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的困境
1945年10月13日，何炳松从杭州抵沪。回到上海后，他一时居无定所，先借住在成都路的一位朋友家中；两天后，即迁到新闸路中华新村另一朋友处；后来因家眷来沪，而朋友家住宅并不宽裕，不便长期寄寓，又应一学生家长之邀，迁入其在迪化南路（今乌鲁木齐路）的寓所暂住。虽前后数度迁徙，终觉不便，最后搬进了中华学艺社的宿舍。
何炳松借住在朋友家中时，居室十分逼仄，条件很差。张耀翔夫妇得知他到上海后，马上就去探望。“我们走进一间很暗很旧的小房里，看见何先生坐着，身穿长袍，面容憔悴，更瘦得厉害。桌上放着一个小碟，里面有几片火腿。他一见我们，不禁微笑，就是谈暨大和搬迁的事。他说：‘今后暨大还要请你们多多帮忙。’一面指着碟中的火腿说：‘在内地老想尝家乡金华的火腿，但搞不到，这是亲戚刚从金华带来的。’临走，还送一块金华火腿给我们。火腿虽小，但我们深深感受到何先生对朋友同仁的真挚情谊。”程俊英：《我所了解的何炳松校长》，《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74页。他的朋友们也纷纷前来探访或宴请，如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机关的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蒋复璁、原暨大校医梁俊青、郑振铎、周予同等人都曾与何炳松欢聚，开怀畅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德奎更是不顾疲劳，公务之余，几乎天天晚上前来叙谈。何德奎还曾以出任市府秘书长之职征求他的意见，但是被他婉拒了。
回到上海后，何炳松马上设立了“暨大迁校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并电告暨大，立即派助教季振宇和徐燮章押运档案回沪，协助办理迁校事宜。学校的复员工作远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历经磨难。原来的真如校舍除了残破的科学馆尚存外，其他建筑均成废墟，已不能用作校舍，而主管机构一味推诿，迟迟不拨新的校舍。数月努力丝毫不见效果，连一向不轻作批评的何炳松也忍无可忍了，他在给王勤的信中说：“此间接洽校舍，实出意外，然又不能不积极进行，令人愤慨之至。”为此，何炳松还决定亲自往见朱家骅陈情。后来经过考虑，决定将新校址设在南京，先在上海过渡三年，并将此决定电告暨大。根据规定，当时全国除了中正、中山、广西、英士四所大学之外，其他学校的迁移都必须经过最高当局的批准。因此，暨大欲迁南京之事虽然经过主管者的同意，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由于接洽迁校事宜极其费力，人手短缺，年底，何炳松又调中文系助教胡裕树来沪，协助复校工作。他十分欣赏胡裕树的工作能力，调长英大后，还要他随同前往。胡裕树：《何炳松先生与历史教学》，《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22页。不久，又调理学院院长江之永等来沪，以加快工作进程。
经过多方奔走，行政院终于划拨了两处地方给暨大做临时校址：它们分别是位于东体育会路331号的原上海第二日本高等女子学校和宝山路宝兴里原上海第八日本国民小学（今华东师大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校区）。1946年2月16日，暨大上海办事处迁入宝山路校区办公。迁入的其他机构还有何炳松与顾毓为正副主任的教育部上海区甄审委员会；蒋复璁负责的教育部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郑振铎、徐森玉、马叙伦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么多的熟人在一起工作，既能及时交换情况，又能互相帮助，确实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后来，暨大第二院就设在宝山路校区，包括文学院和法学院；第一院则设在东体育会路校区，包括校部和理学院、商学院、先修班。到1946年3月中旬，暨大上海办事处已有江之永、胡寄南、方光焘、王子瑜、胡裕树等19人，学校的工作重心在向上海转移。教育部有事也是直接与上海办事处联系，然后转告建阳。
