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文杨树林虎军勤整理
多灾多难的成长岁月，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出生入死的英勇气概，除暴安良、恩泽苍生的义举，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工作热情，使虎志远的一生闪耀着英雄人物的光辉。但其为人谦逊，淡泊名利，生前光辉业绩除儿女、战友和同事略有知晓外，竟没有广泛流传和记载，以致在彭阳党史、地方志书中很难找到他的名字。在他逝世14年之后，我们终于把他的资料搜集整理了一份，以传后世。这既是对革命者的尊重，又是对子孙后代的负责。
——题记
虎志远，曾用名虎志元、虎志忠，1917年8月5日生于甘肃省固原县城阳乡涝池村张家沟圈（现宁夏彭阳县城阳乡涝池村张家沟圈村民小组）。由于家境贫寒，从12岁开始给别人打短工补贴家用。1937年，20多岁的他由于家庭生活实在无法维持，曾几次靠卖兵度过生计难关。从1945年起帮助共产党员惠天明做些党的外围工作，1946年10月，经共产党员李义海和李玉清（两人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1日入伍，入伍后在平东游击队担任中队长，1949年10月任固原县大队警卫一连副连长，1950年1月任平凉分区教导队第三分队分队长，1950年7月任隆德警卫五连副连长，1951年1月任甘肃省警卫二团二营六连连长，1952年7月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八一”农场分场长。1953年1月任甘肃省军区独立团二营七连连长，1954年8月任省军区七十三团侦察股长，1955年10月奉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命令被授予上尉军衔。1956年9月转入地方工作，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委统战部部长。1959年9月任碌曲县尕海公社党委书记。其间于1958年9月至1959年8月在甘肃省委党校学习。1963年12月后先后在甘肃省泾川县高平公社、苏堡公社、洪河公社任党委书记。1971年4月后调任甘肃省平凉地区石油公司安口石油经销处领导小组组长、党支部书记。1980年12月经甘肃省平凉地委组织部批准退休，后经甘肃省石油总公司批准退休改为离休，并享受副县级待遇。1994年3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77岁。平凉地区石油公司给他开追悼会时题写了“投身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建设家国堪称楷模师表”的挽联。这幅挽联是对他革命一生的真实评价，不仅总结了虎志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出色成绩，更重要的是概括了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作出的贡献和业绩。
虎志远家世代居住在彭阳县城阳乡的张家沟圈，祖父有五儿三女，他的父亲是老大。家境本来就不好，加上8个孩子渐渐长大，生活越来越困难。迫于生计，虎志远的父亲作为弟兄里的老大率先挑起生活的重担，携妻带子来到城阳乡陈沟村虎家湾，经虎氏家族辈分比较高的几位长辈同意，自己开垦了几十亩山地为生。那时候家里没有钱购买耕牛，只喂养了一头毛驴，既可以驮水又可以帮助耕地。刚刚20岁的虎志远身材长得魁梧、胆量力气过人。因为只有一头毛驴，耕地时驴拉一半，他拉一半。一年下来，收获的粮食还过借别人的所剩无几。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决定让虎志远卖兵养家糊口。先是替朱世英当兵，赚得1斗荞麦、1斗糜子和6公斤盐。3个月后逃跑回家，由于家庭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且全家人得病，因此又替陈凤璋当兵，赚得了150元现金和1石多荞麦。1940年到1944年，虎志远又先后几次卖兵，又几次逃跑。
