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葆
第一节 反叛科举的少年
重庆，是座美丽的城市！越过雄奇的三峡，沿长江上溯，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便是这座苍郁葱茏的山城。在清代，它是四川重庆府首县巴县县城所在地，同时也是府城的治所，当时的人们一般习惯称之为重庆城。城市远山环绕，在东、南、北三面临水，“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山清水秀，造化独钟，风景秀美宜人。除去绚丽的自然风光，重庆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并且是块商业繁盛之地。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水陆码头，重庆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它既是四川省内各类物产的集散地，又通过长江水运，将川中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南商北贾，百货辐辏。
1885年，邹容（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字蔚丹，亦作威丹）正是出生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家庭背景
邹家的祖籍并不在重庆，而是湖北省孝感县。邹容曾祖父一代才从湖北迁到四川巴县一个长江边的小镇上居住，后又移至重庆城郊位于嘉陵江畔的石马河。在此处住了十多年后，邹容的祖父感到这里偏僻、闭塞，无论是仕途还是经商，均不利于家族成员的发展，于是在1882年，全家又迁入重庆城内夫子池洪家院子居住。
邹容的父亲邹如屿，字子璠，是重庆城内庙街上“利川升”苏货号的店东。邹如屿早年弃学从商，起初在商店里作学徒，后来便自己独开店号。邹如屿主要经营的是长途贩运的杂货买卖，“把四川的白蜡、食盐、蚕茧等运到宜昌、汉口、上海去卖，然后再将江浙一带的苏广杂货运回四川销售，还经常到陕西去做生意”。依靠自己的机敏与勤奋，邹如屿在中年时已成为一个殷实的商人，建立了一个温饱无忧的家庭。
邹如屿生于1844年（死于1914年）。原配夫人刘氏生下一子绍阳后病故，续弦邬氏，即邹容生母。邹容出生时，家中仅有父母、祖父与异母兄绍阳几人。不久，全家搬入邹如屿在不远处的小校场购置的一幢房宅中。邹家的后人将之叫做“邹家祠堂”，它是一座两进大院的新房子，中间有天井，两边是厢房。这座房宅后来毁于抗日战争中。乔迁为邹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人丁。邬氏先后为邹家生下了四男二女。邬氏死后，邹如屿又继娶杨氏为妻，也生有两儿两女。邹容的大哥邹绍阳（字蕴丹，名完）后来娶了邓氏，并有了侄儿邹枚、邹植。邹容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度过的。但是邹容的兄弟姐妹大多早夭，母亲去世也很早。在家中同邹容一起长期生活的只有父亲、继母杨氏、兄长绍阳、六弟侠丹与二妹邹兰。
反叛科举
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父亲邹如屿对于商贾之旅的艰辛可谓感触良多。在一个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传统社会中，商人不但遭受贪官污吏与走役隶卒的层层盘剥而忍气吞声，在社会地位上也不可与“四民之首”的士人相提并论。因而精于人情世故的邹如屿不愿子弟步自己后尘，希望他们能发愤读书，循科举之途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在当时“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邹如屿的愿望十分合情合理，而邹容的长兄邹绍阳的早年生活正是按照父训而行。
邹绍阳长邹容七岁，1897年应县试，入县学，补为禀生。但由于天资平庸又勤奋不足，中虽经辛丑、壬寅与癸卯几届乡试，却始终未能中举。直至1909年，才在清政府特设的一次优拔贡考试中获隽拔贡。第二年朝考。按规定，朝考一等及二等前十名，年长者以知县用，年轻者以七品小京官用，邹绍阳循例授补用知县，分发陕西。邹如屿也循例得到散秩五品奉典大夫的封典。
从邹绍阳坎坷而又不懈的科考之路，可以看到邹如屿对子弟走仕途的坚持。因而在邹容六岁时，望子成龙的父亲便令他跟随兄长一同入塾训蒙，接受传统的教育。在私塾读书期间，年少的邹容很快表现出过人的资质。九岁时，他已能作整篇的文章。到十一二岁时，《周易》、《诗经》、《尚书》等九经都已经是“朗朗上口”，背得滚瓜烂熟。另外，他还广泛阅读了《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甚至可以背诵其中的篇章，一时被人誉为“神童”。邹容的聪颖，激起了父亲无限的寄望。在他的眼里，儿子有点翰林之资，走科考之路，一定能光宗耀祖。因而在长子补禀生之际，邹如屿乘兴勉励邹容，学习兄长，奋发向学。
但是邹如屿的殷殷期望得到的却是儿子的冷言相讥。在一个父兄以科举相勉的家庭中，邹容却表现出对读书仕途的强烈愤恨。在蒙馆读书时，他便将老师教他的《神童诗》中“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的诗句，改成“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表达了对旧文化制度和传统社会认同的不满。
十二岁那年，父亲邹如屿又命邹容与兄长一起参加巴县童子试。邹容原本就对科举考试心怀不满，这次赴考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因此激发了他离经叛道的举动。在考试中，因考题较为生僻，有位考生请求考官对题目略加解释，为考官拒绝。邹容于是起来对考官说：“你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应该明白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和怎样去做，为什么叫我们做文章，不把题旨讲明白呢？”考官看了年少的邹容一眼，不耐烦地说：“如果把题目完全讲明白，还考什么呢？”邹容反唇相讥道：“这不成意思的几个字，叫人怎么做文章？非按朱熹的解释去写不可，我们岂不成了经书的奴婢？”主考官恼羞成怒，便说邹容违反了场规，要叫差人打邹容手心二十板，邹容指着他大声说：“我得罪的是你，为什么要差人打我，要打你来打！”并气愤地退出考场，以示反抗。回家后，邹容遭到父亲的打骂，但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满清的考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虽为愤激之词，但却流露出邹容对科举久久于胸的厌恶。邹如屿对邹容虽多次责骂，却始终难以动摇儿子的立场。
