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是新闻伦理准则之一，也是新闻工作者崇高的职业理想。尽管新闻客观性历来被称为“新闻学上的迷思”，新闻能否客观始终是新闻界争议的焦点所在，但是追求客观，却是新闻人的崇高的职业准则；追求客观性的努力，一直引领着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
第一节 客观性法则与客观报道方式
一、客观性法则的确立
新闻客观性法则起源于美国，它的产生与美国报业两百多年来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发端之初的美国报纸是人们获取来自田园消息的重要渠道，尽量准确地提供事实是报纸的职责。这一时期，本杰明·富兰克林1729年接办《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之后的办报实践，被后人公认对“客观性法则”的萌芽贡献卓著。虽然富兰克林本人并未提出任何有关的理论构想，但他基于“当人们各持己见的时候，双方均应享有让公众倾听各自意见的平等机会，而当真理与谬误得到公平待遇的时候，前者总是盖过后者（弥尔顿及其《论出版自由》的影子）……假如所有印刷商都决意要在他们确信任何内容不会触及任何人之后才付印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可印刷的了”的所作所为，已从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对新闻报道单纯反映客观事实的浅层次理解，而是在言论出版自由口号下所身体力行的某种意义上的“平衡”与“对等”原则——这便是后来包含在“客观性法则”中的重要操作要领。
然而，在美国报业尚未成熟，对新闻本体与新闻业职业特点的认识尚未真正形成之时，报纸便卷入了1775年的独立战争。“战争的第一件牺牲品便是客观态度。”在革命激情的振荡下，不但保守党报纸，甚至那些试图保持中立的报纸都纷纷遭到爱国者的强烈冲击。许多报纸因客观地记录了保守党和激进派双方的观点而被迫停刊，一些如詹姆斯·里文顿那样曾经公正的报人也在战争期间不再客观。作为战争工具发挥作用的报纸，其新闻报道和言论往往都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和宣传色彩。由此，美国进入政党报纸的黑暗时期，当时的报纸煽情主义风行，均以言论和宣传至上为特征。共和党、联邦党各派报刊为实现政党的目的与利益，不惜采取卑劣的手段诋毁政敌，甚至歪曲和捏造事实，这使得许多人忽视了新闻的公正与客观。报纸丧失了对客观事实的尊重，报业也因此而失去了自身的职业基础，而沦为党派的附庸和政治纷争的工具。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的创办为标志，美国进入新新闻时代。这一时期，政党报纸逐渐没落，便士报相继出现，美国媒体开始走向商业化、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同时也引发了从新闻报道内容到新闻观念的大变革。一方面，作为对政党报纸的反叛，在市场法则的作用下，便士报依靠扩大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使其得以脱离党派支持和控制。这种经济上的相对独立确立了报业间竞争的平等形式，并使报道观念上的客观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便士报的商业性质和赢利目的，使其挖掘出市民阶层对新闻事实的强烈社会需求。在商业报纸兴起的过程中，很多报纸编辑和新闻发行人发现，报纸要赢利，就必须大量发行。要大量发行，报纸的言论就必须超越党派。加上当时美国政党政治逐渐确立，报纸已不可能以某一政治势力的意见为己见。大部分记者都开始客观地报道，不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意见写在内，因为编辑知道，各党各派都可能有读者。在这种认识下，报纸内容逐渐以有关现实（reality）的新闻替代评论和意见，在编辑的立场上，也极力避免一面之词。新闻报道成为报纸的主体，“观点纸”变成了“新闻纸”。这种将报道触角伸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现代新闻观念，不单使报纸开始发挥反映现实、监测环境的基本社会功能，而且使新闻报道成了可供读者选择的具有社会通用性的消费产品。每一家报纸的新闻产品都可以在准确、完全、生动、时效上与另一家报纸产品进行比较，这样不仅使报道的客观性成为必须，而且还导致产生了对整个新闻行业在新闻采集、传递过程中进行指导与评判的职业准则。
184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情进一步促进了客观报道在美国的发展，一是电报的发明，二是海港新闻社（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前身）的诞生。可以说是，电报的发明促成美联社的成立，美联社的成立又带动了客观报道的发展。美联社于1848年在纽约成立，它是由《纽约太阳报》等六家报纸以节省费用为初衷出资组建的。作为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美联社成立的目的就是充分利用新发明的电报技术，迅速传达美国与墨西哥战争的新闻，使新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传到各报编辑的手上。当时各报的报道立场不同，为适应政治立场迥异的各报，使它们长期订购自己的电讯稿，美联社不得不采取中立、平衡的客观写作方式提供稿件，因为唯有如此，它的报道才能被各种报纸采用。美联社的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只报道事实和细节，不作任何评论，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这种直观、中立、实事的报道风格，对向其订购稿件的报纸的报道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报起而效尤，新闻客观性法则逐渐衍生。
除了电报及美联社的影响外，十九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也为新闻客观性法则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工业革命带来的现实主义和科学经验主义思潮，使得对“事实”的崇拜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不论是公众，还是新闻从业者，都毫不怀疑报纸像照相机一样客观反映现实世界是必须的，并且也是能够做到的。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高品质的传真照片，加强了客观认知的可能性及信心。当时的美国，报纸仿佛每天制造一幅全国生活的照片。这种对注重客观观察、分析的科学方法的狂热，正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客观报道原则的思想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Theory of Libertarianism）在美国达到鼎盛时期。商业报刊虽然逐渐摆脱了政党的阴影，客观性观念曙光乍现，却又陷入“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的困境，报道内容充斥着暴力犯罪，报业为竞争而走上泛色腥主义路线。