1942年，由于过度劳累，加之没钱治病，虎志远的父亲离开了人世。埋葬了父亲后，养活全家的担子落在了虎志远的身上。家里欠下别人粮食12石多，实在没有办法，虎志远只留下埋葬着他父亲的那块7亩地，把其余的几十亩山地全卖了，将卖地所得的钱除归还埋葬父亲所借之外，其余留给母亲补贴生活。自己则又跑到外面靠给别人挖窑洞、赶场割麦子等打零工谋生。母亲韩氏则牵着一头毛驴经常讨饭，上至彭阳，下至麻子沟圈，无人不识。除了讨饭，她还和儿媳惠氏靠给别人收割、锄地、打碾场和捻毛线等接济些吃喝，照顾3个幼小的孩子。
有一年过年时，家里只剩下一升多些米面和一点干苦苦菜。这个年可怎么过呀？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虎志远一气之下，操起一把菜刀，把灶神爷（每逢过年，家家户户无论贫寒，都有贴灶神爷的习俗）连砍了几刀，嘴里还骂到：“你是一家之主，为啥不给我们饭吃？”这一下可把他的母亲吓坏了，趴在地上连连给灶神爷磕头。他母亲不明白，儿子不是向灶神讨饭，而是对旧社会极端痛恨，有气没处出，随便发泄一下罢了。虎志远有个弟弟，十七八岁的时候出去给别人打短工，实在想念母亲，就偷偷地跑了回来，没想到满头大汗的他喝了一马勺凉水，从此得病没几天就断了命，一家人悲痛欲绝。弟弟的去世不仅使家庭失去了一位亲人，而且使虎志远失去了一位养家糊口的帮手。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把虎志远击垮，反而磨砺孕育了他坚韧无比的个性和为穷人闹革命的淳朴愿望。终于，他等到了那一天。脚踏一个“穷”字，心怀一个“恨”字，虎志远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促使虎志远走上革命道路的，与一个叫惠天明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关。虎志远爱憎分明、敢于伸张正义的品格受到惠天明的赏识，有时就让他跑跑腿、送送信什么的，一边暗地里把他作为一个积极分子进行培养，一边把他介绍给共产党员李义海（游击队大队长，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其实李义海早就知道虎志远这个人，因为他俩是远房表兄关系，也和虎志远谈过几次话。当时李义海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对虎志远谈了一些要求和希望，也对他布置过一些工作。到了1946年9月，惠天明觉得虎志远已经很成熟，才亮明自己的共产党党员身份，并把虎志远介绍到李义海的家中，由李义海和李玉清（李义海之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同志吸收并宣布其为正式党员。时任平东工委副书记的李义祥（李义海之弟）后来回忆说：“1946年9月12日，咱们平东工委组织游击队迎接王震将军队伍，路过惠家沟和李家山时，在我家遇见过虎志远，我兄李义海、侄子李玉清二人谈虎志远是党员……虎志远同志1946年9月至1947年2月还在我的家内开过两次会（地下党员会），我也参加这些会议。”虎志远光荣地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后，由李义海直接领导，积极地投入到党的地下工作中。1946年虎志远和王玉富两人在镇固交界的城阳区一带搞“红村”，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他本人曾在《自传》中回忆说：“那时我负责虎家湾、虎家沟门、老庄、李家湾、张家沟圈、余家沟、马王庙（现在的白马庙），王玉富负责欧家洼、王家塬、徐家塬，主要以拉长工受压迫的人为对象。”
1947年古历正月，大约动员了1000多人后，游击队准备在城阳趁老百姓过年耍社火的机会集中人员搞暴动。据虎志远在一份材料中回忆：“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腊月29日早晨，天气正在下着雪，伪乡公所来了4个人就把我带去了。伪乡长杨富奎首先把我叫到他家里，问我有多少人，多少枪。他还说兰州有密令，又问我是不是在共产党内当游击司令的虎志远。我当时说我叫虎志忠，虎志远是麦草渠我太爷的名字，不信你们去问。他们又问说：‘你们有多少人，把枪交了就不把你向固原县送了。’我说我说的是老实话，我确实不知道，我在家里种庄稼。