时代环境
邹容早年对科举的反抗是其少年时期思想与性格的一个主要特征。一个十来岁的孩童竟有如此尖锐的评论说明邹容是早慧的。但这种思想认识的形成也与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家庭教育环境以及性格特征息息相关。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二百多年统治的清王朝此时已风雨飘摇。一个世纪以来的人口持续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开始全面显现，使得社会处于一种缺乏机会的饱和窒息状态，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与道德的普遍滑坡。流民与会党的反叛此起彼伏。政治腐败，机构庞杂，军纪废弛，财政崩溃。各种苛税与捐收，官吏的营私舞弊、巧取豪夺，地主的盘剥，已使国家陷入财尽民穷的境地中。年少的邹容将之称为“衰世”，便表达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局面的强烈不满。
不仅如此，随着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到来，中西之间的碰撞又不断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即使在地处西隅的重庆，也同样可以感受到西方日益深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侵入。1890年，中英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辟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通商口岸。1891年，由西方人控制的重庆海关在重庆设立。不久，英国又依据条约的规定在重庆设立领事馆。甲午战后，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又将重庆开辟为通商口岸，并准允各国在重庆开办工厂，准允各国轮船沿长江上驶重庆。甲午战后不久，法、美、日等国陆续在重庆设立领事馆，以扩大对四川乃至中国西部的影响。同时，各国的银行、工厂、公司等工商业机构也纷纷在重庆建立，通过渗透城乡的经济网络逐渐将四川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伴随着政治经济入侵而来的还有文化的扩张。在此时期，传教士以及相应的文化机构也来到四川。
西方势力的介入对四川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因此激起他们的反抗。在邹容出生的第二年，重庆地区就发生了教案。愤怒的民众到处捣毁教堂，驱逐传教士。这些斗争的事迹，在邹容年幼时，常为人们所传诵。在1886至1890年间，重庆府大足县民众便掀起三次反教斗争，并最终发展成为以余栋臣为首的武装起义。各地民众的斗争此起彼伏，指向顽固而又保守的社会现实。
周遭社会的躁动，使得邹容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现实的残破。在邹容的眼里，这是一个王朝衰落的时代。而作为千余年来传袭不变的科举制度，至此也已走到穷途末路。科举考试流于形式主义的八股文章，与经世致用全无关系。士子们为通过科举考试，整日忙于词章小楷无用之学，于国家社会所需的经世之学却置若罔闻。对于这种局面，清末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严厉地加以指出，生活在此时期的邹容对此应该是清楚的。在后来的《革命军》一书中，他便指出，正是科举制度的存在，造成了士人“学非所学”的恶果。因而在国家多事之时，他认为循科举之途是一种于时无益之事。在后来写给兄长的信中，他写道：“兄明察者也，切勿奔走于词章帖括中，以效忠于前人；其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人心世道也可。”显然，邹容希望自己的行为能有助于社会的进步。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腐烂的科举成为他攻击、批判的对象。也正是在这种认识背景下，才使他说出“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的言论。
教育背景
再来看看邹容早年所受的教育。在十二岁之前，邹容始终是在蒙馆中由一名姓钟的先生教习，所学的内容也不出传统经典的范围。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少年邹容在学习传统典籍中，对历史著作表现出明显的热爱。而尤其是明末清初英雄少年夏完淳的事迹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夏完淳（1631-1647），名复，字存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英雄。夏完淳少年聪颖，五岁便能通读五经，九岁就完成处女作《代乳集》，人称“江左神童”。但是，夏完淳并没有将才智用于对个人功名的追逐上，而是胸怀国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时清军南下，他便追随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一起立誓抗清，策动反清复明的武装起义，转战各地。直到1647年为清军俘获，慷慨就义，当时年仅十六岁。
