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到处都有感动，都有美丽的风景，而忙碌的心却让这些珍贵的东西悄然流失了。何不放慢自己的脚步，想一想即将到来的春天、美丽的花朵和我们纯真的孩子。
死前要做的五十件事
温迪·斯瓦洛·威廉姆斯
几周前，我跟着一位朋友走进一家艺术用品商店。我发现他要了水彩颜料，这令我很纳闷，因为他不是画家。
“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水彩画学习班，下周就开课了。”他腼腆地说，“我真没有时间，但它是我所列的死前要做的50件事之一，所以我得去做。”
这听起来很有趣。“其他还有什么？”我问。
“什么都有。”他说，“每过几个月我都看看那张单子，来决定下一步该集中精力干什么。列单子之前，我总是为生活中损失的一切而伤感，现在我开始埋头实干了。”
“什么时候能让我看看你的单子？”我问。
“恐怕很难，”他说，“那会泄露关于我的很多东西。列出你自己的单子，你就会明白的。”
于是当晚我就列了一张单子，囊括了所有对我至关重要的内容，也流露出了自己对实现这些美梦的渴望。
仅仅列出这张单子就帮我理清了轻重缓急。我很快填出了前20件，但随后就开始细心斟酌了。最后我加上了向往多年的项目，年轻时就背负的梦想，以及初闻就在我心中产生共鸣的事情。
首先，我想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去旅行。尤其是现在，孩子们都已长大，我想与孩子们完成10次旅行。
我吃惊地发现单子上有些事情需要马上去做。例如，如果我想学开压路机，就得在50岁之前开始。
当然，有些项目可以推迟到上了年纪时去干。我醉心于花草园艺，但现在抚养孩子、业务缠身的我难有闲暇来侍弄玫瑰。
某一天我想致力于一家医院婴儿室的志愿者工作。我还愿与青年们共事，指导年轻人，或去本地的高中服务，看来我也许需要考虑为一年一度的学校义卖会而学会做烧烤。
有些项目令人生畏，因为它们意味着某种兢兢业业的投入。我想在世时出版一部小说，想攻读哲学博士，还想学绘画，并想用钢琴弹出四重奏。如果我打算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勤于笔耕并手不离琴。
单子上的愿望我并不可能一一实现。有些事情非我能力所及，例如新西兰之行，以及最终也不会在我余生中成真的事情，比如拥有一匹良驹。然而，我发现我已经为许多这样的妄想构筑了框架，而且如果我今天把它们定为目标，那么明天设法使部分“成真”也并非毫无可能。
像我的朋友那样，现在我有了发泄不满的替代物。当我对生活感到厌倦时，就拿出那张单子。我也许会去函索取旅游小册子，或者在后院拿出画笔涂抹上一个小时，尽量把树林画得像模像样。
我不知道孩子们和我怎样才能去非洲，但如果它确实重要，我肯定会找出一个方案。他们中的一个也许长大后当了一名动物学家；或者我也许成为一名生态作家，因公被派往那儿；或者我们也许只需每星期都攒上几美元，直到够用为止。
我的一位表姐曾把一大串趣事变为现实。她曾对我说，关键在于筹备，这样生活就会神奇地运转。“如果你想让你的轮船开进来，就必须建一个码头。”她说。
多亏那张单子，我正在动工修建码头呢！
放慢生活的脚步
艾丽斯
当我和4岁的儿子走到街边准备过马路时，突然听到汽车轮胎刺耳的嘶叫声。一辆失去控制的轿车飞速向我们直冲过来，这时我们已来不及躲闪，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千分之一秒内。
轿车撞到了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隔的人行道上。那辆红色轿车的影像永远都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其实当时我并不确知那辆车距离我们有多近，在最后的一刻我将身体背转了过去，但那辆车真的就停在了我们跟前。人们都停下车来询问我和儿子的情况。
“车没有撞到我们。”我从巨大的惊吓中醒过神来，连忙对周围关注的人们说道，好像他们看不到我与儿子毫发无伤一样。
接着我蹲下身，将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妈妈，那辆车刚才差点儿朝我们开过来。”儿子声音清朗地说道，手里仍然握着那只上午在幼儿园用纸折成的小猫。他完全不了解一辆时速50公里、重达一吨的汽车冲过来时，会对他造成怎样的伤害。他头脑中的观念显然并不属于这个现实且残酷的世界，动画片使他深信某个人身处危难时，一定会有神勇英雄从天而降，使人摆脱险境。
我走到那辆轿车前，里面坐着一位60多岁的妇女，双手仍然握着方向盘。
“你还好吗？”我问她，言下之意是说：你差点撞死我和我儿子，你知道吗？
“有一辆车在我面前突然转弯，我的车失去了控制……”她开口说道。
