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芝
郭成芝，男，汉族，1930年2月出生，山西省洪洞县人，194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大学文化程度，主治医师。1947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5月被部队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即后来的第四军医大学）上学。1951年8月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疗养所工作。1952年11月～1954年5月，先后在西北军区第六陆军医院、西北军区休养一团一大队一中队、西北军区训练二团四大队担任军医工作。1954年5月转业到甘肃省卫生厅，被分配到今原州区人民医院工作。1954年8月～1961年10月先后在王洼卫生所、古城卫生所、河川卫生所、交岔卫生所工作，均担任所长。1961年10月在小岔卫生所工作，任所长。1989年3月离休。
1930年2月，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受父亲军事生活的影响，自己从小便立志成为一名军人。1947年秋，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在自己即将结束初中学习生活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来我的家乡征兵，自己毅然决然投笔从戎，投身到了人民军队的怀抱之中，开始了军人生涯，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作为独生子，参军入伍，这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对于好些人来说是难以理解、无法支持的。但我的父亲却从他的经历中看到了希望之所在，坚定地支持我这个独生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参军的当天，乡亲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我们几名胸戴大红花、骑着高骡子大马的新战士。队伍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绕了个遍，整个村子热闹极了。当天我们便被领兵的接走，到了部队被安排到了一中队二分队当战士。第二天我们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学习之中，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经过一个多月摸爬滚打的严格训练，我们虽然吃了不少苦头，流了不少汗水，但总算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紧张严肃的军事生活。
在训练结束，部队进行休整的某一天，中队长找我谈话说：“我们了解到你读过初中，有些文化，所以组织决定你到吕梁和平医院去当康复员（即现在的护士），你愿意吗？”我说：“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于是，第二天我便又打起背包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吕梁和平医院当起了康复员。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特别多，我们所负责护理的便是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他们所受的伤主要是枪伤，也有其他的伤。在护理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些人特别坚强，好多情况下给重伤员换一次药，虽然他们痛得满头大汗，但从不喊痛，一个个都能很好地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疗。除给伤员换药外，我们还负责给他们打针、服药，有的还要给喂饭、灌水，这样的工作需要十分的耐心和细心。尽管自己当时年纪尚小，但对护理工作却完成的很好，所以多次受到组织的嘉奖，并且还荣获过二等功两次。
由于自己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且能够虚心钻研专业技术，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所以在做了大半年康复员之后，1948年5月又被部队选送到山西省新绛县南古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进行深造学习。从此，自己便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医。
怀着一颗渴求上进、学习医疗技术的心，自己来到了医学院，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学习完全不像今天的大学这样正规，因为除了专业学习外还有相当多的军事训练任务，另外还得经常深入到部队医院、基层连队去做一些诊治工作，真可以说是边干边学。
受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学员们使用的教材全都是手抄的油印本，教员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并不全都是真正受过高等教育、水平很高的教授。尽管如此，老师们的教学还是一丝不苟，学员们都勤奋努力，学得也极其刻苦。其学习生活虽然紧张，任务虽然繁重，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却也充满了幸福与欢乐。
在南古交学习一年多后，西北军区决定将学院由新绛县整体搬迁到西安市。1949年，在与祖国诞生的同时，学院完成了搬迁任务。随着条件的改变，我们的学习才算比较正规，教学也才更加专业化、系统化。
经过三年紧张刻苦的大学学习，1951年8月，自己结束了大学的学习生活。毕业时一个个欢快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同学们依依不舍，话语万千。大家被分配到了军区所辖的各大医院工作。院长史书翰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他号召我们要继续到部队服务，当好军医，要发扬毛主席提出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为部队的军人们服务，治好病，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军人，同时还要听从命令，随时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毕业后先被学院分配到四医大疗养所承担军医工作。疗养所的患者多为部队的首长，有受伤的，也有患病的，但多数是疗养的。我们的工作多为保健性的。在此工作时间不长，自己又先后被分到位于西安的西北军区第六陆军医院、陕西凤翔县的西北军区休养一团一大队一中队以及甘肃天水市东泉乡什字村的西北军区训练二团四大队十一中队工作。
