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勤于帮，克俭于家”。
●“不勤不得，不俭不丰”。
●包玉刚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在经营中，每节约一分钱，就会使利润增加一分，节约与利润是成正比的。”
勤劳与节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做人原则。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帮，克俭于家”，“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不勤不得，不俭不丰”，已成为古训。
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人不把勤劳节俭看成一回事。其实，虽然生活水平比原来好了，但节俭还是丢不得。
不少超级华商富豪由贫到富，自始至终都十分节俭。譬如李嘉诚，他从来不讲究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一套西服穿十几年是平常事；10双皮鞋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补好了照样穿；那块永远快10分钟的手表是普普通通而且用了很多年的电子表；赶时间，几块钱一包的饼干也可以当美餐。
就算是1999年香港风云人物的李泽楷，也没有把平时用来招呼生意伙伴的一架价值1000多万港币的滑翔机用于自己的享乐。如果说，谈生意需要面子上过得去的话，那么生意场下的私生活面子又有多大用处？关于这一点，李泽楷、李成枫、李光前三人的例子更能反映出华商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999年终5月间，李泽楷的身价已经升到几十亿港币，在接受《亚洲周刊》的记者来访时，他手上戴一只Swatch手表，脚上依然穿一双俗称“白饭鱼”的鞋，这种鞋在香港遍布街巷的便民超市连锁店中随处可见，一般只售15港币。除非正式场合，为表示对主家的尊重，他才会穿礼服。李泽楷通常穿便服，斜纹裤，至多加一件西装，参加《南华早报》与DHL举办的杰出商业人士成就奖颁奖会他也没有打领带。对日常饮食，他更是喂饱肚子便罢的快餐风格。
新加坡报王李成枫，1909年出生在福建南安，祖父是一名清朝末年的武举人。他从小就被父母送给膝下无儿的舅舅当养子，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正规教育，只是在乡村的私塾中念过几年书。
1927年，为了寻找更适合谋生创业的最佳地方，孤身一人下南洋，冒险来到新加坡闯世界。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年仅18岁的李成枫并未因举目无亲而打退堂鼓，反而凭借18岁的一身好力气，不辞劳苦地开始了自己那“挣钱糊口——攒钱创业——捞钱耀祖”的辛苦拼搏。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爱国华侨陈嘉庚的鞋厂里充当卫生巡察员，每月虽只挣十几元但却能省吃俭用攒下8元钱，这种把自己的一切开销降低到极限的做法，真可以称得上是抓个蚊子妙盘菜，捕个跳蚤煮碗汤“后来，他又在民信汇兑银行干月薪20元汇兑活计，工作之余他还想方设法寻找第二职业，他用自己拉电线的手艺每月有150元钱的额外收入，因此他曾无比自豪地说：当时一名银行经理的月薪，只不过50来块钱而已。而我的分内和额外收入加起来，比银行经理的月薪5倍还多。”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奋斗和拼搏，李成枫以“多挣少花勤积，细水长流终有钱”的聚钱绝招，从牙缝中一点一点抠出令人羡慕不已的钱财；以“半杯咖啡兑水喝，既能享受又节省”的省钱绝招，从嗜好中一粒一粒剔出了令“打工仔”自叹弗如的一些钱财。他摇身一变成为不似老板、胜似老板的打工皇帝。
正如李成枫所说：如果获得10块钱的利润，我只用5角，其他9元5角都用来再投资扩大生产。不然的话，把这些钱用光或吃光，我们的企业何时才能发展壮大呢？
于是乎，李成枫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尊奉父命娶妻成家，似乎一条光明大道展现在他的眼前。可是，世事难料不由人，由于军阀混战难以立身，李成枫刚刚度完蜜月，就不得不和新婚妻子一道重返新加坡“淘金”。他以20岁的虎虎生气在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创办的“南益总厂”任书记员，经过一番埋头苦干后因业绩显著而被派往“南益总厂六甲分厂”独当一面。这下子，李成枫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他也凭着自己磨炼出的坚强毅力和天生的超人聪明，直面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殖民厄运，顶住外国垄断集团在新加坡橡胶行业疯狂竞争的千钧重压，巧出奇兵一一化解了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种种危机，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最赚钱行业。他本人也由于对东西亚地区橡胶行业强盛的特殊贡献，被东南亚地区企业巨子们交口称赞为“橡胶大王”。