在少有的有关邹容早年生活的记载中，很多人都谈到邹容对夏完淳的崇敬，并提及他对夏完淳诗文篇章的熟记。邹容生前好友张继后来便曾对邹侠丹说：在日本留学时，邹容同他谈起夏完淳的生平，流露出无限崇敬的心情，还常常背诵夏完淳的《大哀赋》《由丹阳入京》等诗文中的诗句，甚赞这些诗文激昂慷慨、悲壮感人，是用血泪写成的。从中可见夏完淳对邹容少年心灵的影响。对于邹容而言，夏完淳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夏完淳舍弃个人的名利而献身于国家民族事业，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邹容，使他渐渐培养起一种胸怀天下、致力于改造社会的政治追求。而不是将眼光放在谋求个人利益的狭小区域里。二、以夏完淳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汉人反清兴汉的历史事迹激发了邹容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历史事迹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满汉民族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敌视与仇恨。正是在这种认识背景下，邹容将清政府的科场视为满人的科考，而不愿参加。这表明了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是满汉矛盾）对他的影响。
最后，邹容在科举上的激烈言行也与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性格特征有关。如上所述，邹容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环境中，兄弟姐妹众多，但邹容的母亲很早就去世，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务。在家庭中，“后母待之颇严”，因而邹容年少时所得到的家庭关爱应少于他人。邹容是个聪颖早慧的少年，当时沉闷守旧的社会环境不能不让他感到压抑。在这种氛围中，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倔强的反叛性格。这种反叛既是对家庭的叛逆，也是对社会的叛逆。邹容对父亲劝诫的屡屡抗拒正是最好的例证。而父子间的“对抗”也使少年邹容的叛逆性格走向极端的怪僻与孤傲。邹容表兄童宪章便说他“幼不羁，好大言，傲视一切，余往往戒之，虽面从而意弗善也，遇他人则以漫骂报之矣”。就连与邹容情投意合的章太炎后来也认为他“年少剽急”。邹容同亲友的关系普遍比较紧张，此中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固然重要，而性情特征上的“反常”也应给予重视，并且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邹容性情中的极端与怪僻很容易使他在思想认识上走向叛逆与偏执。邹容反对科考激烈言行虽然存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据，但也与他少年极端的性情有关。
第二节 醉心新学
新学的传播
对传统文化制度的厌恶使得邹容对外部的新知识、新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19世纪90年代，两股宣传新知识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广泛蔓延。它们同样影响到邹容的家乡重庆。
伴随着列强在19世纪末期的全面扩张，西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输入到中国内地。这种势力扩张虽然有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背景，但是它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却是一种新因子。它们所体现的新知识、新世界对传统中国的知识、文化与信仰必然产生潜移默化的颠覆作用。
同时，在19世纪末，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一场维新变革运动在中国社会兴起。自19世纪80年代来，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便提出了维新主张。但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在一种空前民族危机的气氛中，维新思想才获得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认同。战争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诸国不仅拥有技术与器物上的优势，而且也拥有政制与学问上的优势。因而甲午战争后，对西学以及它体现的新知识、新思想的认同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固有的政治与文化进行反思。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批日渐成熟的知识分子在肯定先前洋务派与洋务运动功绩的同时，也对洋务派所推行的片面的现代化努力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修修补补的现代化努力无法改变社稷积重难返的厄运，中国积弱的原因在于帝国体制本身。“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因而主张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变革。
在此基础上，维新人士用一种杂糅着中学与西学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开始对传统政治秩序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制度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势必增强西学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影响，并促进以西学为核心的新知识与新观念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变革不再局限于少数孤立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而随着报刊的发行、学校的创办与学会的设立波及愈来愈广泛的中国士绅群体与知识青年。1898年，邹容便切身感觉到这两种力量的影响。
日本老师