为了在新闻界开辟一片净土，《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1860年首次提出与众不同的以事实取代说故事的报道方针，并且逐渐取得报业的领导地位。1896年，奥克斯（Oxis）收购《纽约时报》，确立客观报道作为该报的办报理念和基本报道方式。他发表宣言说，我的殷勤目标是，《纽约时报》要用简明动人的方式，用文明社会中慎重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途径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要不偏不倚地、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不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的利益……。在“包容世界全部新闻，但不传播丑闻”、“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的口号下，《纽约时报》一年之内，发行量从25000份扩大至76000份，到1940年搬进了新的总部大楼，并说服该市议会众议员们把临近的十字路口命名为“时报广场”。
《纽约时报》的改版，正是将通讯社初创时代的简单的“意见与事实分离”在实践中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客观报道方式：即基于人们可以将事实与价值观念进行区分的认识，将新闻事实理解为远离个人好恶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客观描述，而价值观则是个人认为现实世界应当如何的主观偏好，这两者的分离意味着记者在呈现新闻事实时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掺杂其中，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更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同时，《纽约时报》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第一次向世人证明了这种客观报道方式的商业价值：一张并不远离政治的严肃报纸，只要坚持这一方针，就既能在报道社会重大事件时免于卷入政治纷争，又可体现出“观点和言论自由市场”上的对等原则。这种“客观”思想借助于《纽约时报》的巨大影响力推向读者，为公众所认同。
从上述可知，公正、超然与不带个人意见的客观性新闻报道方式，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新闻界改革中所孕育的产物。然而，这种将意见与事实分离，将新闻事实视为远离个人好恶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客观描述，并将之与价值观剥离的客观报道方式，还只能说是“客观性法则”的雏形，而并未真正成为在美国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准则，因为它毕竟还只是一种将“意见与事实相分离”的操作要领。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各种非理性、怀疑主义思潮的冲击和洗礼之后，新闻界逐渐认识到个人经历、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主观偏见对新闻采集、加工、传送过程的影响不可避免，作为客观报道方式认识基础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观念开始受到质疑。正是在上述种种背景之下，早期的客观报道方式在经过修正之后上升为具有现代意义并作为道德规范和职业理想而被新闻界普遍接受的“客观性法则”。1922年美国报业主编人协会制订的“新闻准则”，将报业的“独立性”、“真诚、真实、准确”、“公正无私”等“客观性法则”的条件和内容作为新闻业的道德准则加以明确。
与十九世纪的雏形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客观性法则”的升华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对“客观性”的态度上看，“客观”不再被视为一种唾手可得的目标，而是新闻从业者努力探寻并呈现新闻事件本来面目的态度；其次，从适用范围上看，它已从对报业实践进行指导的操作原则上升为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约束与职业理想；再次，其目的也从精确地反映客观现实演化为尽量减少主观偏见力争最终逼近客观现实。
在中国新闻史上，客观报道这个概念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人士首先提出来。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提出“报之以客观”的主张。1904年6月12日，梁先生在著名的《〈时报〉发刊例》（《时报》创刊号）中提出如下规定：“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摸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好辟于所贱恶，非惟自蔽，仰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故勉避之。”梁启超的观点显然已涉及新闻报道中公正、不偏、无党派色彩等要求，《时报》正是以此为办报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完成一系列中国报业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学界对客观性的了解是在批判外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超党派”的客观性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他们认为，西方学者把客观性强调到了不恰当的地步，用“客观性”代替一切办报方针，把自己的报道说成是完全“超阶级”、“超党派”、“不偏不倚”、“纯客观”的东西，好像他们的报道只陈述事实，而从不表达意见。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事实说话”的口号。“用事实说话”成为中国新闻界对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报道原则的朴素理解和操作方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客观性法则。
二、客观报道方式
新闻客观性法则自诞生以来，一向为西方媒体推崇备至。在实践客观性法则的过程中，客观性的内涵日益丰富和完善，并且逐渐发展出客观报道方式作为客观性法则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
关于客观性的内涵，台湾学者彭家发综合为：一般所谓“客观”，广义来说，是指凭借所收集得到且能够观察而又能查证的种种事实，以试图了解现实的一种方式。当媒体或新闻工作者声称他们是客观时，他们或多或少都意味着下列诸项情形：
1.他们在收集和呈现（报道）新闻成品时，概以事实为主；无偏私、也无党派立场，展现的是正确、真实（realism）的报道；
2.对于新闻事件，他们除了只愿作为“公平的证人”的角色外，不做他想；平衡、平均地处理一个论题的各方意见是不变的原则；
3.新闻工作不受自己成见或念头左右，也将个人态度或个人涉入（involvement），减至最少；
4.他们的新闻工作不受个人情绪所影响，事实与意见分开处理；