诚然，海外经商发达的巨富，一掷千金的人也有，但不少人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的甚至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新加坡的著名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便是其中一位。李光前，1893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梅山镇芙蓉乡的一个贫苦人家。10岁时随父移居新加坡，早年曾回国求学，先后在南京的暨南学堂、北京的清华学堂预科班以及唐山的路矿专门学堂深造。回新加坡后，起初在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做事，主要工作是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商务联络，由于精明能干并且为人厚道，后被陈嘉庚招为乘龙快婿1928年，30岁出头的李光前独立门户，创办南益橡胶公司。至60年代初，拥有近2万亩种植园，15个工厂，20个办事处，业务扩展到橡胶、黄梨（即菠萝）种植及加工，被誉为南洋的“橡胶与黄梨大王”。此外，还办有油厂、彩色印刷厂、火锯厂、木材厂等，其总资产估计有3亿。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上下这位富豪的日常生活吧。
1920年李光前与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结为伉俪，夫妇在新加坡津斯里巷的住宅是嘉庚先生赠给其爱女的。早年的新加坡，除了人力车之外，有轨电厂便是时髦的公共交通工具了。当时坐车是分等的，按每英里计算。已担任公司要职的李光前上下班或外出公干，常常与普通职员一样坐三等车。后来自己有了汽车，但也不追求什么豪华。有一次李光前独自驾驶老牌旧车到下属的橡胶厂检查工作，由于车旧又无人随从，竟被门卫挡在门外。李光前非但没有批评这位门卫，反而表扬他忠于职守。
至于一日三餐，更是普普通通。李光前烟酒不沾，平时最爱吃的是番薯粥，这是福建农家饭菜。隔夜的饭菜，有的人弃之不用，认为有损健康，但李光前照吃不误，因为他认为好端端的东西倒掉了十分可惜。平日家中用的饼干是本地产的，因为本地的每盒才二三元，而进口的需七八元。到日本办理商务，李光前还在留学生的食堂用过餐。1965年春，李光前到上海治病，顺道回乡，他曾在泉州华侨大厦邀请故友叙旧并共进午餐，吃的竟是番薯粥和四道家乡小菜。说到红薯粥，怡和轩俱乐部既是一个社团，又是新加坡知名商家聚会的地方，陈嘉庚先生曾担任该俱乐部负责人20余年，并在那里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是受到影响，怡和轩的午餐常常是番薯粥。曾担任过新加坡南洋大学秘书长的潘受先生回忆到：“60年代初时，有一次到怡和轩，在那里我看到李光前也和大家在一起吃番薯粥。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一天是李光前70岁大寿，他是为了躲避亲戚的应酬，并要为社会做点善事，所以先到中央医院献血，然后到怡和轩聚会的。”这件事至今仍传为美谈。李光前手上的手表，一直都是只很老的旧表，即使至晚年才换成的新表，也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品。
生日做寿，在许多商家看来，是显示气派的良机。李光前夫妇从不做寿，因为他们认为，这除了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之外，并无多少意义。
世界船王、著名华商包玉刚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在经营中，每节约一分钱，就会使利润增加一分，节约与利润是成正比的。”
有人曾嘲笑包玉刚不算是一个真正的船王，只是一个银行家。
这句话讲对了一半。
包玉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船王，因为他摒弃了（或者说根本没有遵循）老一套的做法，而是用他银行家的作风、方法去管理他的船队，这种在旁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时至今日，又有谁敢说他不是真正的船王呢？
包玉刚认为，把船租给用户，主要的问题是确定船在满负荷工作进行时的最多天数，以此来确定一个固定的和可预期的延期赔偿款项，以使合同双方满意。
包玉刚还努力提高旧船的操作等级以取得更高的租金，并降低燃油和人员的费用。
也许是银行家出身的缘故，包玉刚对于控制成本和费用开支特别重视。
他一直坚持不让他的船长耗费公司一分钱，他总是说：“不要跟那些与花费目标有关系的人一起休息。”
他也不允许管理技术方面工作的负责人直接向船坞支付修理费用，原因是“他们没有钱银意识。”
水手们形容包玉刚是一个“十分讨厌浪费的人。”
直到包玉刚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王国，他的这种节约的习惯仍保留着。
一位在包玉刚身边服务多年的高级职员回忆道：在我服务他的日子里，他给我的办事指示都用手写的条子传达。他用来写这些条子的白纸，都是纸质粗劣的拍纸簿纸，而且写一张一行的窄条子，他会把写的字撕成一张长条子送出，这样的话，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也可以写三四张‘最高指示’。
一张只用了白纸五分之一的条子，不应把其余部分的白纸浪费掉，这就是包玉刚“应省则省”的原则。
这就是几位大商贾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习惯，他们都是资财逾亿的富翁，但是他们依然过者简朴的生活，这倒并不是他们吝啬，实在是简朴的作风能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本质，更是这些富翁们致富的诀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