何炳松拟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想把暨大建成第一流的大学。为此，他把聘请优秀师资放在了首位。他积极联系教育文化界人士，为暨大寻觅一流师资。首先与战时留沪的原暨大教授郑振铎、周予同、孙贵定、傅东华等恳谈，请他们来暨大执教。此外，还敦请王亚南等学界名流来校任教，也得到了首肯，他对暨大的未来充满信心。
暨大的特色是华侨问题研究成就突出，因此何炳松打算继续并加强这方面的优势。他计划扩大南洋研究馆的规模，改设研究院，招收研究生；制定了从理论和具体考察两个方面研究华侨问题的五年计划；同时聘请更多的对南洋问题有精深研究的专家。马均权：《我的校长——何炳松》，《读书通讯》第117期。通过确立将华侨尤其是南洋问题作为重点研究任务，取得新突破，从而提高学校在科研方面的地位。然而，这些计划还没有来得及着手进行，就因他的调离而烟消云散。
在复校障碍重重及工作繁忙的双重压力之下，何炳松的身体大不如前，时常生病，但他仍一心忙于迁校工作及其他的公务。由于精神不佳，就用吸烟、喝浓茶来强提精神，病体也因此更加虚弱，但情绪还不错。谢海燕1946年春从重庆回上海后，几次到中华学艺社看望他，“先生十分关心艺术专修科的师生和上海美专的近况，回忆我们在建阳艰苦而愉快的生活。他兴致勃勃地谈暨大复员后的恢宏规划。并告诉我说郑振铎、周予同、周谷城、王亚南等暨大老教授都已同意回校担任教职，还有许多著名学者和饱学新秀正在洽聘中”。这时张耀翔住在瑞金二路金谷村，与学艺社社所相距不远，也经常去看望他。
在上海复校进展艰难的同时，建阳方面发生了很多问题：由于拨款经常延期，借贷无门，教师们无法按时领到薪金，因此十分不满，有些教师天天围着代校长催讨欠薪，总务长俞剑华更是首当其冲，忙得焦头烂额。于是，互相埋怨的情绪急剧增长，严重影响了教学和学校的安定。教务长王勤3月份给何炳松的信中说，教师们纷纷提前考试，已经不可能按照校历授课，“惟望大驾早临，或可挽此狂澜”原件藏上海档案馆。但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千头万绪，何炳松分身乏术。因此，建阳校方后来决定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实际上是无奈之举。教师与校方的矛盾，直到迁校经费下拨后才得到缓解。
学生方面也麻烦不断。一些历年积存的小矛盾终于引发了大冲突。国文教员魏应麒在解释“伧父”一词时，说这是上海人所讲的“江北佬”，引起苏北籍学生的不满，很多学生联想起他曾唆使福建籍学生反对盛叙功、许杰的往事，于是从上门责问发展到摔坏魏家器物，要求他辞职。部分福建籍学生见此情况，不问情由，也到苏北籍教师卢怀道家中打砸闹事。不同地域学生之间的摩擦在暨大由来已久，又有教师参与其中，这时矛盾愈演愈烈，事态失控。于是，教务长王勤数上辞呈；商学院代院长卢怀道提出辞去本兼各职，情况一片混乱。代校长沈炼之随后也提出辞职，并急电何炳松，告知校务无法维持，请他速返建阳主持。何炳松在接到报告后，花费了很多精力来处理这些事情。
其实，辞职诸人各有苦衷。王勤是将“额菲尔士峰”（一称“埃佛勒斯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的地理学家，当时正值盛年，工作认真负责，铁面无私，曾力拒建瓯军区司令及其他高官子女免试入学要求，甚至对本校教授违纪也不徇情。吴达人：《严守职责的王勤教务长》，《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62页。这样的工作态度固然值得称道，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上司的全力支持和适当的调和，否则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他在给何炳松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委屈：“迩以小事得罪同仁，引起某某方面对晚之批评。晚得此教训，更知才力之不宜，如再恋栈，恐更增罪戾。然使我公在校，晚知决不至有此不幸事也。”何炳松为此多次致信王勤，温言慰留，并告诉他自己“来沪后百病丛生，至今尚未能复原”，恳切地要求他能鼎力相助；又迭函因事离校的周宪文，请其尽快返回建阳履职；同时，挽留卢怀道，要他在周宪文到校前勉为其难；他还要求沈炼之等稳妥解决纷争。2月中旬，纠纷事件总算调解成功，学生恢复上课。《民国三十四年度第九次谈话会纪录》；沈炼之、陆伦章等人的回忆，均见《何炳松纪念文集》。
在上海校舍整修完毕后，何炳松决定全体师生立即迁沪。他对迁校必须注意的重要事项给予了详细指示，要求建阳校务4月份全部结束，5月开始返程，并在月内完成迁校工作。在呈请教育部同意后，学校建筑及一些教学设备、图书等物品分别拨给建阳师范学校、建阳县中学、民众教育馆等使用。
