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银川两个多月了，月经一直没有来。起初，我以为是更换工作环境所致。后来仔细一想，不对呀，参加工作以来，我多次更换工作环境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想来想去，最大的可能是中秋节那晚避孕失败，怀上了。转念又一想，别的女同志怀孕初期呕吐不止，有的想吃酸，有的想吃辣，可我什么妊娠反应都没有，恐怕不是怀孕。如果不是怀孕，月经不来总不是好事，还是走一趟医院吧。
我把情况告诉医生，医生叫我去做妊娠尿检。检查结果出来了：阳性。此前我是半信半疑，现在已成定论。拿着化验单，我呆立在医院走廊里，像根木桩栽在那里似的，觉得双腿很沉重，迈不开步。怀孕了，我该怎么办？头脑一片空白。病人从我身边走过，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回宿舍。
此时此刻，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我能去找谁呢？在这里，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因为我头上有三道紧箍（被开除团籍、右派夫人、海外关系），只要一知道我这种政治身份，一般人都是避而远之，谁敢和我交朋友？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里，单位来了一个新人，人们总是习惯地打听一下此人的政治身份。这是无可非议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不小心就会整到自己的头上，人人谨慎，个个自危。我也不主动去接近他人，怕他人因为我招致麻烦和不幸。在综合电机厂，只有两个人敢和我接近，一个是和我一起办报的那位上海来的同志。我刚来不久，可能他对我的身份不够了解，可能是工作需要，也可能是他和我有类似的情况而不嫌弃我。另一个是和我同时被分配到宁夏工作的同年级同学李惠。他比我进厂工作早一个月，也是因受处分而改行的。李惠是一位老革命，13岁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为人正直、仗义。他同情我，敢和我说话。可是，他们都是男同志，我怎么好意思和他们谈怀孕之事呢。
没有人可以面谈，那就在纸上和家麟说吧。我告诉他，我已怀孕，现在很苦恼，不知怎么办才好。这个小生命来的不是时候，是生下来，还是去做人流？家麟很快给我回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很平静，很理智，没有一丝准爸爸的喜悦，字里行间流露着内疚和无奈。他表示，孩子的去留，由我自己决定。
这位准爸爸是冷血动物吗？不是的，这位丈夫不负责任吗？也不是。他是七尺男儿，有血有肉，如今已过而立之年，他难道不希望当爸爸吗？他不知道当爸爸的欢乐吗？不是的。在我们结婚之时，家麟就曾经表示要个孩子。为了能专心完成学业，我们说好等我毕业以后再要孩子。更何况他是吴家的独根苗，有谁愿意断子绝孙呢？他想要孩子，现在妻子怀孕了，又没有条件来要这个孩子，他能“喜悦”吗？妻子怀孕本是喜事，现在由于他的原因却很苦恼，他能不“内疚”吗？他之所以没有表态，是因为他无法表态。叫我把孩子生下吧，目前，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我呢？刚到边疆，人生地不熟，气候恶劣，举目无亲，生了孩子，一个人怎么抚养，又怎么工作？叫我做人流，那是违心的话，他不愿意说，更何况当时边疆的医疗条件较差，做人流还有一定风险，这是他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已经25岁了，可以当妈妈，也应该当妈妈了。早婚的人像我这个年龄，孩子都上小学了。到了一定的年龄，想当妈妈，这是人之常情，动物的本性。这个孩子是我们爱情的结晶，我能舍弃他吗？虽然他尚未发育成形，但他是个小生命呀，我怎么忍心把他刮掉呢？家麟在农场劳动那么艰苦，生死难料，万一有个好歹，也好给他留个后代。但转念一想，还是不生下来为好。自己边工作，边带孩子，苦点累点还是小事。我想得最多的是孩子的将来。父亲是右派，即使摘了帽子，在政治上也是个有污点的人；母亲有三道紧箍，在政治上永远是个不被信任的人。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将来也只能像我们一样过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日子。他能受得了吗？把他生下来，让他受这样的苦，我是不是会成为罪人？思来想去，最后决定：顺其自然。我没有把怀孕的事告诉领导和同事，我认为告诉了也没有用，有谁能给右派老婆特殊照顾？打扫卫生、义务劳动、加班加点，我样样参加。有时累极了，夜深人静时，我会在被窝里流着眼泪和小生命说话：“可怜的孩子，你投错胎了。你母亲身份特殊，不能给你特殊的保护，让你在肚子里就跟着我受苦受累，将来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你觉得受不了，那你就自己爬出来，到一个政治条件好的人家那里去投胎吧。如果你觉得还可以过下去，那你就自己保护好自己，将来做我的孩子。我再苦再累，也要把你抚养成人。”胎儿慢慢长大，有时候我和他说话时他会拳打脚踢，不让我再说下去。有的人怀孕，又是卧床，又是吃保胎药，还增加各种营养品。可我呢？没有特殊的保护，一日三餐，依旧在食堂吃饭。在综合电机厂是这样，后来到工业中等技术学校也一样。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家麟，他很高兴。不久，在一次来信中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对我帮助很大，让我终身难忘的好朋友。这封信纸薄情深，是及时雨，是雪中送炭。
