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理智的时候，往往就是别无选择的时候。“胆小鬼”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每一步都蕴藏着巨大的希望与危机。
“胆小鬼”博弈“胆小鬼”游戏也是博弈论中的“经典”问题之一。它的大意是这样的：两个争强好胜的不良少年，为了制服对方，玩起了一种危险的游戏：他们各驾驶一辆车，开足马力向对方撞去……在死亡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如果其中的一个坚持不住，转弯躲避，就成了“胆小鬼”，在对方面前输了面子；谁毫不避让，就被视为英雄。如果双方都不肯让路，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但是，如果双方都退避让路，他们虽然都安然无恙但却都成了“胆小鬼”。
显然，这是不计后果的危险之举。与很多博弈论游戏一样，这个游戏中的人物看上去也“不那么正常”，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博弈论总拿一些行为举止异常的人来说事呢？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典型人物”（或者说爱走极端的人物）才更容易说明问题。
尽管这个例子极端了些，但是必须承认，类似“胆小鬼”游戏的博弈现象，还是普遍存在于国际争端、商业竞争和人际关系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上世纪中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
我们普通人也会运用“胆小鬼策略”，只不过不会产生那么深远的国际影响罢了。比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当无法谈拢时，买主可以做出转身离去的姿态——其实这就是一个“胆小鬼策略”，意思是宁可不买，也决不妥协。如果卖家实际上可以接受你出的价钱，只是希望多赚一些，看到无法达到目的，就会作出让步；意见不一的合作者也会威胁如果不能相互协作，合作关系就会破裂。这些案例的双方其实都是在使用同一种手段引诱对方妥协。既然“胆小鬼策略”应用如此广泛，我们就有必要对它作一个详细的分析。
这个游戏的要害之处在哪儿呢？显然，在这个游戏中，谁先让步，谁就算输；可是如果没人让步，两个人就会同归于尽。你可能发现这个游戏和“囚徒困境”有一点相似，它们的不同在于收益值，在“囚徒困境”中，对个人来说，单方面合作是最坏的结果；但在这个游戏中，双方对抗到底的结果无论对个人还是全体，都是最坏的。
假设A和B两个“理性人”（这可能有点儿讽刺意味）玩这个游戏，他们的收益值大致是这样的：最大收益是自己勇往直前，逼迫对手让路；可是如果对手坚持到底，自己就要让路，因为丢脸总比丢命要好。所以他们的选择会是以下几种情况：A如果认为对方会勇往直前，那么他就会选择退避让路；如果他判断对方会退避让路，那么他更愿意勇往直前。B的想法也同样如此。因此该博弈有两个理性解：A勇往直前，B退避让路；B勇往直前，A退避让路。
在这个博弈中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前进，另一方后退。但关键是谁进，谁退？一个博弈，如果有唯一的纳什均衡点，那么这个博弈是可预测的，即这个纳什均衡点就是事先知道的唯一的博弈结果。但是如果博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纳什均衡点，则无法预测出一个结果来。
无论对局内参与者还是局外分析者来说，有两个以上均衡点的博弈都是令人苦恼的：我们既不能预测谁胜谁负，也不能制定出什么“必胜策略”。但是有一点还是清楚的：对两个少年来说，他们都要极力声称勇往直前来威胁对方，而希望对方受到恐吓后退避让路。
如果你想赢这个游戏，你该怎么做？
在胆小鬼博弈中获胜的关键是，要让对手相信你绝对不会稍有退却，你越是表现强硬，对方就越有可能让路；但如果你知道对手绝对会硬干到底，那么最好的策略就是当个胆小鬼。撞车的结局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所以在最后关头转弯，是双方的最优策略。
可问题是：这个“最后关头”却很难把握，在飞驰的车上，也许生死存亡就在一念之间，也许，这一秒钟你还在指望对方妥协，下一秒钟你们就同归于尽了。所以说，这个“最后关头”策略并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
“亡命徒”策略这个博弈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似乎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越不理性，你越可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我们可以把倾向于让步的一方称为“胆小鬼”，而把坚持到底的一方称为“亡命徒”。只要不是疯子，都会承认“胆小鬼”与“亡命徒”相比，“胆小鬼”其实更理性，因为丢面子总比丢性命要好。
可是话又说回来，正因为“亡命徒”容易占到便宜，所以相比“胆小鬼”而言，做个“亡命徒”更划算一些。所以这个游戏看起来是很悲哀的——谁越不理智，越能得到好处。