1898年，一名叫成田安辉的日本浪人受外务省差遣，前往西藏收集情报。路经重庆时，他资费告罄，于是便在此地暂作停留，并在重庆日本领事馆为当地商人子弟补习英语。当时适值邹容罢考归家，无心科举。父亲邹如屿虽执意儿子循科考之途，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固执、迂腐的人，对官场仕途并非盲目执迷。他自己早年便有从商的经历，在晚清商人多捐官以抬高身价的社会风气中，邹如屿并没有追寻此风尚，捐得一官半职。这说明他对儿子从事官宦生涯的寄望是有所保留的，对官宦之途并非盲目崇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王学庄：《跋邹容长兄绍阳履历》，载廖伯康等著：《论邹容》。）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说邹如屿是个倔强的人，他对儿子的期望与其说是对科举的期望，不如说是对儿子出人头地的寄望。所以当邹容执意不习科举功名之时，邹如屿一方面仍劝他回心转意，一方面又设法在科举之外为儿子的将来进行努力。经商以承父业，不能不说是个较好的选择。作为晚清时期的商人，邹如屿知道通晓外语对于经商的便利。正如同样身为商人的邹容舅父刘华廷后来教训邹容的那样：“士农工商皆为衣食计耳，汝将英文读好，即吃着不尽。”与刘华廷“志同道合”的邹如屿也应同抱此态度。因而在这个时候，他将邹容送进日本领事馆跟随成田安辉学习英文。
成田安辉不久因进藏事宜前往成都拜谒总督奎俊。而另一名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恰恰于此时来到重庆。与成田安辉一样，井户川辰三也是带着政治目的来到四川的。甲午战后，日本为与英、俄争夺在华利益，便派员游说中国各省大员，以整治军备、共御西方为词，劝说各省聘用日本军官，派遣学生留日，以加深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井户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四川，在官绅中进行亲日游说，并兼职为官、商子弟补习日文。邹容于是又转随井户川辰三学习日语。
无论是成田安辉，还是井户川辰三，他们的行为都是服务于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他们作为在明治维新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维新人士，对于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与思想文化有着很多的了解，使得二人更能从诸国之间的差异中清楚地看到中国现实社会与政治的衰败。邹容在跟随二人学习英语与日语的时候，便得以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日本、欧美等国的历史与政治现状产生零散、朦胧而又极具诱惑的认识。对于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孩童而言，这些外部的新知识仿佛使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不仅如此，邹容还在他的日本老师那里了解到西方近代的思想和文化。据六弟邹侠丹回忆，邹容在日本教师那里曾经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并渐渐了解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这些西方大哲以及他们片简残章的民主政治思想。邹容曾经对邹侠丹说过：“皇帝害怕卢骚，我喜欢卢骚。”语言虽然简单，但已颇得《民约论》的几分含义。同时，日本老师对其母国繁荣强盛的描述与赞誉也开阔了邹容的视野，并为不肯谋求衰世功名的他寻找到了一种新的兴奋。这一切都慢慢地将邹容从并不牢固的传统文化习袭与信仰中解脱出来，从穷途末路的科举仕途转向一个全新的开阔天地。
维新运动中的邹容
比起沿海地区，新思潮在重庆的传播远为落后。作为新学新知传播媒介的新书报也很难购得。19世纪90年代畅行全国的《时务报》在重庆最初仅发行二十份。本地报纸则迟至1897年才开始出现。1896年，曾参加强学会并拥护维新的宋育仁来渝充当商务监督，他和重庆教育界的江瀚于1897年创办了重庆第一份报纸《渝报》，自任经理，由杨道南任协理，潘清荫、梅际郇任正副主笔。《渝报》发表了一些支持维新、介绍时局的文字，对于开通重庆守旧的风气贡献颇多，一时为青年士子们所争诵。
而此时，维新思潮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迅速传播。涌动的形势也激起了邹容探求新知的强烈愿望。在十二岁以后，他便开始注意“接受自北京、上海等地传来的维新学说和维新志士的活动消息，并开始阅读一些新书报”。他“常常一个人聚精会神地在自己书房阅读书报，桌上床上都摆着《时务报》《蜀学报》《渝报》这类杂志。在言谈之中，也经常提及谭嗣同的名字，有时还提及黄宗羲、唐甄等古人的名字”。黄宗羲、唐甄均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从思想史上来看，二人的一个共同特征便是非难君权专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猛烈批判封建君主，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在所著的《潜书》中也愤恨地将自秦以来的君主称为“贼”。在19世纪末，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这种非君思想成为维新派为推行立宪进行辩护的思想资源，这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邹容的思想。
第三节 反叛与追求
新旧分界
新知识、新观念渐渐浸润于邹容的头脑之中。虽然这些了解是肤浅与残缺的，但却带来了希冀与渴望。新的学识也渐渐改变着他的观念，使得邹容对旧的生活方式以及传统的文化、制度与信仰日益疏离并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在此背景下，科举不仅仅被他斥为无用的制度，更因其造就读书人的奴隶根性而被他彻底抛弃。他热衷于阅读新书报，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时局。“每有所刺激好发奇辟可骇之论。”对于各种守旧顽固的论说，则当面驳斥，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愤恨。
