殿摇动，皇帝住的乾清宫晃得最厉害，晃得朱由校害起病来；三月，杭州发生兵变；
五月，福州发生兵变；
五月底，谁也不知道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皇帝发起火来，立命魏忠贤出宫，回自己家去闭门思过；六月初一，认为弹劾魏忠贤时机已经成熟的著名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天启皇帝，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并且提醒皇帝：眼下，魏忠贤的势力已经大到了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只知道魏忠贤，而不知道有皇帝的地步。
按照国家规定，大臣的奏疏必须先由皇帝过目后才分发处理。由于皇帝识字不多，很少亲自批阅奏章，大多由宦官念给他听，于是形成了新的规矩，一切奏疏都由魏忠贤与诸太监商量完毕，再报告皇帝。据历史记载显示，不识字的魏忠贤听手下人读完奏疏后，放声大哭，极为恐惧。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由客氏守在皇帝身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亲自为皇帝朗读杨涟的奏疏。经过避重就轻、删除要害情节与词句的处理后，皇帝听完，一头雾水，基本不知所云。就在皇帝大不以为然，认为杨涟小题大做之际，满腹悲愤的魏忠贤来到皇帝面前，痛哭失声，述说自己的委屈，并请求辞职。于是，皇帝扣发杨涟的奏疏，不许魏忠贤辞职，并亲切勉励他不必为自己辩护，小心当差做事就是了。同时，发布圣旨，斥责杨涟捕风捉影，捞取名声。
当时，帝国政治舞台上，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大臣之间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极其讲究道德学问，并且在此方面的确相当高超的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政治才能与动手能力方面却表现低劣。结果，这场得到广泛同情与声援、东林党人对魏忠贤阉党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居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天启四年七月份以后，在皇帝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下，魏忠贤开始由全面防守转入全线进攻。
到这一年的年底，至少在朝堂上，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已经土崩瓦解。从皇宫内到朝堂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向魏忠贤发起挑战了。就连曾经做过皇帝的老师且威望相当高的孙承宗也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在此前后，据说只有一位张皇后敢于在任何场合都不买魏忠贤与客氏的账。她力图劝阻皇帝过分宠信魏忠贤的行为，并且有意在皇帝面前阅读《赵高传》。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天启皇帝似乎是一位在女色方面相当疏淡的皇帝，这使皇后的劝谏看不出任何效果。
公元1625年，即天启五年，从正月开始，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四月，杨涟等“六君子”被捕，罪名是接受熊廷弼的贿赂，贪赃枉法。天启皇帝朱由校下令严刑追赃。
九月，六人全部被拷打致死。据说死后认尸时，六人已被拷打得完全无法辨认。
杨涟是朱由校的父亲临死时的托孤之臣，在朱由校登基前后立过大功。天启皇帝何以对他下此毒手，人们一般只能归因于魏忠贤的陷害。还有一种说法，干脆认为魏忠贤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伪造圣旨了。
熊廷弼其实与东林党人是敌对的。他的被捕入狱，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自命清高、不识大体、只顾党同伐异，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典型例证。魏忠贤之所以要把他扯进来，据说是因为他刚入狱时，曾经想托人送四万两白银给魏忠贤，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送。而魏忠贤已经听说这回事，却没拿到银子，于是自然恨上了熊廷弼。这次顺手把敌对的双方硬扯到一起去杀掉了。
公元1626年，即天启六年，朱由校下令再兴大狱，将周顺昌、黄尊素等七人逮捕入狱。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冤狱。天启六年岁在丙寅，故史称“丙寅诏狱”。这次被捕的七个人，与前面的“六君子”一样，相当有人望，因此，抓捕行动在他们的家乡激出民变，前往苏州的锦衣卫官员甚至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了两人。最后，这七个人无一幸免，全被迫害致死，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谋杀。
在此期间，朱由校颁布诏书，正式将东林党人定为“奸党”，并大张旗鼓地修撰《三朝要典》，试图对万历晚期以来的各大疑案作出结论，盖棺定论。结果，这些一时间传布全国的堂皇文字，只过了不到两年，随着朱由校的死去，而被推翻，并且长久地成为了后代的反面教材。
从公元1620年10月到1627年9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当了七年皇帝。这期间，辽东局势日益糜烂而不可收拾。
先是熊廷弼，这位富有战略眼光和才干的辽东经略，被支持东林党人的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及其联合支持下的辽东巡抚联起手来，弄得一筹莫展，最后作为东林党政治才能低劣的替罪羊，被捕入狱。
然后是袁崇焕，这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代名臣、名将。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获得宁远大捷。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兴城县。这次大捷，是明朝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战役性胜利。这里面，除了袁崇焕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平心而论，朱由校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宁远战略地位的认识，显然比朝廷中的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还要高明。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支持也相当大。这次战役重挫清军，努尔哈赤负伤。据说，这也是努尔哈赤有生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败仗。因此，努尔哈赤郁郁寡欢，不久竟然死掉了。
第二年，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五六月间，袁崇焕又在朱由校的支持下，重创皇太极，取得了宁锦大捷，即在今天辽宁省的兴城、锦州一带，取得了第二次对清军作战的胜利。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为这些空前的胜利论功行赏时，朱由校连续表现出他的没心没肺，魏忠贤获得了大明帝国历史上空前的表彰——由于他是宦官，所以用封赏他的家人来表达对他功劳的奖励，他的一个侄子被连升九级，加封太师，位列三公之首，也是文臣之首。这是大明一代除了张居正之外，很少有人活着时能够得到的崇高官职与荣誉。魏忠贤的两个分别为三岁和四岁的侄孙，则被封为侯爵与伯爵。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袁崇焕等将领，则只是按照普通战功，升一级以资鼓励。而且，不久后，朱由校莫名其妙地开始批评、责备袁崇焕的一些部署与做法。袁崇焕亦听说魏忠贤对自己耿耿于怀，于是，灰心之下，这位唯一可能挽救辽东危局的人辞职求去。
而朱由校居然就批准了他的辞呈。
从此，辽东局势，日益糜烂，再也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了。
从天启六年下半年开始，由浙江巡抚牵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狂潮。建这种生祠的意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感念他的功德兼为他祈祷祝福兼表达自己崇敬之情的意思。从此时开始，魏忠贤被人们称呼为九千岁。
这些，表现了天启皇帝对他宠爱的程度，也表现了这个帝国腐烂的程度。
除此之外，谈论起来相当乏味。
但其中确实可以得到反证的一个信息就是，天启时代的那些坏事，很有可能确实是魏忠贤干的。可是，越是如此，越证明了这位天启皇帝的糟糕。
据说，天启皇帝朱由校临死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确定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这位皇帝叮嘱了弟弟两件事：第一件是请他善待他的嫂子，即自己的张皇后；第二件则是告诉即将继承皇位的弟弟，魏忠贤忠诚贤能，可以继续重用。
公元1627年即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病死，时年二十三岁，在位七年。死后葬在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德陵。
第二年，各地开始出现农民暴动，距大明王朝土崩瓦解还有不到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