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1世纪开始，中国迈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崭新时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难点在农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民，希望和出路在于深化农村改革、加快“三农”发展。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号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将其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随之，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中国新乡村建设悄然兴起，我国“三农”现代化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乡村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
中国新乡村建设大大超越了旧中国针对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害的“救济乡村”运动，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实现温饱”的努力，而是建立在初步工业化和“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旧中国的乡村建设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救济乡村”运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社会改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晏阳初（晏阳初（1893～1990）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1926年，他带领一批专家学者到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遗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中断了他们的实验，晏阳初毫不气馁，又在重庆北碚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继续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转引自刘重来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认识基础上的。他提出要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进行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梁漱溟（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1928年到广东开始实践他的“乡治”主张。1929年去河南担任村治学院教务长。1931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其间，撰写了《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答乡村建设批判》等一系列著作，阐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概括了破坏农村的三股力量，即兵祸匪乱苛捐杂税——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辅——经济属性的破坏力、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文化属性的破坏力，提出：中国的自救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中国的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未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人手”。卢作孚（卢作孚（1893～1952）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成为我国解放前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被毛泽东赞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卢作孚还是我国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干家。）乡村建设实验，其“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新中国的建立，使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派所追求的目标变成了现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和构造了新的社会组织。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农民为同盟军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实现了政权、政治的民主化，而且广大人民群众真实地感受了民主政治带来的当家作主和扬眉吐气；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平等地分享了以土地产权为核心的农村社会财富；互助组、合作化使农民在保持独立财产权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农业、农村经济迅速复苏。乡村建设运动所有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这些国家要继续接受晏阳初思想训练。
乡村建设重新兴起，是因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实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体制和政策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二元”体制、经济社会矛盾。到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之际，城市经济快速扩张和畸形繁荣，越发彰显农村经济萎缩、萧条，城乡对立局面越来越突出，大大超出了“三农”问题的范畴，上升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现代化能否如期实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大局和焦点。于是萌生了跳出“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并催生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从而引发了一场政府主导新乡村建设“运动”。
其实，广义上的中国新乡村建设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开始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统购统销和严格的户籍管理造就了“以农补工、以乡养城”格局，而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步伐却被严重迟滞了。19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三农”的发展再次撬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前行的车轮，加速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使我们相继实现了第一步（解决温饱）和第二步（总体小康）的奋斗目标。可以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20世纪末，我国农村20年的改革和建设其实是过去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继续和提升。这一波新乡村建设，是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是与撤销人民公社三级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为核心内容的治理结构重构结合在一起的，也是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带动现代农业、乡村企业、小城镇发展的乡村现代化运动。
这一波新乡村建设奠定了我国农村“总体小康”的制度和物质基础，造就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的起点。它的贡献在于：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恢复了小农经济，实现了农村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重构；分配核算下沉到农户，“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农户财产积累机制获得了再造和新生；经济基础的变化，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政经合一的体制迅速瓦解，恢复和重建了乡（镇）人民政府，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治理格局；农业农村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农村总体小康、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大发展，越来越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农民就业和农户增收的主渠道；农户收入能力和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建国初不足70元，1978年提高到的133.6元，2003年达到2622.0元；农村反贫困完成了由“输血式”到“开发式”的战略转变，经过“八七”扶贫攻坚，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贫困发生率30.7%），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3.1%）。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总结的那样，“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里程碑”。但我们也看到，“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中国共产党慎重承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中国新乡村建设就是在这样背景和基础上悄然兴起的。