这种思想上的叛逆加上性格上的“年少剽急”，常使邹容的行为走向极端。在邹容罢考归家之后，邹如屿仍坚持让儿子走科举之路，他将邹容送到重庆最著名的经学书院读书。书院山长吕翼文是清末名士王闿运的学生，精于训诂文字之学，但思想却顽固守旧。在吕翼文的指点下，邹容在古文字学与书法上均取得了不浅的长进，但是书院沉闷僵死的气氛却令人窒息，邹容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他便用刚刚接受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观念向书院的顽固、保守提出挑战。在与同学辩论时，他经常“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新思想的影响加上狂傲的性格使邹容将新与旧的界限分得那么清楚。邹容俨然是“新”的代表，并勇敢地向旧的文化制度以及体现这些旧秩序的人物与现实提出质疑。思想上的反叛还化成了实际上的行动，邹容“不仅自己不愿留辫子，还把一个同学的辫子也剪掉了”。在清朝，留辫子与否是政治上是否忠顺清王朝的象征，私自剪辫会遭到九族之诛。因而当那个同学的父亲找到邹家论理时，全家人都认为邹容闯了大祸，“不只责骂他，打他，还声言要杀他的头向皇上谢罪”。邹容的这些言行终于不能见容于山长吕翼文，“翼文恐为所累”，将邹容赶出了书院。但是被逐出书院后，邹容并未有所收敛。当时他的“狂名”已是远近可知，巴县有徐氏、雷氏，曾经先后准备将女儿嫁给邹容，也因他的“狂名”而打消了主意。
改造社会的理想
此时邹容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他对改造社会政治的追求。前文已经提到，邹容少年时期受夏完淳事迹的深刻影响，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而现实政治中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这种情怀更强烈地突现出来。
邹容生活、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时代。自1895年甲午战后，历经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在此时已被提升为最激荡人心的问题。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来实现救亡图存。这场运动虽然以失败而迅速告终，但是它所体现的变革精神却保存下来，并因民族危机的紧迫而为众多爱国志士所接受。邹容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邹容像他崇敬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一样放弃了对个人功名与利益的追逐，而将安身立命的目标定格在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奋斗上。
上文已经提到邹容憎恶科举考试，是因为他认为科举考试所考均为无用之学，丝毫不能助益于民族的救亡和国家的进步。在后来写给兄长的信中，邹容更是明确指出：“近国家多难，而必欲靡费千百万之国币，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摺、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有何益？”他认为在国家多事之秋，应该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正是在这种认识下，邹容对于自己在日本领事馆学习外文之事，并不像父亲和舅父那样，认为是为了能在将来便利于商途，而是将之看做接近新知识、新观念的一个途径。对于家人语重心长的屡屡教诲，邹容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后来写给父母的信中，他便将舅父的殷殷关切斥为是“一直顽固，所发之论，全无生气……长篇大言，思之未尝无理，然惜乎其去圣人之道远矣”。从对“圣人之道”的追求可见，在传统思想资源中，邹容吸收了儒生匡扶社稷的济世精神，并以之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行为。他说：“苟世道治乱与人无关，孔子亦可谋其衣食，终老名山也，何为栖迟道路哉！是知不可为而为，此圣人所以俎豆万古也。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可无言，若谭者，可谓杀身成仁者也。不然田横五百人岂不尽愚哉！方正学之恐波父母妻子，即当为成祖草诏，彼之不计夫父母妻子者，正以成其仁义耳。要之，仁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从邹容的这段文字看，他是从传统儒学伦理的角度来论证士人的政治主动性，从儒家人格的社会责任感去论证以个人力量改造现实社会政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反映了传统思想因素对邹容的影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邹容对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谭嗣同给予了高度的称颂。邹容原来就喜爱读谭嗣同的文章，并通过报纸了解到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英雄事迹。因而在谭遇害后，他无所畏惧地将谭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书桌旁，并题诗一首：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这既是对烈士的悼念，也是对自己的劝勉，学习烈士不顾个人性命而为国家前途献身的精神。但是，这种源于传统思想资源的爱国情怀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注定只能是一个开端。如何去救国，如何去改造中国社会与政治，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此时已不再是传统可以解决的问题。渐染新学的邹容发现沿着新学的思路，自己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第四节 赴日留学
赴日游学考试
邹容离经叛道的举动表明，重庆并不能为他提供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邹容已无法见容于传统的文化教育环境与体制。他对新知的热爱、对新世界的渴求与重庆现实社会的沉闷、封闭和相对保守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使邹容郁郁不得志。对旧事物、旧制度的憎恶和改造现实社会的政治渴望相结合常使他做出出格的举动。
