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我即将告别一家媒体离开南充的时候，善女小叶送给了我两尊佛像，数盒檀香，一本高僧传。深秋时节，在一种慈祥的近乎一种期待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在嘉陵江上的一艘游船上写下了一组诗，题曰《最后一座城市》。这组诗，《星星》诗刊用了两首，西北一家刊物用了三首。几首诗都有着我对生存的另一种体验，另一种焦虑，但是，我尚没有出世的念头，原因在于多年来那些埋藏在我心里的高大的抑或渺小的东西，愉悦的抑或惆怅的东西，那不是过眼烟云，那是一种重量，是一种质感，是我抹不掉放不下的，要无念无相，至少现在尚难。
比如这位在南充教育界、民营企业界声名卓著的李家安先生，就是我挥之不去的一个人物，就是似乎还需要我去表达的人物。其何然也？在南充期间，我就断断续续听人说到过他的才干，他的业绩，我编发一位记者采写他的通讯《从民办教师到民营企业家》，曾为之感动再三。一个农村青年，只身来到南充，30出头，就在嘉陵江江畔创办了蜚声南充的一所职业中专学校，一所普通中学，岂非奇才？他身上一定还有着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故事。“民办教师”、“民营企业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渡符号吧，这个符号的深层次意义，绝非千余字通讯能表述出来的。我隐约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会采访他，会专心写他。我有这个条件：他办教育，我教过书，知道什么叫辛苦；他是董事长、校长，我在特大型工业企业工作过，知道什么叫管理。我喜欢艾略特喜欢帕斯，喜欢卡夫卡喜欢博尔赫斯，我也爱恐龙，爱海子，爱王小波，我不缺乏文字的前瞻性，创造性；我的审美愉悦也时常来自孕妇的眼神，来自巫师的手指，来自乌鸦的翎翮，只要有一棵树，我的心灵也会震颤，只要有一缕阳光，我也会感受到温煦的滋味。尽管这些很可笑，而偏执却形成了习惯，一个很浅薄的习惯。
但是，几年过去，我才走出一个慵困的小镇和李家安先生对上话。数次访谈，眼前陡然形成这么一个形象：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少年很普通的青年，却又是一个接受逆境，挑战逆境，自强自立的少年，自强自立的青年。在生活的底层，他渴望的姿态，挣扎的姿态，热烈的姿态，是一个有志者一个有为者优秀品质的生动反映。他是在饥饿中读完小学和初中的，是在困苦中读完高中的，30多岁时，他的资金已达到数百万元，他没有选择现实社会为富人提供的可供享受的各种环境，而是笃志为社会培养人才输送人才。为此，他宵衣旰食，他呕心沥血！身为董事长、校长，他依然和学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依然带着一个班，依然每周上20多节课。他领取的是职工中最低的工资，他至今仍是稀饭咸菜果腹，却每学期要给数百名学生免费，对升入名校的学子，竟要奖励10多万元。他不是一心追求财富的积累，他目标的高度，行为的高度，人格的高度，是毛泽东在他的名著《为人民服务》中所倡导的那五种人的生动表现，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一个优秀青年身上的具体体现！
什么精神是民族的精神？什么人是民族的精英？大时代讲民主讲法制的政治氛围，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科学发展的观念，赋予了李家安广阔的思维空间、发展空间。反之，李家安执著的姿态，进取的姿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这个时代阳光弥漫、群芳争艳的社会特色，也展示了这个时代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积极的热忱的温馨的容颜。