5.不在讯息中灌注个人意见或判断（judgments），但尽量提供所有主要的相关观点；
6.所提供的资讯，都属中立而又非评论性；避免存有扭曲，仇怨，或者误导他人的目的；
7.所提供的讯息，是各项可查证事实的总和。
此外彭家发还介绍了博耶（J。H。Boyer，1981）在访问了50家报社编辑之后，归纳出的六项客观报道要素，也比较有代表性：
1、平衡与公正地呈现一个议题中各方面看法；
2、正确与真实的报道；
3、呈现所有主要的相关要点；
4、将事实与意见分开，但是将意见视为相关（relevant）；
5、将记者本身态度、意见、或涉入的影响减至最低；
6、避免偏颇、怨恨、以及迂迥的言论。
上述几组观点，虽然未能对客观报道提出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定义，却大致包含了客观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几种意涵：正确、平衡、公正与不含偏见的报道。综合看来，所谓新闻的客观性，指的是媒体人在新闻活动中应如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中立者（Neutral Gatekeeper），要超然与不掺入自己的偏见，在报道中做到正反互陈，意见与事实分开。
把握了新闻客观性法则的基本涵义之后，一些新闻学者尝试着归纳出客观性新闻报道在写作上的一些具体形式或者模式，即客观报道方式。在美国，比较为大家认同的一套具体的操作模式是：
1.金字塔方式在第一段简述基本事实；
2.以五个W（who、when、where、what、why）报道；
3.以第三人称报道；
4.引述当事人的话；
5.强调可以证实的事实；
6.不采取立场；
7.至少表达新闻事实的两面。
美国学者盖伊·塔奇曼（Gay Tuchman）在分析客观性法则时，为区分新闻事实与主观判断，拟定了记者所应遵从的四项“战略步骤”：
1.提供争论双方的“观点”，以便识别冲突情况下对手之间的真实主张；
2.提供代表这些真实主张的确切陈述；
3.直接用引号指明这是消息来源而非记者之言；
4.首先依照以提供最多的“事实材料”的方式组织报道。
此外，塔奇曼还特别指出，记者在运用客观性法则时，对于那些把解释性材料当作“新闻分析”的言论，必须与事实严格加以区分开来。塔奇曼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写道：“看来，被当作新闻报道正式标准的新闻步骤，事实上是新闻工作人员用以保护自己免遭批评而提出的职业上力争客观真实的战略方针。一旦他们的专业知识得不到新闻消费者的足够重视，并有可能成为遭致激烈抨击的根据时，这种情况尤其如此。”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Wes Gallagher）则认为实行客观性的关键在于分清思想与情绪、事实与感觉。他说，一个客观的新闻工作者“决不能让自我压倒良心或理智。他应当试图去拨开笼罩在无数问题上的偏见与结党成派之云雾，揭示严峻的现实与理智之帷幕。对当今盛行的崇拜非理性的热潮决不作出让步。”加拉格尔关于非理性的批评直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排斥客观性法则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界逐步意识到了新闻客观性法则的重要性，在主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自觉地摸索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客观性道路。比如中国中央电视台试图与国际接轨，拟办新闻频道，有学者提出了新闻与宣传分离，事实与评论分离两个基本原则，借鉴国际通行的“客观报道”理念，要义如下：1、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准的舆论方向，用事实说话，避免单向宣传灌输。2、忠于事实：（1）事实与评论分离；（2）重要事实应用“同期声”；（3）不含报道者的感情色彩；（4）平衡而公正；（5）监督性报道必须采访到被监督当事人；（6）给予报道所涉及的双方回应的机会。3、保证消息来源可靠。4、平衡处理信息，避免呈现一面之词。5、反对偏见，在不违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恪守“客观、公正”原则，抵御私利政治集团和商业集团对新闻传播的干扰，凸显中央电视台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
一百多年来，西方新闻客观性法则指导下的客观报道在新闻实践领域，以其客观和公正给予了世界各国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学者一个确定的目标与指引方向。时至今日，客观性、客观报道成为美国新闻界奉行的主要方法，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也多采用客观报道的方式。经过时间淘洗，无数新闻实践证明，客观报道最能适应各个社会中各种成员的需要，符合公正及专业的形象，故有着恒久的价值。依据客观报道的准则写作的新闻稿件，在新闻界广受欢迎，赢得很高的荣誉。这些新闻报道大多包含“详尽”、“连贯”、“全面”、“侧面”、“来龙去脉”、“综合性”等因素，体现了客观报道所要求的准则，而这些也正是它们备受推崇的原因。1996年2月建立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半岛电视台，就是因为坚持不偏不倚的客观平衡的报道方针和敢于说真话，而声名鹊起，闻名于世的。如同半岛电视台台长坎法尔所指出的，半岛的成功在于它是走着自己独立的路。半岛电视台是一个尊重事实的媒体，任何一个新闻题目，不管有多危险，半岛的责任就是让观众看和听。所有的立场、所有的看法、所有的意见，半岛都会表达，因为这是半岛的职业。然而，如同显赫的声誉属于半岛一样，批评和危机也一直跟随着半岛。半岛电视台因多次播放有关“基地”组织的录像带和有争议的节目而激怒了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西方新闻媒体曾批评半岛电视台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立场偏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此，半岛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指出：半岛电视台在有关9·11事件，以及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新闻方面，报道阿富汗观点和美国观点的篇幅基本上各占一半，不存在偏颇的问题，他们的报道是“客观和独立的”。客观报道是媒体发展的力量源泉，能否切实做到客观报道，乃是媒体成败的重要指标。正是坚持客观报道原则，才使得半岛电视台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半岛电视台蒙受了空前的批评，甚至因为新闻立场遭遇被封杀的命运。如果半岛电视台在坚持客观报道问题上不断妥协，屈服于强势，它就不可能赢得今天的声誉。但是，从半岛的经历和遭遇不难看出，新闻客观性仍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完全的客观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第二节 客观性的争议和质疑
一、三种不同的看法