那天的事发生之后，我在家中的院子里种了一百多株球茎花卉——蝴蝶花、藏红花和水仙花，它们在寒风料峭的早春就会奇迹般地绽放，一位作园艺师的朋友把它们称作“与未来的契约”。我告诉丈夫我爱他，并写了三封迟到的感谢短笺。我还思考了很多有关生活中的危险与匆忙之间的关联。
无疑那位差点撞死我们的老妇人当时行色匆忙，好像她是想赶上一个路口的绿灯。而那位突然开车转弯的司机肯定也是在赶时间，才会冒险如此横冲直撞。
而我自己也并不是全无责任。由于每日忙碌的生活，我想节省下两分钟，就没有多走半条街到十字路口去过斑马线，而是想在中途横穿马路，结果却险些葬送我与儿子两条性命。
平日我并不是轻易冒险的人。就在一周前，我刚结束9天的旅行，从日本回来，飞越了25万多公里，其间转过6趟班机，经历了6次飞机的起落，有12次机会成为晚间新闻的头条。那次的旅行是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但由于那几经周折的长途飞行的危险性，当时我几乎把机票寄回去。
此刻我不禁在心中想着飞行25万多公里都安然无恙的我，却差点死在离家只有两条街的地方；想着儿子幼小的生命几乎就此被夺走；想着我的丈夫险些要同时面对两个至爱亲人的丧生，而这一切仅仅源于无谓的匆忙。
如今我决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想一想即将到来的春天、美丽的花朵、我们纯真的孩子以及我们与未来的契约。
活着为的什么
F。奥斯勒
生活的真谛并不神秘，幸福的源泉大家也都知道，只是常常忘了——这才真有点奥妙。
故事是由一个守墓人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一连好几年，这位温和的小个子守墓人每星期都收到一个不相识的妇人的来信，信里附着钞票，要他每周给她儿子的墓地放一束鲜花。后来，有一天，他们照面了。那天，一辆小车开来停在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来到守墓人的小屋，说：“夫人在门口车上，她病得走不动，请你去一下。”
一位上了年纪的孱弱的妇人坐在车上，表情有几分高贵，但眼神已哀伤得毫无光彩。她怀抱着一大束鲜花。
“我就是亚当夫人，”她说，“这几年我每礼拜给你寄钱……”
“买花。”守墓人叫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今天我亲自来，”亚当夫人温存地说，“因为医生说我活不了几个礼拜了。死了倒好，活着也没意思了。我只是想再看一眼我儿子，亲手来放这些花。”
小个子守墓人眨巴着眼睛，没了主意。他苦笑了一下，决定再讲几句。
“我说，夫人，这几年您老寄钱来买花，我总觉得可惜。”
“可惜？”
“鲜花搁在那儿，几天就干了。无人闻，无人看，太可惜了！”
“你真这么想？”
“是的，夫人，您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跑医院孤儿院，那儿的人可爱花了。他们爱看花、闻花。那儿都是活人。可这儿墓里哪个活着？”
老妇人没有作答。她只是又小坐了一会儿，默默祷告了一阵，没留话便走了。
守墓人后悔自己一番话太率直、太欠考虑，这会使她受不了。
可是几个月后，这位老妇人又忽然来访，把守墓人惊得目瞪口呆：她这回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把花都送给那儿的人们了。”她友好地向守墓人微笑着，“你说得对，他们看到花可高兴了，这真叫我快活！我病好了，医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自己明白，我觉得活着还有些用处！”
不错，她发现了我们大家都懂得却又常常忘记的道理：活着要对别人有些用处才能快活。
一个家庭的遗产
琳达·里弗斯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项影响他人一生的决定，当这一抉择到来时，曾在我父亲眼中出现的骄傲，又闪现在我女儿眼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5年那炎热的夏天，妈妈突然死于一种医学上都无法解释的疾病，时年仅36岁。当天下午，一位警官拜访了我父亲，征得爸爸同意，医院将要取出妈妈的主动脉膜及眼角膜。我几乎完全被眼前这一事实击昏了，医生要解剖妈妈，把妈妈身体的一部分移到别人身上！我这样想着，冲出屋子，眼泪夺眶而出。
那时我14岁，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把我深深爱戴的人割裂开来。但爸爸却对那位警官说：“好吧。”