这位朋友叫李忠义。她的丈夫整风反右时在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生，也因为一次会上的帮党整风，被划为右派，也因为不服批判被升格为极右分子，后来与家麟同一批被送往同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她本人是医学院的学生，1958年一毕业就被分到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妇产科医生。家麟在信中叫我去找她，说她会关照我，帮助我。我高兴极了。接信后的一个周末，我去医院找她。因为她爱人已经写信向她介绍了家麟和我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见如故。她对我非常热情，给我讲了一些做准妈妈的基本常识，叫我怀孕5个月之后，每个月都要到她这里做产前检查。只要发现身体有异常情况就应当及时到她这里来诊治。从此以后，我腹中的小生命有了一位非常关爱他的好阿姨、好医生。我也有了一位可以说知心话，品德、医术兼优的好朋友。
过了几个月，我把已怀孕的事情和预产期写信告诉母亲，母亲接信以后，很快就给我寄来了两箱东西，里面有弟妹小时候穿过的半新的漂亮衣服，有奶粉、葡萄糖粉、蛋黄粉等食品。母亲在信中再三叮嘱：要加强营养，要注意休息，要保护好小生命。还告诉我，她正准备写信动员初中毕业后在老家福建务农的二女儿、我的大妹妹翠珍到银川伺候我坐月子，帮我带孩子。一位名人说：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的确如此。小的时候，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抚育成人，长大以后，母亲对子女的牵肠挂肚依旧。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但阻断不了母亲对我的爱。母亲寄给我的食品，我舍不得吃，准备留给将要出世的孩子吃。
预产期快到了。大妹妹翠珍是否来银川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为了产后有人照顾，邻居帮我找来一位当地的老奶奶，她愿意在我产后为我有偿服务1个月。
李忠义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劝我在预产期的前两天住进医院来。我同意了。当时政府规定：妇女产假56天。允许提前休息，休息时间算在56天之内。在医院里，医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不问病人身份。同室病人，同病相怜，也不打听你的政治面貌。在妇产科的病房里，大家关心的是小宝宝的事情，没有人问你是否党、团员。因此，整个环境让人感到宽松愉快。可能是小生命睡足了，呆腻了，想出来了，在腹中一会儿伸懒腰，一会儿练腿功，我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做母亲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看着邻床的母亲抱着婴儿喂奶的温馨情景，我多么希望腹中的小生命快点出来，让我也抱着小宝贝，感受一下母子亲情，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6月17日下午，开始出现轻微的阵痛，夜里阵痛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疼痛越来越激烈，我咬牙坚持，不喊不叫。第二天，刚一上班，李忠义就来到我床旁，了解我阵痛的情况，再拿起长长的听筒听胎音，又检查宫颈张开的指数，然后安慰我说：“第一胎一般来说产程都会长一些。胎儿心音正常，你放心。再忍一忍，快生了。”李忠义走后，阵痛非常频繁，有时痛到不可忍受的程度，有点死去活来的感觉，我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活着见到自己的小宝贝。11点左右，李忠义和另一位医生来到我的床前，听胎音，查宫颈。叫我进产房，上产床。李忠义说：“宫颈全开了，你使点劲，就生出来了。”几次使劲之后，李忠义说：“看到胎儿的头了，再用力。”我使出了浑身的气力还是生不出来。我觉得不行了，快死了。忽听医生说：“急转不正，快，拿剪刀来。”又听见“咔、咔”两声，我再一使劲，孩子呱呱坠地。剪断脐带包扎后，护士把婴儿擦洗干净，抱去过磅秤，盖脚印（在我的病历上），并在孩子的手腕上系一条红丝绳，绳子上拴着一个小牌牌，牌子上写着母亲的姓名及床号，然后抱给我看，先看脸，再看屁股，笑着对我说：“恭喜，是个千金，体重5斤整。”我笑了笑，护士就把这位千金抱进婴儿室去了。
