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我国棉花种植区，逐步由江南扩大至北方，大多集中于河北、山东等地。棉花的生产，带动了纺织业、印染业的发展。山东的潍坊、寿光、禹城、德州、高唐，河北的高阳、任丘、定县、无极、河间等地，出现了许多经营土布的布店、布庄，这就为染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阳泉的平定县与河北、山东毗邻，而且平定山上生长一种植物，土名“黑叶”，其叶子发酵后可用来染黑布，其效甚佳。所以平定人就捷足先登，在城镇、乡村广开染坊。据当地家谱记载，明代就有乡民赴外从事染业，当地人称为“走染坊”。到清乾嘉时期，达到鼎盛。
平定染坊一般采取前店后坊的经营形式，作坊内设有染缸、染锅、幌杆（用来晾布）。印染全过程均靠手工操作。到民国时期，在一些比较大的染坊逐渐有了染槽、干燥机、扯宽机、轧光机、电动机等染整设备。印染业最初染色比较单调，以深蓝、浅蓝、青色为主，其染料主要是靛蓝。靛蓝是用蓼兰的叶子发酵而成的有机染料，还有媒染剂鞣酸以固定染料于衣物上，使颜色经久不褪。平定商人在长期生产经营中，逐步探索、发明了新的配料，使染物花色不断增加。如将大绿花布投入做豆腐的热汤中，即可变为深豆色，人称“烧红绿布”。还有花样繁多的蓝底白花的印花布，其制作方法是将所设计的图案刻在皮板上，将立粉桨刷在布上，布的无花处着深蓝色，漂染后立粉掉去，就呈现出美丽的白花，这种花布经久耐用，永不褪色。这样，平定商人染坊的染织品，就以色鲜、品种多，不褪色而著称。在一些平定染坊有“染就江南三日景，提出扬州一片红”、“染青色一镇无比，出翠色天下夺魁”的楹联，以显示其高超技术。平定宋家庄人曾编撰《五言杂字》描述了平定商人经营染坊的全过程，“有等生意人，亲自下东边。头程槐树铺，次日过固关、井陉获鹿县，栾城共贾店。正定福成驿，深泽无极县。藁城与赵州，相隔一马站。平山通灵县，南宫元氏县。村庄和店镇，何处无铺面？驼靛数十驮，铺子赁几间。寻下主人家，连忙把翁安。买些柴和炭，风匣不住煽。熬碱一大缸，缸内起金莲。罩网用铁箍，印子线绳拴。幌杆槌布石，二物在门前。家伙俱停当，染布有何难。毛蓝与皂青，印花最亮炫。开了一半载，年终转回还，赚钱几百两，挣钱几十千”。
明清时期从事染业基本上手工操作，挑水者从早到晚扁担不离肩，挑进清水倒出污水，而染布者手不离缸，皮肤受腐，手指变形。尽管染布生意十分艰苦，但平定走染坊者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村经营染业者竟占全村劳动力的70%以上，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染坊。如在清末民初时，在山东德州、济南一带，平定县北庄村人尹朝钢开设的义盛号染坊就很有名气。义盛号染坊总号设在德州城内，在陵县、禹城、平原、济阳、济南设有分号。义盛号主要业务是对来自乡下的土布、粗布，用蓝靛、小蓝靛和一些外国进口的颜料进行染色。1937年日军侵华后，河北、山东的纺织业遭受严重摧残，义盛号和其他平定印染商号一样也随之趋于萧条，最后只得停业。
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平定印染业商人的衰落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阳泉盂县人在北京广开洗染店，到新中国成立前，洗染业是盂县人在北京经营的第二大行业，所开商号累计有66户之多。这些洗染店或是由原染坊改建而成，或是新建的采用“西法”洗染的新型洗染店。据说有二三百年历史的天元染坊，坐落在崇文区精忠庙附近，到北平解放前时其股东为盂县陈南庄陈家和南坪村的赵家。天元染坊的大院占地约有一亩，有房间34间，其中柜房7间、车间用房18间、附属用房9间。车间内有直径130厘米的染锅3口，大缸10口，压光机、平整机各1台。天元是一家以染色为主的染坊，主要承揽丝绸、棉布的染色业务，没有专门的门面。其下有天和染坊和采用西法洗染的华丽洗染厂。1955年天元染坊与其他几家组成公私合营的北京染绸厂。位于安定门内大街路西122号的德盛染坊，掌柜是盂县牛村人，经营德盛染坊有60年之久。其下曾有分店裕华染坊。1956年公私合营后，大兴洗染店等三家洗染店先后并入德盛染坊，后更名为东风洗染厂。还有曾被称为京城四大洗染厂之一的培华洗染厂，以其过硬的技术，保证了洗烫、染色的质量，赢得了顾客的信任。