“你怎么能让他们那样对待去世的妈妈，”我冲着爸爸哭喊着，“妈妈完整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应该让她完整地离开这个世界。”
“琳达，”爸爸温和地对我说，用手臂环绕着我，“你能献给人类的最好礼物就是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你妈妈和我很早以前就决定了，如果我们死后能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好的影响，那么我们的死也就有意义了。”
那天，爸爸给我上的这堂课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数年过去了，我结了婚，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1980年，爸爸患了严重的肺气肿，就搬过来和我们一同生活，在以后的6年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讨生与死的问题。
爸爸高兴地告诉我他去世后，不管怎样都要将身体的一部分捐献出去，特别是要捐献眼睛。“视觉是我能给予别人的最好的礼物，”爸爸说，“如果能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恢复视力，使他也能像温迪那样画马，那对这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幸福和激动啊！”
温迪是我的女儿，一直都在画马，还曾多次获得绘画奖。
“想象一下，如果盲童像温迪一样能够绘画，那么做父母的该多么自豪啊。”
爸爸说：“如果我的眼睛能使盲人实现绘画的愿望，那么你也会感到骄傲的。”我把爸爸的话告诉了温迪，温迪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紧紧地拥抱着外祖父。她当时不过14岁——与我被告知要捐献母亲器官时的年龄相同，可是我们两人又是多么不相同啊！
爸爸于1986年4月11日去世了，我们按照他生前的愿望捐献了他的眼睛。三天后，温迪对我说：“妈妈，我为你替外祖父做的这件事感到骄傲。”
“这怎么能使你骄傲呢？”我问。
“您当然值得骄傲，您想过吧，什么也看不见该是多么的痛苦，我死的时候也要像外公那样把眼睛捐献出去。”
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爸爸付出的不只是眼睛，他捐献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闪现在温迪眼睛里的骄傲。
当我怀抱着温迪时，我几乎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捐献说明书上签名才不过两个星期。
我的美丽、聪明的温迪在路上骑马时，被一辆卡车撞成重伤。当我看着捐献书时，温迪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闪现：您想过吗？什么也看不见该是多么的痛苦。
温迪去世后三个星期，我们接到一封来自俄勒冈州狮城眼库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里弗斯先生、里弗斯夫人：我们想让你们知道，眼角膜移植手术获得了成功，现在两个双目失明的盲人又重见天日了，他们视觉的恢复象征着对你们女儿的最好纪念——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分享了她的美丽。
不管走到哪个州，我似乎都会看到，一个接受捐献的人对马有了新的爱好，并能够坐下来画马。我想我知道那个捐献的人是谁，那一定是金发碧眼一生都在绘画的可爱的姑娘。
播种生命
舍伍德·安得烈
这生命的种子，伴随着老人无穷尽的爱，深深地埋进了土里。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农夫们买卖的吆喝，孩子们朗朗的叫声，星期六热闹的集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小镇平凡的生活。
海奇·哈齐森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镇农夫，粗糙而矮小。他的农场位于飞奔路，离小镇大约3英里。虽然那是个规模不大的地方，但是海奇却管理得井井有条，收成也很不错，在沿路大大小小的农场中远近闻名。
海奇的农场很显眼。小房舍总是粉刷一新，果园里的果树都刷上了白白的过冬石灰，谷仓和小栅都修葺一新。人们总是说，凡是属于海奇的区域总是那么干净宜人。