新闻客观性法则或客观报道，不仅是新闻工作的一种专业规范，也是主要的新闻专业理念之一。早在1973年，美国的“专业记者协会”就正式把客观报道列入其道德规范之中，并强调客观报道是新闻报道的目标，也是衡量记者表现的标准。然而可以说，新闻客观性问题自诞生以来，或者说新闻客观性法则自确立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就备受争议和质疑。概括起来，关于新闻客观性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看法：
1、新闻不客观
在美国，对于新闻客观性的质疑首先来自于美国新闻界“否定主义”气氛的存在。例如布什（George Bush）在1988年竞选美国总统时，便与哥伦比亚电视网（CBS）的主播拉瑟（Dan Rather）有过一次激烈的言语冲突。期间，布什指责拉瑟报道偏颇：在论及他的政绩时，只提伊朗门事件的丑闻。这件风波使得拉瑟在日后布什执政的四年当中，都无法受邀参加白宫的记者会。此外，福特（Gerald Ford）卸任后，也曾批评越战时期偏颇的电视新闻报道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尼克松时代曾任职副总统的安格纽（Spiral Agnew），更毫不留情地指责电视新闻为“喋喋不休的否定主义土霸王。”这些指控使得美国新闻界在自省之余，也不得不承认否定主义气氛的确存在。自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之后，新闻记者无不以揭发丑闻为己任，结果不但造成一般人对政府缺乏信心、选举时投票率低落，也连带地使新闻界的信誉受到波及。
除了“否定主义”气氛外，另一派人士则批评新闻媒体偏袒“既有势力”，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强势社会团体。根据国际机械师协会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电视网的新闻报道，几乎完全倒向大企业，而非代表弱势族群的工会。一些批评家指出，新闻报道的形式强化了既有的权力结构，因为有权力的人最有能力制造或掌控事件与权力机构。尤其是政府单位，常常能够轻易地掌握记者喜欢事件的特性，进而得以操纵媒体。一些学者认为，新闻媒体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势力，它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不但强化了既有政治势力所架设出来的观点，也强化了既有政治结构本身。
尽管上述双方对于新闻报道偏颇的方向得出的是近乎南辕北辙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定新闻报道不客观。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批评。根据加拿大魁北克新闻评议会对1973年至1987年间诉讼案件的统计结果，这14年间，共有诉讼案件740件，其中与不客观报道相关的诉讼，包括滥用编辑权、侵犯表达自由、报道不平衡、消息不确实及新闻夸大等，就有374件，占50.54%，数量相当可观。至于欧洲国家，如英国，固然有《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如此著名报纸，但也有通俗报纸如《太阳报》（The Sun）、《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及《每日星报》（Daily Star）等，经常故意揭人隐私，歪曲偏颇，制造耸动新闻。这些现象是导致一般人批评新闻不客观的主要原因。
2、新闻不可能客观
客观报道强调记者在叙述事件时，应不受任何价值判断的干扰。然而，有学者认为，新闻和任何文学或文化形式一样，是依附“常规”而呈现，因此不可能客观。作为一种概念，一种形式，客观性法则固然方便了新闻的选择、处理及传递信息，但是一旦将客观性变成了口头禅，它就成了一个“无形的框架”，给既定形式的新闻结构戴上面具，反而在表面上妨碍了客观的真正面貌。
除了对于客观性意义上的争议外，学者们对客观性是否可能实现、或者客观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客观，也有程度不同的质疑。他们认为，新闻工作人员本身的背景会使得他们无法客观。当一个记者对一件事情进行报道时，传统积淀在他思想深处的内核就会提供给他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视域，偏见就是这种视域的基本特征。美国新闻学者纽菲德（Newfield）在论及新闻报道是否客观时有过一段说法：“控制媒体机器的男男女女，并不是中立、无偏的电脑。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在“客观”的表象下，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这些价值是经过《纽约时报》、美联社、哥伦比亚电视网长期洗礼……我想不出有哪个白宫记者或电视评论员，没有这些价值观，而同时他又宣称自己是客观的。”对此，李普曼也很肯定地说：“没有偏见、具有全然中立视野的人，在任何文明中都是如此的不可想象，以至于……没有一种教育可以据之为理念”纽菲德和李普曼的观点充分反映了许多新闻学者及新闻从业人员的想法。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伯纳教授从新闻工作人员所肩负的任务，对实践新闻客观性法则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很难成为他们所声称的客观事实收集者与表达者——因为对象不同，报道就有不同的写法。新闻工作者经常是为了遵从编辑政策而写，并且又经常依附潮流，故而在采访新闻事件之前，就预先已有了定见。综而言之，他们认为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自己成长背景与经验的影响；而“事实”本事并没有一套逻辑，可以令所有的人对它做相同的认识与理解，所以不偏不倚的事实基本不存在。基于同样的理由，客观性本身也就不客观，因为这种信念同样脱离不了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束缚，主张客观这种观点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
3、新闻不必客观
从客观性法则的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有着较为独特的存在原因。有学者认为，客观性的立论基础，不在于人可以客观，而是因为知晓到人不能够客观，为了弥补这一天生弱点，才提出这一种新闻制度，以客观报道来限制记者的主观。新闻客观性的原始意义是从科学自然主义出发，将社会科学技巧应用到新闻学上，等于科学家以严谨的方法寻找真相。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客观性却往往被视为是轻率、肤浅报道的肇因。尤其是在美国水门事件发生后，解释性与调查报道大行其道，使得这种轻视客观性法则的看法尤为风行。一时之间，客观性法则似乎成为不再被需要的过时教条，新闻报道也不再必须客观。
二、新闻不客观的理由
时至今日，在缺乏衡量客观性的标准、客观性本身就不客观、或不值得追求等观念的影响下，新闻客观性法则虽然在表面上维持了“新闻事业信条”的地位，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客观性是现代新闻学上的迷思。
