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缓与急
急事须缓行，缓事须急办。
在日常工作中，人们手头往往不可能只有一件事情需要做。千头万绪，从何人手，这就要分清事情的缓急。有些事情放一放，还来得及，则没必要急于去做；有的事情很急，就必须立即去做。
《孔子家语·贤君》中有这样一句话：“政之急也，莫大于使民富且寿也”。意思是说：国家最急迫的事，莫过于让人民富裕和长寿了。作为普通人，无论你是经商做买卖，还是料理家务，也有个缓与急的问题。哪件事必须抓紧办，哪件事可以再等等，要分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缓急，结果，往往是该办的没办好，不该办的却提前办了，办了又没有用。
凡事有急有缓，分清缓急，关键在于把握机会。王安石在《上蒋侍郎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急、缓的论述，他说：“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进，谓之缓，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意思是：时机未成熟就进叫急躁，由于急躁，事情没有考虑周全就动手，结果必定迷惑难以成功；时机成熟却不进叫缓慢，缓慢则错过时机，结果必定事与愿违。所以说，办事情，用老百姓的话说，必须看清火候，急不一定就好，缓，不一定就不好。
儒家学者一直认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君子，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千万不可以轻浮急躁，因为如果有轻浮的举动，急躁的个性，就会把事情办得一团糟，从而使自己困惑烦恼，这样自然就会失去悠闲宁静的趣味。
王阳明说：隐伏很久的鸟，飞起来会飞得很高；开得早的花，也必凋谢得早。一个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必须学会等待时机，不能因为眼下的处境地位不如意而丧志，不能因时间的消磨而灰心，人只要明白急于崭露头角难成气候，急功近利不足成大事的道理，就可以避免怀才不遇的忧虑。只有守正待时，善于抓住机会而志向坚定者才可迈向成功之路。
唐代京城中有位窦公，聪明伶俐，极善理财，但他却财力绵薄，难以施展赚钱本领。他在京城中四处逛荡，寻求赚钱门路。某日来到郊外，却见青山绿水，风景极美。有一座大宅院，房屋严整，一打听，原来是一权要官宦的外宅。他来到宅院后花园墙外，但见一水塘，塘水清澈，直通小河，有水进，有水出，但因无人管理，显得有点零乱肮脏。窦公心想：生财路来了。水塘主人觉得那是块不中用的闲池，就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他。
窦公买到水塘，又凑了些钱，请人把水塘砌成石岸，疏通了进出水道，种上莲藕，放养上金鱼，围上篱笆，种上玫瑰。
第二年春，那名权要宦官休假在家，逛后花园时闻到花香。到花园后一看，直馋得他流口水。窦公知道鱼儿上钩了，立即将此地奉送。
这样一来，两人成了朋友。一天，窦公装作无意地谈起想到江南走走，宦官忙说：“我给您写上几封信，让地方官吏多加照应。”
窦公带了这几封信，往来于几个州县，贱买贵卖，又有官府撑腰，不几年便赚了大钱，而后又回到京师。
他久已看中了皇宫东南处一大片低洼地。那里因地势低洼，地价并不贵。窦公买到手之后，雇人从邻近高地取土填平，然后在上面建造馆驿，专门接待外国商人，并极力模仿不同国度、不同房舍形式和招待方式。所以一经建成，便顾客盈门，连那些遣唐使们也乐意来往。同时又辟出一条街来，多建妓馆、赌场甚至杂耍场，把这条街建成“长安第一游乐街”，日夜游人爆满。不出几年，窦公挣的钱数也数不清，成了海内首富。
窦公为了钓到宦官不惜血本做钓饵，又耐性极好，鱼儿上了钩竟然浑不自觉。他的这种技巧乃“放长线，钓大鱼”。
善于放长线、钓大鱼的人，看到大鱼上钩之后，总是不急着收线扬竿，把鱼甩到岸上。他会按捺下心头的喜悦，不慌不忙地收几下线，慢慢把鱼拉近岸边；一旦大鱼挣扎，便又放松钓线，让鱼游窜几下，再又慢慢收钓。如此一收一弛，待到大鱼筋疲力尽，无力挣扎，才将它拉近岸边，用提网兜拽上岸。人情操纵也是一样，如果追得太紧，别人反而会一口回绝你的请求，只有耐心等待，才会有成功的喜讯来临。
司马懿歼灭辽东叛军主力后，立即对襄平实行了四面包围，使公孙渊成了瓮中之鳖。当时，“正值秋雨连绵，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围城的魏军“皆在水中，行坐不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不但没有乘势一鼓作气拿下襄平，相反，却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魏军的一些将领，纷纷劝说司马懿将营寨移到“高处”，以避雨水。司马懿却一概拒绝，并郑重声明：“如再言移营者斩！”后来，右都督仇连冒死前来劝谏司马懿，司马懿一怒之下，斩了仇连，“于是军心震慑”。
应当说，司马懿劳师远袭，利在速战，力避持久。谁知，这位司马太尉此时竟一反惯例，既不移营避雨，却又围而不打。于是，便有人向他提出，过去“太尉攻上庸之时，兵分八路，八日赶至城下，遂生擒孟达而成大功”，今天“带甲四万，数千里而来，不令攻打城池，却久居泥泞之中”，不知是何“主意”？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对这两次作战做了一番发人深省的比较，他说：“昔孟达粮多兵少，我粮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战；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胜。今辽兵多，我兵少，贼饥我饱，何必力攻？正当任彼自走，然后乘机击之。”于是，他一面加紧催运粮草，一面“又令南寨人马暂退二十里”，纵城内军民出城“樵牧”，直到雨过天晴，方挥军攻城。这时城内粮草已尽，部队斗志涣散，“人人怨恨，各无守心”，并且还有人“欲斩渊首，献城归降”。在这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公孙渊连夜逃出南门，径往“东南而走”。但司马懿早在途中设下了伏兵，公孙渊父子双双被擒。
可见，用兵施术贵在从实际出发。当初，司马懿日袭孟达，是处于蜀军正向曹魏大举进攻而孟达乘机起兵谋反的紧急时刻，如果不能很快消除这场叛乱，孟达一旦与西蜀形成呼应之势，那对曹魏的影响就很大了。因此，当时平叛如救火，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再者，如同司马懿所说，平孟达时，“我粮少兵多”，又没来得及奏请魏主，后勤保障问题自然显得非常突出，若不能以突然的方式歼灭叛军，就会陷入被动之中。而平定辽东一战，是奉命兴师，不仅准备充分，而且后勤保障畅通，加之司马懿的计划是“百日”作战，因此，冒雨攻城，利少弊多。公孙渊被困在城中，天雨连绵，外援截断，时间一久，叛军兵多粮少，自然会人心动摇，发生内讧。这时，司马懿变“围而不打”为“围师必阙”，必然事半功倍。
这则故事说明，无论是身处商场，还是身处战场……必须做到“可急则乘，利缓则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