生活中，年近七旬的海奇几乎什么都姗姗来迟。他的父亲在内战中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残留的日子完全是在海奇的赡养下度过直到去世。海奇是个独子，因为家庭的变故直到快50岁时才同一个矮小的40岁的女教师结婚。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唯一的儿子威尔·哈齐森，虽然也很矮小，但是相当强壮。威尔在镇上读书时是全球队里的投手，他快乐、聪明、机警，是个令人喜爱的小伙子。威尔在镇上读完高中，然后去了芝加哥的一所艺术学校。威尔在芝加哥就像他小时候一样，处处受人欢迎，他相貌英俊、率直、天真、人缘好，艺术学校的女孩们都喜欢他。
海奇夫妇不爱和邻里来往，也不喜欢闲逛。午后或夏日的夜晚，海奇夫妇常坐在一起长谈，而主题永远是儿子威尔，威尔是这对老夫妻生活的全部，是他们生活的支柱。除此之外，他们只知道埋头苦干。从黎明的破晓到傍晚的黄昏，有时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这对老夫妻在晚饭后就下田开始劳作。
有熟人到农场时，老夫妻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和他坐坐，会大声地说他们又收到一封信，因为威尔是每个星期都写信给他们的。矮小的妻子跟在海奇的后面跑过来。“我们收到了另一封信。”海奇大声欢叫。他的妻子也是如此气喘吁吁，也重复着：“先生，我们收到一封信。”他们会立即拿出信，大声地读着。
春天的一个夜晚，老夫妇接到一份电报，电报里说威尔因车祸身亡。事件的经过很模糊：大概是和几个年轻的朋友喝了一点酒后，不知怎么回事，在回去的路上翻了车。威尔就这样不幸身亡。看过电报后，老海奇穿着一套可爱的白色长睡袍，沐在洁白的月光里，没说一句话，远处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门又砰的一下关上了，房子里没有传出一丝声响。
后来，大概过了10分钟也许是半小时，两个白色的身影从海奇·哈齐森的屋子里慢慢地走出来，朝谷仓而去。那个白天，海奇已犁了一整天的地，他几乎犁完了谷仓附近的田地。那谷仓的田地被犁得整整齐齐，在皎洁的月光下散发着深深的泥香……
两个人影随即又出了谷仓，下了地。老海奇拉着一台玉米播种机，而他的妻子拎着一袋玉米种子，在这皎洁的月光下，在得知儿子噩耗的夜里，他们俩又开始播种玉米。
这是一番让人不寒而栗、让人心碎的情景：他们俩都是身着白色的睡袍，开始一垄一垄地撒着玉米粒，平静而自然地重复着每一个细小动作。而在每一垄的尽头，他们都在篱笆旁肩并肩地跪着，沉默好大一会儿。在洁白的月光下，犹如两尊动人的雕塑。这一切都那么有序，这一切都在寂寞无声中进行。
那是人与土地之间的融合，无声的哭喊被他们深深地埋入了地下，生命的种子也被他们深深地植入了土地中。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人去看望他们并安排把死去的威尔带回来时，他们都平静得出奇，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东西。他们有农场，他们有土地，他们有玉米，他们仍有威尔的信。
掀起帷幔
戴维·兰勃纳
我们公司在曼谷。某日傍晚时分，董事长派给我一个临时任务：第二天出差陪一位重要的商人到泰国北部的观光胜地游览。
我瞪着眼看着乱七八糟的办公桌，闷声不响，气得七窍生烟。虽然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每星期工作七天，桌上一摞摞的文件说明我仍有大量积压的工作。我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把文件理清呢？”
第二天大早，我跟一位衣着讲究、彬彬有礼的男子会合。坐了一小时飞机以后，我们挤在几百名观光客之中，游览名胜，直到黄昏。那些观光客大多数都背着照相机，到处抢购纪念品。我仍记得自己当时觉得那些俗客很可笑。
那天晚上我和客人乘一辆小型巴士去吃晚餐，并观看一场以前看过多次的表演。他和其他游客闲聊的时候，我在黑暗中和坐在前面的男人礼貌地交谈起来。他是比利时人，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的头总是奇怪地侧着，而且一动不动，好像正在沉思似的。后来我看到他那根灰色的手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失明的。
这个人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因意外事件眼睛瞎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不单独旅行。他大概六十七八岁，已经掌握了无视觉旅游技巧，懂得利用健全的另外几种感官在心里勾画景象。