由于纯粹的客观是人类永远也达不到的，因而任何一种对现实的描述都不可能是一种纯客观的映现，而只能是一种建构。这种建构不仅取决于被报道的事实本身，同时也取决于作为建构者的媒体从业人员的立场、观点、方法与意图，具体来说，取决于报道者个人出身、阶层归属、教育状况、个人兴趣等多种复杂因素。一篇报道从生成到发表，还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环节，这些环节都是靠一个个主观决策连接在一起的，这就导致了对报道的选择、权重、表述等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也就是说媒体对现实世界的映现并不像用一台照相机进行摄影，而更像一位画家在描摹。即便是一群摄影记者对同一目标进行拍摄，由于拍摄的方位和角度不同，拍出来的照片向人们所表述的信息也会呈现巨大的差异。综上所述，媒体并非是在映现现实世界，而是在建构对世界的图景。媒体所呈现的世界是媒体从业人员建构的成果，而不是世界的完全真实的映现。
然而，正是媒体所建构的这个世界图景，却对现代人发生着日益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大众传媒不仅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和通道，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文化更是左右着现代人的处世习惯、生活方式，甚至精神生活，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这一切都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和强大舆论力量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日益成为一个巨大的中介，较大范围内舆论的产生和消失往往是大众媒介信息传播和引导公众的结果。作为中介，大众媒介一方面迫使人们超越自身狭隘的经验，学会更多地凭借大众媒介提供的间接信息和话题去认识世界，勾勒、修改头脑里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封锁消息、提供不真实的或有意误导的信息等，而造成舆论的僵滞、全面非理性化或社会的混乱。所有这些，既使得新闻客观性成为必须，又令新闻客观性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正如李普曼所说的“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的。如果不是教育使得我们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些先入之见会深深地支配整个知觉过程。”而“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固定的成见的性质以及我们轻信这些成见的程度。归根结蒂依赖这些广泛的模式构成我们的人生观。如果在那种人生观中，我们假定这世界是按照我们掌握的一种准则安排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写出我们的报道，来描写一个按照我们的准则行事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新闻报道的制作过程中许多因素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对客观的认知，其间牵涉到报道者、被报道者、阅读者之间的互动，从记者的采访、写作，到新闻的处理、发表，其实都带着程度不一的偏见。新闻组织对于新闻记者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记者本身的知识背景、价值观、理解阐释方式，素材的挑选以及对新闻的判断等都构成新闻报导中的主观性；加上媒介的立场和其利益所在，报道中每一篇文章使用的耸动标题、每一个句子的言之凿凿、新闻的播报员煞有介事的语气、音调的变化和摄像机剪辑的镜头画面都可能带有主观性，这是新闻工作的特性使然。
此外，对客观的判断标准始终模糊不清，混沌不明，也是新闻客观性饱受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一般人（包括学者）在衡量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时，并没有一套可以广为各方一致接受的标准，因此新闻报道是否客观，反而成为个人主观的判断。
三、客观报道是否等于中立
有关新闻客观性争议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客观性是否意味着必须严守中立，摒弃评价，是否必须排除新闻工作本身所带有的倾向性和价值判断？对此，一些学者指出，客观报道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角度、面向，甚至立场，来突显社会中不为人知的真相与事实。如同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新闻媒体传统的客观性报道方式是，对战争情势、军事组织、战略、战术以及武器等进行系统的分析，却很少深刻地去揭露那些发动战争、抵抗侵略或在战争中受难的人们，如此一来，所谓客观报道其实无助于导正社会视听；新闻媒体并不真正关怀他们所报道的对象，并且忽略了传媒重要的守望、联系及传递功能。资料呈现式的报道仿如隔岸观火，而公众就只能是消极的接收者，透过媒体观点看待世界，身处信息爆炸但品质低落的媒体环境，不得不令人怀疑，新闻媒体的客观性意义何在？
因此他们认为，新闻记者绝非与事件保持距离的中立观察者，而是与事件紧密相连，无需回避对事件提出价值判断。所谓客观性指的是对事务状态达到某种适当的报道、诠释以及评价。公正性有别于中立性，它并不排除价值判断。因为优秀的新闻报道，不应只是叙述事件如何以及为何发生，更要寻求事件的本质的呈现；同时，以战争屠杀事件为例，凸现真正的邪恶与恐怖本质常常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工作。透过反思均衡的共生过程，以及理性地思考个人关于基本的诠释与评价原则的判断，客观性才有可能达成。如果否认这一观点，如同错误地将所有新闻工作化约为某种宣传手段，这是对正确新闻的曲解，因为新闻记者有责任致力于公正性，进而达到客观性的追求。美国里兹大学基朗（Matthew Kieran）曾说：“记者的任务是：厘清消息来源的性质，提供有根据的证据，分析事件中相关背景和关键人物的可能动机。这样公众就有比较明确的证据，以判断新闻报道是否客观呈现事实，是否根据事实进行公正评价，并对公众所关心的事件进行适当的叙述。”新闻记者如何报道一则新闻，与该事件的真相之间是有区别的。即使强调客观的报道方式，要完全呈现真实仍然存在相当的难度，因此新闻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只能通过各种角度的切入以迹近彰显真相的目的，从事实整体中选取重要事实并呈现之。所以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不是以呈现整体事实为主要考量，而在于通过争议、辩论和讨论，以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意见的观念为主，来协助受众理解事情隐藏的本质，这正是新闻媒体强调客观性的意义。