讲述李家安，不需要我在现代主义的门口徘徊，不需要我去刻意支配语言，不需要我筛选一个词汇，让它在刀子、麦子、橘子抑或在花枝上重新迸发，不需要我去追求不可解释、不难解释的艺术效果，讲述李家安，只需要我沿着他行走过的路径，真实地，真诚地掇拾、串连他身后的石子、阳光和叶片，就是我写作应该具备的良知，应该具备的品质。惟其如此，我才能了却心中的激动与不安，才能回答这个热烈的时代，回答千万个也像李家安一样有为的青年，也才能在以后安心接受佛慈爱的目光。
◇风调了，雨顺了，夫妻俩有还乡之意，李家早早为他们备下衣物，被褥，准备好了干粮。离别这天，二人一口一个救命恩人，张氏抹去泪水，说道：回乡后，日子没法过，不嫌弃就又来我们这里住，我们是你们的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有一碗饭，就有你们半碗。
从川北南充市仪陇县新县城新政坝朝北而行，三四里之外的右侧面，有一堵坡，沿这堵坡缓缓而上，便登上了一道山梁。这道山梁叫马家梁子。站在马家梁子上，朝对面看过去，是一道山峦。那山经数里以外的梅子垭、石板梁、亮垭子，到对面的老君山，再到前面的白马庙，宛如一条长龙，从天而降，拔地而起，横卧七沟，睨视八岭，峰脊如柱，气势如虹，朝朝吞云吸日，暮暮迎风挡雨。
其间，只说老君山。
老君山雄奇磅礴，翠柏幽深，杂林相间。穿过丛丛树林，拨开簇簇荆棘，登上山顶，那绵延千里的嘉陵江，便奔来眼底，丽日之下，江流如娉，楚楚动人，宛如白练，缠绵于脚下，飘忽于眼际，荡涤于胸中，令你遐思悠悠，心旷神怡。
嘉陵江江干，高楼如织，那是新县城新政坝。新政，621年置县，始名新城县，时人为避李渊之子李建成名讳，更名新政县。1283年，划属南部县，1978年，划属仪陇县。天气晴和，可以看见新城大大小小的车辆，如鸟儿在一条条带子上试翼，行人仿佛在白云间漫步，仿佛在彩缎上舞蹈。唐人元稹在新政留诗，有云：“须鬓暗添巴路雪，衣裳无复帝乡尘。”诗中吐露出了诗人远离帝乡，长居蜀地，久困巴路，积郁于心的苦水。眼前既无凄风，也无苦雨；既不见天昏，也不见地暗。年轻的新政，是这么青春，这么靓丽，这么辽阔，这么紧凑！
目光又回到老君山。老君山年轻，年轻如眼前恢弘气势，如眼前万木披翠，层林竞秀；老君山苍迈，兀立千年万载的山峦，经受过多少疾风？多少骤雨？一代一代的儿女在山林中穿行，一代一代的儿女在山林中倒下，古老的山峦，聆听过多少欢声笑语？又闻听过多少悲切的呼唤？历史进入到更为惨烈的年代，那更凶狠的魔掌，更凶残的铁蹄，更疯狂地扑向了老君山，扑向了巴蜀之地，无数儿女血溅刀剑，命丧兵燹，以至老君山下，人迹罕至，炊烟消失，田园荒芜，鸡犬之声难觅……
太上老君成神成仙之前，俗姓李。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一位移民，穿过荒芜的草莱，目光停留在了寨子山对面老君山的一个延伸处。这位移民是原本姓李，还是因为老君山的存在而取李姓，他叫李念，一个充满了质感的名字。与李念同时来到这荒山野外的，还有李念的兄弟王红。李念、王红是看上这山峦的气势，还是因为疲困已极，不愿再往前行，兄弟俩放下了简单的行囊。
李念依山势立了一个茅棚，王红也在离他不远的对面的寨子山山麓筑庐栖身。
可以肯定的是，李念、王红是“湖广填四川”填到此处的。二人是因为朱元璋攻占湖北后，非朱系红巾军，为避打击，投奔重庆大夏政权后，落户于此，还是因为元蒙的血腥统治，川人十丧七八，朱明王朝移民于此？还是因为清初农民起义中的余部分散转换成移民？李念、王红的后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祖先是湖北孝感人，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代代相传的方言，比如帕子，鸡公，鸡母，扳命，砍脑壳，打平伙，划不来，要得，宵夜……这些川腔，也是楚调。
