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本书的最后一行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好歹算是完成了一项工作。
十年前，笔者不自量力地接受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交付的《张岱评传》的写作任务。正式接触张岱后，难度远比原来设想的为大：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氏著作大多只有手稿本或抄本存世，而其著述数量之多、门类之杂，更为开始时所未料及。仅是搜集（抄录或复印）张岱的存世著作，我就断断续续花去了近七年时间。特别是其煌煌巨著《石匮书》及其《后集》，共达284卷，为复制、互校，先后在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花费了大量时日。幸而近年时间比较集中，为收集、校勘张岱著作及相关材料，先后出差到北京、上海、绍兴、杭州、南京等地十馀次，其中经过，难以尽述。然遍读张岱著作，我深切认识到，并没有枉费这些年所花去的精力：因为张岱实在是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大师级人物。在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史上，他确有其卓越而不同寻常的重要地位。
本书从立项到完稿，转眼间已近十年：《张岱诗文、著作编年》（本书未收入）和《年谱》初稿写于1991年，最后一章则完成于今年暑假。“难产”如此，自己亦觉然。除了自己才思迟钝、写写停停的主观因素外，搜集材料过程中的几次不顺利以及因电脑出毛病而返工两章，也大大影响了进度。故在本书付印之际，我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诸位先生：他们容忍了我为尽可能全面搜集材料而迟迟未能交出书稿。
巩本栋教授、蒋广学教授、张宏生老师对本书的写作十分关心，给予了许多帮助，并仔细审阅了书稿，令人感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裳先生：经何满子先生介绍，他允我借抄了极为珍贵的张岱诗集手稿，不仅补足了凤嬉堂抄本《张子诗秕》所删略的全部诗作，核校了抄本异文，藉此弄清了有关张岱生平的一些细节问题；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对照手稿，对鲁迅先生“清人刻书而古书亡”的名论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有时一首诗，经清人一改，意思全失甚或相反。这使我深感治明清之际的文史，第一大难题就是所用资料的版本问题。尽可能地以手稿或早期抄本为依据，运用第一手材料细加比勘，这是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极力追求的目标；但本书尚未完全做到，但愿以后能做得更好于此。
我还是特别感谢鲍恒学兄，1997年他同我一同为收集有关张岱的资料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对张岱诗文研究有素，其建设性的意见对我颇有启发。本书第七章第二节“张岱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为鲍兄撰写，承其应允收入，特志于此并表谢忱。
国家图书馆孙学雷女士、南京图书馆曹红军先生以及杜志军先生、陈建设先生、周群先生、王华宝先生、谢秉洪先生、胡可先先生等，或为提供资料方便，或提出宝贵意见；国家教育部古委会对我从事张岱研究立项提供了经费支持，安徽大学科研处对这项研究亦十分关心；研究生刘彭冰、吴新苗校对了部分稿件；责任编辑俞润生先生无私奉献，做了极为细致的工作；82岁高龄的何满子先生欣然赐序，令人感动。在此，谨一并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仅是对张岱其人其学的初步探索，限于水平，错误、缺失在所难免，恳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胡益民
2001年10月10日于安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