对此，父亲邹如屿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儿子才十五岁，他仍需要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才能真正学有所成。他虽然对邹容倔强孤傲的性格以及任性乃至荒唐的行为十分气愤，但是他仍然认为有责任为天资聪颖的儿子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正在这时，重庆传来四川省将派遣留学生赴日本留学的消息。
中国人留学日本始于1896年。是年6月，为培养日文翻译人才，十三名中国青年被派往日本学习。但是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留日运动则始于1897年底至1898年初。这肇因于甲午之战的刺激以及此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在耻辱与郁愤之余，中国官绅认识到日本的迅速崛起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因而纷纷主张留学日本，学习富国强兵之法。日本为在华培植亲日势力，加强日本对清朝政府与民间的影响也极力主张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在这种情景下，首批留日学生于1898年初抵达日本。但是在最初的几年里，留学运动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到19世纪末，全部留日学生总计还不过百人。
庚子之变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1901年，清政府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迫于形势开始推行新政。而派遣留学生，主要是留学日本，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自朝廷的提倡使各省官员闻风而动，对派员游学日本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从而大大推动了留日运动的发展。
邹容生活的四川，也是议行新政后最早派出留日学生的省份之一。早在1898年，日本人成田安辉与井户川辰三便建议川督奎俊派遣学生留日，派遣官员赴日游历。在1899年的时候，奎俊就曾派程光新、周善培二人赴日游历，考察军事、工商与教育事宜。因而在1901年清廷下诏鼓励游学后，奎俊更加积极地准备派遣游学生的工作。经奏请，决定“即于省城书院及中西学堂中，择其聪颖端谨、年在二十内外者”，选拔二十二人派赴日本留学。
邹容得知这一消息后喜悦万分。对于邹容而言，日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经过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这两位日本老师的介绍，邹容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势的兴盛图景已有所了解。甲午战后，中国举国以日本为师，主张学习日本，实现富国强兵。在这种时代环境中，日本无疑成了新事物的代表。对于对新事物充满向往而又胸怀改造社会理想的邹容，日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当得知川省正在选拔学生游学日本，邹容立即请求父亲允许他去争取一个名额。而对于邹如屿而言，他知道邹容无意科考，无法走科考求仕之路出人头地。留学虽是新鲜事物，却也是朝廷旨意，不但官府提供丰裕的费用，而且学有所成还可赏给功名。与其让儿子在家胡闹，不如让他出去闯一闯。所以父亲允准了邹容的请求。但就在此时，邹容表兄董蓉伯却劝邹如屿说，以邹容如此鲁莽剽急的性格，小小年纪在外面难免滋生祸端。邹如屿本来对儿子就不放心，听了董蓉伯的话后，他在这件事上犹豫了，并最终决定不让儿子到日本留学。此时一心留学的邹容得知父亲因董蓉伯劝说而变卦，竟然怒冲冲地抄起一把菜刀到处找董蓉伯拼命。幸好为家人拦阻才渐趋平息。看到邹容如此执著，继母杨氏便劝说邹如屿先准他去应考，等事后再作主张。这样，邹容于7月1日离开重庆，冒着酷暑赶往成都应考。
考试显得很顺利。邹容学过日语，日文程度比一般考生都好，考试成绩也很不错。当时，重庆教育界耆宿江瀚在川督奎俊官邸做家庭教师，而江瀚曾经是邹容在经学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又是和邹容一同前来应考的好友江翌云的父亲。因而通过江瀚的举荐，邹容得以在7月31日由当时留学监督候补知府李立元引见奎俊。奎俊“勉励数语，旋命归渝治行装”，准备“于八月中旬同往日本”。但是在由蓉返渝的路上，邹容却身染大病，后呻吟宛转，经叙州，取道长江，于8月21日始抵达重庆。
就在这时，官府却突然取消了邹容官费游学生的资格。由于邹容平日行为狂傲不羁，言论激烈而不思收敛，得罪了许多人。当他被录取官费游学生后，便有人向官府报告，“历诋其种种非行不可去”。加上当时更有后台的陈绍祖陈绍祖是晚清大吏陈孚恩的孙子，陈孚恩曾历任工部侍郎、礼部、兵部、刑部、吏部尚书和军机大臣。陈孚恩在祺祥政变中因支持肃顺而被革职流放，后在新疆抗拒回民暴动时自杀。但是陈的门生故吏遍天下，奎俊便是其中一人。也欲选拔赴日，因而官方以“邹绍陶系于频行因事开除官费，以陈绍祖改补”。这一变故对于邹容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多月来那种沉醉于游日幻想的兴奋一下子消失了。对于官府“莫须有”的罪名，邹容内心是十分清楚的，这只不过是那个腐朽的制度与社会滋生的一个腐朽的事件而已，而他正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是，这并不能打消邹容的留学热情，而只能滋长他对这个腐朽制度的仇恨。与很多留学生不同，邹容本来就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选择游学，他是为了寻找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挽救国家危亡的方法。因而官费与否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反，这一事件倒进一步加大了他同现实政治和社会的疏离。邹容很快回过神来，“东游之志仍勃勃不可遏”。为了实现自己游学的愿望，他向父亲提出了自费留学的要求。