此时暨大师生共有1000多人，绝大多数是国内学生。曹聚仁曾经批评暨大侨生比例太低，认为原因是何炳松“怕受CC派的攻击，对侨生十分不放心，大量招考国内青年学生，侨生比例便低落到二与八之比了。抗战时期，暨南便是一般性的大学；到了胜利复原，在上海开学，侨生的比例，一直就那么低”曹聚仁：《暨南的故事》（上），《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5—66页。这个观点，经常被其他人所引用。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至少是以偏概全。如果说，何炳松初接任时侨生较少的原因，曹聚仁之说尚可作为一家之言——尽管那时他已离开暨大，得自传闻（从前述何炳松优待侨生来看，有意少招的可能性不大）；但抗战中和复员后侨生人数少的原因却是战争阻断了生源。试想日寇发动的浙赣战役都能断绝东南联大内撤师生的通道，更何况本来就交通不便的南洋群岛！更主要的是，日本占领下的南洋群岛和亚洲其他地区一样，实行的是文化灭绝的奴化教育，怎么可能让华侨子弟回祖国接受教育。后人失察，竟使一个明显的错误说法广为流传。
在为暨大紧张奔忙的时候，何炳松还先后被任命为教育部上海区甄审委员会主任，国立上海商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教育部上海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些都非虚职，要付出很大精力。如上海区甄审委的工作就很繁重。仅据上海法政学院留存的档案，学校与甄审委之间的函件往来就十分频繁。除了上海法政学院本身的甄审外，还包括上海法商学院院长胡永龄请求上海法政学院代为呈请甄审之事的有关公函。又如在上海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会长叶公绰的主持下，何炳松与其他委员郑振铎、徐森玉、顾毓、俞墉等一起，参与了清点陈群、高木、伪上海大学法学院、台湾银行等处数万册藏书，发现了其中的不少善本书。
1946年3月28日至4月13日，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召开，何炳松等38名临时参议员、24名候补参议员与正副市长钱大钧、何德奎及各局局长出席。会议的会期虽然不算太长，但活动十分密集。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外，共召开了14次全体会议，多次分组会议。
1946年3月与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员合影。后排右起第八人为何炳松。何炳松等6人被推举负责汇拟审查市政府施政方针暨工作报告，然后提交大会讨论；他还领衔提出一项议案，参与八项提案和三项临时动议。这些提案，涉及金融、教育、卫生、出版等问题，都与民生休戚相关，且多为特权阶层所不喜。例如，以他为主提出的“请市政府转呈中枢，迅予发还本市市民在沦陷期间被敌伪强征强购之产业以昭大信案”，针对市敌伪产业局在处理被敌伪强征强购的市民产业时办事极其拖拉的情况提出，对没有附逆行为的市民提出的发还原有产业的要求，只要其持有证明文件，并愿意归还原价，应该一律发还。这种提案自然会开罪那些战后趁机浑水摸鱼的接收大员们。
他参与提出的“请中央银行改善收兑伪钞办法以利贫苦市民案”，认为中央银行规定兑钞者必须将票面数目、纸张大小相同的零钞凑成整数才能兑换，否则即使凑成整数也不收兑的规定使贫苦市民普遍遭受重大损失，要求切实改善收兑办法。“本市所驻军队其仍占住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事业院舍者应迅速迁出案”也是有感而发——上海商学院的校舍好不容易由敌伪产业处理局划拨给学校，但里面的驻军迟迟不肯迁出，使复校工作无法进行。这些提案，既反映了市民的要求，也反映了社会的黑暗。
这段时间何炳松的繁忙令人难以想象。仅举4月7日一天为例：上午出席上海临时参议会第十次会议，并与舒新城、李伯嘉、徐永祚等提出了好几个议案；中午12点出席在香港路银行俱乐部举行的上海专科以上学校联谊会第七次会议，并代表教育部上海甄审委在会上作了报告；接着，主持了上海商学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除了公务活动之外，何炳松还要参加一些学术界的活动。开明书店叶圣陶等人就曾聘请何炳松、郑振铎、夏衍、金仲华、马叙伦、吕叔湘、吕润之为特约编审委员，并召宴晤谈。另外，中华学艺社的复社工作更是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
4月底，何炳松在致戚叔含的信中，谢绝了游杭州的邀请，要他速来上海协助工作，告诉他自己“近日颇感颓唐，本极想小休数日，唯沪上俗务丛脞，苦分身不得也”。身心俱疲，然不得喘息，当时工作之紧张可见一斑。