不过，虽然“亡命徒”确实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并不能保证每次都成功，如果对方无视你的威胁，你反而陷入麻烦：要么两败俱伤，要么现出“胆小鬼”原形，更加丢脸。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助手在回忆录中透露：尼克松曾经希望靠这一手打赢越南战争。尼克松把这种策略称为“疯子策略”，办法是向越共方面透露信息：尼克松已经恼羞成怒，成了不顾一切后果的“疯子”，为了结束战争宁可使用原子弹。尼克松希望这样一来，“胡志明两天之内就会跟我们和平谈判”。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手其实并没起作用。
最滑稽的局面可能是，双方都采取了这种“亡命徒”策略——这很可能出现，因为当“亡命徒”似乎是占便宜的。于是他们都发现对方醉醺醺地出现在车里，都拆下方向盘丢出车外。这个时候，这一对装傻充愣者都明白，一旦游戏开始，后果会是什么。于是他们只能选择：要么丢脸地取消较量，要么为了面子丢掉性命。
当然，这种局面还是“胆小鬼”游戏：谁都希望对方宣布退出，这样，自己既保住了面子，又取得了胜利。可是与原来的游戏不同：现在他们都没有通过一点点增加风险来逼迫对方认输的可能了，也无法通过判断对方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因为“第一分钟”也就是“最后一分钟”，选择一旦作出，就没有更改的机会，他们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丢脸，要么丢命。到了这个地步，这两个愣头青一定会后悔自己打了这么一个“怎么都是错”的赌。
古巴导弹危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制胜策略呢？现在，我们就以古巴导弹危机为案例，讨论一下在“胆小鬼”游戏中策略选择的微妙之处。
1962年10月，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即宣布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一时间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巨大的恐慌之中，肯尼迪本人估计，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介于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不过经过几天的紧张对峙和秘密谈判，这场危机得以化解，赫鲁晓夫下令拆除苏联在古巴装备的导弹，装运回国。美国最终赢得了这次对抗。当然，为了换取赫鲁晓夫的妥协（毕竟美国也不愿意打一场核大战），美国也作了一些妥协，最终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
这就是一个“胆小鬼”游戏：面对美国的反应，赫鲁晓夫面临着是将导弹撤回国还是坚持在古巴部署的选择，而对于美国，则面临着是挑起战争还是容忍苏联的挑衅行为的选择，也就是说，双方均在考虑采取进的策略还是退的策略。
一旦爆发战争，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而任何一方退下来（而对方不退）都是不光彩的事。结果是苏联将导弹从古巴撤了回来，做了丢面子的“胆小鬼”。美国坚持了自己的策略，做了“亡命徒”。
这就是美国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博弈结果。对于苏联来说，退下来的结果是丢了面子，但总比战争要好；对美国而言，既保全了面子，又没有发生战争。
你可以说赫鲁晓夫贸然在古巴部署导弹是鲁莽的，但不能不说他的妥协是明智的（据说那些日子，肯尼迪紧张得几乎崩溃，如果赫鲁晓夫不肯退让，一场核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但是反过来说，既然赫鲁晓夫最终只有退让这一个明智选择，那么他最初的冒进就是鲁莽的。他开始了这场危险游戏，最终却发现自己没有赢的希望。
临界点在哪里那么肯尼迪是如何赢得这场危险游戏的呢？是什么东西让他成了胜利者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美国人的策略。
肯尼迪政府发现苏联偷偷在古巴装备导弹，这时他面临的选择似乎还蛮多的：什么也不做（这等于屈服）；向联合国投诉（这一行动的实际效果几乎就等于什么也不做）；实施封锁或隔离（这是实际选择的方案）；向古巴的导弹基地发动空中打击；要么就是走极端，抢先向苏联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打击。但是说到底，还是“胆小鬼”游戏中的两个：妥协或者坚持。
而在美国作出选择（实施海上封锁）后，苏联也有很多可能的回应方式：可以选择退让，并拆除导弹；停止通过大西洋运输导弹（这是实际选择的方案）；挑战美国的封锁线；或者走极端，抢先向美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打击。
