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1年10月6日生于陕西泾阳。祖籍河南淅川。水利学家李仪祉兴修泾惠渠使古老的郑白渠得到了新生，我家乡成为盛产棉粮的“一马平川关中白菜心”。我在这块富庶地区度过了童年时代。
我的中学时代主要是在三原度过的。抗战期间，这里的三原中学、三原县中、池阳中学、三原女中、三原工职、民治中学、振国中学、铭贤中学等十多个中学云集的浓郁人文氛围，薰陶了我对社会、对文学的兴趣。我在泾阳学习的唯一中学是仪祉农业技术学校，校长是李仪祉的胞妹李翥仪。她那敬业与诲人精神，感人至深。记得在三原高中一年级时，惊悉她夫妇同死于车祸噩耗，悲痛之下，我用文言写了一篇祭文。国文老师、《大公报》记者张警吾修改后，在追悼大会上宣读，并将此文交给了从南京来参加大会的于右任。我至今耳边仍为响着这位身着黑粗布长袍、脚穿白粗布长袜和美髯飘飘的辛亥革命元老的乡音：“师生情谊，山高水长！”后来，我才发现，张警吾老师也曾经是陕西文史馆的老馆员！
一个偶然的因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报考西北大学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但历史的考分是100分。根据当时西大“满分必录本专业原则”，1950年我进入了历史系。是史学家侯外庐校长关于“大学时代要选好科学研究生长点”的治学经验，引导我进入南亚史领域。我的20万余字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史》的本科毕业论文，得到周一良老师的赞许，从而于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亚洲史研究生专业。在周一良、季羡林和苏联柯切托夫老师指导下，我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它的前期成果《百年前的印度人民起义》发表在《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第二版，其最终成果是《1857年印度大起义略论》和《1857——19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
1957年重回西北大学执教之后，我主要从事了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1984年任西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1986年创办文博学院并任院长至1992年。1984年，我作为中国教育部大学文科考察团成员赴美国，考察了16所各类型大学，研究了有关文理渗透趋势、智（慧）能（力）教育和“独立思考、创新创造”的教育哲学。它促使我对历史、考古老专业进行了改革，增设了文物保护、博物馆学和档案馆学3个新专业，组成全国第一所文博学院。部分改革总结见《美国高等文科的智能教育》（《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2日“教育科学”版）、《西北大学历史系深化改革的探索》和《马克思史学名著系列课程建设》（分别发表于《中国高等教育》1989年第6、10两期）。
第二，1987年兼任、1992年专任中东所研究所所长至今。中东所原名伊斯兰研究所，为国务院1964年批准成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由于十年动乱和长期办所方向不明而濒于困境。我到所后，确定了“现实与历史结合、科研与教学结合”的办所方针，建立了全国迄今唯一的中东南亚博士学科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并把世界近现代史硕士点扩大为南亚中东史和宗教史硕士点。现在每年在校研究生发展到50人、科研成果以自己系列性厚重特色而居全国本领域前列。我连续三届被选为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和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杂志特约编委。
第三，我今生有幸从事教师职业，1957年以来教过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至今还在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导师和教授岗位上。1992年文博学院全体学生赠我的幅语“师之生涯，桃李天下”，道出我的人生乐趣，2001年8月26日，全国各地的学生为我祝七旬寿辰，以“树人启智”题词相赠，我用《师生情谊之歌》，表达了人间最美好的师生情谊。在大学各层次人才培养上，我都关注教材建设，出版教材10余种，其中《世界史教程》1989年获陕西成人高教优秀教材一等奖，《世界史·当代卷》1996年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阿拉伯国家史》和《二十世纪中东史》是教育部推荐的全国研究生用书，并被分别评为两个陕西省社会科学和一个陕西省教委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四，在我的读书、教书和写书的书路人生中，其中心实际上集中在科学研究的思考创新上。迄今为止，发表论文270余篇、出版著作50余种。科研成果共获奖13项，其中《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和《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分别获陕西社会优秀成果一、二等奖。近几十年来，我集中研究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问题。较满意的论文是发表在1994年《历史研究》第2期、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秋季号转载的《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较为满意的著作是：现在正在主编的、以文明交往理论为指导的13卷《中东国家通史》（西北大学“211工程”标志性和商务印书馆重点图书）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文明交往论》。
第五，社会兼职方面，曾任4届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和中国亚非学会理事、陕西史学会和陕西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会会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值得回忆的是从1979——1997年连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常务理事。这是因为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先后完成了《考茨基》、《巴枯宁》和《伯恩施坦》3部国际共运史人物系列著作，其中《伯恩施坦》和《巴枯宁》分别获陕西省社科和陕西省教委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此外，我引为珍视的是：1985年获陕西优秀教师称号；1986年首届教师节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1991年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同年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2003年5月1日写于悠得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