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地位
王廷相生活的时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王朝内部宦官擅政，政治腐败不堪，矛盾重重。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危机四伏。与此同时，社会经济仍处在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之中。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之而来的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要求思想文化领域朝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方面发展。但是，明初的思想文化领域却依然是被官方化的程朱理学一统天下；远离社会现实的空谈，僵化的学术风气充斥思想文化领域，学术理论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更有甚者，不少学者视程朱理学为永恒不变之定论，强调对其徒守记诵、随声附和，致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处于一潭死水之中。因此，打破学术上的僵化、沉闷局面，切实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使学术思想适应于社会需要，是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解放思想，冲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适应这种思想文化形势的需要，王守仁建立起心学体系，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王守仁心学是从程朱理学中异化出来的。它切中程朱理学时弊，且门生众多，气势恢宏，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和学术主流，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王廷相继承传统气学思想，也起来对程朱理学展开批评，包括对王守仁心学的批评，成为当时冲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廷相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政治家，王廷相深知社会矛盾的尖锐，要求学术思想研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思想家，王廷相看到当时学术思想研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症结就在于远离现实、思想僵化。王廷相大胆地冲击僵化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从实际出发，对程朱理学展开深入的批评，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明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评价王廷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应当把他放在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中，分析他对当时的思想发展提出了哪些观点，起了何种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王廷相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提出下列三个方面的认定。
（一）经世致用之学的开拓者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求学问的研究与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有益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经世致用的学风肇始于宋明之际，兴盛于明末清初。自程朱理学形成后，便有以叶适（公元1150—1223年）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公元1143—1194年）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他们主张事功之学，并把经世致用之学与事功之学结合起来，批评程朱理学的空谈心性命理。同时代的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治经史以致用。但是，他们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响应。经世致用之学的普遍兴起，并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是在明末清初。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认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并批评当时空谈良知心性的迂腐学风。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并提出要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在顾炎武等人之前，王廷相已明确提出“为有用之学”与“治己之学”，以成“内圣外王之业”，已经有了明确的经世致用的思想。王廷相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批判空谈心性之学
王廷相针对当时学术上十分盛行的空谈心性，以及王守仁心学所主张的虚静以体认天理的观点，予以尖锐的批判。在学校教育方面，他虽然没有触及科举考试以及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仍主张以程朱理学为主，但是他深刻地指出了学校的学风弊端之所在：
专尚弥文，罔崇实学；求之伦理，昧于躬行；稽诸圣谟，疏于体验。《浚川公移集》卷三《督学四川条约》。
在学术上，他对程朱派理学与王守仁心学予以坚决的抵制。他认为，虚谈心性之学对于社会现实问题毫无作用，而且是有悖于孔子的为学之道的，其结果是“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雅述》下篇。）。
2.倡导“为有用之学”