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与反行动中，一些可能的行动很显然是安全的（比如美国什么也不做或者苏联撤走导弹），而另外一些行动则带有明显的危险性（比如美国向古巴发动一场空中打击）。不过，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我们怎么知道安全在哪儿终结，而危险又从哪儿开始呢？换言之，古巴导弹危机的边缘在哪里？是不是存在一条边界线，世界在这一边是安全的，一旦落到另一边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答案当然是并不存在这么一个精确的临界点，人们只是看见危机以无法控制的速度扩大。举个例子：假如苏联企图挑战美国的封锁，美国不大可能立即发射自己的战略导弹。但整个事件的紧张程度无疑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人们的情绪也会变得越来越激动，可以预见，世界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也加大了。
威胁并不容易在美国希望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的前提下，肯尼迪为什么不直接威胁说：假如赫鲁晓夫不拆除那些导弹，他就会将莫斯科夷为平地？
问题在于，这将是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威胁：赫鲁晓夫不相信，其他什么人也不会相信。不错，这个威胁中提到的行动将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但这个危险本身实在太夸张了，以至于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要作出一个威胁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容易。一个威胁，不但是一个承诺（我一定会做什么事），而且还是一个标准足够精确的要求（如要求对方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做某事，并做到什么程度）。假如导弹没有在最后期限之前撤离，肯尼迪一定不愿意将整个世界夷为平地，而更加愿意考虑延长留给苏联的最后期限，推后一天，再推后一天，如此下去。
为了提高威胁的可信度，肯尼迪可以加上某些保证，动用一个自动装置看来就是最有把握的一个办法。比如宣布已经给原子弹装备了“自动发射装置”，如果苏联不在规定期限作出实质性让步，这个装置就会自动实施打击。
这样做的实质是把球踢给了对方：我已经选择了——要么你屈服，要么就开打。就这么两条路，你看着办。从理论上说，一台自动装置的存在可以使这个威胁更加可信，如果赫鲁晓夫退让了，这个威胁不必付诸实践，世界就免受灭顶之灾。假如某个威胁一定会奏效，那么它永远不必付诸实践。不过，在实践中，这个威胁能不能按计划奏效你不可能有绝对把握。
可能出现两种错误。第一，这个威胁可能失败。假设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心思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赫鲁晓夫不肯退让，于是那可怕的“末日毁灭”就会自动启动，毁灭全世界；第二，因为某种原因这个自动毁灭装置在不应该付诸实践的时候也会实施。假设苏联在最后一分钟退让，但消息传到“末日毁灭机”那里的时候偏偏晚了那么一点点。
由于这样的错误永远可能出现，肯尼迪一定不肯依赖于任何一个实施起来代价惊人的威胁。赫鲁晓夫若是知道这一点，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威胁，从而这些威胁也就不能迫使他就范。肯尼迪可以宣称有这么一台自动发射机，这台机器已经得到授权，假如苏联直到星期一还没有将导弹撤出古巴，它就要自行向莫斯科发射导弹；不过，赫鲁晓夫可以肯定，肯尼迪一定还有一个象征更高授权的按钮，这个按钮可以撤销这台机器发出的发射命令。
“玩火者策略”
如果你在玩“胆小鬼”游戏，而且一心赢得胜利，那么靠事先的声明（“我就这么一直冲过去，决不拐弯，哪怕撞车。”）就把对方吓倒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对方既然跟你玩，那么他也是想赢的，不会被你的表态吓倒，而且你的威胁在对方看来也并不可信。
你获胜的机会是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随着双方越来越近，风险也一步步增加，这时车毁人亡的危险就不仅仅是一种口头威胁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可能，在这种越来越大的威胁面前，对方可能支持不住，拐弯躲避。
这种“玩火者策略”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有用。在这里，每一步都包含一定程度的风险。假如肯尼迪愿意走得比赫鲁晓夫更远，那么肯尼迪的“玩火”就会取胜。