孩子落地了，我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全身像散架似的瘫躺在产床上。护士恭喜我得了一位千金，我高兴不高兴呢？说实在的，我是希望得到一位公子。但她未出世的时候就跟我受了不少苦，我几次劝她爬出来，另择高枝，她就是不肯，死心塌地地认我为母，这是多么可亲可爱的女儿呀！所以，我还是高兴的。医生为我缝好伤口以后，护士就把我推送到病房的床上，不一会儿，我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下班了，李忠义又来到我的床前，问我：“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说：“没有。”她说：“该吃晚饭了。”我往病床茶几一看，一碗香气四溢的面条正冒着热气。不用说，是她给端来的。她的见习期（医学院毕业生须见习一年才能正式当医生）未满，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工作又很忙，能给我端来这碗面条已经是尽力了。我很感谢她。饭后，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快天亮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家麟来银川了，他穿着那套我们结婚时做的派力司衣服，坐在我床边，关切地问：“你好吗？孩子好吗？”又笑嘻嘻地说，“我摘掉右派帽子了，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生活了。”我一高兴，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晨曦从玻璃窗射进病房，他人的亲人们提着大包小包，端着香喷喷的美味佳肴，陆陆续续地进入病房。不一会儿，产妇病床的茶几上堆满了诱人的食物。在病房里，有丈夫握着妻子的手在说笑的，有父母坐在女儿床边嘘寒问暖的，有公婆在一旁夸赞孙子的。他们眉飞色舞，笑声朗朗。可我呢？茶几上只有一个等待打饭用的空饭盒和一个等待开水的空水杯。没有亲人陪伴，除了李忠义，再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两相对照，我心如刀绞。
早饭后，护士推着婴儿车，把各自的婴儿送到母亲怀里喂奶。我的女儿也送来了，产后第一天，母乳尚未下来。护士说让婴儿吮吸几口初乳，可以增强她的抗病能力，还可以促使母亲乳汁的分泌，女儿可能饿了，使劲地吮吸着。累了，躺在我怀里睡着了。我看着她那红扑扑的脸蛋，稚嫩恬静的样子，忧愁和烦恼顿时云消雾散。
住院一周拆线以后，李忠义帮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一个人抱着女儿乘坐公共汽车回学校。老奶奶来我家帮我做饭和洗衣服。
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麟写信。主要内容是：孩子已于6月18日平安生下来了，是个女儿，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他很快回信说，母女平安就好。孩子是中秋节怀上的，中秋节又是个花好月圆、亲人团圆的大好节日，就叫“小秋”吧。我觉得这名字不错，除了家麟说的以外，秋，意寓着收获，我们播下的爱情种子现在收获了。秋，富含诗情画意，如“秋水共长天一色”“长风万里送秋雁”。此后，我的户口本子上多了一个“吴小秋”。为了顺口，为了孩子自己好记，我们就叫她“秋秋”。
家麟来信以后，我就给母亲写信，告诉她：我已平安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吴小秋。母亲来信祝贺，并说翠珍很快会到银川，她可以帮我带孩子。叫我要好好休息，保重身体。
在月子里，我的主要任务是给孩子喂奶和换尿布。每次喂奶我都要久久地端详她，研究一下她到底像谁。经过仔细观察，我觉得她前额宽、发际高、脸有点长，嘴巴偏大，像父亲。她的眼睛大而亮，鼻梁高高的，皮肤白皙细嫩，像母亲。美中不足的是太瘦了，瘦得几乎皮包骨。她很乖，吃饱了就睡，很少吵闹。在睡眠中有时候还会笑，笑起来脸的一侧还有一个浅浅的酒窝，这像父亲。我每天无数次地看她，亲她，抚摩她。她的到来，驱散了我的孤独，给我孤寂空虚的心带来了快乐。
6月底的一天，我的大妹妹翠珍来到我家。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家穷，又因为祖父母重男轻女，她出生不到1个月，祖父母就把她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后，她冲破阻力回到我们家，父母供她上学到初中毕业，毕业后在家乡务农。我们只见过一两面，没怎么说过话，这次她来了，我们难免有陌生的感觉，但毕竟是亲姐妹，几天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融洽了。她负责外出采购，陪我说说话。我不忍心让妹妹给我当保姆，鼓励她继续上学，将来找个好工作。
秋秋满月了。我和妹妹一起抱她到照相馆摄影留念。我坐着，怀抱女儿，妹妹站在我旁边。摄影室的灯打开了，屋里通明透亮。女儿面对镜头，睁大眼睛，后脑勺使劲往我身上靠，一只小手抓住我的衣服，另一小手抓住我的胳膊，好像怕被别人抱走似的，才1个月的孩子，这么机灵，多可爱呀！我面对镜头，微笑着，满脸幸福。
7月下旬，自治区邮电学校招生，我让翠珍去报考，她有幸被录取了。8月份，她就住校上学去了。毕业以后，翠珍在邮电大楼上班，还在银川成了家。
56天的产假很快就过去了。我把秋秋寄托在学校刚创办不久的简陋的托儿所里，开始了边工作边带孩子的艰辛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