他转过脸来看我，慢慢地伸出一双软绵绵的手，轻摸我的脸，我后面有个人扭亮了一盏灯，于是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面容。他有一头浓密的银发，面容清癯，神情坚毅，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模糊不清。“晚餐时我可以坐在你身旁吗？”他问，“假如你肯稍微描述你看到的东西，我会很感激。”
“很乐意效劳。”我回答。
我的客人和他新交的朋友在前面迈步走向餐厅，那盲人和我夹在一长串游客中间跟随。我抓住他的手肘引导他，他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脚步，昂首挺胸，倒好像是他在为我带路。
我们找到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等候饮料时，他说：“这音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似乎不合调，不过确有迷人之处。麻烦你形容一下乐师。”
舞台一侧有五个男人在为这场表演作暖场演奏，可是我从前一直没注意他们。“他们盘腿坐在那里，穿宽松的白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黑裤。扎鲜红腰带。三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人。有一个人在敲小鼓，另一个人在弹一个木制的弦乐器，其余三个人用弓拉奏一种大提琴形的小乐器。”
他微笑了。“这些小乐器是用什么造的？”
我再细看了一下，“木头，不过球形的共鸣箱是用整个椰子壳造的。”我说，同时竭力压制自己的惊奇。
灯光逐渐暗了，他又问：“其他游客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国籍、肤色和体形的都有。穿得讲究的没几人。”我低声说。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聚精会神听我说话。
“我们旁边是位日本老太太，舞台上的灯光照出了她的部分侧影。”我说，“再过去是个大约5岁的北欧男孩，金头发，有个可爱的翘鼻子。他身向前倾，在日本老太太的侧影之下成了第二个轮廓分明的侧影。他们二人都纹丝不动，等待表演开始。那是童年和老年、欧洲和亚洲完全和谐的活生生写照。”
“对，不错，我看见他们了。”他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
舞台后方的帷幕拉开了，六名十三四岁的女孩出场，我描述她们纱笼般的丝裙和附彩色肩带的白色罩衫，头上有小后冠状的金色头饰，头饰上的尖角是软的，会随着她们舞蹈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动。“她们的指尖上套着金色的假指甲，也许有10厘米长。”我告诉他，“这些指甲使她们双手的每一个动作更为优雅，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多么美妙——我真想摸摸这些指甲。”
表演结束了，我找个借口走开，去跟戏院老板谈话。回来时，我告诉我的新朋友：“他们邀请你去后台走走。”
几分钟后，他站在一位舞蹈演员的旁边。那女孩戴着后冠的小头只勉强到他的胸部。她怯生生地向他伸出双手；金属做的假指甲在天花板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把很大的双手慢慢伸出来抓住她的手，像是兜着两只纤小的珍禽。他轻摸假指甲平滑、微弯、尖锐的末端，那女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带着畏惧的表情抬头凝望着他的脸。我泪盈于睫。
夜渐深，我描述得越多，他兴奋地点头越频密，我发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舞台上的颜色、式样和设计；柔和灯光下的皮肤肌理，舞蹈演员的头配合音乐优雅地晃动时黑色长发飘拂；乐师全神贯注演奏时的表情；甚至女侍应生在半昏暗中绽放的纯洁笑容。回到旅馆大堂，我那位客人还在和其他游客闲聊，我的新朋友伸出大手，热情地抓住我的手，过了一会，那只手慢慢向上移动到我的手肘和肩头。他的手杖咔哒一声掉在大理石地板上，许多人好奇地转过头来看。他没去捡手杖，而是把我朝他拉过去紧紧地抱住我。“你为我看到了每一样东西，实在太美妙了。”他低声对我说，“我感激不尽。”稍后我才领悟，说感谢的应该是我。瞎眼的其实是我。他帮助我掀开了那块在这个喧闹红尘中遮住我们眼睛并迅速扩大的帷幔，让我看到以前视而不见、未曾击节赞赏的所有美好事物。