王廷相早在督学四川期间，就提出要“为有用之学”，认为学者做学问“当以经国济世为务”，“务期以治事为本，而为有用之学”。《浚川公移集》卷三《督学四川条约》。王廷相所积极倡导的“为有用之学”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要研究“天地人物之道，修平治齐之理”。
其二，要“兼通广览，博极群书”，掌握各种文事武艺。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要“体验扩充，以达诸人事”，“知行并进，体用兼察”。
其四，为有用之学要以治己之学为基础，以成内圣外王之大业。
这就是要研究与社会实际有密切关系的学问，要在与社会实际的结合中进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际。因此，王廷相的所谓“为有用之学”，实际上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3.为经世致用之学
王廷相不仅积极倡导为有用之学，而且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为学的目的。
在哲学本体论上，他以物质性的元气作为世界的本原，否定程朱理学等以所谓元气之上的理、道为本原。他较多地强调理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并且认为理随着事物的朽敝而朽敝，从而把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在研究元气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他仍然坚持从实际出发。他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从而能运用于解释现实世界及其变化。尤其是，他的元气本体论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是他的无神论的基础，是他批判各种世俗迷信的理论武器。
在元气本体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讨论了心性论、道德论、认识论等问题，且都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意向。他认为，“性生于气”，性是与生俱来的而成于习；并认为，人性有善有恶，而孟子的性善论是就“性之正者”而言的，且旨在修道立教。在认识论上，他主张“知行兼举”，既认为真知离不开行，又认为知识应当运用于实际。在道德论上，他主张动静交养，认为既要静定，又要应事而动。他在这些观点的讨论中，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同时对当时脱离实际的学风予以尖锐的批评。
此外，王廷相在从政中，不论政治、经济，皆讲求实效，力戒空谈，是个实干家。因此，他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大都切中时弊，卓有成效。
总体而言，王廷相已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且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属经世致用之学。
王廷相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明代中期的社会，一方面是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文化学术领域死气沉沉，仍死守程朱理学的教条，与当时的社会实际严重脱节。王廷相早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对不合时宜的文风予以尖锐的批判。后来，他从事政治活动，以务实的精神而卓有成效。他两次受贬，任过地方官吏，后又任朝廷重臣，深刻了解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他任过督察学校教育方面的官吏，自己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看到空谈心性于事无补。为此，他立足于社会现实，并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试图改变死气沉沉、空谈心性的学风，把学术研究导向与社会现实需要相结合的道路上来。
但是，由于王廷相所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作为朝廷命官的王廷相不可能直截了当地与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针锋相对。他仍主张学者要学好“五经”、“四书”、《四书集注》、《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孝经》、《小学》、《近思录》等经过程朱理学家整理和注释过的经典，并以此作为入仕之阶。即使是对程朱理学某些观点的批评，他也主要是打着严守“仲尼之道”的旗号，加以辨正。因此，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侧重于学风上，侧重于如何研读程朱理学的经典著作上。所以王廷相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没有跳出宋明理学的范围。
论及宋明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朱熹已经提出学者应当“穷理正心”，以把握“修己治人之道”、“修己治人之方”。《大学章句序》。但是，他把“修己治人之道”最后落实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上。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修己”而言，应当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以为从穷理正心出发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治国平天下，那就显得过于迂腐。对此，陈亮批评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陈亮：《龙川文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明代的程朱派理学家仍然坚持以学问、修身为根本，空谈心性之学，置治国平天下之事而不顾。后来王守仁的心学，就其也强调修己之学而言，与程朱理学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认为，学问的最终目的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他们只是在为学之方法上有所差异。程朱主张格物而致知，王守仁则主张格心而致良知。经过程朱的格物之学以及王守仁的致良知之学，宋明时期的修己之学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与此相反，由于程朱理学与王守仁心学都只是强调内圣之学而忽视外王之学，结果出现治人之学相对较弱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王廷相首先倡导经世致用，强调在为治己之学的同时，也为有用之学，既要内圣，也要外王，要求成内圣外王之业，从而在宋明学术思想上开了由内圣走向外王的先河。
