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1月18日
话题转到一般女诗人。莱贝因大夫提到，在他看来，妇女们的诗才往往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性欲而出现。歌德把眼睛盯住我，笑着说：“听他说的，‘精神方面的性欲’！大夫怎样解释这个道理？”大夫就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确地表达了我的意思，但是大致是这样。一般说来，这些人在爱情上不如意，于是想在精神方面找到弥补。如果她们及时地结了婚，生了儿女，她们就绝不会想到要做诗。”
歌德说：“我不想追究你这话在诗歌界有多大的正确性，但是就妇女在其他方面的才能来说，我倒是经常发现妇女一结婚，才能就完蛋了。我碰见过一些姑娘很会素描，但是一旦成了贤妻良母，要照管孩子，就不再拈起画笔了。”
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不过我们的女诗人们尽可以一直写下去，她们爱写多少诗就写多少诗，不过只希望我们男人们不要写得像女人写的一模一样！这却是我不喜欢的。人们只消看一看我们的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很软弱，而且日益软弱……”
我提起光看这些“母题”就和读诗本身一样使我感到很生动，不再要求细节描绘了。
歌德说：“你这话完全正确，情况正是这样的。你由此可以看出母题多么重要，这一点是人们所不理解的，是德国妇女们所梦想不到的。她们说‘这首诗很美’时，指的只是情感、文词和诗的格律。没有人梦想到一篇诗的真正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上，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成千上万的诗篇就是根据这种看法制造出来的，其中毫无母题，只靠情感和铿锵的诗句反映出一种存在。一般说来，半瓶醋的票友们，特别是妇女们，对诗的概念认识是非常薄弱的。他们往往设想只要学会了做诗的技巧，就算尽了做诗之能事，而自己也就功成业就了，但是他们错了。”
雷姆老师进来了，莱贝因告别了，雷姆老师就和我们坐在一起。话题又回到上述塞尔维亚爱情诗的一些母题。雷姆知道了我们在谈什么，就说按照上文歌德所列的母题不仅可以做出诗来，而且一些德国诗人实际上已用过同样的母题，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在塞尔维亚已经有人用过。他还举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为例，我也想起在阅读歌德作品过程中曾遇见过一些用这类母题的诗。
歌德说：“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境往往会受到多数人的重视，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谈恋爱，动感情，那么，某个诗人做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
雷姆说：“正是这种生活和情感的类似才使我们能懂得其他民族的诗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读起外国诗歌来，就会不知所云了。”
我接着说：“所以我总是觉得一些学问渊博的人太奇怪了，他们好像总是在设想，做诗不是从生活到诗，而是从书本到诗。他们老是说，诗人的这首诗的来历在这里，那首诗的来历在那里。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发现莎士比亚的某些诗句在古人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过，就会说莎士比亚抄袭古人！莎士比亚作品里有过这样一个情境：人们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都庆贺称她为女儿的双亲和将要把她迎回家去当新娘的年轻男子。这种情境在荷马史诗里也见过，于是莎士比亚就必定是抄袭荷马了！多么奇怪的事！好像人们必须走那么远的路去找这类寻常事，而不是每天都亲眼看到、亲身感觉到而且亲口说到这类事似的！”
歌德说：“你说得对，那确实顶可笑。”
我说：“拜伦把你的《浮士德》拆成碎片，认为你从某处得来某一碎片，从另一处得来另一碎片，这种做法也不比上面说的高明。”
