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厚礼 口述 杨瑞娟 牛德生 整理
贾厚礼，生于1937年7月，江苏省淮阴县人。1960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固原师专（今宁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1年8月调固原县城阳中学任教。1969年8月，到蒿店中学任教。1972年8月到固原县第一中学任教。1978年8月调回原籍江苏淮阴县新渡中学任教。1992年底退休，现在家安度晚年。
1937年7月21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由于战争的关系，我的小学学习时断时续。1951年2月，刚上完小学五年级的我考进了江苏省淮阴中学初中春季班。1953年7月，省里决定取消春季班，因此，我们全体同学提前毕业。接着，我又考进本校的高中。1956年7月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我被录取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7月，大学毕业。那时，全国重点高校的毕业生都实行统一分配，我们同校的20多人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到自治区教育厅报到后，住在招待所等了10多天，教育厅才宣布了分配名单，我被分到固原师专（宁夏师范学院）中文系。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系领导让我这个外语基础很差的人去教外国文学，而且只给半个月的备课时间就要上讲台，这在其他院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勉强教了一段时间，由于这不是我的专业特长，实在无法胜任，系里就换了人。
1961年8月，自治区教育厅把我调到南部山区的固原县，县文教局又把我分到城阳中学。
城阳地处固原县东部山区，离县城有60多公里，中间隔着一座黄峁山。从县城到城阳只有马路，不通汽车。幸好，城阳中学校长蒋明华同志来县城开会，散会后他到车马店找到我，让我跟他一起去城阳。
第二天早晨，我和家属随蒋校长上了路。虽说是山路，但山不太高，沟也不太深，还算好走。饿了，啃点干粮；渴了，喝点泉水；累了，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天黑的时候，我们到了彭阳，在彭阳小学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才走到城阳。蒋校长因为习惯了，没觉得怎么累，而对我一个南方人来说，这一百二三十里山路走下来，确实很累。
当时，城阳中学和城阳小学挤在同一个院子里，整个学校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前面是两排教室，东西两排是教师宿舍，北面是座大殿，东北角有个小厨房，另有个小门通到院外。院外有一排教室和一个篮球场。整个学校是那样的简陋，教室里桌凳破破烂烂，窗子上没有玻璃，有的用纸糊上，有的用木板挡着。
老师们没有办公室，都在自己的宿舍里办公。宿舍虽然是每个人一间，但面积很小，只有七八平方米，只够安一个炕，放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凳子，其他什么都放不下。教室和宿舍里都没有电灯，晚上教师办公、学生上晚自习都点小煤油灯。
中学只有3个班，教师也只有几个人，除校长蒋明华外，有我、牛鳌、王鼎铭、石久海、蒋天兰等几个老师。蒋天兰老师一年后调回中宁，后又陆续调来了黄仲权、黄忠厚、王绳武和一个姓韩的老师。人数虽不多，但水平相当高，大专以上学历的就有四五个人，其余的老师也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总的来看，这支教师队伍相当整齐，这在当时的农村中学来说是很不错的了。
然而，当时的教学条件却很差，除了课本、备课笔记和粉笔外，没有任何图书资料，也没有实验器材。为了搞好教学，老师们认真钻研教材，认真写备课笔记，认真批改学生作业。拿我自己来说，我的每一堂备课笔记都有一两千字，我批改的每一篇作文都不会漏掉一个错别字，也会修改每一个不通顺的句子，在谋篇立意方面总要耐心地给学生以指导。总之，在教学方面我们不惜花费心血，期望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因而能够不断地进步。蒋明华校长除搞好自己的政治课教学外，还经常抽时间去听各个老师的课，这对老师们也是一种督促和激励。
大概是开学后十多天吧，学校在几十里外的山坡上开荒种下的糜子成熟了，蒋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去收割。收割结束的那天晚上，大部分离家较近的学生都回家了，我们几个老师和部分离家远的学生来不及赶回学校，就决定在山上住一晚，第二天早上下山。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当天夜里竟然下了一场大雪，满山遍野都披上了银装，积雪有半尺多深。从时间来说，此时正是农历八月中旬，离中秋节还有两三天呢。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忽然想起了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所写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的名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小时候读这首诗，还有点不大相信：八月下雪，这可能吗？在我们南方，这时候天气还热得很呢！现在看来，诗人没有失言，倒是我自己少见多怪了，这是大自然给自己上的最生动的一课。当我们踏着积雪返校时，一路上看到白杨树的叶子还未落，树叶和树枝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有不少树枝因不堪重负而折断倒地。
