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到了吗？
我始终觉得，法律应该是协助社会更公义，让社会大众生活更幸福的“工具 ，而不是目的；法律人应该要谨记“法律 的工具性，时时不忘法律所要追求的目的，唯有如此，这般的法律，及维护这般法律的法律人，才能赢得尊敬。
然而，最近我为江元庆的新书《流浪法庭三十年！———台湾三名老人的真实故事》作序，却沉重地感受到，许多法律人自陷在法律的工具性中，而忘却了法律的目的。
这本书里的“第一银行押汇案，从起诉到无罪定谳，历经近三十年，三名被告和他们的家属过着夜夜饮泣、日日凌迟的生活。当初起诉这个案子的检察官、一百多位迟迟无法查出真相或是无法妥速审判的法官、长达两百天写不出上诉理由书的“高检署 检察官，现在全案判无罪了。这些站在法律面具后头不争气的法律人，对得起被告和他们的家属吗？良心不会难安吗？
在这部二十万字的司法血泪史中，法律不仅无法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工具，反而成为残害人民的“刑具；我要再问身为法律人的马英九、赖英照、王清峰、谢文定诸君：这一幕法律人亲手处决法律的图象，你们看到了吗？你们作何感想？
你们都是人民养的！
还有一则我亲身经历的谬事。二曫曫八年六月三日，我被法院以证人身份传讯，为发生将近二十年的拉法叶案作证。该案在七年前由于陈水扁先生一句话，检方（和他们的长官）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不但羁押而且即予起诉，致令案件延宕，法院迟迟无法审判。时历七年，该案竟仍停留在地方法院，法院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效率与担当，既作不出有罪判决，也“不敢 作出无罪判决。于是把这一个配合上意演出的谬剧的成本，全数推给被起诉的当事人，任他们心头悬着不白之冤，苦熬七年，等着那“遥遥无期的清白。
另一个荒谬的是，法院传了将近二十位证人，要他们去回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事实上，检察官在调查期间早就传讯了这些证人，检察官却仍要求法院传唤同样的证人。容我不客气地说：包括我在内，这些证人对相关事情没忘的早就说了（或在卷宗内），没说的早不复记忆，这二十位证人，有什么义务要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去配合这一场无意义的司法大戏？
以上种种荒谬的司法现象，请司法公仆、政治公仆们不要以这是“制度问题一语带过。
法律人一辈子的工作就是“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处（黎巴嫩大文豪纪伯伦所说的一句话），善与恶之间的定夺本是上帝的权柄，我们在执上帝的令牌时，要以良知、专业、同理心办案审判，才能无愧良心、无愧法律、无愧天地。
须知，世上最大的不公不义就是百姓蒙冤未雪、清白受辱，更恶劣的是遭起诉后案件悬而不决延宕一二十年。这一点，曾受检方滥权起诉之苦的马英九先生应有切身之痛，只是幸运的是马的案件于一年半载即已三审定谳。因此，不断绝检察官及法院法官的滥权或怠职之恶，就称不上是一个公义的社会。
落实两把制衡滥权的大刀
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指出，以媒体列举许多发生当时被列为“重大弊案 的案件为例，例如：二十年前的台电购煤案、二曫曫一年爆发的景文案，在二曫曫七年所有涉案者均无罪定谳；十五年前发生的大哥大采购案，于二曫曫八年四月底十四名官员均无罪定谳。
我要愤怒地提出连番质问：这中间哪一位司法人员受到惩戒？这些案件一一无罪，只有三种可能，一是检察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滥权起诉；二是当事人有罪但检察官玩忽职守、搜证不全即予起诉；三是法院的判决不当。不管是那一种可能性，有谁受到惩戒或追诉？
不管是证据不足或实际无辜，在“无罪推定 的理则下，这些当事人都必须被看作是无辜的，这些人大多经历了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漫漫无期的诉讼历程。许多人因此清白被毁、受押遭囚，乃至于家毁人亡，难道都没有人要负责吗？
当局对这些当事人最后只能就财务上施予冤狱赔偿，但犯错的是执行检察或审判事务的公务员，为什么赔钱的是纳税的我们？至少要要求这些犯错害人的罪魁祸首，在有重大过失的时候，负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当局可以赔钱给受冤屈的人，但更应该向“造成 冤屈的人追偿！
为什么冤狱赔偿金额已经给付了数亿元之多，可是，却从来没有一位法官、检察官依法被求偿过？请问相关部门主管官员：其中有无典型官官相护的结果？要知道，这不仅仅满足正义，更是节制滥权的重要机制。若没有重惩与追偿这两把大刀在后示威，“别人溸囡仔死不完栙 的心态永远无法消除，滥权如何能绝？
令人遗憾的，在媒体揭露的讯息中，并没有看到相关主管官员具体提到要如何建立、落实严惩与追偿这二把制衡司法人员滥权的大刀。
“滥权起诉、“速审速结 ，这两点正是司法两大沉痾之所在。但我们不要只听到官员的宣示，更重要的是防弊兴利的制度真正落实。
我也想对以法律人自豪的马英九先生呼吁，在前一位法律人陈水扁已让法律人颜面扫地后，只有马先生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改革，而司法的“妥速审判 就是马先生的司法考试，这个议题做不好，马英九的司法分数就不及格！还有，我也要向司法主管官员请命，当审判体系还有法官当“推事、当检察官的定罪率不及格却还能继续好官我自为之，你们的分数也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