歌德说：“拜伦所引的那些妙文大部分都是我没有读过的，更不用说我在写《浮士德》时不曾想到它们。拜伦作为一个诗人是伟大的，但是他在运用思考时却是一个孩子。所以当他碰到本国人对他进行类似的无理攻击时就不知该如何应付。他本来应该向他的论敌们表露得更强硬些，应该说：‘我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那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瓦尔特·司各特借用过我的《哀格蒙特》中的一个场面，他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他运用得很好，值得称赞。他在一部小说里还模仿过我写的蜜娘(另译迷娘，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中的意大利少女，被强盗抢到德国，威廉·麦斯特救了她，她为他唱了3首很着名的短歌)的性格，至于是否运用得一样高明，那却是另外的问题。拜伦所写的恶魔的变形，也是我写的靡非斯托夫的续编，运用得也很正确。如果他凭独创的幻想要偏离蓝本，就一定弄得很糟。我的靡非斯托夫也唱了莎士比亚的一首歌。他为什么不应该唱？如果莎士比亚的歌很切题，说了应该说的话，我为什么还要费力来另作一首呢？我的《浮士德》的序曲也有些像《旧约》中的《约伯记》，这也是很恰当的，我应该由此得到的是赞扬而是不谴责。”
歌德的兴致很好，叫人拿来一瓶酒，斟给雷姆和我喝，他自己却只喝马里安温泉的矿泉水。他像是预定今晚和雷姆校阅他的自传续编的手稿，用意也许是在表达方式上做些零星的修改。他说：“爱克曼最好留在我们身边听一听。”我很乐意听从这个吩咐。歌德于是把手稿摆在雷姆面前，雷姆就朗读起来，从1795年开始。
今年夏天，我已有幸反复阅读而且思考过这部自传中未出版的、一直到最近的部分。现在当着歌德的面来听人朗读这部分，给了我一种全新的乐趣。雷姆在朗读中特别注意表达方式，让我有机会惊赞他的高度灵巧和词句的丰富流畅。但是在歌德方面，所写的这个时期的生活又涌现到他脑海里，他在纵情回忆，想到某人某事，就用详细的口述来填补手稿的遗漏。这个夜晚真令人开心！歌德谈到了当时一些杰出的人物，但是反复谈到的是席勒，从1795年到1800年这段时期，他和席勒的交往最密切。他们两人的共同事业是戏剧，而歌德最好的作品也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威廉·麦斯特》脱稿了，《赫尔曼与窦绿苔》也接着构思好和写完了，切里尼的《自传》、替席勒主编的刊物《时神》翻译出来了，歌德和席勒合写的《讽刺短诗集》也已由席勒主编的《诗神年鉴》发表。这两位诗人每天都少不了接触。这一切都在这一晚上谈到，歌德总有机会说出最有趣的话来。
在他的作品之中歌德还提到：“《赫尔曼与窦绿苔》在我的长诗之中是我至今还感到满意的惟一一部，每次读它都不能不引起亲切的同情共鸣。我特别喜爱这部诗的拉丁文译本，我觉得那使它显得更高尚，仿佛回到了这种诗的原始形式。”
他也多次谈到《威廉·麦斯特》。他说：“席勒责备我掺杂了一些对小说不相宜的悲剧因素。不过我们都知道，他说得不对。在他写给我的一些信里，他就《威廉·麦斯特》说过一些最重要的看法和意见。此外，这是一部最不易估计的作品，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有一把打开它奥秘的钥匙。人们在寻找它的中心点，这是难事，而且往往会导致错误。我倒是认为把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在眼前，这本身就有些价值，用不着有什么明确说出的倾向，倾向毕竟是诉诸概念的。不过人们如果坚持要有这种东西，他们可以抓住书的结尾处弗列德里克向书中主角说的那段话。他的话是这样的：‘我看你像你基士的儿子扫罗。基士派他出去寻找你父亲的一些驴子，却找到了一个王国。’只需抓住这段话，因为事实上全书所说的不过一句话，人尽管干了些蠢事，犯了些错误，由于有一只高高在上的手给他指引道路，终究会达到幸福的目标。”
接着谈到了近50年来普及于德国中等阶层的高度文化，歌德把这种情况归功于莱辛的较多，归功于赫尔德尔和维兰的较多。他说：“莱辛的理解力最高，只有和他一样伟大的人才可以真正学习他，对于中村，他是个危险的人物。”他提到一个报刊界人物，此人的教养是按照莱辛的方式形成的，在上世纪末也扮演过一种角色，可是扮演的是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因为他比他的伟大的前辈差得太多了。
歌德还说：“整个上区德国的文风都要归功于维兰，上区德国从维兰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其中表达妥帖的能力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