就朱熹主张的以“穷理正心”达到修己治人、治国平天下而言，实际上是提出了学问研究、道德修养与社会现实需要的关系问题。但是，他把修己与治人混为一谈，并以为只要身修就可以达到治人。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先要把修己与治人加以分立。王廷相首先提出“为有用之学”与“治己之学”的概念，并将二者分立，避免了把修己与治人混为一谈而空谈心性、泛为讲说的弊病。他认为，学者既要为治己之学，又要为有用之学。而且王廷相还论述了二者的关系，认为“欲治人，必先治己。天下未有己不治而能治人者”（《浚川公移集》卷三《督学四川条约》。），主张治人以治己为基础。这是通过对修己与治人分立而达到二者的统一，与朱熹把二者混为一谈根本不同。王廷相的贡献就在于，他在修己之学的基础上开出治人之学，从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之学。
当然，由于王廷相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难以被打破，加之后来的王守仁的心学也曾兴盛一时，表明当时还不具备兴起经世致用学术思潮的社会基础；而王廷相本人由于时代的局限，并不能最终超出宋明理学的束缚，因此，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最终并没有能够形成为广泛的思潮。真正在学术上形成思潮并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但就经世致用这一学术思潮的形成过程而言，王廷相首先提出的“为有用之学”和“治己之学”，以“成内圣外王之业”，具有开创性。王廷相当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开拓者。
（二）明代气学的重要代表
王廷相在思想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在哲学上完成了气学的理论体系，成为明代气学的重要代表者。关于这一认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第一，王廷相是明代诸气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者。论及明代重要的气学哲学家，与王廷相同时代的罗钦顺当属其中之一。罗钦顺（公元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孝宗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居家达二十年之久，从事著述。著作主要有《困知记》、《整庵存稿》、《整庵续稿》等。罗钦顺作为明代的气学家是以“尊信朱子者”的面目出现的；而在理气关系上，明显与程朱理学不相一致。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认为，理“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罗钦顺：《困知记》。显然，罗钦顺的这些观点，在本体论上属于气学。但是在心性论上，罗钦顺说：“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罗钦顺：《困知记》。可见，他又接受了程朱理学“性即理”的观点。这样，他在本体论上属于气学而与程朱理学对立，而在心性论上又与程朱理学一致。与罗钦顺不同，王廷相不仅在本体论上建立了元气本体论的体系，而且在心性论上提出“性与气相资”、“性生于气”，从而把元气本体论贯彻到心性论之中。当然，从明代气学的形成过程看，罗钦顺的气学首先在理气关系上与程朱理学相对立，实际上为明代气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指出了方向。
与王廷相有过密切交往的气学哲学家主要有韩邦奇（公元1479—1555年）、杨慎（公元1488—1559年）、崔铣（公元1478—1541年）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韩邦奇“论道体乃独取横渠”（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恭简韩苑洛先生邦奇》。），主张气本论。杨慎在哲学上也是元气论者，他认为元气是生成天地万物的终极原因。崔铣在理气关系上提出“气即理”、“理者气之条”。《明儒学案》卷四十八《诸儒学案中二·文敏崔后渠先生铣》。但是，他们的气学思想与王廷相的元气本体论相比，均要逊色得多。
与王廷相同时代的气学哲学家还有王道、汪俊、黄佐等。王道（公元1476—1532年），字纯甫，号顺渠，山东武城人。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侍郎，掌国子监事。著作有《顺渠先生文录》、《次阳明咏良知》等。他认为，“盈天地间，本一气而已矣。方其混沦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极”并认为阴阳、道、理“名虽不同，本一气而已矣”。《明儒学案》卷四十二《甘泉学案六·文定王顺渠先生道》。但是他又说：“若论道之本体，天大无外，心大亦无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浑然一理。”《明儒学案》卷四十二《甘泉学案六·文定王顺渠先生道》。显然，他的气学带有王守仁心学的痕迹。汪俊，生卒年月不详，字升之，号石潭，江西弋阳人。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国史副总裁。著作有《濯旧》等。他认为，“通宇宙一气也，气之实，阴阳是已”（《明儒学案》卷四十八《诸儒学案中二·文庄汪石潭先生俊》。），并且坚持张载的太虚即气之本体的气本论。黄佐（公元1490—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武宗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著作有《论学书》、《论说》等。在理气论上，他反对所谓理先气后说，认为“理即气也，气之有条不可离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明儒学案》卷五十一《诸儒学案中五·文裕黄泰泉先生佐》。但是，他与罗钦顺一样，其元气论多半是对程朱理气论的进一步阐释。