上海商学院复校
1946年2月中旬，何炳松被任命为国立上海商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主管办理复校事宜；委员有马寅初、刁培然、顾毓、彭蝴、吴保丰、徐佩琨、徐柏园、朱国璋等8人，刁培然兼筹委会秘书；后来又加聘陈行、刘攻芸、徐广迟、潘序伦、李道南为委员。
上海商学院历史上与暨大颇有渊源。它的前身是始设于1917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修科，1921年9月，由南京高师改名而来的东南大学与暨南学校合办商科大学，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立上海商科大学”，校址选择在上海徐家汇。嗣后暨南退出，它先后隶属于东南大学及改名后的中央大学，改称商学院；1933年独立，改名上海商学院，抗战前是上海地区三所国立大学之一。抗战中，校长裴复恒附逆。《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月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
上海商学院筹委会的委员们主要分布在上海、重庆两地，但重庆方面似乎更加活跃。3月上旬，在重庆的筹委们由马寅初主持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议决呈请教育部核聘朱国璋为院长，并要求加聘陈行等5人为筹委；同时决定朱国璋先行赴沪接洽校址。上海方面很快作出了回应。次月上旬，何炳松召集在沪筹委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同意重庆筹委聘请朱国璋为院长的建议，并欢迎他早日来沪主持复校事宜。在朱国璋5月上旬抵沪后，何炳松主持了第二次筹委会议表示欢迎，并通过了呈请教育部早日公布任命朱国璋为院长，即日起由朱国璋负责商学院一切事务的决议。中旬，教育部任命朱国璋为上海商学院院长，筹备委员会结束。
上海商学院复校遇到的困难和暨大一样，首先是落实校址问题。学校战前在江湾西体育会路，抗日战争中校舍被毁，胜利后一度租用愚园路民居上课，后因被业主收回而校舍无着。经过何炳松的多方努力，1946年4月初，教育部同意将中州路102号原上海第六日本国民学校校区（今华东师大一附中）拨给上海商学院。何炳松即命暨大助教季振宇负责收回校舍等复校工作。当时，校区内驻扎着上海警备司令部特务团，几经交涉都没有结果。季振宇就向江之永请教办法，江之永告诉他，在酒席台上才能对话。于是他就向何炳松提议，宴请部队的一些军官以加快收回速度。何炳松当即给了他钱，并说：“你代表我去办好了。我交给你去接收校舍的任务，用什么方法接过来，一切由你决定，你尽管大胆地干，即使出些差错，也不要你负责。你放心去干。”于是季振宇整天骑着自行车为校舍事奔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校舍、校具的接管任务。季振宇：《回忆何柏丞校长二三事》，《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13页。
关于收回校区，朱国璋的说法略有不同。朱国璋说，他5月份到上海后，曾与何炳松亲自前往校区，经再三交涉，“始得进门略一观览，旋即退出”。8月，学校开始招生，但直到9月中旬，警备司令部才同意归还大部分校区。《朱院长报告本院复校经过》，《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月刊》第1卷第1期。季振宇、朱国璋在收回校区上的说法差异很大。可能季振宇已与部队联系好迁出之事，但要分几次归还，才造成两人说法的不同。相对而言，朱国璋的话不尽可信：两位国立大学校长亲自视察属于本校的校舍，不太可能被一再拒绝，更何况朱国璋还是朱家骅的侄子（据何淑馨回忆）。
身殉文教
1946年5月中旬，何炳松被调任英士大学校长，由李寿雍接任暨大校长。这对为暨大复校奔波了半年多，刚刚得以安定的何炳松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日渐沉重的病体也无力承受新的繁重任务。更令人不快的是，此前他一无所知，还是杜佐周拿着报纸上公布的任命前来告诉他的。因此，他马上致电朱家骅，力辞新职，请假养病。前后三次电报往返，朱家骅竟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意即原英大校长杜佐周是何炳松所推荐，所遗之事还得荐者收拾。话尽于此，何炳松遂回了8个字的第4封电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接受了任命。据何淑馨回忆。杜佐周对何炳松之死自责，阮毅成也约略提到此事，看来他们是深悉内情的。