可见，客观报道不只是要在信息方面有充足的广度和深度，更需深掘和突显事件的本质和真相，这可说是新闻义务的觉醒。即使这样的客观性如同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但它的确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新闻精神。正如新闻学教授拉德·芬克认为：“真正的客观是不可得的，但是追求客观的努力，却成为美联社这个颇具影响力的机构的核心哲学。”不仅如此，有人认为，新闻在本质上是充满价值判断的，如果新闻记者在从事报道时预设了某些基本价值，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藉由不同的词句进行许多再叙述。新闻叙述是一种充满诠释的过程，而且诠释本身具有价值取向，因此任何事件本身就面对着多种诠释的可能性，这些诠释也就有着不同的价值关怀与诉求。例如，1994年8月30日北爱尔兰各方宣布停火之际，很明显地在许多新闻报道中都强调了停火象征着和平进程的曙光。就在那一天，路透社摄影记者罗德威尔（Crispin Rodwell）奉派前往捕捉这个令人充满希望的消息画面。他花了一些时间在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Belfast）四处晃晃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一句鲜明的标语：“和平来临，该滚了！”接着他就在有人路过的时侯拍下了该标语。当他按下快门时，一个小男孩正好对墙玩球，也就被他巧妙地捕捉入镜。之后，他将一批照片寄给路透社，当然也包括了那幅站在标语前的男孩的照片。重点是，罗德威尔将相片加以修剪，把标语的后半部分“是该滚的时候了”删掉了。路透社的执行编辑打电话给罗德威尔，以便确认照片并没有经过任何人为设计，例如付钱请人漆上标语。确定没有问题之后，路透社就向全世界发出新闻稿，然后那张相片成为报纸竟相采用的主要图片，与停火报道一同出现在大部分英国报纸的头版上。不管人们如何诠释图片及其用途，在最低层面上该画面所呈现的事实的确存在。标语的确曾被涂在墙壁上，也的确有一个男孩对着墙壁玩球。但是，这种最低限度的叙述可以由不同的方式加以诠释与评估。如同罗德威尔和路透社的执行编辑心里清楚知道的，“和平来临，是该滚的时候了！”是爱尔兰共和党所常用的一句标语；在这一事件的脉络中，它等于“英格兰人滚蛋！”这一类句子。该标语坚决主张如果想要有和平，英国部队必须撤出北爱尔兰。但是图片经过修剪及其后续的安排使用之后，却成为用来报道停火的头条新闻，对北爱尔兰与大不列颠两者而言，修改过后的标语都象征着某种希望，即停火可以带来永久的和平。根据使用者的某种巧妙安排，完全相同的一句标语似乎出现了不同的诠释与评价。
可以说，新闻客观性并不完全排斥倾向性和价值判断，问题在于是否做到公正。如果说，客观性是新闻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倾向性则是新闻实现其价值的必要保证。公正传播是大众传媒与传播工作者取信于民、立足社会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掌握在不同社会集团（包括商业机构）手中的传播权，常常会赋予大众传媒一定的倾向性，更不用说以机关报身份存在的某些报刊，其立场与观点更是鲜明。但是所有这些立场、观点与倾向，都必须牢牢地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将失信于民，其观点和倾向也将无人认同，无人接受。
保持中立，固然是新闻记者的一种美德，但新闻报道不可能完全中立。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杰克·富勒是一个颇有名声的记者。他以亲身体会谈道：“当中立不但用来描绘报道的一种心态而且还指报道的方法时，困难就出现了。”“报道政治新闻的记者通常要评价政治家或政府官员所发表言论产生的效果。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通常把统计数据上的变化引申为一种透视（例如，失业率的下降并不就是其表面的含义），尽管经济学家们对此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外事报道，必须包含对政府政策的评论。一些报道地方新闻的文章总是将官方的感召性言论与街道上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报道商业的记者会用并非普遍接受的经营理论来评价某公司的活动。当发生一些大事时——无论是战争还是一些灾难或是像推倒柏林墙这样的胜利，新闻报道总是设法直接写出一些较深的历史意义，甚至能想象出多少年以后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杰克·富勒认为，“放弃假装中立的理由很多很多：新闻必须帮助人们理解影响他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如果不对事实和价值进行一种评判是不可能使他们理解的。人们常常会觉得完全中立的报道空洞无趣，因为光列出事实太单调而且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记者写报道多少要受时间、空间和条件的限制，但只要能写出事实的真相，并能作较明智的评判，便能在读者中赢得声誉。他甚至说，“完全中立的报道会削弱报纸和读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读者很难看出报纸的个性，而且也找不出他们所联想到的独特的‘声音’”
事实上，纯粹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并不受读者的欢迎，人们希望不仅能够看到人物或事件的真实情况和真相，还能够看到公正不带偏见的评判和推理。既然要对事实做出公正而不带偏见的评价，就必然涉及一定的观点、价值和方法。那么，什么观点最正确因而能做出公正的评价？对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得到共同结论的问题。因为报纸、电台、电视台要不是国家政府属下的机构，便是受国家指导和直接或间接管理的机构，都必须忠诚于国家利益。这必然导致每个国家的传媒机构采用的观点基本上与该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世界各国的性质和体制并不统一，这样，我们听到了各国传媒发出的不同声音，看到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激烈交锋。例如，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既鲜明地表达了我国新闻界所必须遵奉的立场，也代表了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存在着许多根本的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但在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上，还是能够基本达成共识的。
第三节 客观性的价值及实现
大多数人都同意客观性是新闻学上的迷思，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尽管备受历史和现实的冲击和质疑，客观性仍然被新闻界奉为最崇高的理想和最重要的专业准则之一。人们为什么要努力地实现这种似乎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呢？新闻客观性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呢？
一、客观性的价值