虽然邹如屿经过董蓉伯的劝说对是否让儿子留学发生了动摇，但在儿子执著的坚持下，父亲这次仍然退让了。离开川中远赴东瀛，这对于年方十六的少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而为了让儿子能适应国外的环境，父亲要邹容先在上海补习一年日语，然后再赴日本。适值邹容的舅父刘华廷从沪返川办货。刘本人虽然也不同意让外甥游学东洋，但见邹如屿已允准，便答应在上海照料邹容，并答应此后再找几个日本友人照顾邹容在日本的生活。
这年秋天，邹容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辞别了父亲，随着舅父办货的船只顺江东下。
上海生活
在邹容离开重庆的时候，他还携带了江瀚写给友人江南制造局总办毛庆蕃的信，介绍邹容到该局附属的广方言馆补习外语。因而邹容抵沪后便进入此间学习。上海广方言馆，又称上海同文馆，始建于1863年，附属于江南制造总局，以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要目的。同文馆课程以学习外语为主，兼及自然科学。起初馆内分英文、法文两班，后又增设日文、俄文班，但因学生少，日、俄两班旋又停办。邹容到来后便在英文班读书，同时一边补习日文。
学习外文成了邹容生活的重要部分，但远非惟一的内容。当时在广方言馆内，很多学生学习外语是为衣食计，以便将来会有个好的出路，思想也相对保守陈旧。但邹容却不同，他早年在领事馆学习外文时便没有这种功利性的目的，而是希望能通过学习外文从新知识中寻找改造社会、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因而他的目光注视的不仅是学校内部，而且还有校外广阔的世界。
从重庆来到上海，呈现在邹容面前的是一个新的图景。比之重庆，上海显得更开放、文明，涌动着新思潮的气息。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也可称之为一个“过渡的时代”，危机与变化是其基本的特征。在1895年后，外患内乱日益严重，威胁着国家民族的生存，中国传统的基本政治社会结构也开始解体。传统政治秩序在世纪之初开始动摇与松懈。同时，政治秩序的动摇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深层的文化危机。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普世王权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而这种制度是基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宇宙观与思想信仰而产生的。因而在政治危机的背后，这个时代也呈现出广泛的思想文化危机。各种曾经规范民众行为与思想的价值、信仰与准则开始受到侵蚀。西方在技术、制度乃至学术上的优越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被视为矫治中国弊病的良药。在这种背景下，西学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推崇。深刻的民族危机刺激了救亡图存的渴求，在反思现实和对东西方学说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知识界开始表现出空前的救国热情。他们通过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译介，试图用一种新的准则、规范来改造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
承担着这一时代使命的是一群崭露头角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晚清，这一群体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刚刚创办的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一部分是脱胎于传统制度而染习新学的旧式文人。应该说，正是民族危机的深重使得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与传统士人不同，新式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知识结构与行为模式上均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在与现存社会结构的关系上，传统士人往往与他们生长的乡土社会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参加诸多不可或缺的地方行政事务与领导管理工作。（有关中国传统绅士方面的系统研究，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与传统士人不同，新型知识分子则多半脱离了本地的乡土社会，寄居于风潮奋进的近代城市，在社会上表现出很大的游离性。其次，从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关系而言，传统士人通过科举，进而官僚，退而乡绅，总是致力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护，与现存权力结构相互依存。但是，清末科举的衰落与废除却割裂了这种制度性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势下，在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影响下，新型知识分子安命立身的目标从维护王朝的统治转入为国家民族服务。他们在政治忠诚上则是以民族国家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更因清王朝无力维护民族权益而与政权之间存在很大的抵触。再次，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士绅阶层大多以“卫道”与“传道”自居，与文化传统的联系密切。而新型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上往往是中西并存，表现出相对杂乱的特征。在文化认同感上，由于西学冲击下价值规范的松懈与混乱，新型知识分子常常带有很大的游离性。但是值得提及的，这一群体是依托于新式的传播媒介而存在的，他们在文化传播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得以对社会舆论施加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世纪之初，正是这群人开始用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去诠释现存政治社会，并通过新诞生的媒介组织将他们的理念传及社会各界。