肯尼迪不能令人信服地威胁说他马上就要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打击，但他可以通过某些正面交锋令人信服地将这种风险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于是，赫鲁晓夫再也不能认为肯尼迪的威胁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假如肯尼迪使自己面临这样的风险有助于促使苏联撤走导弹，那么这么做其实符合他的利益。
假如赫鲁晓夫认为这种水平的风险难以忍受，那么“玩火者策略”就圆满地达到了目的：它使肯尼迪可以选择一个大小更恰当的威胁，一个大到足以奏效而又小到足以令人信服的威胁。
虽然表明战争必然爆发的确定性的威胁并不能让人信服，但表明战争可能爆发的风险或概率却可以变得可信。假如赫鲁晓夫不肯退让，就会出现一种风险，而不是一种确定性，表明导弹可能发射。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了这个威胁的程度，从而使美国觉得这个威胁比较容易承受，因此在苏联看来也更加可信。
俄罗斯轮盘赌怎样着手创造一个包含风险的威胁呢？在“极小极大原理”中，我们研究了警察可以采取抽签——混合行动——的方法，决定是去银行还是酒馆巡逻，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两个目标的安全。现在我们也可以尝试同样的办法，不必决定“最后界限”，而是通过不断逼近这个临界点来压迫对方。这里必须看到：当一座陡峭的悬崖被一道光滑的斜坡取代时，就连肯尼迪本人也不知道安全的界线究竟在哪里。这就好比他在玩一场核战争的俄罗斯轮盘赌：有一个弹仓里装着一颗子弹，但他并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弹仓。
在与理性的对手较量时，没人愿意越过核战争的边缘，却有可能由于一个错误而滑下那道光滑的斜坡。
最常见的是采取超出你的控制的行动。这不是“假如你不服从我，就会出现我会这么做的风险”的问题，而是“假如你不服从我，就会出现不管到时候你我会不会感到后悔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风险”的问题。
据说在美苏军备竞赛期间，发生过多次因为信息传输或者机械故障而引起的意外恐慌，在这种时候，精神高度紧张的双方都可能“擦枪走火”，使一场核大战在没有人愿意发生的情况下突然爆发。这种意外风险的存在，无疑会让双方都提心吊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却又是可以利用的。古巴导弹危机本身就提供了这么一个例子：肯尼迪命令实施海上封锁，就是希望通过增加这种不可控制的风险，逼迫赫鲁晓夫就范。
海上封锁的标准操作程序可能会施加超出肯尼迪计划范围的风险。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认识到这种风险并非一个二人博弈，而苏联或美国也不能被看做是其中的一个个体参与者。肯尼迪的决策必须由自有一套程序的各方负责实施，这一事实使肯尼迪可以令人信服地表明确实会有一些事情超出他的控制。这些事实都是对肯尼迪有利的，他可以借此威胁说他要启动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他自己也不能保证可以停止。
核武器毫无用处吗许多人认为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存在一种悖论，因为核武器象征的威胁太大（同归于尽），以至于完全用不上。假如核武器的使用不合理，那么所谓“核威慑”也不可能是合理的。
这就是欧洲人担心“北约”的核保护伞可能抵挡不住苏联常规军队的原因。即便美国决心保卫欧洲，人们还是会争辩说，核武器根本就不可信，苏联可以运用每次切一小片的“萨拉米香肠战术”，钻核武器威胁的这个空子。
上世纪80年代，英国有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是，大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喜欢看这个拿政界人物开玩笑的节目，连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乐于在其中客串角色。这个戏的主要内容是政客和官僚机构如何在扯皮中作出糟糕的决策，下面一段出自它的续集《是，首相》，正是一个“最后界限”为何失去作用的说明。
这一情节的背景是，首相正在犹豫是否要花费巨资装备英国的核武器库，为此他找来了首席科学顾问罗森布拉姆征求意见。以下是这位首相的叙述：他（罗森布拉姆）兴奋地踱来踱去，手里拿着一杯橘子汁，阐述各种各样的防卫方案。首先，他假设在西柏林发生暴乱，建筑物处在火海之中，东德消防队越过边境来救火。他突然停止踱步，瞪着我，并问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不会按按钮。
很显然，答复是“不”。他点点头，看来表示同意。然后他问我如果东德警察与消防队一起进来，我会不会按按钮。我又摇摇头。我怎么可以由于这样一个小小的领土侵犯行动而发动一次核战争呢？
罗森布拉姆又踱起步来，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假定东德人派遣部队，随后再增加部队——他们说不过是为了控制暴乱，接着俄国部队来替代东德部队。您会按按钮吗？”