1962年7月，初三学生毕业了。蒋校长让我和蒋天兰老师带领毕业班的同学到县城去参加中考。考试结束后，蒋老师回中宁探亲去了，其他同学也各自回家，只有我和小韩、小沈和小赵4个人一起回城阳。当我们走到古城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决定到车马店去住宿。山区夏天的夜间还是比较冷的，这样的寒窑怎能过夜？然而又没别的地方可去。正犯愁时，小赵同学说：“我出去想想办法。”不一会，他从外面的马车上拖回来一块篷布，这篷布很长，我们几个一起把它抬到炕上，炕铺满了，两边还余下很长的一截，正好当被子盖。临睡时，我看到小沈只穿了一件单衣，冻得发抖，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外衣脱下来给他穿。由于走了一天的路，人很累，倒下之后就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几个人就被冻醒，觉得与其这样挨冻，还不如起来赶路。于是出了店门，走了一会儿之后，身上果然暖和了一点。直到下午才走到城阳，各自回家。
由于教师教学认真，学生勤奋学习，所以中考成绩公布以后，城阳中学考生的平均成绩在几个农村中学中名列第一，有七八个考生进了高中或其他中等专业学校。以后连续几年，城阳中学的中考成绩在几个农村中学中也都名列前茅。在一个新学年里，我担任了初一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并且一直跟到初三。我和这个班的学生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锻炼身体。我也到很多学生的家中走访。因此，我对这个班的学生最了解，和他们的感情也最深厚。其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有一年，暑期开学以后，学校里粉笔没有了，影响了教学。蒋校长让我带几个学生到甘肃平凉去买粉笔。从城阳到平凉有45公里路，要翻过6个山头，爬过6道深沟，路很难走。我和袁继刚、冯国瑞等几个同学带着背篼上了路，走到天黑，才走了一半路程。又摸黑走了一段，只听山野间，石信猴在啼叫，前面的山头上似乎有亮光在闪烁，气氛有点阴森可怕，我们不敢再走，幸好有个同学的叔父就住在这附近，我们到他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进了城，买好了粉笔，装了满满一背篼，有好几十斤重，在城里住了一晚。第三天，我们轮流背着粉笔回到了学校，保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
还有，一个初冬的时候，学校灶上的柴火没有了。蒋校长在5公里外的一个大队里买了几棵树，他带领部分学生砍树，树砍倒后，树枝小一点的由学生拖回，树干则需要大一点的同学抬回来。我们班抬的一棵树干最大，有150公斤左右。当我们抬到城阳河边时，独木桥上无法通过，必须涉水过河。这时，天已经黑了，河面已被冰层封住。有同学建议，把树干放在河边，人从独木桥上过去，明天再来抬，我考虑了一下，如果明天来抬，又要影响教学，就鼓励同学们克服困难，踏冰过河。我从一个同学的手里夺过抬树干的木棒，站在河水上游的最前面，其他几个同学也受到了鼓舞，纷纷抢上前来。我们4个人抬起了树干，踏碎了冰层下了水。河水果然冰冷刺骨，但我们咬牙坚持住，终于过了河，上岸之后，才发现我们的腿都已被冰划破，流出了血。另外几个学生替换了我们，把树干抬回了学校。
1964年，文教局为了改善我校的教学环境，决定拨款在彭阳建设新校，把城阳中学搬到彭阳来。建校工作由蒋校长和搞总务的高积有同志负责，从选校址、买材料到施工建成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虽然房子盖好了，可院子里坑坑洼洼。为了节省建校经费，蒋校长决定发动全校师生轮流到新学校来义务劳动，自己动手，铺平校园。师生们带着背包来到新学校，住在刚建好还有些潮湿的教室里，自己搭锅做饭，开始了平整校园的工作。师生们热情很高，背起小背篼来回奔跑，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经过20多天的艰苦劳动，新校园终于被垫平了。师生们为建设新学校作出了贡献，也为新学校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1965年，中学由城阳搬到了彭阳，校名也由城阳中学改为彭阳中学。从此，教室明亮了，宿舍宽敞了。学校还买了一台发电机，晚上7点到9点发电，老师晚上办公及学生晚上上自习都用上了电灯，再不用煤油灯照明了。文教局给各农村学校发了图书，又增添了一些实验设备。