他们又问我和惠家沟门上有亲戚吗，我说有是有，就是和他们永世不相往来。看到问不出来什么，就把我扣在他家里。听说他们好多人在研究，有的说把我当作红军活动分子送县里处理，有的说没有证明人和事实就不能送，有的说你看他那个穷酸样子能活动个啥，还有的说干脆放了算了。后来有人说不要放了，干脆给他个门兵名额，这样可以不放他回去。过了四五天，李义海派虎应兰和虎世芳来看我，对我说不要怕，也不要急，他们要是送你去固原的话，我们就在白阳城地点等着堵截，绝对不让他们把你送到固原去，同时叮嘱我严格保守秘密。这时正值国民党扩充地方武装，每家每户一个门兵，李义海听不见我的消息就派人来看我，我说叫我跑呢还是怎么样呢，我心里急得很。过了几天李义海又派虎应兰来说，为了建立两面政权，组织上同意你当门兵，这样更利于我们开展工作。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就买了两只羊和10盒纸烟，请伪乡政府的人吃饭。当时任城阳伪乡政府户籍主任的陈占海问我说：‘虎志忠，你是不是红军？听见外面说，你们有几千人多少枪，有的话你就说了，要是没有的话，我给你当证明人，说你不是红军。’我用赌咒似的语气说，谁是红军就怎么怎么样了，这样陈就相信了。此后陈集合了42个民兵，让我当了民兵队长，还发了4支枪。有了这样的身份，趁他们不注意，我就把与自己关系比较近的李子明、崔俊杰、虎世凯、虎世芳、虎应兰活动进了自卫队，不断增加自己靠得住的人，后来又发了二十几支枪，我把我的人都分配担任班长，枪支全部由自己人掌握，从此游击队基本掌握了伪自卫队的武装力量。”
虎志远打进伪乡公所后，归李义海直接领导。他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敌人内部动静，搜集敌人围剿游击队的情报。为了得到党的指示，虎志远经常想办法和李义海接头，有时自己不能去，就派虎世凯接头。1956年6月16日，李义祥在一份《证明虎志远同志单行材料》里写到：“虎志元（远）同志在（伪）自卫队那一段工作还是表现很好，对我们游击队活动掩蔽起了一定的作用。1948年由于虎志远的工作而消灭了10多名敌人。1947年至1949年8月解放时，固原东乡、王家塬、欧家洼、虎家湾、野王家、何家塬、长城塬、草庙子、麻子沟圈一带都是咱们平东工委镇、固、平三县游击队的根据地。但是虎志远同志他在固原东乡城阳区伪自卫队任队长，那里工作主要的（得，‘靠’之意思）他做掩蔽。”他还回忆说虎志远那人“有英雄人物的味道”。
1949年7月，上级首长通知虎志远赶快到三岔，说匪军的便衣队到处找他，他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虎志远东奔西跑，天天转换地方。后来惠玉明回去提意见，组织又叫虎志远动员老百姓跑兵等待解放。有一天，虎志远被马匪和伪军自卫队追赶到白杨城沟里，他带领两人带两支长枪和一支手枪在沟里的石头洞里躲藏着。敌人的机枪和冲锋枪在离他们脚下不到100米的地方打得尘土飞扬，碎石乱溅。虎志远当时心想，这下肯定完了，子弹要是打完了，肯定活不了，后来一想死就死了去，不要被活捉就行。没想到相持了十几分钟时间，我们的解放军赶到了，不到20分钟就打退了敌人。获救后的虎志远动员村里的群众给解放军烧水。后来从城阳川里朝回走，走到在黄家沟，才收到高（高俞修，时任镇固工委书记）部长转交给惠玉明的来信，信中让他早在解放前的几天就带上自己的人和枪赶到郭家塬。后来虎志远在城阳区附近遇到惠玉明、杨登奎，在那里收缴了些枪支，又拉起了游击队，由于当时比较乱，城阳区委书记孙升山并不知道虎志远的身份，所以有些误会缴了虎志远的枪。因此，虎志远就和杨登奎到镇原新城，找到了高部长，由高部长写信给孙升山和艾青山，叫孙升山归还虎志远的马匹和枪支，给艾青山写信介绍组织关系，叫虎志远跟艾青山去工作。由于战斗加上劳累，虎志远病了，后来解放军给了些药吃了，仍然没有好转，最后虎志远带病去找艾青山。他听人说艾青山在田什字一带，去了没有找见。后来又听说在石家沟口，到了石家沟口还是没有找见。回到家里就病得不能动了，他回到家里大病一场，一连昏睡了四五天。
7月的一天，虎志远家突然来了3个人，杠着一挺机关枪，把全家人都吓呆了，虎志远想跑已来不及了。那3人看他们紧张的样子笑了，说他们是人民解放军，全家人这才放下心来。他们带来了平凉分区高部长和平凉司令部的来信，让虎志远帮助王慧生组织扩大平东游击队，从此虎志远就跟随解放军南征北战。