明代的气学哲学家在王廷相之后还有吴廷翰、吕坤、唐鹤徵等。吴廷翰（公元1491—1559年），其气学思想的形成受王廷相气学思想的影响很大，待后再述。吕坤（公元1536—1618年），字叔简，号心吾。河南宁陵人。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后辞官居家著书四十多年。著作有《呻吟语》等。他认为：“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吕坤：《呻吟语·天地》。他反对理与气相分离的观点。唐鹤徵（公元1538—1619年），字元卿，号凝庵，江苏武进人。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著作有《桃溪札记》等。他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极也，太和也，皆气之别名也。自其分阴分阳，千变万化，条理精详，卒不可乱，故谓之理。非气外别有理也。”唐鹤徵：《桃溪札记》。
综上所述，明代的气学哲学家除王廷相外，还有罗钦顺、韩邦奇、杨慎、崔铣、王道、汪俊、黄佐、吴廷翰、吕坤、唐鹤徴等。这些气学哲学家对于明代气学的形成和发展均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比较诸气学哲学家可以看出，除罗钦顺开明代气学之先河外，明代最重要的气学哲学家当推王廷相。他以其完整、彻底的元气本体论体系对程朱理学、王守仁心学进行批判，加之其对后世气学发展的重大影响，而成为明代气学的主要代表者。
第二，王廷相的气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明代理学的三足鼎立的局面。总观宋明理学，有程朱理学、王守仁心学和气学三家之分。宋明理学中气学的奠基人是宋代的张载。但是，从宋代到明初，在宋明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程朱理学，张载的气学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与程朱理学相对立。明代中叶之后，心学开始出现，直至出现王守仁的心学。与此同时，气学也在继张载之后而重新出现，直至出现罗钦顺、王廷相的气学。这样，由于王廷相气学的出现，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心学、气学的三足鼎立才告形成。
明代气学自罗钦顺开始，首先展开对王守仁心学的批判。针对王守仁所谓“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的观点，罗钦顺诘难说：“试以吾意著于川之流、鸢之飞、鱼之跃，若之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邪？”引自《明儒学案》所摘录罗钦顺《论学书》。王守仁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罗钦顺认为王守仁的这种说法不合《大学》的本义，且自相矛盾。罗钦顺还说：“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专以格物为格此心，则不可……岂可谓心即理，而以穷理为穷此心哉？”引自《明儒学案》所摘录罗钦顺《论学书》。
继罗钦顺之后，王廷相不仅批判王守仁的心学，而且全面地批判程朱理学，明确地把气学与程朱理学的对立呈现出来。如果说罗钦顺的气学主要表现出气学与王守仁心学的对立，那末王廷相的气学则不仅表现出气学与心学的对立，而且也表现出气学与程朱理学的对立。至此，气学与程朱理学、王守仁心学才各自界限明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第三，王廷相的气学是中国古代气学发展的里程碑。气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在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方面的重要的学术思潮。古代气学创始于西周末年，至战国时期出现宋尹学派、荀子的气学形成高潮。讨论的问题侧重于本体论，即把气看作是构成一切有形物质的原始材料；就宇宙的发生发展而言，气是宇宙发生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一种物质形态。荀子的气学是早期气学发展的第一块里程碑。汉代的气学始于《淮南子》，王充的元气论是气学发展的又一块里程碑。汉代气学讨论的问题开始从本体论转向元气论，即把气看作是宇宙万物之源，看作是天地未判之气。汉代之后直至唐代的气学基本上沿袭了汉代的元气论。宋代张载在更高的层次上从本体论的角度发展了气学。他把虚实、有无都统一于气，而且进一步探讨了理气关系，把气本体论推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朱熹在理气关系上，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结合上，把理置于气之先，建立了与张载气学相对立的理学，并抑制了气学的发展。
王廷相吸取历史上气本论和元气论的重要成就，进一步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结合上建立了元气本体论，以与程朱理学相抗衡。与以往的气学只是从本体论或只是从元气论的角度论气不同，王廷相的元气本体论集气本论与元气论为一体，在其思想体系中二者互相印证，融会贯通，从而把气学又推到—个更高的成熟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古代气学的发展史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气学作了全面的总结。在气本论上，他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王夫之：《正蒙注·太和篇》。“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在元气论上，王夫之也认为，太极即是气之本体，阴阳是气之二体。王夫之对气学的总结立足于气本论与元气论的统一，正是对王廷相元气本体论的继续和发展。因此，王廷相的元气本体论实际上为王夫之对气学的总结做了理论准备。
从古代气学的气本论与元气论的分别发展，到宋代的张载，再到王廷相把气本论与元气论统一为元气本体论，直至王夫之对气学的总结，从这一发展过程看，王廷相的元气本体论是当时气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也是古代气学最后走向成熟、完善的一块里程碑。
（三）建树颇多的学问家
王廷相一生勤于学问研究，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尤其在哲学、文学和政治领域；此外，在无神论、自然科学等方面也卓有成就。