俄国部队在西柏林替代东德部队？我会不会发动一次核战争？我看不出我怎么会这样做。我又摇摇头。
那位首席科学顾问又微微一笑，并高兴地提出下一种俄国部队拒不撤走的策略——部队被“邀请”留下来支援民政管理。接着，民政管理署也许下令封锁道路和滕珀尔霍夫机场，于是西柏林被切断。他问道，现在我会不会按按钮呢？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我需要时间来加以考虑。
罗森布拉姆教授转向我，他又开始说话了：“行。现在讲设想二，俄国军队的策略是‘出于偶然’，使士兵故意越过西德边界……这是不是你所说的最后一招呢？”
“不，”我回答。看来还不是。
“好吧，”他很兴奋地继续说下去，“设想三，假设俄国人已经入侵和占领了西德、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再假设他们的坦克和部队已经到达英吉利海峡。再假设他们已布置就绪，准备入侵，这是不是最后一招？”
我设置障碍，说：“不。”
“为什么不？”他问，“为什么不？”
我脑子昏昏沉沉的，我想从这一切中悟出道理来。“因为，”我支支吾吾地说，“因为……我们只能为了自卫而打仗。用自杀的办法，我们又怎能自卫呢？”
“那么，什么才是最后一招呢？”瘦小的老教授微微一笑。他耸耸肩，靠在沙发里，“皮卡迪利广场？西沃特福德峡谷维修加油站？革新俱乐部？”
我凝视着他，想把我的思绪整理一下。“如果你这么说，”我对他说，“那么，核威慑就没有意义了。你是不是在说这个？”
整个入侵过程，攻方每次只增加那么一点点分量，幅度那么小，以至于守方根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大的报复行动。北约就这样一点一点重新确定自己的忍耐底线。最后，苏联人可能已经抵达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被迫逃亡的“北约”总部还在琢磨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错过了反击的机会。
这个结论其实完全错了。美国就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入侵发动核报复的威胁是边缘政策之一。有两个办法可以绕过被迫重新确定忍耐底线的问题，这两个办法边缘政策都会用到。
首先，你要设法让惩罚措施的控制权超出你自己的控制，从而断绝你自己重新确定忍耐底线的后路；其次，你要将悬崖转化为一道光滑的斜坡，每向下滑一步都会面对失去控制而跌入深渊的风险。这么一来，你的对手若要用“萨拉米香肠战术”避开你的威胁，就会发现他自己将不断面对一个很小的遭受灭顶之灾的概率。他每切下一小片香肠，无论这一片有多小，都有可能成为引发万劫不复灾难的最后一片。
要使这种威胁变得可信，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于：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对手都不知道转折点究竟在哪里。美国通过制造一个风险，即哪怕政府本身竭尽全力防止，导弹还是可能发射出去的风险，成功地运用了边缘政策。美国的威胁能不能付诸实践与它本身的意愿无关。核武器的威胁在于可能出现意外事故，当存在任何常规冲突都有可能使局势激化到失去控制的可能性时，核威慑就变得可信了。这一威胁不是一定发生，而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可能性。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曾派密使向他透露：肯尼迪并不想与苏联发生战争，但是他很可能控制不了局面。赫鲁晓夫的口气似乎是说，他的退让，是宅心仁厚地给了后者一个好大的面子。尽管这里面可能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但是由此也能看出美国人的策略，他们声称自己也不愿看到最坏的结果，但是却对局面越来越危险无能为力。
核威慑包含一个基本的得失结果，有能力发出同归于尽的威胁，本身就存在一种价值。毕竟，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我们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不过，把我们的命运交给概率去控制是要付出代价的。核威慑要求我们接受某种同归于尽的风险，关于核威慑的争论大部分集中在这种风险上。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又不会削弱核威慑的力量呢？
诀窍同样在于确保这样的普遍化的风险控制在有效的与可接受的界限内。本章我们已就怎样做到这一点给出了一些提示，不过，完全成功的边缘政策仍是一门艺术和一种冒险。
玩的就是心跳“冷战”时期，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教授波森认为，美国海军在大西洋的政策很危险，也很容易使局势激化。一旦与苏联方面发生任何常规冲突，美国海军就想击沉苏联在大西洋的全部潜艇。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当时美国尚不能分辨出核潜艇与常规潜艇。因此存在一个风险，即美国可能由于意外击沉苏联一艘载有核武器的潜艇而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越过了核威慑的樊篱。到了这个时候，苏联一定觉得自己有理由向美国发动核攻击，全面核战争一触即发。