经过几年与部队伤员患难与共的生活，使我受益匪浅。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顽强不屈、乐于吃苦、藐视困难的可贵精神，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它对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在以后漫长的工作中，我虽然受到诸多不公正的待遇，遇到了不少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经历了无数难以忍受的磨难，但这种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战斗作风却一直在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一个个工作任务。
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军人，始终牢记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54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祖国已进入和平建设年代，根据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部队开始大量减员，实行就地转业、复员。是年5月，我被部队确定为转业对象，被转业到甘肃省卫生厅，然后由卫生厅分配到西海固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即现在的原州区人民医院）工作。由于当时的农村严重缺医少药，好多乡村尚无医疗机构，因此组建乡级卫生所并到那里工作已成为当时卫生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在该医院仅仅工作了3个月，便被组织调到王洼公社卫生所担任所长工作。
接到调令后我便雇了一名脚夫，用一条毛驴驮着全部家当步行近百里，到王洼去工作，从此开始为农民群众送医送药，开始接触农村，深入农村。
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落后，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住的是土窑洞，点的是煤油灯，做饭得自己干，出门靠步行。街上小商店的货物全都是从平凉或固原用牲畜往回驮，其物资相当匮乏，有时连日用品的供给都无法保障。开始真让人有些受不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就慢慢的习惯了。
初到大西北，其后又深入基层医院，使我这个生长于汾河平原的人了解到了很多大西北的实际情况。这里的偏僻、闭塞使我感到吃惊，这里的贫穷落后让我感到惊讶。
由于条件落后，人才奇缺，这里严重的缺医少药，为此我便有了留下来、干下去的想法；决心在这里救死扶伤，行医治病，为老百姓解除病痛，实现自己的夙愿。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中，自己一直坚持工作在最偏僻的乡村，从王洼卫生所开始，先后到古城、河川、交岔、小岔等公社卫生所担任所长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10月，自己被组织调到全县最边远、最偏僻、最闭塞、最艰苦的小岔公社卫生所担任所长工作，在这里自己默默无闻一干就是近30年，一直到1989年离休。可以说自己把一生中最辉煌、最宝贵的时光无私地奉献给了这里的人民群众。通过在这里的生活，自己真正感到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小岔工作的岁月中，留给我的记忆有很多，但最为深刻的有这么几件。
一是工作的调动。调入小岔工作了一年多后，县卫生科几次行文要将我调回到县医院，但都被我回绝。以致后来时任卫生科科长的马少敬竟骑着牲口，亲自来到小岔为我做工作，最后还是被我婉言谢绝。因为我觉得当时的小岔太需要医生了。为坚定我扎根山区的决心，使自己能安心工作，我还先后将爱人和几个孩子从原籍接到小岔落户。在小岔自己除了搞好领导工作外，还始终坚持身背药箱走家串户、送医送药上门为群众服务。经常是深更半夜只要有人来找大夫，自己二话不说，背起药箱翻山越岭去为病人治病。小岔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二是条件的艰苦。以前人们都知道在固原县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居住最偏僻的莫过于东山，而东山又莫过于“三岔两洼”，这之中又以小岔为最。这里的交通极其落后，六七十年代去趟县城只有步行这百里路。后来条件稍有好转，因为步行近25公里路到王洼便可以搭上班车。可这儿直到我离休，都未通上班车。有时老家有事，打电话都得到王洼去。由于当时电话的转接全部是人工操作，其手续十分麻烦，打一次电话往往需要等上大半天，有时甚至一天。给家中写一封书信来回邮递也得一个月。这里的居住条件也可以说是最差的，从我一到那里，人们就住着土窑洞，似乎一直从未改变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个别单位才盖起了砖瓦房，而老百姓盖这样的房子似乎是更晚一些的事了，大概是包产到户好些年以后，人们的经济条件改善之后才出现。这里的用水更是困难得出了名，长期以来都是掏钱雇人用牲口从深沟里往上驮，可一旦遇到刮风下雨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供水时，自己只好挑起水桶到一里之外的深井中去找。
三是妻子的去世。1964年的夏天，那是一个让我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夏天，那年的夏天似乎是一个极其黑暗的夏天，因为我的爱人在打水时不慎坠入深井而惨遭不幸。望着两个不满周岁嗷嗷待哺的孩子我欲哭无泪，只感到天都要塌下来了。从悲痛中走出之后，我对父亲要我调回原籍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冷静地思考：调回老家既可以照顾二老，又可以让老人照应孩子，从而减轻自己的生活负担，那是再好不过的。可一想到山区人民迫切需要医生，看到那一双双乞求的眼光，想到一个个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病人，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为山区的人民群众行医治病。
四是职称、工资深受影响。由于我长期身居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在职称工资待遇方面也深受影响，吃了不少亏。开始实行职称制的时候由于我不了解情况，本应该参评高级职称，结果只参评了初级职称，以至离休时理应是主任医师的职称最后还是个主治医师。尽管如此，自己还是无怨无悔，因为一想到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和退伍回家的同志，我算是幸运极了、幸福多了。因此，我也就无求于组织，也不再计较职称的高低、待遇的多少了。
这些年来，回想自己的工作经历，我清醒地感到自己并没有多少辉煌，几十年来只不过是扎根偏远的山区，默默无闻始终如一地干着平凡的工作，但党和组织却给自己不少荣誉，仅这一点我已是很知足了。总之，我在平凡之中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做到了问心无愧，可以自豪地说：我无愧于军人称号，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