在哲学上，如前所述，他是明代气学的代表，因而是明代重要的哲学家。除了在理气关系上建立气学体系外，在心性论上，他提出“性与气相资”，主张“性生于气”，“性之善与不善，人皆具之”，并对孟子的“性善论”作出与程朱理学不同的解释，对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进行批判，从而在元气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心性论体系。在道德论上，王廷相继承程朱“存理去欲”的思想；而在道德修养上，他一反程朱的“主静”说，亦反对王守仁心学的“静坐”，把主静说视作是“禅静空虚”，由此他主张“动静交养”，既肯定静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又强调要应事而动，要求二者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在认识论上，他主张“知行兼举”，认为获得知识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亲身体验，只有经过亲身体察和参验才能获得真知，知的目的在于行，以收力行之效。因此，他反对程朱理学和王守仁心学只是停留在泛然讲说，发明本心，而不重视实践和亲身体验。此外，在历史观上，他主张历史是进化的，并认为随着历史发展道亦有所变化；他还认为，历史的进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趋势，理必然要与“势”一致，而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王廷相在哲学的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认识论、历史观上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并全面地批判程朱理学与王守仁心学，因而成为可与明代程朱派理学、王守仁心学相抗衡的重要哲学家。
在文学上，王廷相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歌；在文学理论上也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他作为“前七子”之一，以推崇古典诗文为口号，给“台阁体”的文风以尖锐的批评。同时，他崇古而不泥古，反对刻意模古，主张古典诗文的素朴、古雅和神韵。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主张“文以载道”，但是又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道德说教上，文学创作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为此，作家的道德修养尤为重要。他还强调，诗文创作要“无意于为文”，既不能有意于道德说教，也不能有意于词藻修辞。在诗歌的创作手法上，他是意象论的倡导者，他提出“诗贵意象透莹”，主张诗歌源于生活又超于现实生活。王廷相崇尚古典诗文，虽是当时崇古思潮的“前七子”之一，但是他反对刻意模古，并提出许多文学主张，又有超出“前七子”其他成员之处；尤其是他的意象论，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而成为明代重要的文学家。
在政治上，王廷相主张以民为本，强调顺乎民心，并要求以仁义、刑法教化百姓，提出“仁义刑法并用”；他强调修举纲纪，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外戚侵政和阉宦擅权。他还强调“事简”，以减轻百姓负担。他认为，国家要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以保证国家的政治安定。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他主张“以夷治夷”，强调民族统一。他特别强调在政治上要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认为任贤使能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之一。在发展国家的经济上，王廷相主张以农为本，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之大政方针。在国家财政的开支上，他主张“以节俭率天下”，要求尽量节约政府开支。此外，针对当时灾荒连年不断，他还提出了一些包括设义仓在内的救荒之策。王廷相一生为官，功勋卓著，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以民为本、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明代重要的政治家。
在无神论上，王廷相根据他的元气本体论，根本否定所谓存在着超自然的主宰。他认为，天为自然之天，自然万物的生成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他否定谴告说，认为怪异的自然现象与君政无关。在天人关系上，他既承认“天定胜人”，又提出“人定胜天”。在形神关系上，他提出“神必藉形气而有”，主张神依赖于形。王廷相不仅在理论上提出无神论的观点，还全面批判了当时的各种世俗迷信，成为明代重要的无神论者。
在自然科学上，王廷相对许多自然现象都有过研究。在天文学上，他作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进行综合，用以对各种天文现象进行解释；他还细致地研究古代天文学中“岁差”概念的发展。在地学与生物学上，他根据亲身的观察和分析，对许多自然现象进行了解释，并批评了以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他还根据亲身的观察，对《夏小正》中有关天象、物候等自然现象的记载予以重新阐释。王廷相对音律学也颇有研究，著有《律吕论》，对音律学的某些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王廷相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在科学上取得的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反映出了当时的科学水平。
二、社会影响
王廷相作为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得到广泛流传；他的事迹、人品为后人所记述和赞颂；他的思想受到后世的继承和重视。
（一）著作的流传
关于王廷相的著作在后世的流传，当今学者葛荣晋先生作过详细的考证和研究。他的《王廷相著作考》中有《关于王廷相著作的流传》一节。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300页。以下主要根据该节内容作一叙述。