在传统的哲学家视野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直接的，没有任何中介或者屏障。所有哲学家的任务都是要力图回答人能否和如何认识、把握、作用和改造他所置身的外部世界。然而，自从近代新闻媒介产生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逐渐地依赖新闻媒介来了解和认识世界，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生活须臾不能离开媒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李普曼首次提出“虚拟环境”（Pseudo Environment）的概念。他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关于上了镣铐的囚徒只能从火光在前方墙上的投影判明身后境况的话题中获得灵感，说明现今人们日益通过媒介来了解世界，这样所谓人对环境的适应其实是通过“虚拟的”媒介进行的。数十年来，特别是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人对媒介的依赖有增无减，媒介所构造的世界就这样地成为人通向外部世界的中介，同时也成为两者之间的屏障。作为中介，媒介力图向人们展示整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发生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就像物体在墙上的投影并不等于物体本身一样，媒介世界毕竟不是外部世界本身。媒介世界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不如投影那么简单，因为媒介是要由人来运作的，媒介人员的经历、学识、观点、信仰、视角、态度等等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集团利益、政府、党派的控制或左右，只不过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会对媒介反映外部世界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如此看来，媒介世界是否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原貌？万花筒一般千变万化的媒介世界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和客观地复制了外部世界？如果说完全的真实客观并不可能，那么媒介人有没有可能超越自身的主观局限，尽可能地给人们一个最大限度接近外部世界的媒介世界？如果不能，人们又该如何看待和处理无所不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如此地依赖媒介，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一种异化？这些问题既昭示着现代人在面对扑朔迷离的人、世界、媒介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所不得不做出的思考和反省，同时也寓意着问题本身——新闻客观性——的价值所在。
其一，媒介的本质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基本功能是反映社会现实。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多样，媒介行为的难以把握和控制，媒介在反映现实世界时主观性不可避免，媒介只是一种相对的社会现实建构。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意义正在于充当使得媒介作为信息传递载体实现其功能而不偏离其本质的重要保障。
其二，客观性属于人的理性认识的范畴，它来自于人的实践需要，植根于人的理性精神和求真意识。新闻客观性，说到底就是人的理性精神的外化，是媒介的价值取向的标志。对新闻报道而言，它要求媒体诉诸传播内容时，应该公正和全面，使受众在接受新闻时，能获取准确而全面的信息，从而了解事情的真相。
其三，从新闻的本体来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它以事实作为基础，不允许人为的加工、虚构和夸张，而事实，无论我们报道它，还是不报道它，它始终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也就是说，源自于事实的新闻，在内容上是客观的。以此而论，新闻的客观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与生俱来的。
其四，新闻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它总是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紧密相连。很多时候，在新闻报道中客观性是必然的。因为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中，过于简单、绝对地区分出正确或错误是不符合现实的，很多时候媒体选择客观的立场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惟有如此的。
二、“是”与“应该”的融合
人类的一切伦理行为，说到底无非两种类型：一种是不遵守道德的行为，一种是遵守道德的行为。其中遵守道德的行为，又可分为两种类型：适当遵守道德的行为和过于遵守道德的行为。不遵守道德的行为即所谓“不及”，适当遵守道德的行为称之为“中庸”，过于遵守道德的行为则为“过”。孔子说：“过犹不及”，亚里士多德说：“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不及”，不遵守道德是恶，是不言而喻之理。可是，为什么“过”，过于遵守道德也是恶，而惟有适当遵守道德，即中庸，才是善呢？因为物极必反。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的稳定性的量变范围，事物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变化，便不会改变事物的性质；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事物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道德也是如此，遵守某种道德，在一定范围内是善的；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恶的。因此，惟有“中庸”才是德行，才是善。中庸是贯穿一切善行和美德的普遍的根本的重要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规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新闻客观性作为媒体的价值取向的标志，是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这是毫无疑问的。不遵守新闻客观性法则的行为，显然是违背新闻道德的行为，是“恶”。过于遵守，或者说谨守客观性法则的行为，其实是走向了客观性的反面，也是违背新闻道德的行为。因为过于追求客观性的新闻报道，容易使记者成为简单的传迅工具，成为工作采访中置身事外的人，即“训练有素的无能”。他们过度依赖消息来源，很少主动去研究发现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不再思考事件背后的真正问题。他们并不真正关怀他们所报道的对象，也忽略了传媒重要的守望、联系及传递功能。这样的客观性报道其实只是一种仿如隔岸观火式的肤浅的资料呈现，而身处信息爆炸的社会，希望透过媒体观点来看待世界来聆听权威的受众却只能是消极的接收者。如此一来，新闻的客观性何存？新闻的道德何存？而且，客观报道在西方新闻界还普遍被认为是记者避免麻烦的一个好办法。如前所述，很多情况下，客观性法则对媒体人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性的仪式”（Strategic Ritual）。