伴随着这一潮流，各种新名词、新理论与新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刚刚出现的新型报刊成为这些新思想传播的载体。如国内的《苏报》《中外日报》，以及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的《清议报》《译书汇编》都是其中有影响力的代表。在这些刊物中，有大量介绍国内外时局的文字，有对专制政体、旧风陋俗的批判，还有对西方历史政治以及学术著作的译介。
没有资料详述邹容在上海时的生活状况和他思想变化的历程，但是上海的新风气无疑深深地影响了邹容。在上海，可以买到更多的新报新书，这是内地无法相比的。在重庆时，邹容虽然读过《时务报》《渝报》等新书报，但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感受到新思潮的气势磅礴。在当时新潮涌动、志士会聚的上海，他不能不感受到这些。邹容被这些文字吸引了，他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对这些书报的阅读与对新知的吸收。这些慢慢地转变着邹容的思想与认识。对新知的吸收，使邹容有了更丰富的思想资源来重新审视现实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在这种漫布救亡情绪而又新风日吹的环境中，邹容得以更深刻地感受到民族旦夕危亡的局面和残破国势下民众暗无天日的生活。这种感受造就了邹容当时郁愤的心境。这可以从邹容此时引用的蒋智由的诗文中反映出来：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只泪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诗文表达的是邹容对现实沉沦局面的强烈不满。邹容显然已经认识到，目前国民权利与自由的丧失是现实沉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与他在此后的著作中对天赋人权的重视是有联系的。或者说邹容在《革命军》中对天赋权利的强调在此时便已初步显现。
邹容此时对国民权利的关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与世纪之初流行的“国民思潮”有密切关系。国民思潮是民族危机深化的产物，也是世纪初新型知识分子对既往反思的结果。这种思潮认为在一个世界列国竞争的时代，国家竞争的实质是国民的竞争。因而国家竞争的成败是基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国民作为一国真正的主人，是国家命脉之所系。国民拥有高尚的品质、丰富的智识与勇猛的气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因而只有使国民享有主人的地位，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挽救现实的危亡。这种思想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恢复国民权利结合在一起，在世纪初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这首邹容引用他人的诗文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这种结合。对恢复国民权利的重视表明，邹容少年时代萌生的改造社会与政治的理想追求在这里开始从空泛的主张日渐变得有所指向。这种变化不能不说是上海西学倡行的环境熏染的结果。
邹容对改造社会的追求是执著的。这种执著可以从他此时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看出来。在这段文字中他写道：“苟世道治乱与人无关，孔子亦可谋其衣食，终老名山，何为栖迟道路哉！是知不可为而为，此圣人所以俎豆万古也。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可无言，若谭者，可谓杀身成仁者也。不然田横五百人岂不尽愚哉！方正学之恐波父母妻子，即当为成祖草诏，彼之不计夫父母妻子者，正以成其仁义耳。要之，仁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邹容认为自己勇于承担挽救国家民族的责任是遵循万古以来的圣人之道，而并非离经叛道的行为。儒家对社会政治责任感的注重成了邹容从传统思想资源中获得的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主要依据。邹容的胸怀天下、忧国忧民表明，在人格追求上，他仍然追循传统儒家的德性伦理规范，注重一种内圣外王的君子之道，追求塑造一个完美的人格和社会。但是，形式上的相似并不代表内容上的一致。邹容的出发点是挽救祖国的危亡、救治社会的陈腐，但是在新思潮的浸润下，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中，邹容已模糊地认识到需要通过一种全新的途径才能救治中国沉沦的局面，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新学，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吸引力的选择。
在清末，中国的新学主要是从东邻日本传播过来。当时的大多数进步报刊，如《游学译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均创办于日本。西方的各种政治社会学说也大多是通过日文著作译介而来。对于当时许多以西学为救国不二法门的爱国青年，日本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邹容本来就是为了留学日本而来到上海，在上海趋新风气的影响下，邹容对日本的向往更是日甚一日。1902年9月，邹容终于不顾舅父的阻拦，离开上海，渡海来到向往已久的东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