那次旅行后大约一星期，董事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接到那位大亨的电话，表示对那趟旅游极满意。“干得好，”董事长笑着说，“我早知道你能够点石成金。”
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被点化的是我。
梦中之屋和我的宠儿
弗罗斯特·贝尔德
在华盛顿的斯波凯恩，有一块松林和溪流环抱的地皮。一发现这个地方，我和妻子乔尹就觉得这是建造我们梦中之屋的理想之地。
然而，这块地皮出价很高，远远超过了我这个哲学教授的支付能力。于是我开始白天在学校兼课，晚上到别处去赚外快。终于我们买下了这块地皮。有几次，我把小儿子索伦背在背袋里，带着他到我们未来的住处散步。
接着那个令人神往的夏天到来了。我开始帮承包人建造我们的房子。挑选建材时，我总是说：“要最好的，我们打算在这儿过一辈子了。”这期间，我的脑子很少跟家人们完全待在一起，而是不停地盘算着日趋上升的建房花费。
终于，我们实现了四年来的愿望。乔迁那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足。
可仅仅一个星期之后，由于卖不掉原来的房子，我们就不得不搬出新居。
乔尹说：“罗里斯特，我们没法拥有这所房屋了，还是把它卖掉吧。”
内心深处，我明白她是对的。精美的布置，出色的设计，这都意味着新房子比旧房子更容易卖掉。我勉强同意了，但失望的心情让我很长时间郁郁寡欢。尽管我在宗教和哲学方面所作的研究应该教会我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要求我的学生们了解的，可是，我仍然情绪低落。
第二年的4月份，我们一家随同我的岳父岳母到加州度假。一天，我们搭乘汽车去圣·朱安·凯匹斯特莱诺传教区游玩。
四个大人轮换着带孩子们喂鸽子，参观卖纪念品的商店以及在修剪一新的草地上嬉戏。临上车时，我发现乔尹和别的孩子及两个老人在一起，但不见索伦。
“索伦呢？”我问。
“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一阵恐怖袭上心头，我们意识到已有将近20分钟没见到他了。小索伦才22个月，可他好动。天哪，但愿他现在正在哪个地方，安然无恙！
我们立即分头在这个5公顷大的传教区奔跑寻找。每遇上一个人，我就问：“你看见过这么高的一个小男孩了吗？”我跑遍了后花园、房前屋后、商店内外。我开始害怕了。
突然，我听到乔尹一声尖叫：“不！”只见索伦四肢摊开躺在喷水池的边上。
他浑身肿胀，气息奄奄。这情景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烫着我的心。此刻，我感到生活再也无法跟以前一样了。
一个妇女抱着索伦的头给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一个男子在按压他的胸部。“他会没事吗？”我叫道，我害怕知道真相。
“我们在尽力抢救。”那妇女说。乔尹瘫倒在地上，一遍遍地说：“怎么会这样！？”
不到一分钟，救护人员赶到了，给索伦装上了救生用具，并把他送往医院。
一个医疗小组开始对他施行手术，主刀的是一个“近期溺水”方面的专家。
“他怎么样了？”我不停地问。
“还活着，”其中一个护士说，“可很危险，要看接下去的24小时了。”她善意地看着我，又说：“即使救活了，脑子也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您必须作好思想准备。”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西部医疗中心急救室见到的儿子会是这副样子：他身上接了数不清的管子，赤裸的身躯显得特别小；他的头顶旋进了一个血压探测仪，顶端有一个蝶形螺母；一盏闪烁的红灯连接在他的手指上。他看上去像个外星人。最初24小时，索伦挺过来，接下去的48个小时，我们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他的体温超过了105华氏度，我们给他唱他最喜欢的催眠曲，希望给昏迷中的他带去抚慰。
“你们俩该休息一会儿了。”我们的医生坚持说。于是，我和乔尹开车出去兜兜风，一路说着话。
“除了索伦的事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告诉她，“听说在遭受这样的不幸之后，可能会导致有的夫妇分手。我可不能失去你。”
“不管发生什么，”她说，“都不会拆散我们。我们对索伦的爱源自我们相互的爱。”
我要听的正是这话。于是我们又哭又笑地追忆着逝去的时光，诉说自己是如何挚爱我们顽皮的儿子。
“你可相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对失去那幢房子耿耿于怀？”我说，“可要是我们回到家里看见的只是空荡荡的卧房，新房子又有什么用处呢？”