这种写作方式使截稿压力减轻，并协助新闻从业人员避免关于诽谤的诉讼，它其实与客观报道并没有多大关系。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客观性和主观性是对立统一的。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与演变取决于新闻实践的发展需要，但不可避免地在其本质的理解上要受到哲学思想演变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相互统一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一件新闻作品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客观事实的简单重复和机械再现，而应当是主观性、倾向性与客观事实的碰撞与结合，而结合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其中的“度”。因此，就新闻客观性来说，惟有从表面肤浅的客观，从“策略性的仪式”的客观，而进入到对事物的本质或隐藏的真相做出适当的报道、诠释和评价的客观，才是遵循客观性法则，符合新闻道德的行为。因为惟有透过理性的思考和反思，对事件的本质做出深入的适当的论述和诠释，评价和判断，才能真正达至客观。这样一种客观，是新闻媒体的理想，也是有待新闻媒体努力的方向。
在新闻实践中，这样一种客观的实现需要遵循一种科学的方法。一方面，从新闻媒体这一方来说，要尽最大努力从报道一开始就掌握事物的全部信息，特别是批评性、问题性报道，一开始就应尽可能做到报道的平衡，即全面反映不同方面的意见，以避免偏听偏信可能带来的麻烦，使自己立足于客观公正的位置。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方来说，在强调记者责任的同时，应保护记者调查报道的权利，并允许记者对报道对象的认识有从部分到整体，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要允许媒介在客观报道的初期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可能出现的误差（前提是这种误差不是故意的、恶意的，且在后续报道中得到更正），并通过客观报道和连续追踪报道相结合的方法，让读者和报纸一起随着客观报道的进程，既迅速又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说过：“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
当然，众所周知，人类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是主观意识反作用于客观现实的产物，新闻活动也不例外。新闻学界对作为一种理念的新闻客观性问题己经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报道”而不是“事实”的属性决定了“新闻的客观性”与“事实的客观性”不是一回事。关于“新闻的客观性”与“事实的客观性”的区别，吴高福教授指出：“所谓事实的客观性指的是客观实在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特性。它是一种不以人的精神、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的存在。而新闻的客观性则指的是传者反映对象的客观性，是传者反映客观事实的结果。因此，新闻的客观性，是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而是必然同主体相关联的，是作为传者根据一定目的、需要反映结果而存在的客观性。”如前所述，新闻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事实是多侧面、多角度的，即使摄像机式地再现，也有报道者在选题、取材、取景、拍摄角度等方面的选择；新闻报道作为人的活动，记者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按照自己的观点，去对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在对报道主体的方方面面深入采访的基础上，有选择、有取舍地进行报道；在有分析、解释的深度报道中，记者对事物的立场、观点更流露于分析报道之中。
从历史上看，新闻客观性的发展虽然几经曲折，却并没有被那些质疑和挑战所击倒，相反却在辩证否定之中螺旋式上升，而以此为依据的客观报道方式迄今为止也仍然是新闻报道的主流。虽然绝对或纯粹的客观不可能达到，但是客观性作为一种职业理想和工作态度得到了世界各国新闻界的认同：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指望要达到它，而是对现实反映的一个过程、一种态度、一套思维方法。例如，迈克尔·舒登声就将新闻学里的客观性视为信仰体系中确定无疑的那种知识，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伦理学——指明人们在道德上做出决定时应当采取何种思考方式。于是，客观性不再被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问题，而是有益的、应该力求达到的，它是把‘是’和‘应该’溶为一体的途径。”“是”指尽可能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应该”指尽可能无偏见地报道事实真相。这两者都与正确认知有关，也都与道德品质相涉，所以均在媒体伦理的要求之列。故而，李普曼在论及人们在认知世界时所固有的成见问题时，又进一步指出：“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观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只是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因而他的智力最多只能领悟粗略的思想网络的一些方面，那么，当我们运用我们的固定的成见时，我们就会懂得它们只是一些成见，而把它们看轻些，并且乐于修改它们。”
从以“事实”为内核，以“事实和意见分离”为信念的客观报道方式，到因对主观性的疑虑而在新闻界树立起的道德规范和职业准则，再到在现实矛盾的反思与再认识中始终不弃的理想和目标，新闻客观性原则虽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几经曲折，却始终没有被这些挑战和质疑所击倒，相反却仍然被那些优秀的新闻从业者奉为至高无上的职业理想。可以说，新闻客观性原则经历了一个从为之，到知之不可为，到知之不可为而为之的过程。如果要问，新闻客观性何以能够在备受冲击和质疑中依然存续不绝？那是因为，新闻客观性原则是使得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媒介不偏离其本质的重要保障；如果要问，是什么促使了人们对于新闻客观性法则近乎痴迷的执着追求？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在人类的本性中就有不断追求真理的愿望，而客观性法则正是符合了这种愿望的要求。因此，尽管由于这一命题自身所存在的主客观矛盾，争议在所难免，尽管由于现实世界日趋复杂，新闻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新闻客观性法则依然面临考验，但是，无论怎样，新闻客观性法则依然是一种很高的职业理想，是新闻业所要努力达至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