这样，办学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同时还调来了两位新老师：王永正和李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暑假时，县委宣传部和文教局把全县的教师和文化系统的人都集中在县委党校办所谓的学习班，还派了一些学生代表和部分县、乡两级干部参加。学习班上，除了学习文件外，主要时间都用来揭发和批判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所谓错误言行。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的火力也越来越猛。学习班的大小头头们挑动参加学习班的学生斗老师，挑动教师斗教师，其手段极其恶毒。绝大部分学校领导和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归入黑老九，都受到过大会、小会的批斗。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受到了严重摧残，想起来让人心痛不已。
8月下旬，开学时间越来越近了，学习班的头头们不得不放行少数教师回学校支撑局面，而大多数的学校领导和教师被送到农场，一边劳动，一边交代所谓的“问题”。拿我们彭阳中学来说，来学校时间较长的教师中，只有我和石久海回到了学校，蒋明华、王绳武、王鼎铭、王永正、黄仲权、黄忠厚都被送进了农场，直到年底，才从农场回到学校。由于缺少老师，无法开课，文教局又调来了吴静芳和张月圆。学校的课程总算勉强安排下来了。
虽说开了学，却并没有上几天课，因为当时红卫兵正在搞全国“大串联”。我校的学生也坐不住了，他们纷纷组成战斗队到延安、北京等地去串联。学生走了，我们老师无事可做，我和石久海老师也就随着学生一起出去。经过10多天的步行，我们终于到达延安，参观了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等地。这时，禁止串联的文件下达了，延安方面用汽车把我们送到西安。我们又从西安坐火车到兰州，从兰州坐汽车到固原，年底返回学校，正好寒假也快到了。
1967年，新的学期开始了，学校成立了革委会，由进驻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担任了革委会主任，蒋明华任副主任，我被选为教师代表担任了革委会委员。这时有部分学生呆在家里，不来上学。校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让所有教师分别到未来校的学生家中去做动员工作。过了几天，学生才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如此，教师们心有余悸，不敢过多地管教学生，学生们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校的教育质量明显下降。直到肃清了“读书无用论”的流毒后，这一情况才有所好转。
1967年以后，我校除正常的教学工作外，又专门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参加的老师有李林、张月圆、吴静芳、石久海、王绳武等，还挑选了部分爱好文艺活动的学生，一共有20多人，由我带队到本公社各个大队去演出。我们的节目丰富多彩，有小合唱、表演唱、快板、三句半等。这里面还有我和李林老师合作的男女声二重唱以及李林老师的女高音独唱。所有这些节目都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尤其受欢迎的是李林老师的女高音独唱。一曲终了，掌声持续不断，而且还喊着：“再来一个！”常常要唱好几首歌曲之后才能下台。我们的演出，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又宣传了毛泽东思想。
其实，我们学校一直很重视娱乐、宣传方面的活动。早在城阳时，我们就利用课余时间排练了一些短小的节目给当地群众演出。到了彭阳后，这方面的活动更多。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们一起把《剧本》月刊上登载的京剧小戏《送肥记》和《审椅子》改成眉户剧的曲调搬上了台，我自己参加了《送肥记》的演出，曲调是从同学们那里学来的。除了在学校演出，蒋明华校长还亲自带领我们到离学校较远的生产队去演出，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1969年，我和石久海老师被调离彭阳中学。当我俩离开生活了8年之久的彭阳中学时，心里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通过这8年时间，我对于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老师们，又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认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点。他们的容貌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蒋明华校长是我来彭阳时第一个接触到的人。他是共产党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工作勤勤恳恳。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和师生们一起干，而且带头干，真是以身作则。