1949年7月，虎志远在平东游击队担任中队长职务，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为平凉地区各县的解放和维持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0年1月，虎志远多次申请，终于得到组织批准，到平凉军分区教导队第三分队参加学习并担任分队长职务。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他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7月，学习期满后虎志远又调到甘肃省隆德县警卫连当副连长，主要任务是剿匪和维护社会稳定。1951年1月，警卫连改为甘肃省平凉市甘肃军区警备二团二营六连，虎志远先后担任副连长和连长职务。这期间，虎志远经过审干和整风学习，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
1952年7月，虎志远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八一”农场分场长，1953年1月任甘肃省军区独立团二营七连连长。这期间的工作主要是剿匪和稳定社会秩序，帮助牧民恢复和发展生产。那里曾是1950年“五八”叛乱的重灾区。盘踞在甘南藏族地区的匪徒，是以马良股匪为主要力量。这股土匪部本身有9个纵队约1000多人，加上其他零星股匪共计2100余人。这股土匪在国民党特务直接指挥下，收罗伪军官、地主、流氓，利用宗教挑拨少数民族同我党及人民政府的关系，极力煽动叛乱。国民党不断为该匪空投接济，加之藏区群众受匪特利诱煽动，8个月来这股匪徒人数发展将近两倍，使川、甘边界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无法进行。为此，西北军区决定，以甘肃军区司令部为基础组成剿匪指挥部，调用骑兵第一师等共97个连的兵力，于1953年3月底开始对该匪进行大举进剿。虎志远冲锋陷阵，非常勇敢。有一次，他们奉命去端一个土匪窝，计划把这帮土匪包围起来，全部歼灭，前面部队在堵截，后面部队在虎志远的率领下打冲锋。土匪冲出一个口子跑掉了，留下一部分土匪在后面打掩护，战斗很激烈。虎志远只身一人硬往前冲，局势非常危险。这时他的通信员张江龙一把拉住他，结果只是脸上受了点轻伤。要不是通信员保护，他早就没命了。这次剿匪抓住了部分土匪，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1954年8月，虎志远调任省军区七十三团侦察股长。1955年10月，虎志远在担任甘肃军区独五团司令部情报股股长时，被兰州军区授予上尉军衔。
在独立团二营党委会的军衔鉴定书上，对虎志远这样介绍和评价：“该同志是1946年10月经地下党介绍入党的，没有候补期。在做地下工作时，思想意识很坚决。如在1947年被敌伪政府捕捉去扣留审问，该同志始终没有承认或暴露我党机密，而对革命工作还是继续的进行。在自己思想上没有任何动摇表现，和敌仍做无情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7月1日在平凉正式入伍。在这几年当中，经过几次运动的学习与考验，进步很快。如镇反、三反、审干、整党等伟大运动的实际工作中表现立场坚定，观点明确，斗争性强。如‘三反’中，除自己能做深刻检讨外，并能向贪污分子和不良作风做无情的斗争。政治上进步快，看问题处理事情等比较正确，组织纪律观念性好，性情直爽坦白，个人生活朴素，作风正派，特别在生产建设当中，给全连同志能做模范与榜样。领导大胆，经常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改进工作。工作积极踏实肯干，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有在部队和藏区长期服役的经历，对每一个任务都能够及时完成，实际工作经验有，并有一些实战经验及指挥能力。”