继李念、王红之后，抑或与此同时，尚有移民，落脚这山灵水秀之地。慢慢地，老君山四围，人丁才兴旺了起来，六畜才繁衍了起来，凋敝的山野，才有了一些生气，老君庙也才有了香火。
老君庙，顾名思义，供奉的是太上老君。
相传，庙子里曾经香火兴盛。道士们或在庙堂中参悟老子真言，或在庙子旁边两棵枝叶繁茂的黄桷树下接受老子对心灵的洗涤，或赋情于草木，或寄情于云霓，他们居住在高处，心灵也在高处。他们的灵魂，掌握在神仙手中，他们的肉身，只有神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疼痛。
他们孤独，但也有走出孤独的时候。比如，每年正月中下旬，日子则尤为庄严，周边的农户，都要去老君庙朝圣做会。上山之前，农户们都要用柏树枝烟熏四壁，都要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到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恭恭敬敬地牵着牲口，捧着祖宗的牌位，敲锣打鼓赶赴老君庙，请道士迎神，供天，超度亡灵，保一方风调雨顺。做完法事，还得请戏班唱大戏，让上苍听到人间悲欢事，让人和神仙共享人间快乐。
道士们忙前忙后，他们是农人心中的依靠。
做完庙会，李念的后代，为不忘前辈漂泊异乡，栖身山麓，垦荒拓地，日耕夜作之苦，在选择10个字作宗谱时，他们将“李念”之名，冠于宗谱之首，为：“李念先朝维，枝大天平安。”一个字管一辈人，轮到最后一辈了，1953年，李念后人又续谱为：“文明隆盛世，长发永齐祥。”
李、念、先、朝、维、枝，前几辈人，他们已丢下锄头、镰刀、斧头、耙子，老君山的黄土已安埋了他们，他们已与老君山融为一体，他们的音容只能成为后人的想象。
后人中还能记得起来的，是第七辈人李大祥。李大祥有妻侯氏，夫妻二人勤耕苦织，养育李天佑、李天伦、李天绪、李天钊等5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李大祥死时84岁，侯氏死时79岁。
在五子一女中，单说李天绪。
李天绪不仅能担能背，能耙能犁，且为人极为厚道，善良。左邻右舍有提不起、担不起、背不动的，他都要跑过去帮着提，帮着担，帮着背。那鳏寡之人，田不能犁，地不能耕，庄稼种不上，他犁自家的田地，也帮着犁这些人家的田地，他种自家的庄稼，也帮着种这些人家的庄稼。
妻子张氏，与丈夫一样乐善好施。村民王佐卿，听这名字，看这字眼，不是一个普通人吧，其实，也只是一介农夫。王佐卿已经有了些年岁，却又添丁进口，有了儿子王永泽。生下王永泽，其母却没有奶水，饿得王永泽像个小瘦猴儿，只剩下一口气。好心的张氏不忍心这孩子被饿毙，尽管自己的孩子也嗷嗷待哺，奶水也不多的张氏，仍义无反顾地将一片慈悲心送到了王永泽的口里。
大干大旱那年，有一天，李家门外走来一对夫妇，二人带着一个哑巴儿子，一个孱弱的小女孩，他们已经有两天没吃一顿饭了，他们是来向李家乞食的。李天绪夫妇见状，连忙为他们做饭，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境况。原来，他们是从巴中逃荒出来的。李天绪接过那个有气无力的小哑巴，张氏拉过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夫妇俩打量着衣衫褴褛、日子无着、双目无神的这家人，决定口中不吃肚中挪，要收留他们。逃荒路上的可怜人，闻听此言，就要下跪！李家双手扶起他们，给他们挪出半间屋子，将他们安顿了下来。