（二）
中国新乡村建设的动力和方向由“统筹城乡”的发展战略所决定，内容和目标隶属于“全面小康”总目标；它针对“二元”体制、经济、社会结构弊端，追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直至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首先是针对“三农”问题的，因此，它的第一政策要旨是动员整个城市经济系统的力量支持农村经济加快转型，而不是靠继续牺牲“三农”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彻底摒弃“二元”体制、经济、社会结构。一方面，要突破体制壁垒，构建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两大体系”，形成“两个机制”：其一，打破地域和身份限制，构建全国统一、城乡和谐的市场体系，并且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形成城乡两大经济系统间的资源流通和有效配置机制，使城乡资本、技术、信息、产品、经济资源、劳动力等双向对流、公平交换；其二，在区域范围内建立有序合理、功能耦合、城乡一体的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体系，形成以城市为龙头、城乡联系、链条紧密、依存度高的产业集群和城乡经济圈。另一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使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平等。
如果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手段，那么实现“全面小康”就是阶段目标。从“三步走”的战略来理解，这个目标应该低于“基本实现现代化”而高于“总体小康”的标准。为了科学监测和评价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局成立联合调查组，研究制定了《农村全面小康社会评价标准》。这个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民主法制、资源环境等6个方面，涵盖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农村合作医疗及养老覆盖率、每万人农业科研人员数、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及平均寿命、农民居住质量指数、农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农民生活信息化程度、农民对村政务及对社会安全的满意度、常用耕地增长率、森林覆盖率、万元农业GDP用水量等18项测评指标。这个指标体系，不仅为各省综合评价农村全面小康提供了统一的标准，而且从200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将每年公布中国农村全面小康监测报告，以督促各方面扎实工作，务必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这种做法，在事实上把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纳入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目标和考核体系。它锁定了中国新乡村建设的时间表，向世界表明，中国农民所追求的平等、富裕、民主、文明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将在中国乡村建设百年（1920年代～2020年代）历程内得以实现。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客观上要求，把工业与城市的现代化、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整合为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应该是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的双向整体推进，就是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整体统一规划，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经济和社会结构，整合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举措，到本世纪中叶，与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步，基本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这种发展趋势并非凭空杜撰，它在东部发达地区（诸如北京、上海、苏南、浙江、广东等地）已露端倪。所谓“城乡一体化”，它既是城市化现代化的最高阶段，也是乡村现代化的最高境界；是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的交汇融合；是城乡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共享现代文明的现代社会结构。
（三）
中国新乡村建设实践异常丰富，其中，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崛起、村域经济转轨发展，农村社区及其成员分化和重组、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的再造等最具革命性和深远意义。新乡村建设首先遭遇现代化进程中农业资源转移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冲突，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不可避免。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转移的过程，问题在于农业资源加速转移凸显了一系列尖锐矛盾，进而诱致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的五大趋势。《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一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分析。（1）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诱发农地在农业内部大规模流转，趋于向社区民间资本（种养大户）、非农村住户和外资（“新三资”）集中。土地集中规模经营虽然显露出一些优势，但非农村住户凭借资本、信息和技术优势抢滩农村土地，却存在着冲击家庭经营制度的隐忧。（2）农村土地大批量向非农用途转移，形成“国家建设”、“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的局面。这种局面彰显出国家对土地用途管制失控或混乱，诱发农民和政府的直接冲突。（3）土地承包起点不公平、限制土地调整等原因，造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无地农民群体，虽然家庭功能暂时掩盖了矛盾，但却潜藏着危机。（4）失地农民问题尽管在着手解决，但大量剥夺农民土地权益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失地农民群体还将继续扩大，围绕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变革不可避免。（5）家庭经营制度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农民承包土地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已不堪重负。同时，认识或观念上的诸多障碍，使得当前农村面临土地调整的压力。再则，集体土地总量减少的过程，也是农民承包土地调整的过程，农民土地权利事实上“短期而不稳定”。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崛起，其它类农民组织不断发育生长，这是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最具挑战性的大事。历来的乡村建设都十分重视农民组织尤其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目前中国农民组织发展趋势：（1）基层传统正式组织。包括党的基层组织（村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经济联合社或其他类型），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议事会，村民理财小组等，这类组织属于体制内组织，因此得到政府支持、法律保护，它不断发展，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和比较成熟的制度，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稳定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却因此而失去了“农民性”，需要进一步改革。