1956年9月，虎志远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转入地方建设，组织把他分配到玛曲县委统战部当部长。虎志远不光英勇非凡，群众基础也很好，受到藏族群众的爱戴。因为剿匪出名，阴谋杀他的坏人也很多。有一次，一个藏族头人下请柬，请他去赴宴，实际上这个头人就是个大土匪，住在一个凹型的山沟里，设计把他用酒灌醉后杀掉。当时大家都说这是一个“鸿门宴”不能去。虎志远也觉得蹊跷，但自己是搞统战工作的，有责任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再说人家搭了一个“请”字，不去也是说不过去的。他做了周密的研究后，带了两个精干的士兵，3人武装骑马出发了。到那里后，人家是夹道欢迎。按事先计划好的，他们除留下一个兵在外面看马做必要准备外，虎志远带一个兵进去了。
客厅里是灯火辉煌，山珍海味齐备。吃喝间，虎志远发现情况不对，就借口“方便”一下溜出了这狼窝虎穴。那土匪看他还没醉，杀他还不到时候，就没多加注意。虎志远一出门，3人骑马飞似的上了山。当土匪发现时，他们已经到了半山腰，土匪的阴谋失败了，气急败坏地朝他们放了两枪后作罢。
在甘南玛曲县委统战部任职期间，虎志远于1958年9月～1959年8月在省中级党校学习。学习期间被中共张掖地委钢铁指挥部授予“钢铁战士”称号。1959年9月碌曲、玛曲两县合并成立了洮江县，县上有个尕海公社，很多藏族人骑马上山当了土匪，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组织又把虎志远调到这个公社当书记。那时草原上以帐篷和牛羊为多，公社驻地也是用牛粪抹的墙，公社有脱产的民兵搞安全。虎志远把跟随他多年的张江龙调到身边。
有一次，这个乡上有几个藏族干部勾结外面的土匪，准备暴动杀虎志远。他们的阴谋被张江龙听到了，虎志远提前做了周密布置。晚饭后，虎志远召集开会，在会场上就把那几个阴谋家全部捉拿。从此，土匪要杀他刮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草原。但是虎志远在那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天天都有牧民给他送酥油、酸奶等，多数被他婉言谢绝了，实在推脱不了的就把钱付了，他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
虎志远是洮江县的县委委员，有一次去县上开会，土匪知道了，准备沿路截杀，一个好心人提前给他送了信，他就提前一天赶到了县上，结果土匪扑空了。
虎志远把尕海乡的工作搞得很出色，在整个甘南地区是数一数二的，牧业发展迅速，牧民生活蒸蒸日上，有的甚至盖起了两层楼。省委派沙处长来这里做过调查、总结。有一次虎志远的儿子到父亲那里探亲，许多藏族群众对着他的儿子说：“你的父亲……”然后举起一个大拇指以示夸赞。
虎志远忘我地工作，难以照顾家庭。有一次他在兰州开会时给家里寄来一封信说，平凉军分区有个杨司令员和他一块开会，他准备捎100元钱，让他的儿子小治华去取。可是由于工作忙忘记了，让虎治华白跑了一回。
1961年，虎志远的母亲病情危急，这才把他“请”回了老家，妻子也才等回了分别12年的丈夫。虎志远回家看望母亲的消息庄里人都知道了，一天晚饭后，乡亲们集中起来请他讲革命形势。他对乡亲们说，将来我们长城塬也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说到水也要上到塬上的时候，把大家都惹笑了，说他在讲梦话。现在看来，他当时讲的那些，不是都实现了吗？这次探亲后，他就把妻子带到在身边，先是到了甘南，后来辗转到泾川、平凉，尤其在甘南，妻子每天在担心中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
1963年12月，虎志远被调到平凉地区的泾川县工作，他在泾川县工作过源个公社，1963年12月至1964年8月在高平任副书记，主要搞社教工作；1964年10月至1966年11月在苏堡公社。他在苏堡公社工作时间最长，在那里深受社员们的爱戴。
有一次县委开扩大会，会议中心是动员各公社卖余粮，会上各公社争先恐后地报名卖余粮，虎志远是最后一个发言，大家都盯着他看，因为苏堡是一个大公社，大家都估计他卖的余粮最多，没想到，他不但没卖余粮，还提出向县上要了几万斤。这一下，把大家的眼球都吸引过来了，言下之意是他大概没听懂会议精神，或者说压根他就不会当官。他要的粮食，县上领导表态答应了，说他这是实事求是。结果那年泾川县的情况都不大好，有的公社发生了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苏堡没发生什么问题，群众从心底里感激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他曾在伪军队中干过，加之他的地下工作经历，因而多次被造反派进行批斗。