他对老师既严格要求，又在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关怀备至。记得有一年寒假，我和王鼎铭老师都没有回家，留在学校过年。大年初一早上，他来到学校，请我们到他家一起过年。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使我们淡忘了思乡之苦。他为人热情诚恳，正直无私。1962年调资时，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尽管当时他自己的工资也不高，但他没有把这个名额留给自己，而是给了比他工资更低的王鼎铭老师。彭阳中学能有较高的教育质量，与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我感觉他不仅是我们的好领导，也是我们的老大哥。
牛鳌老师和我相处只有3年时间，1964年，他被调到王洼中学去了。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他负责学校团支部的工作，又协助蒋校长搞教务工作，还担任一个班的语文教学。对这些工作，他都尽量去把它们做好，一丝不苟。他经常和老师一起说说笑笑，谈工作、谈生活、谈理想。他和我同教一门课，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虚心好学。我俩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解决疑难，相处得像兄弟一样。
王鼎铭老师聪明好学，肯钻研，对业务精益求精。他的数学教学是很出色的，深得领导们的器重。有一年，地区教育局还曾调他参加中考数学试卷的命题工作。他为人稳重、大方、乐于助人，同事之间有点小摩擦，他总能一一劝说，为之化解。他有两个特长：一个是善于烹调，老师们要是聚餐，他总是亲自下厨，为大家送上一道道美味佳肴。另一个是会缝纫，当时城阳地区找不着一家裁缝店，要做衣服非得进城，很不方便。王鼎铭老师用自己学会的缝纫手艺，利用学校的一台缝纫机给老师和同学制作了不少衣服，还为当地的部分群众服务过。这都是他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自愿做的，没有任何人勉强他。
石久海老师和我最有缘分，我俩一起调到彭阳，又一起调到蒿店，两人相处有12年之久，这在人的一生中是很难得的。他对工作也很认真，在教理化课的时候，尽管实验器材短缺，但他还是尽量想办法做好实验，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课本，巩固所学知识。因此，他在理化教学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在政治上能积极进取，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终于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在以后被提拔为中学校长。他为人实在，绝不弄虚作假。我俩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即使是参加文化娱乐活动也总是形影不离。可以说，我们俩是最真诚的朋友。
王绳武老师是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毕业，可以说是科班出身，教中学语文自然是绰绰有余。在教学上，他的成绩也很突出，他能严格要求自己，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被调到县教研室，当了语文教研员。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这是我所不及的。
黄仲权老师是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工作后，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工资极低，政治上受歧视，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仍能安心工作。他很有才华，也很能干，学校的发电机就是他操作和管理的，要是电灯坏了，电线发生短路什么的，他很快就能修好。凡是学校交给他的工作，他都能很好地完成。至于教物理课，他更是驾轻就熟，毫不费力，教学成绩有目共睹。
黄忠厚老师工作认真，做人不小气。记得有一次，我借他的自行车回家，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车子撞到了崖畔上，车头被撞坏了。当时附近没有修理自行车的地方。我把车子推到学校还给他时，准备赔偿他的损失，但他断然拒绝，以后他自己进城把车子修好了。这件事至今我还很抱愧，觉得对不住他。
以上所写的这些绝不是对某个老师的评价，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印象罢了。
1969年8月，我和石久海老师一起被调到蒿店中学工作。1972年8月，我离开蒿店，进了固原县第一中学。1978年8月，自治区教育厅批准我调回原籍的请求，我离开了宁夏。计算起来，我在宁夏一共工作了18年，这里留下了我的青春和汗水，也留下了我的痛苦和欢乐。
调回江苏淮阴县以后，我被分到淮阴县中学工作，以后又调到新渡中学。1992年年底，因为身体有病，从新渡中学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