王廷相在世时，亲自编定了《王氏家藏集》。当时，该著作为“四方之士，翕焉争诵之”（《王氏家藏集·唐龙序》。）。与此同时，他的《慎言》、《雅述》、《内台集》、《浚川内台集》、《浚川公移集》、《浚川驳稿集》也于他生前付梓于世。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丧礼备纂》、《浚川奏议集》等著作相继刊行于世。
清初所撰《明史·艺文志》著录的王廷相著作有：《王氏家藏集》、《慎言》、《雅述》、《浚川奏议集》、《内台集》、《申明宪纲录》、《乡射礼图注》、《丧礼备纂》等。这表明清初王廷相的主要著作仍广为流传。
清世祖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奉政大夫河南通省驿传盐法兵备道按察司佥事杨时荐重刻《王氏家藏集》。其中有杨时荐引陈衷一（陈陶庵）所说：“浚川为明朝麟凤，德业文章，卓冠时髦。《家藏浚川集》脍炙海内。”陈衷一也在《重刻王氏家藏集序》中说：“《浚川王肃敏公集》，久行海内，人捧骊珠、家珍、和璧。”可见《王氏家藏集》在当时的影响和受到的重视。
除了著作得到广泛流传外，王廷相的诗文也流传甚远。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俞宪编《盛明百家诗》，其中辑有《王浚川集》（一卷），共收录诗词歌赋二百余首。稍后，有明代李攀龙编《明诗选》，共收录王廷相诗词二十余首。另有明代彭孙贻编《明诗抄》，也收录王廷相诗词二十余篇。还有明代华淑编《明诗选最》和钟惺、谭元春编《明诗归》，也收录王廷相的诗歌。在文章方面，明代沈一贯选辑的《国朝名儒文选百家评林》、陈子壮编纂的《昭代经济言》、陈子龙等选辑的《皇明经世文编》都选录了王廷相的各类文章。
至清代，清初钱谦益在他的《列朝诗集》中收录有王廷相的诗词三十首。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朱彝尊编撰的《明诗综》收录有王廷相的诗词十九首。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纪黄中纂修《仪封县志》，收录王廷相的诗词二十余首。在文章方面，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黄宗羲撰写的《明儒学案》选录有王廷相的若干哲学论文。纪黄中的《仪封县志》中也载有王廷相的十来篇文章。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乾隆皇帝敕纂的《御选明臣奏议》中录有王廷相《遵宪纲考察御史疏》一文。
（二）后世的评说
王廷相去世后，他的事迹、人品以及他的学问都受到世人的重视和赞赏。如前所述，明隆庆皇帝在赠王廷相的恤典圣旨中，对王廷相一生的功绩予以了肯定；随后，又遣河南布政使左参议查志立赴王廷相墓域谕祭，其祭文对王廷相又予以很高的评价。此后，一直到清代，出现过许多记述王廷相生平事迹的各类传记，均对王廷相的事迹以高度评价。以下只是从部分现有的传记资料中摘取一二。《王廷相集》附录三《王廷相传记资料选辑》。
明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5年）的《仪封县志·人物传》中有《王廷相传》，称王廷相“生平立志，以圣贤自期待”。
明代的高拱（公元1512—1578年）在《前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浚川王公行状》中称赞王廷相曰：
公德器弘粹，气禀刚大，修身力学，以圣贤自期，不事浮藻，旁搜远揽，上下古今，惟求自得，无所循泥。灼见其是，虽古人所非者不拘；灼见其非，虽古人所是者不执。立言垂训，根极理要，多发前贤所未发焉。性纯孝，事亲务悦其心，不在髓；处弟曲尽友爱，未尝异爨，弟殁，抚其子如己子。于姻戚党，有不自给者，必周之，至终其身。居家以勤俭为训，虽位极人臣，犹无异布衣时，每戒子以节用，不干官事，以故人咸安之，浚邑中若不知有王公家者。教人以明理修行为先，期于实用。豪杰之士，多出其门。与人乐易，虽有忤者不较。莅官以忠诚事上，以公直率下。沉几先物，深毅决谋，期于有济，不在形迹。苟有益于国是，虽负天下之谤不恤；不然即可以致誉者不为也。遇大事，不动声色，处决自得其当；事已济，竟不言其所以。尤善御下人，虽秉道嫉邪无所假借，然不轻发，必伺其便而决去之，使不得逞其反复之技。
明代的张卤（公元1523—1598年）作《少保王肃敏公传》，亦备加称颂王廷相的人品政绩：
公长干丰颐，英神秀发。事亲孝……视弟廷梧极其友爱……与人处，凡可成人济人事，无不为之，而一不自以为德，故人心极其倾慕。至于一字许可必慎，一介取予必谨……在官，一于俭朴；居家，四时疏布常服，朝夕饮馔惟菜羹疏食数盂，未撤，即置书册于傍……历事三朝，以忠诚不欺为本。读古人书殆尽，惟以身心体验为自得。凡有益国事，有补圣学，虽负天下之谤不恤；不则即可以致誉不为。
明代的于慎行作《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少保谥肃敏浚川先生王公廷相墓表》，称颂王廷相：先生居家孝友，处乡姻睦，好修古礼。奉身俭素，屏绝华侈……其立朝当官，壹务忠诚不欺，奉公履正，国有大事，以身任之，利害毁誉无能动摇……先生记问该博，学术纯正，于百家之籍无不沉酣，而不涉异教。文辞详赡古雅，可谓典刑。
明代的何乔远作《王廷相传》说：
廷相历事三朝，以忠诚不欺为先。御下则刚直不虐，遇事之当为，弊之当祛，毅然必行……博古通经，究诸实用，礼乐、律历、象纬、医卜，靡不穿通。
清以至近现代人对王廷相也屡有评述，散见于各家著述之中，大都肯定其历史地位，此处不再赘述。
从后人的评价可以看出，王廷相的为人、为官、为学都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
（三）王廷相与吴廷翰的气学
王廷相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著作得到广泛的流传，他的事迹为后人所称颂，而且还在于他的思想对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他的气学思想成为后来的一些气学哲学家的思想渊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吴廷翰。
吴廷翰（公元1491—1559年），字崧伯，号苏原，安徽无为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户部主事、吏部文选司郎中、广东佥事、浙江参议、山西参议。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辞官归里。著作主要有《吉斋漫录》（上、下卷）、《椟记》（上、下卷）、《瓮记》（上、下卷）等。
吴廷翰是明代继王廷相之后的重要的气学哲学家。在本体论上，他提出气为“天地万物之祖”的观点。他说：
天地之初，一气而已矣，非有所谓道者别为一物，以并出乎其间也。气之混沦，为天地万物之祖，至尊而无上，至极而无以加，则谓之太极。及其分也，轻清者敷施而发散，重浊者翕聚而凝结，故谓之阴阳。阴阳既分，两仪、四象、五行、四时、万化、万事皆由此出，故谓之道。太极者，以此气之极至而言也。阴阳者，以此气之有动静而言也。道者，以此气之为天地人物所由以出而言也，非有二也。《吉斋漫录》卷上。见《吴廷翰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凡引《吴廷翰集》仅注篇名。