可贵的是在批斗中，他依然坚持忘我地工作。1966年12月，组织又把他调到洪河公社任书记，没想到到那里后继续挨批斗。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请假到平凉去看病。1967年5月他在平凉休息治病时，公社的一派组织就贴出布告，要把他揪回来批斗。这个消息传到了与洪河公社距离很近的苏堡公社，就激起了民愤，大家纷纷表示：“谁要敢动虎书记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把洪河公社踏平。”从这以后再也没听到要批斗他的动静。
1968年8月，虎志远来到到垚店公社工作，发现那里的人爱看、爱唱秦腔戏，遗憾的是没有表演台。有几个老汉给他建议说：“虎书记能给咱们修个戏台吗？”他把这话记在了心上。以后在破除迷信拆庙宇中，他就用拆下的木料修了个很漂亮的戏台。可是戏还没唱几出，他却被揪在这个台上接受批斗，他禁不住笑了。此举惹怒了造反派，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手持大刀，冲到他面前大声说：“你太嚣张，为何发笑？这是对我们的污蔑。”他回答说：“我不敢污蔑大家，我是在想，不是我领导着修这个戏台，你们批斗我，我还没地方站呢，因此发笑。”他的群众基础很好，有许多人同情他的遭遇。凤翔路口有个小食堂，食堂的大师傅对他很好，有一天，大师傅发现贴出的大字报说第二天要批斗虎志远，等第二天天还没亮，那个大师傅端了一碗肉，还拿了半瓶酒，让他吃饱，再喝上几口酒，这样站在台子上就能招架住了。
虽然他是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有一次在泾川县委院子里组织了有二三百工人、干部和群众参加的大会，领导请他来讲当前的革命形势，他主要宣传了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思想。但在第二天又因此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他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派”“三大战役的指挥官”等。“三大战役”是指泾川、长武、平凉猿个地方发生的武斗。这猿次武斗中有人命案，反动分子想把这个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因害怕被抄家，在泾川县城他家搬过猿次，一次搬在一个两层板楼上，他的小儿子不慎从楼上摔下来，把头摔伤并留下了后遗症。“文化大革命”对虎志远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摧残，1970年5月至1971年3月，他一直在泾川休息。
1971年4月，虎志远调到平凉地区石油公司安口经销处工作，直至1980年12月经地委组织部批准退休，后经省石油总公司批准将退休改为离休，并享受副县级待遇。
虎志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4年3月29日逝世。逝世后平凉石油公司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在悼词中说：“虎志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虎志远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今天我们悼念他，就是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学习他克己奉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朴素踏实的好作风；学习他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无私奉献的好品德。”
叶落归根，魂归故里，遵从虎志远同志的遗愿，他的遗体拉回老家，埋在了城阳乡涝池村张家沟圈的一块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