精明的盂县商人除了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外，还随着社会进步，积极对他们原有的产品进行转型。氆氇是一种羊毛织品，可以用做床毯、坐垫等。清朝皇宫内院及贵族家中，龙旗、龙伞、幔帐、云幔、拜垫及宫内装饰用品，也以此为主要原料。盂县商人就曾广泛从事氆氇的生产和销售。1797年（嘉庆二年），盂县氆氇行商人在北京开设的义兴号、永兴号、大成号、大顺号、义成号、义和号等六家合资共建一会馆，地址在煤市街小椿树胡同17号。该会馆共有大小院落3个，房屋10数间，占地1亩2分。起名为“盂县氆氇行六字号公局”，也称为“盂县氆氇行会馆”或“盂县六字号会馆”。此会馆由这几家商号共议，在出售的每匹氆氇中，提取银1钱。经过九年后即筹措到所需款项。此会馆共耗资2 300余两白银，由这六家商号共同出资。其中，义兴号出银530余两，永兴号出资530两，大成号出430余两，大顺号出450余两，义成号出170余两，义和号出180余两。由此可见这几家商号的实力不同一般，也说明清中期盂县人在京城中经营氆氇制品的兴盛。1851年大椿号氆氇铺开业，地址在东四南大街路西25号。该店早期的主要客户就是王公贵族。制作的产品用料极其考究，加工也是精益求精。在没有缝纫机等设备的时期，全是依靠刺绣为主的手工活，一个拜垫就需要十几道工序，20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
随着清王朝的没落，民国期间洋车马车的使用，又使轿车围子、洋车靠垫、棉门帘子等产品逐渐增多，在北京的盂县商人迅速转型，从事这方面产品的生产。加之缝纫机开始普及，传统手工缝制逐渐转向机器缝制，大大提高了盂县商人的生产效率。此外，各种锦旗以及国旗的使用，又为这类纺织品增加了新的产品需求。在盂县商人中，大椿号氆氇铺就开始转型生产各种车围产品，并为外国驻华使馆制作窗帘、沙发椅套等纺织品。而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车围铺是万成号，其东家是山西襄汾毛家。毛家于清同治年间开设丰成号（南柜），后开万成号（北柜），最后又开增成号（西柜）。丰成号是万成号、增成号的总店。由于丰成号所处地理位置不佳及其他原因，其影响和作用反远不及万成号。万成号位于前门大街82号，有两间门面，进深三间，共有六间房屋，面积约80平方米。前面两间为店堂，中间两间为银柜和账房，后面两间是生产车间。万成号在侯学良为掌柜期间，通过报纸等媒体刊登广告，并以鲜艳的幌旗、锦旗营造销售氛围。在内部管理方面，由掌柜亲自严把进货关，严格业务程序和质量要求。他们生产的洋车棉绷套要用绷针固定在案板上行纳，而且纳完后要绷平。为保持所生产的门面账子水沿的颜色鲜艳，该店要求要用从英国进口的8镑红洋标做沿条用的斜条。沙发套用的夹线不能用直条，只能用斜条，以使夹线柔顺不皱。此外还要求沙发套的掖头不得少于三寸。该店生产的蚊帐也要用珠罗纱为原料，用猫叉布作顶子，这就使该店的蚊帐颇受欢迎。
在转为车围铺的同时，有一些盂县的氆氇店也转为生产锦旗和国旗。1919年，振记锦旗店开业，地址在骡马市大街路南238号。此后陆续有万兴号国旗店（1921年）、荣庆国旗店（1928年）、树成功国旗套椅庄（1939年）、裕丰元国旗店（1940年）、培大国旗店（1947年）、晋发祥国旗套椅店（1947年）、新世界国旗店（1947年）、惠民国旗店（1949年）等开业。新中国成立后，仍有一些新店陆续开业，如新中国国旗店（1950年）、首都国旗店（1951年）、福兴顺国旗店（1951年）、大众制旗店（1951年）、聚成功国旗店（1951年）、同德国旗店（1951年）、建华国旗店（1953年）。公私合营开始后，1956年永庆成、忠信成、树成功、荣庆、裕丰元、新中华、聚兴等店并入先锋旗帜社，万兴号、大椿号等10户加入东城区旗帜套垫业并厂大会，广兴长、大华等8户加入西城区旗帜套垫业并厂大会，万成号，广增号等8户加入前门区旗帜套垫业并厂大会。