一个比喻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假设我们打算降低手枪的精确度，从而使决斗变得安全一点儿。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决斗双方开枪前会走得更近。假设决斗双方都有同样好的枪法，那么，决斗双方的最优策略是不断接近对方，在击中对方的可能性较大时开枪。一枪致命的可能性与手枪的精确度无关。可见，改变规则不会改变结果，因为所有参与者都会调整自己的策略，设法抵消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
要想阻止苏联发动一场常规进攻，美国必须设法使苏联面临这一进攻将会激化为核战争的风险，如果这一风险沿着某个方向变得越来越大，那么，苏联在这个方向的前进就会变得越来越慢。美国（和苏联一样）也就更有可能提出和解，因为它们都清楚双方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
“装疯卖傻”
在商场上，如果商家之间的竞争关系类似于“胆小鬼博弈”，那么商家可以选择的策略如下：策略一：威胁用行动证明如果竞争对手“超越了边界”——比如低价倾销，那么你会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策略二：惩罚严正表明降低价格的行动会导致灾难性的甚至是自杀性的后果。对降价行为要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尽可能地降低公司产品的价格，直到不能承受为止。
以上策略意在向竞争对手表明，来自市场某一方的降价行为将很可能会招致竞争对手明确的、相互毁灭性的反应行动。
“胆小鬼博弈”表明了将自己的意图传达给竞争对手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如果竞争对手认为你会像“胆小鬼博弈”中的疯狂司机一样宁可同归于尽也决不退缩——在价格战上与它们决战到底，那么竞争对手就会对自己的降价行动三思而后行。
假设有两家企业打算进入本地市场，但那里的空间只够让一家企业赚钱。两家企业都想让对方相信，自己有十足的信心留在市场上。
假如对手摸清了你的底细，他就赢定了。但在胆小鬼博弈中，假如对手知道你的策略，而且这项策略很强硬，那么你就会成为赢家。因此，假如你觉得自己能表现出一夫当关的气概，你就应该对对手来试探你的举动表示欢迎。
所谓“反间计”就是这个意思，利用对手对你的兴趣，向对方传递你希望他相信的信息。“蒋干盗书”可能就是最著名，也最有趣的“反间计”范例。
既然在“胆小鬼博弈”中，看法代表了一切，所以你只要被别人视为“胆小鬼”，你就真的会变成胆小鬼。只有当你采取强硬策略的决心不足时，你才会想要隐瞒。所以在“胆小鬼博弈”中，你不能让间谍完全掌握不到你的行动，因为掩饰的动作会让人看出你的想法。把间谍拒于门外等于是把他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亡命徒与寻宝者当有好几家公司在从事类似的研究时，往往就会形成“寻宝”的局面——第一个发现者赢家通吃，落在后面的一无所获。专利制度规定，当某种有用的发明出现时，该发明的一切权利都属于第一家发现的公司。
公司应该愿意为价值1000万美元的专利投入多少钱？只要有利可图，它们应该都愿意出钱。现在假设有好几家企业同时想争取某一种专利，而且它们都已经花了几百万美元在上面，那么显然，大多数的企业都注定赔钱，只有当你知道自己的研究真的能取得专利时，这项专利才值得花费巨额资金来研究。假如有好几家企业在角逐同样类型的专利，而你们公司显然无法确定所投入的研究能否获得回报，那么不要来蹚浑水可能才是上策。
当然，假如你连试都不试，其他的企业一定很开心。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很希望让你知道，他们看上了这项专利。我们通常都认为公司喜欢把研究方案视为机密，这样其他的企业才不会窃取自己的点子。但如果是碰到争取专利的“胆小鬼博弈”，那么把你的研究目标昭示天下才是最好的策略。企业会故意说谎，并夸大自己争取专利的决心，一切就跟其他的“胆小鬼博弈”没什么两样。
举例来说，DEMO版软件就是“胆小鬼博弈”下的产物，它是指公司已经宣布但并未完成的软件。假设某种新的商业软件有1000万美元的市场，但开发这种软件要花掉公司700万美元。你想要占领这个市场，但又不想立刻开发这种新软件。假如竞争对手知道你要一年后才会开始推出这种软件，他们就会立刻着手开发，进而自行占领这个市场。但你可以先用实验性软件把市场保住，等日后再来占领。
“胆小鬼博弈”是一种极具风险的竞争博弈，是许多公司极力避免的。但是一旦卷入“胆小鬼博弈”，公司唯一的指望就是按规则博弈。将自己的意图传达给竞争对手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竞争对手的行动作出坚决而迅速的回应，可以告诫对方，他自己也将为他的行动付出高昂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