（2）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下，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崛起，大致包括四种类型：一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社、资本型股份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型股份合作社；二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能人和大户带动型、农技部门牵头型、农业龙头企业联结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型、基层供销社改造型等；三是专业（行业）协会，有经营性专业协会和服务型专业协会之分；四是各种经济联合体，如种植养殖型联合体、加工型联合体、经销型联合体等。《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崛起》一书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3）维权型民间组织，如零星萌生农民减负会、农会或农协，外出打工农民成立的一些非正式组织等。这类组织没有合法的地位，半公开半隐秘地开展活动。如果引导得法，它将为表达和维护农民权益发挥重要作用，否则，可能影响我国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因此特别值得关注。（4）社会性民间组织，比如村庄的红白理事会、互助共济组织、宗族家族组织等。在上述四类组织中，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最为迅速、也最有前途。我们预计，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将是一条特殊的道路：由专业合作——（走向）社区合作——（再到）合作社之间的联合。目前合作社联合社的形式已经出现，并迅速由下而上拓展，它可能如美国“农场局”一样，形成从联邦到州县的农场局体系，从而形成压力团体，正常合法表达农民的利益。
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宏观背景下，村域经济进入全面加速转型发展期。《村域经济转轨与发展——国内外田野调查》一书中，村域即以行政村为单元的村社区域。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这样的村域共678589个。村域经济转型发展对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村域转型发展，新农村建设毫无意义。可喜的是，我国经过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积累，人均国民生产值已突破1000美元大关、发达省域已达到3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进入到新一轮加速增长期，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呈现加速度的整体跃进的趋势。这样的宏观背景，促成村域尤其使发达村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加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发展：（1）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而非农产业中乡村工业成为经济支柱。2003年，浙江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7521138.92亿元，其中工业、建筑、运输、商饮、服务等非农业收入7520036.29亿元，占99.98%；2002年，全省年销售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农村工业企业共实现总产值就达到5665.5亿元，是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1倍。江苏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由上年的90.3%提高到2003年的91.1%。（3）与此相对应，农民收入来源转向主要依靠非农产业。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622.2元，其中源于非农产业的收入约占65%（陈锡文，2004.9）。苏浙两省农民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的比重都超过了71%。（4）大量农村劳动力拥挤在狭小的土地上搞饭吃的局面已打破。到2003年底，全国乡村从业人员（48971万人）中，从事非农产业的（17711万人）占36%。而在苏浙两省，非农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50%和60.7%。苏州市70%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无锡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占70%，张家港市有超过80%的农户和劳动力离开了土地，绍兴县64%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5）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取得很大成绩，盼望多年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正在逐步形成，极大地提高了村集体和农户的收入能力。江苏张家港2002年村均可支配收入84.85万元；无锡市2002年的2088个村中，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村有213个；浙江2003年全省1334个乡镇（不含街办）中，百强乡镇的农村经济总收入76.42亿元，是全省平均水平（12.78亿元）的6倍，其中有27个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超过1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财政总收入2.11亿元，是全省（0.35亿元）的6倍，其中22个乡镇超过3亿元；人均平均纯收入7992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47.2%。（6）一些村庄的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优于城市，成为市民和干部向往的地方。这样的村在苏、浙发达县域已较普遍地存在，华西村的星星之火，已成今日中国农村的燎原之势。但也要看到，区域差距在村庄层面的表现更为突出，东西部差距主要是村域发展差距。新乡村建设应该把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村域经济全面加速转轨和发展作为重点。
根源于产权制度变革和村域经济转型发展，农村社区及其成员加速分化和重组。农地在农业内部流转和向农业外部大量转移，农村经济加速转型发展，不仅导致农村社会成员分层，而且诱致传统村庄的分化。卢福营、刘成斌等在《非农化与农村社会分层——十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一书中，将当下的农村分为城村、镇村、工业村、农业村四种类型，并以浙江省10个村庄为个案，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式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层进行了总体描述和分类比较研究。揭示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成员分层变迁的多元化、非均衡特点。我在田野调查研究中也发现：（1）城中村、城边村、镇中村、工业村等发达村庄，积累了大量现金资本和物质财富。当面临“撤村建居”、“行政村合并”、“集体成员”流动等情况时，原村民就迫切盼望将村集体资本和财产量化到人，因此，社区股份合作制、资本股份合作制应运而生。同时，头脑灵活、占有资源或技术优势的农民，以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的形式联合起来。这样的合作，基本上是富村、能人的联合。穷村、弱势群体的合作组织较难成长。（2）土地流转和村域经济发展，引发了基层管理制度和村社结构的变迁。比如，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土地供给需求，土地储备、信托、流转中心应运而生。这类机构，起到了土地“储备库”和“代理人”的作用，但其大多为政府启动和主导，主要设置在乡镇农经站或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因此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色彩；再比如，大面积、长期限转移土地资源经营权，农村集体成员无差别占有土地的制度安排乃至文化传统正在悄悄发生改变。苏浙已有大量农民开始“放弃”土地承包权，或者保留承包权的名义而将经营权低价格、长期限转让，成为除宅基地以外，再也没有土地、也不再依靠土地获取收益和保障的农民。（3）农村社会的弱势群体逐渐被边缘化。一方面，转入土地的本地大户和外来资本将控制村社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失地农民如果不能顺利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他们将转化为本土资本（种、养殖业大户）和外来工商资本的雇工或者成为新的佃农。另一方面，外来资本控制了村集体资源，进而左右村社民主政治，可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村社稳定结构。