吴廷翰的元气论显然与王廷相的元气本体论是一致的。关于理气关系，吴廷翰说：
气之为理，殊无可疑。盖一气之始，混沌而已。无气之名，又安有理之名乎？及其分而为两仪，为四象，为五行、四时、人物、男女、古今，以至于万变万化，秩然井然，各有条理，所谓脉络分明是已。此气之所以又名为理也。《吉斋漫录》卷上。
吴廷翰还明确说：“理即气之条理。”《吉斋漫录》卷上。从而把理界定为气的变化规律。这一观点是对王廷相的“气为理之本”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吴廷翰在无神论、心性论、认识论等方面都有不少是与王廷相的思想相一致的。
吴廷翰与王廷相的思想大致相似，王廷相的思想是吴廷翰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吴廷翰仔细研读过王廷相的著作，并加以引述，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
吴廷翰曾引述王廷相关于五行说的言论：
浚川说：“《洪范》言五行，谓此五者流行于天地之中，切于民用，不可一日而缺，治天下国家者政所宜先，与《禹贡》言六府者一也。故水土平而后五行之政修，五行之政修而后庶政可举。是五行者，王政之根本也。圣王政衰，异端术起，始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干四时者矣，有以五行配五脏六腑者矣，有以五行名星纬者矣，有以五行论造化生人物者矣。斯皆假合附会，迷乱至道。”其说甚正，无人发明到此。《椟记》卷上《洪范五行》。
吴廷翰所引述的是王廷相的《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五行辩》。在该篇中，王廷相还批评了所谓“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说。对此，吴廷翰说：
浚川五行说甚明，其不取“天一生水”之说，极是。《椟记》卷上《洪范五行》。
但是，吴廷翰不尽同意王廷相的观点，他对王廷相关于五行生成的先后次序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吴廷翰说：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说，出于纬书，不足凭据。若近世儒者已知其说之非。《吉斋漫录》卷上。
这里的“近世儒者”即指王廷相。
王廷相曾对所谓“五行配四时”的观点予以批评，认为是牵强附会的。他指出：
今之言五行者，必曰“四时各主之”，亦非也。春止为木，则水火土金之气孰绝灭之乎？秋止为金，则水火土木之气孰留停之乎？土惟旺于四季，则余月之气孰把持而不使之运乎？又安有今日为水，明日为火，又明日为土为金为木乎？《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五行配四时辩》。
对此，吴廷翰却跟王廷相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吴廷翰说：
世谓五行之气，流行于四时，各有所主。王浚川非之，曰“春止为木，则水土合一气，孰绝灭之”云云。此论亦有独见。《椟记》卷下《五行所主之非》。
在无神论上，吴廷翰曾引述王廷相在《雅述》中批评鬼神论的一段言论，肯定王廷相的观点，认为足以破世俗之惑。吴廷翰说：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鬼神也。故有所闻见，必附物而著，即非鬼神矣。王子衡曰：“山都木客，魅魑魉及猿狐之精，皆有形体，与人差异，世皆以此为鬼。不知上古山川草木未尽开辟，此类与人相近，亦能来游人间。今去鸿荒日远，深山大泽，开辟无余，人尽居之，犀象龙蛇日益远去，况此类尤灵于物者而不避邪？人不多见，遂以为鬼神，误矣。”此说甚明，足以破世俗之惑。《瓮记》卷下《鬼神》。
吴廷翰在批评所谓德性之知不假闻见的观点时，肯定王廷相的例证。吴廷翰说：
德性之知，必实以闻见，乃为真知。盖闻见之知，自是德性所有，今以德性为真知，而云“不假闻见”，非也。婴孩始生，以他人母之而不识，长则以他人为母，终其身不知。或闭之幽室，不令人见，不闻人语，虽天日且不识，而况于他乎？故婴孩之知，必假闻见而始知。其呼父母与饮食，皆人教诏之也。以此可见德性之知，必由耳目始真。《吉斋漫录》卷下。
吴廷翰所举的两个例子是王廷相在《雅述》中论证同一问题时已经列举过的。王廷相曾说：父母所生婴儿“而乞诸他人养之，长而惟知所养者为亲耳”。又说：“使婴儿孩提之时，即闭之幽室，不接物焉，长而出之，则日用之物不能辨矣，而况天地之高远，鬼神之幽冥，天下古今事变。”《雅述》上篇。
此外，吴廷翰还在多处引述王廷相的言论。以下仅引吴廷翰在《椟记》中所述为例。吴廷翰曾说：“春王正月之辩，阳明子之义正，浚川子之义明。”《椟记》卷上《春王正月》。王廷相曾有《春秋周正辩》一文（《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春秋周正辩》。），论述了他对《春秋》中“春王正月”的看法。关于《先天图》的来历，王廷相否定所谓伏羲作图之说（《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先天图辩》。）。吴廷翰也认为，《先天图》“决非羲皇本图”，“王浚川遂极论之，盖亦有见”。《椟记》卷上《邵子》。王廷相曾有《寒暑由日进退》（《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孟望之论慎言》。）；吴廷翰亦有《寒暑由日进退》，并认为，寒暑由日进退的观点，秦汉儒者盖有此说，“近世王子衡之言亦然”，并认为“力主此说，则自王子发之”。（《椟记》卷下《寒暑由日进退》。）当然，吴廷翰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吴廷翰曾引用王廷相对“地有四游之说”的驳斥：
王氏辨地有四游之说，谓：“地有四游，缘地有升降，相因而误者也。盖既以日之修短由地升降，而日道又有南北，只得以四游形之。故以立夏为南游而近日，立冬为北游而远日。然不知春游过冬云云。而周公测景，自阳城至日南一万五千里，日在表下无景。况三万里者星辰河汉之位次，宁有不大变移乎？然而北极北斗，河汉之位次，其高下东西未尝有一度之爽。所谓西游三万里之说，盖无此理也。”此足以破四游之说之非。（《椟记》卷下《四游》。）
吴廷翰在这里所引述“王氏”之言，与王廷相的《玄浑考》中的一段叙述几乎完全一致（《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因此，这里的“王氏”即是王廷相。吴廷翰还曾引述王廷相在《五行配四时辩》中所言（《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五行配四时辩》。），他说：