将近一年过去，风调了，雨顺了，夫妻俩有还乡之意，李家早早为他们备下衣物，被褥，准备好了干粮。离别这天，二人一口一个救命恩人，张氏抹去泪水，说道：回乡后，日子没法过，不嫌弃就又来我们这里住，我们是你们的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有一碗饭，就有你们半碗。二人闻听此言，泣不成声。
李天绪背着他们的小女儿，一直把他们送到几十里之外的赛金场，等到他们在一道山嘴嘴上消失了，才怅然转过身来。
善良的李天绪夫妇，膝下有二子二女。
长子李裕平，秉承荆楚血性与巴蜀灵气，崇尚武功，偏爱川剧，走南闯北，修文习武。文，受教于活跃在川北南部县、仪陇县、阆中市一带的永庆乐戏班，专攻须生，颇多造诣，效仿同仁徐月山、张德山，取艺名李青山。三年过去，李青山又师从川剧名丑陈全波的师弟，以后成了仪陇县川剧团的当家丑角；武，李青山弯腰、踢腿、拿顶，日日不离拳脚，刀枪剑戟，样样娴熟。
次子李国平，不像其兄李裕平：身上功夫，台上逞能；口中音韵，袖里乾坤。李国平勤劳于田亩，尽孝心于母亲，是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李国平13岁时，父亲李天绪撒手尘寰，兄长李裕平、嫂嫂黎辉芳常年在石河乡、三清庙等地唱戏，家里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13岁的李国平，有时候也去新政、柴井、楠木卖些纸烟，一场能挣回一升米。母亲张氏为防天灾人祸，常常抓起一把米要下锅，又留下半把；常常是一天做一顿饭，一顿饭吃一天。16岁起，李国平去富裕户任善荣家帮工，做很苦很累的活路。
土改，李国平家被划为雇农成分，比贫农尚低一层呢。
青年李国平积极参加土改运动，靠自己热忱、正直的形象，被选为村农会主席。1953年又被选为新政区马桑乡副乡长兼财粮员。那时候，乡政府只配置5个人员：乡长、副乡长、乡农会主席、民兵中队长和一个通讯员。当上副乡长，放在李国平心上的第一件事，就是逐村了解最困难户。他发现三村陈邦印家的茅棚，被大风刮倒了，陈邦印栖身在几根木架子底下，挂在木头上的茅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令人心酸。他发现，七村胡正武一家6口人蜷缩在一间要垮不垮的茅棚里，茅棚里冒出的缕缕青烟，仿佛伸向夕阳中的几条干瘦的无助的手臂。雇农出身的副乡长李国平，顿时潸然泪下。当李国平走到五村李周氏家，李周氏见到乡干部李国平，顿时泣不成声。原来，她家的茅棚主体搭在一道石岩上，茅棚四周的墙体由于排水不畅，已经垮得差不多了，一遇到风天雨天，李周氏就像在冰窟里过日子。李国平将所闻所见迅速汇报给了上级，每户都得到了60元建房补助款。
丈夫忙公家的事，妻子胡大秀守着依然极其贫困的家庭。白天，她丢了锄头拿耙子，忙了地头忙田头；晚上，夜深了，她还在宰猪草、摘棉花，要不就给孩子们缝缝补补。
转眼就到了大跃进时期。大跃进，乡村社更名。乡名曰公社；村名曰生产大队；社名曰生产队。马桑乡归并于新政公社。李家所在地被称为新政区新政公社十大队七小队。马桑乡被归并后，李国平成了公社里的一般成员。这期间，新政公社给李国平所在大队派了一位驻大队的公社干部，干部是个独断专行，不讲群众路线的人，他骂大队、生产队干部，骂群众，经常出手打人。这位干部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他打人骂人的恶劣品质，与雇农出身的李国平的政治愿望、工作热情是水火不相容的！
李国平离开了公社干部的岗位，回到本生产队，兼任生产大队的会计。
李国平在大队会计的岗位上，经历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包产到户”、“四清四不清”等运动。“四清四不清运动”未结束，另一场风暴来临了！
与此同时，他的二儿子在1966年岁末，也大喊大叫地来到了尘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