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与暴力的进击中，鲁迅坚韧顽强地战斗着。此外，他还编印刊物，给青年校文稿，翻译介绍苏联文学，提倡大众语、大众艺术，这些都是在反动派的迫害下进行的。再加他日常接近的革命志士的失踪和死亡，这自然侵蚀着他的身心健康。
鲁迅本患有肺病，到1934年12月14日夜病发，感觉脊肉作痛、盗汗。鲁迅的朋友就劝他设法异地疗养，但是他不愿离开多难的祖国。
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
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裙径去，野人怀士，小草恋山，亦可哀也！
当时的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曾邀请鲁迅作为私人宾客去苏联住两年，但鲁迅考虑种种原因，也不愿意去。1935年秋，苏大使馆邀请鲁迅去苏联观光，他的中外朋友都希望他去，但结果仍是没有去。
1935年下半年开始，鲁迅的健康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许多亲朋好友都劝他住院，或者外地疗养。但是为了战斗，鲁迅仍是忘我地工作，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
“赶快工作，赶快工作！”他不断地用这句话来鞭策自己，来发挥自己生命的最大效用。
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说：
第一，他以为那时正在迫压最严重，许多敢说敢做的人，都先后消沉，消灭，或者不能公开做他们应做的工作，自己这时还有一支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
第二，他自己检讨，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还不值得要友邦如此优待，万一回来之后仍是和未出国前一样的做不出什么，是很对不起的，一定要做出什么来呢！环境是否可能也很难说。
第三，照他自己耿介的脾气，旅费之类是自己出最好，自己既然没有这能力，就是给一般造谣者的机会，不是并不一动，就已经说他拿卢布吗？
年底，鲁迅的身体更不好了，常有低烧，也容易疲劳，但是他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和书信。
1936年元旦过后，鲁迅的肩和肋开始痛得厉害。
“赶快工作。”他还是不断地激励着自己。疼痛在他忘我的工作中，似乎真的有所减轻了。
3月初，他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一不小心，受寒患了气喘，病情更加严重了。家里人为他请了当时很著名的须藤医生，进行诊治，但是病情时好时坏的。
到了5月，他的病仍不见好转，并且不断发烧。这引起了朋友们的担忧。
史沫特莱多次来看他，请他另外请医生治疗。但是鲁迅不承认自己病情严重，仍认为只是疲劳的结果。
后来，经过几个亲友的商量，瞒着他，由史沫特莱请来了美国的邓医生——当时上海唯一的欧洲肺病专家。
鲁迅和史沫特莱有很深的友谊，看她这样关心自己当然是很感激的，他无奈地皱皱眉说：“真的谢谢你的关心，我知道你是好意，你实在太重感情了。你们外国人对于生命，倒比中国人看得重啊……”所以同意了邓医生的检查。
经过诊断，邓医生感叹地说：“你真是个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中国人！倘若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医生这样说了，无疑是宣告了鲁迅即将死亡的消息。
大家得到了这个诊断结果，鲁迅周围的亲人和朋友不禁落泪了，但是鲁迅却依然从容对待。
看到大家的伤感，他乐观地对大家说：“医生再高明，也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5年’的病人开药方的办法。”很显然，他已经决定不再接受邓医生的任何治疗了。
之后，鲁迅常常拿这句话来和朋友们开玩笑：“你们知道的，我其实5年前就已经死掉了！所以，我还得赶快工作，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我啊！”他相信自己的身体，对于疾病有很强的抵抗力。因为他在精神上从来不曾向疾病屈服。
不久，苏联朋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邀请鲁迅去莫斯科疗养。
“我已经活了50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况且我的病也没那么危险。”他说，“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一天不死，就可以拿起笔杆子战斗一天——而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所以，你要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尽管已经疾病缠身，但是他从不把这病放在心上。他的脑子里只有“赶快工作”的念头。
“反正身体已经这样了，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鲁迅时常这样想。这念头催促着他，鼓励着他。他只要不病倒，能够坐起来，就不愿意闲着，而是想得很多，做得很多。
鲁迅拖着病体，印外国版画，筹划杂志的复刊，翻译《死魂灵》的第二部，编校朋友托付的《海上述林》的稿件。他还计划着要为自己编30年作品集，撰写“中国文学史”，还考虑要创作一部早就有构思的长篇小说，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他想做的事太多太多了……
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鲁迅以为中国需要他，他不能走，没有人应该逃避，必须有人出来坚持战斗。
夜深人静，鲁迅仍坚持在灯下写文章。他一阵阵接连不断地咳嗽，可是心中装的只有人民的事业，唯独没有考虑到自己。
鲁迅曾对冯雪峰说：觉得那么躺着的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如真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此，和他谈到工作计划时使他的精神振奋，谈到养病计划时就使他不快。果然，鲁迅晚年在战斗生活中特别放光辉的日子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