据周予同说，何炳松曾就出长英大一事征求他的意见。周予同认为，就健康状况和所负的文化责任而言，完成所要完成的史学著作的意义和价值远比做一个大学校长为高，何炳松也颇以为然。但是数天后，他告诉周予同，几天中受到各方面的督促，只有再去努力。周予同认为，何炳松所举的理由都是表面的，生活的艰苦才是他无法以著作家身份自隐的真实原因。周予同的话一语中的。光复以后，何炳松的生活状况反而大不如前。刘百闵等人说他没有房住，医药费成了问题，都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辞去公职，专事著述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他才会在给阮毅成的电报中说：“不得已力疾拜命。”阮毅成：《记何炳松先生》。
1944年12月，教育部易长，这导致了抗战胜利后大规模地撤换大学校长。因此，何炳松的调任，在当时并不是特例。可是，首先不断地委以重任——其实是为其他人的顺利接收打好基础，然后毫无预兆地调任，未免做得有些过分，更何况接任者未必尽孚人望。
在任命公布之后，何炳松与李寿雍曾三次会晤，商谈移交事宜。暨大全体返沪后，教职员总共160余人，李寿雍却仅聘用了其中的30余人。《文汇报》1946年8月14日。这些教师抗战时在内地辛苦办学多年，历经艰辛，一些人甚至有亲人因缺医少药而亡之痛。没想到，胜利后甫一抵沪，绝大多数人即遭解聘。从教育系的例子可见其极端：王秀南说，李寿雍到任后，对原有教授大开杀戒，教育系除他一人被留用外，其余全部被解聘，几经交涉，才补发了遣散费。王秀南：《声教南暨，何校长世泽长存》，《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23页。结果，教师们“对李寿雍不胜愤慨”，引发了影响很大的反李风波。
9月14日，被解聘的教师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首先由俞剑华介绍内迁时的艰苦奋斗情况，继由其他教师发表谈话。张立对李寿雍无理处置抗战中坚持办学的教师表示强烈不满，怒斥他为一个政客，任用私人。邹有华等教师还在《大公报》刊文抨击李寿雍。王大琛等19名教师上书朱家骅，控诉李寿雍不问成绩优劣，任意解聘不愿事敌、随校内迁的教师，反而代之以伪大学教员的行径。李寿雍则以公开信等形式答复对自己的指责，将责任推到已经去世的何炳松身上，说他生前知道此事。为此，何淑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以澄清事实。她说，李寿雍接长暨大后，与何炳松的三次会面她都始终在侧侍奉，内容是移交之事，并未涉及教授资格，李寿雍在报章上的言论不确。她说，李寿雍还曾向她父亲保证，就职后保持原有老教授，绝不任用私人。
暨大学生完全站在了教师一边。学生自治会专门慰问了被解聘的教师们，并向校方要求无条件续聘被解聘的36位教授。王秀南说，一时之间，李寿雍惶惶不安，“当时风声鹤唳，传闻学生蠢蠢欲动，所以李校长自到任以来，纪念周迄未敢召开，以免学生有机可乘”。为了解决争端，教育部曾派员调解，但以失败告终。1946年8月至10月的《文汇报》多次登载了有关情况。
1991年，参加何炳松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的厦门大学张立教授告诉笔者，当年与李寿雍的斗争中，他们得到了新闻界的同情，尤其是著名记者徐铸成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英士大学原来是浙江省立的一所战时大学。抗战中，浙江大学迁出本省，为了解决省内青年就学，浙江省政府决定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农业专门学校等校合并而成英大，是临时设立的战时大学性质。原拟战后浙大迁回本省后，就撤销这所临时大学。未料建校计划上报后，教育部令改为国立，于是成为永久性大学。1943年英大成立，由杜佐周出任校长，先后辗转于丽水、泰顺、瑞安等地办学。苦苦维持到抗战胜利后，位于深山中的英大师生不愿久待，纷纷出山。一部分到了金华，一部分到了温州，人心涣散，矛盾重重，杜佐周力不从心，七上辞呈，终于获准离职，教育部于是任命何炳松继任。
这时的英大，其实一无所有——连校址设在何处都争论不休。据阮毅成说，有人认为陈英士是浙江吴兴人，而他的主要活动在上海，如要设立大学纪念他，校址应设在吴兴或上海。也有人认为上海已有很多大学，而吴兴离上海和杭州很近，新大学应设在没有大学的浙东一带，金华、温州都是适合之地。这一争竟争了近一年。直到1947年4月朱家骅到杭州与浙江省政府商谈此事时，应召与会的英大教职员代表仍然在激烈争执校址问题。经朱家骅当场裁定，学校才决定设于金华，而这时离何炳松逝世已近一年了。