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山西阳城的犁镜和阳泉的锄板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重要的生产工具，却没有完成转型而退出历史舞台。犁镜是一种农业生产工具，原名犁面，为平原地区扩大耕犁效用便于翻土碎土的配套构件。阳城犁用低硅矿石，并荟萃各地工艺，几何曲面合理，耕作中省力而且碎土效果好，使用后粘面光洁如镜，如被褒称为犁镜。阳城犁镜具有利土、耐磨、省力三大特点，被农民誉为“翻地虎”。阳城犁镜的生产有千年的历史，主要产地分布在阳城南部方圆500华里的山区，尤以桑林、三窑、东冶三地犁镜最为著名。在我国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传统的农业工具曾被广泛使用，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阳城县全县犁镜生产工人仍有2 590人，年产犁镜31.3万片。犁镜最高年产量曾达70万片，行销全国20余个省，并一度出口朝鲜、不丹、印度、尼泊尔等国。但随着农业机械业水平的提高，犁镜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作用。
与阳城的犁镜相类似，在阳泉市郊区东南的杨家庄，出产一种为冀鲁豫广大农民喜爱的农具——锄板。这种锄板是在明朝嘉靖时期开始生产的，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至清乾隆年间，传到杨家庄乡南小西庄。至光绪年间，已有阮二、郭清的千奉吉，窦玉启、李生惠的恒金泰，康氏的万德堂，任成春、任宝山的永泰恒等字号，此后还有杨家庄朱牛的魁胜永，解本太的聚生祥，刘广成的天泰永，李凤鸣的双德永等字号出现，使锄板这一优质产品声名远扬。当时杨家庄经营锄板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个体经营，一种是合股经营。如天兴隆张林童的厂内有10盘炉，四五十个工人，年产量可达3万张。他雇用当地农民做工，农闲时集中生产，农忙时关门歇业。商号采用类似于包买商制的经营方式，在工场主之下，每炉有1名炉头，3名工人，炉头每天到场内领取原料，按领交定额要求每百斤铁要交回42张锄板，所剩边角料归炉头所有。一般来说，每炉每天可产锄板14张，人均近5张，每张锄板可卖一块现洋，除去工人工资和原料，每张可获利0.3～0.4块现洋。这样厂家始终盈利。到新中国成立前，杨家庄和小西庄相继合并原有私人字号，成立村联社，共有产锄炉70余座。按每人交200～250斤小米为一股入股分红，共有股东3 000余人，生产自产自销，自负盈亏。1962年后锄业社归阳泉市手工业生产联合社，当时共有职工210人。1958年和1962年相继对生产设备和工艺进行大规模改造，以提高工效和质量。并于1963年锄板生产技术被列入国家保密项目。1966年锄板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达16万张。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农具产场发生变化，锄板生产陷入困境，最终企业停产。这一相传近500年的锄板终因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而退出历史舞台。
评析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一些晋商能紧随时代变化，把握住新的商机，获得了新的发展，并进而实现了产品、技术、管理上的成功转型。这也为现代一些企业改变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企业制度和管理办法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案例撰稿人陶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