作历者以上古甲子岁月日时为历元。王浚川非之，以为“容成造历，大挠作甲子，皆偶然，非出稽考。但以当年为甲子岁，仲冬为甲子月，冬至为甲子日，夜半为甲子时，由是以往，岁月日时、十百千万积而不已。此甲子本义也。盖天道初转之日乃其本始，是时天始开运，尚未有地，安得有人，孰为之传？”此说有理。《椟记》卷下《六十甲子》。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吴廷翰研读过王廷相的著作，并对王廷相的许多观点进行了论述，大都持肯定态度。因而可以推断，吴廷翰的一些思想的形成受到过王廷相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有前后继承关系。
吴廷翰是明代继王廷相之后重要的气学哲学家。但是，他本人及其著作和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黄宗羲所撰《明儒学案》收有明代诸多思想家的学术思想资料，并给予评论，而吴廷翰却不列在其中。然而，吴廷翰的著作及思想却在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参见《吴廷翰哲学思想》（衷尔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86页。从吴廷翰在日本的影响中也不难体会出王廷相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广泛而深远。
（四）《明儒学案》对王廷相的评论
《明儒学案》是明清之际哲学家黄宗羲所著。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是重要的明代学术史专著，成书于清圣祖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之后。共六十二卷，按明代学术的师承授受，共列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止修、泰州、甘泉、诸儒、东林、蕺山等十七个学案；另外，在十七个学案前有《师说》一章，在后有《附案》一章。共列明代学者达二百多人。
《明儒学案》中的《诸儒学案》所列学者，“或无所师承，得之于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到，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明儒学案》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一“卷首”》。）。本章所述明代中期重要的气学哲学家罗钦顺、黄佐、吕坤、王廷相，以及与王廷相有过密切学术交往的崔铣、何瑭、薛惠等，都列于该学案之中。
《诸儒学案》（中四）有“肃敏王浚川先生廷相”一节，其中选录有：《雅述》、《慎言》的部分内容，《答薛君采论性书》全文，《答何柏斋造化论》全文（《明儒学案》选录时题名为《阴阳管见辨》）。此外，该节还叙述了王廷相的生平事迹，并对他的思想作了评述。其中说道：
先生主张横渠之论理气，以为“气外无性”，此定论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则先生仍未知性也。盖天地之气，有过有不及，而有愆阳伏阴，岂可遂疑天地之气有不善乎？夫其一时虽有过不及，而万古之中气自如也，此即理之不易者。人之气禀，虽有清浊强弱之不齐，而满腔恻隐之心，触之发露者，则人人所同也，此所谓性即在清浊强弱之中，岂可谓不善乎？若执清浊强弱，遂谓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见一时之愆阳伏阴，不识万古常存之中气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无气外之理，以为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气聚则理聚，气散则理散，毕竟视理若一物，与气相附为有无，不知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亦以人之气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恻隐之心，亦只是气，因其善也，而谓之性，人死则其气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恻隐，气虽不同而理则一也。故气有万气，理只一理，以理本无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气，亦只误认理为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明儒学案》卷五十《诸儒学案中四·肃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黄宗羲是以自己的哲学思想，以自己对气、理、性等的观点评论王廷相的思想的。他的评论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黄宗羲认为，王廷相主张气外无理、气外无性是继承了张载的理气思想。这是正确的。黄宗羲本人在理气关系问题上，也是气一元论者。他说：“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气以生。”《孟子师说》卷二《浩然章》。又说：“四时行，百物生，其间主宰谓之天，所谓主宰者纯是一团虚灵之气，流行于人物。”（《孟子师说》卷五《尧以天下与舜章》。）至于理，他认为是指气的流行的有条理。因此，他亦主张气外无理。这与王廷相所谓“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是一致的。
第二，黄宗羲认为，王廷相是“视理若一物”，是重蹈宋儒理气二元论之失。程朱以理言太极，以为理可以独存于气之外，并可以产生出气。王廷相则以元气言太极，认为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理根于气。王廷相的理气论与程朱的理气论是截然不同的。黄宗羲则认为，王廷相与程朱的理气论都是视理为一物；而在他看来，理本无物，理气同为一物，是一物而两名，而非两物为一体。这样，黄宗羲所主张的理气同一实际上否定了理的客观存在。他还进一步说：“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明儒学案》卷二十二《江右王门学案七·宪使胡庐山先生直》。把理归于心。比较王廷相与黄宗羲的理气论可以看出，他们同是气一元论者，都认为气外无理。但是，王廷相认为，理根于气；而黄宗羲认为，理只是人心之理。
第三，黄宗羲认为，王廷相所谓的“性有善有不善”是他“未知性也”。王廷相与黄宗羲都是用气解释性，把气一元论贯彻到心性学之中。王廷相以气有清浊粹驳说明性有善有恶，而黄宗羲则认为，人之气禀虽有不同，但在人之不同的气禀中还有“万古常存之中气”，这是理，“气虽不同而理则一也”。这样，黄宗羲就从用气解释性转变为以理解释性，而最后又都归于心。
显然，黄宗羲在解释天地万物时采用气学观点，而在解释理、性一类的问题时则又采用心学观点，并以此评论王廷相的思想。正是他的评析，也反映出以王廷相为代表的明代气学对明清之际哲学的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