为了这一无所有的大学，何炳松又开始了劳心劳力，他派盛伯梁等人先行去金华，借用当地的空房旧屋，加紧整修，以便早日开学；同时动员返沪的暨大教师去英大任教。由于他的关系，“原受聘暨大的部分名教授如郑振铎等相将入浙”；卓如“因言论进步，遭当局密切注意”，以致无人敢聘，失业在家，并有随时被捕的危险，于是向何炳松求援，遂被英大聘用；金永礼：《十载辛劳，身殉文教》。还聘请王秀南为训导长。1946年7月，戴敦复代表在杭州工作的戚叔含、江之永到中华学艺社看望病中的何炳松。“我看他精神不错，谈兴颇浓”，“并给我们这些老暨大同事发出了聘书”。交谈中，对调任的不快，何炳松只是在片言只语中略微有所透露。中旬，老友金兆梓前来探望，虽然觉得他消瘦脱形，但晤谈半天，神志健朗如昔，于是以为像前两次大病一样，调养一阵就会恢复。谁也没有想到，仅过了10多天，他就遽然辞世。
据1946年8月6日的《文汇报》报道，英大迁往金华之事议定后，经过努力，已在金华的兰溪门外圈地3000多亩，规划为校区；同时，借义乌门外浙江第五监狱100多间房屋，整修后用作临时校舍。何炳松还派员到南京设立迁校办事处，经过几个月的筹划，事情已经大致就绪。原拟8月份学校各部分在南京集中，10月至11月间正式在金华开学，但是因为何炳松的去世，工作陷于停顿。
何炳松逝世后，家属遵其遗嘱将收藏的书籍、瓷器等物悉数捐赠金华师范学校。由于生前不事居积，因此身后萧条，甚至连治丧的费用都是朋友筹集的。为了给家属一点实际的帮助，何炳松的朋友们在《追悼会通启》中直截了当地说：“如荷赙赠，敢求蠲除虚文，概送现金，俾遗族教养，有所藉手。”作为简任一级的国立大学校长，收入已不算低，但窘困如此，德操清介不言自明。
暨大学生与何炳松共同度过了抗战岁月，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关爱，他们对当局撤换校长极为不满。因此，尽管已经举行过有千余人参加的大殓仪式，10月份北大、北师大、暨大、英大、中华学艺社、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10多个学校、社会团体又联合举行了有3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大会，但他们还是决定为自己的校长再举行一次追悼会。12月20日——开学还不到一个月，暨大学生会在第二院礼堂隆重举行了“追悼何故校长柏丞先生大会”，数百名师生出席。会场气氛悲壮肃穆，四壁挂满挽联，诉说着对老校长的敬仰和哀悼：“松应长寿古是艰难今是错炳彪功业梁倾也天道宁论，何必种李前人辛苦后人甜雍容仪态师逝矣我欲无言”；这幅挽联嵌进了何炳松和李寿雍的名字，表达了学生们对何炳松的思念和对李寿雍的反感。“先生来暨大太迟去暨大太早一迟一早且哭且悲，学校离上海在后回上海在前我后我前任劳任怨”。“一个学生社团送了一个无字挽联，既是沉痛哀悼，也是激烈抗议。”黎先耀还为追悼会写了挽歌：“白烛点亮了记忆，眼泪洗湿了花圈。校长你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世界，都不是你所甘愿。你带去的悲怨，成了我们的愤恨……”各学生社团还出了纪念何炳松的壁报。王益治：《从何校长的追思会想起的》；傅以兰：《永恒的哀思》；钱国屏：《校长和学生》；黎先耀：《童游的怀念》，均见《何炳松纪念文集》。
迟到的荣耀
1986年9月，暨南大学举行建校80周年校庆，会上，“许多人都提到何先生，说暨大有今天，不能不想到何炳松”，海内外校友纷纷要求对他作出正确评价，恢复名誉，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对他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徐开垒：《半世纪的忆念》，《厦门日报》1990年1月24日。11月，暨南大学为此事特地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呈送了专题报告。中央统战部对此十分重视，将报告批转浙江省委处理。次年，浙江省决定为何炳松落实政策，并由省财政厅拨专款修复“文革”期间被毁的坟墓。