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的再造。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趋势，催动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的重构和完善。我们看到：以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为中心的农村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等工程展开，政府给予了极大的财政支持；政府逐年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管理体制正在由“民办民管”纳入公共财政范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在由试点地区逐渐推开；城乡公交、通讯、供电、供水、环卫等方面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迫使城市公共品管理体制和制度向农村延伸；农民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缓慢向市民靠拢。乡村公共产品政策、制度的这种改革发展趋势，将引发和促进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和多元化金融体系的形成。姜新旺在《农村金融体系再造——内生主导型金融生成问题研究》一书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改革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改革。因此，他建议，改变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即从由上而下的反映政府利益偏好的强制性改革模式转化为由下而上的体现需求主体（农户和非农产业）利益偏好的诱致型改革模式。
（四）
中国新乡村建设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特色，尤其是发达地区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各项“工程”为抓手，以雄厚的财政实力和城市资本反哺为支撑的城乡互动，昭示着中国新乡村建设的大趋势。第一，新乡村建设不是学者倡导的社会改良和实验，而是党和政府领导的乡村现代化建设大业，它一开始就表现出政府主导，城市资本和技术支持（反哺）的鲜明特色。旧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也受到过国民政府的支持，但基本上属于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良及其实验。比如：晏阳初主持和带动“博士”们把定县作为“社会实验室”，进行社会调查，扫除文盲，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等。梁漱溟由广东的“乡治讲习所”到河南的“村治运动”，再到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启“乡村建设”实验。他实施政教合一，建立乡农学校；推行社会改良，禁烟、禁赌、放足、办合作社；组织乡村自卫，维护社会治安等。1932年，南京政府内政部召开会议，令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并设实验县，但由于外患和内乱，乡村建设实验并未推广开来。卢作孚倒是一位实业家，他以乡村现代化为目标，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在北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北碚很快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但在旧中国，类似北碚的乡村建设始终是“星星之火”。我国新乡村建设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主权独立、初步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总体小康”基础上、政府主导下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是以雄厚的财政实力、城市资本和技术支持（反哺）为支撑的城乡互动。在国家层面，降低农业税费，给予粮食生产者直接的价格补贴和种子补贴，调控农业生产资料和大宗农产品价格，不断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拨款；在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政府对三农发展的支持项目包括改水改厕，农田标准化建设，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电视广播、环卫、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合村并组、异地扶贫、新村建设，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
第二，新乡村建设以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政策配套为动力，以人为本，把平等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作为最重要内容和目标。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观、发展战略，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是一组互相承接的发展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城乡一律化，更不是新的平均主义。因此在目前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最重要任务是打破“二元”体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桎梏，平等城乡居民的权利，让城乡居民有条件、有能力共享现代文明。因此，新乡村建设是以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政策配套为动力的。目前的改革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及相关的配套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村级集体土地（包括资产）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造，探索农民承包土地包括宅基地的有序流转及城乡置换等方面改革，探索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化的途径和办法；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切实赋予农民工和进城落户农民与城镇劳动力和市民同等的养老、医疗、失业、社保等基本权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孤寡老人和城市“三无”人员集中供养试点，社会救助体系等；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予以进城农民工和落户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权利；城乡教育体制改革，予以进城农民工和落户农民的子女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基础教育的权利，逐步改善农村教育条件；城乡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使单纯为城市公共服务的职能逐渐向农村延伸。
第三，新乡村建设不是“三农”一枝独秀，它表现出城乡互动、工农业协调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强烈时代特征，昭示着“城乡一体化”的崭新发展趋势。城乡一体化是新乡村建设的最突出的特征和最终目标，它的发生、发展、趋势、特点如何？浙江师大农村研究中心课题组《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书对此作了初步回答。在发达地区，这场新乡村建设是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手段，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大五化、小五化”等各种“工程”为抓手而展开的。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比如：北京市为解决郊区农村经济总量不足，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从1986年起即开始以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来指导经济工作；上海市也于1986年正式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思想，目前，以“三环十射”为轴线，由“中心城——新城——县城——中心镇——集镇——中心村”五个层次构成的城乡一体化体系初步显现；苏南是城乡一体化的发源地，1980年代初期无锡在全国率先进行9乡镇20村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试点，以后逐渐扩大，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态势；浙江的城乡一体化一开始就表现为省府主导、各级推动、多元经济参与的猛烈而有效的实际行动，比如全省范围内的“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由义乌市开始的农业产业化、工业园区化、农田标准化、农民知识化、城乡一体化（“大五化”）以及农村社区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小五化”）建设，绍兴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金华的“康庄工程”，台州的五化一平进村活动。新农村建设范围之广泛、内容之系统、工程之浩大史无前例。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共六本，是各位作者自2000至2004年间所承担的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课题成果，以及国内国外田野调查笔记及考察报告的汇集与再创作。它记录了作者对中国新乡村建设的观察、思考、分析、研究成果，表达了作者解读中国新乡村建设、建言新乡村建设、参与新乡村建设的渴望。但限于学术水平、时间、田野调查样本及深入程度等诸多因素掣肘，我们的创作未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深表遗憾。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同时希望更多的人观察、研究、并积极投身到中国乡村建设实践之中。
2004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