1986年10月14日下午，暨大上海校友会在上海建国西路第五十五中学礼堂举行了何炳松逝世40周年追思会，100多名来自海内外的校友出席了会议。主席台两侧悬挂着香港《文汇报》主笔金尧如撰写的一副对联：“岂独栽桃植李，让百花齐放，莺歌燕舞；坚持抗日救亡，许诸子自由，虎啸龙腾。”表达了暨大师生对何炳松的深切缅怀和高度评价。会议认为，何炳松因“在解放前逝世，四十年来，其业绩久湮无闻。一代爱国民主教育家，其身后寂寞如此，更令人叹息”。金尧如曾任暨大学生会主席，多年参与学生运动，对何炳松的宽厚有着深切感受。他说：“追昔思今，怎能不为这一代学人、毕生良师发扬业绩和令誉，并激励今之海内外知识分子？”会上，沈炼之、陈科美、王正平、钱今昔、褚绍唐、蒋风、金尧如等当年的暨大师生“在发言中一致颂扬何炳松先生在抗日时期的艰难困苦中主持暨大工作，坚持爱国立场的高风亮节，提倡兼容并蓄的学术自由和爱护学生的民主活动”。与会者特别回忆了他在上海沦为孤岛时凛然反对敌伪的爱国立场，断然拒绝放假庆祝汪伪政权的成立；日军侵占租界时，庄严宣布立即停课，毅然将暨大内迁。他们认为，“应该对何炳松校长在学术和教育上的功绩、在爱国民主事业上的影响作出肯定的评价”。会上，华东师大史学所代表表示，决定对何炳松学术思想和著作进行系统研究，并编纂出版其选集。暨大校友们还决定集资重修何炳松故居和坟墓。金尧如：《治学毕生，高风亮节——暨大上海校友追思故校长何炳松先生集会侧记》，香港《文汇报》1986年12月25日第3版。
当时，位于金华市婺城区新狮乡瓦窑铺的何炳松坟墓已经破败不堪：墓碑残缺不全，字迹剥蚀，整座坟墓完全没于榛莽之间。在浙江省委的关心下，地方政府重修了颓圮的何炳松墓。墓的周围遍植松柏，正前方是重新镌刻的由他幼年老师钱智敏撰写的墓志铭；两边是谢海燕撰写并手书的墓联。正联是：“德操播青史，教泽衍瀛寰”；边联是：“高风歌亮节，劲骨凌岁寒”。
此时，年久失修的何炳松故居也已破败不堪，海内外校友闻讯后，纷纷捐款以助重建，他早年的学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以及刘海粟都为新建后的故居题了字。
稍后，何炳松的著述在海峡两岸分别出版。198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司琦编纂的《何炳松校长文集》；稍后，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何炳松论文集》，中华书局重版了《浙东学派溯源》，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何炳松纪念文集》。
1990年10月，是何炳松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久被湮没的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商务印书馆、金华市第一中学、暨大上海校友会和新加坡校友会联合召开了“何炳松学术讨论会暨百岁诞辰纪念会”，近30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及暨大校友出席了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的盛会，70多名代表还专程赴金华瞻仰了何炳松故居并举行谒墓仪式。会上，代表们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何炳松的学术成就和对我国教育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深情地回忆了他出长暨大11年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尽瘁教育、爱生如子的感人事迹。
上海、浙江两地的新闻媒介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电台、电视台、报刊迅速作了报道。《暨南学报》还辟专栏刊登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等人的系列论文，论述了何炳松一生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因故未能与会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人陆续发表了纪念文章。会议决定继续对何炳松的学术进行研究。几年后，五卷本的《何炳松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集》基本辑了他的全部著述。
2002年，因金华市政建设的需要，何炳松故居被拆迁。年近八旬的何淑馨女士毅然决定将自己所得的巨额补偿款捐献给家乡的浙江师大，设立“何炳松研究基金”，用来奖励优秀师生。这种来自社会、回馈社会的行为符合其父遗风，如果何炳松九泉有知，一定会深为赞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