尽管索伦还在昏迷之中，这些谈话仍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宁静。那些天，我们不断得到来自亲友和陌生人的支持，感觉到他们的祈祷产生的力量。
接下去的几天，有4个人来探望索伦。首先来的是发现索伦溺水的那个传教区的巡回医生。“那天我一大早就来了。我站在喷水池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说，“那是因为我看见了索伦穿着的网球鞋的鞋底露在水面上。此后，我便是凭着天性和所接受的训练行事了。”
不久，给索伦作口对口人工呼吸的那位妇女来了。“我受过救护训练，”她告诉我们，“刚见到他时，脉搏已经找不到了。但后颈微弱的颤动告诉我他还在努力呼吸。”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如果发现索伦的人缺少医务知识，如果他们很快就放弃了抢救，情况会是怎么个样子啊！
接着，两位救护人员也来了。他们说，平时他们驻守在离传教区十多分钟路程以外的地方，那天正好到离传教区一个街区的地方办点事，就在那时，接到了求救电话。
我们记得医生说过，索伦存活全在于得到及时正确地抢救。因此，他们所讲述的一切使我们深为感动。
第三天，电话铃叫醒了我，“快起来，”乔尹叫道，“索伦醒了！”我到的时候只见他慢慢地蠕动着身躯，揉着眼睛。几小时后，他恢复了知觉。可他还会是那个曾经带给我们家庭无限快乐的小男孩子吗？
几天后，乔尹怀抱索伦坐在那里，我手里拿着一个球。他试图去抓那个球，口里叫着：“球！”我几乎不能相信！接着他指指一杯苏打水。我插上吸管给他，他开始对着水吹泡泡。他笑了——虚弱无力的笑，然而这的确是我们的索伦！我们又是哭又是笑，医生和护士们也是一样的激动。
几个星期后，索伦就在家里到处乱跑了，还像往常一样，边拍球边喋喋不休。他那种无法无天的调皮劲儿，使我们感到生活馈赠给了我们一个奇迹。
几乎失去索伦的这番经历，使我重新考虑我这个父亲在家庭中应起的作用。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能否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居室，一个完美的游戏房，甚或是树林和溪流。他们需要的是我这个人。
最近，我又开车回到我的梦中之屋，灿烂的阳光正透过那52扇窗户照射进来，的确，这是个美妙的场所，但我再也不会自寻烦恼了。
可别这样结尾啊
艾达尔
我把一张纸和一支笔放在米尔斯病床边的桌子上。
“谢谢您。”他说。
米尔斯先生有一个女儿。我从医院的病人情况问讯处得到了她的住址及电话号码。
“珍妮·米尔斯小姐吗？我是苏·基德，医院的护士。我打电话是要谈你父亲的事儿。他患心脏病今晚住院了，而且……”
“哦，不！”她在电话中尖叫了声。“他不会死的，对吧？”这与其说是询问，还不如说是恳求。
“他现在的情况还好。”我说，并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令人信服。
“你不能让他死，求求你，求求你！”她哀求道。
“他现在得到的是最好的护理。”我试着安慰她。
“可你不知道，”她解释道，“爸爸和我曾吵过一架，吵得非常厉害，差不多已有一年了。我……我从那时起就没见过他。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恨你。’”
她的声音变哑了，我听到她突然哭了起来，我静静地听着。一个父亲，一个女儿，就这样互相失去了对方，这时不由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珍妮竭力控制自己的眼泪。
“我就来了，现在就来！30分钟之内。”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我努力想些别的事情，但我不能。712号房间，我觉得我必须回到712号房间去！我几乎是奔跑着穿过了大厅。
米尔斯先生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似乎睡着了。我号了号他的脉，没有。
哦，上帝！我祈祷着，他的女儿就要来了，可别这样结尾啊！
门突然被撞开了，医生和护士冲进了屋子。一个医生开始对他做人工呼吸。我看着心脏监视器，没有一点反应，没有跳动一下。我们试了又试，可还是毫无反应。
一个护士关掉了监视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我站在他的床旁，像被打晕了似的。我怎么向他的女儿交代呢？
当我离开他房间的时候，我看见了她。一个刚离开712号房间的医生正站在那儿扶着她，对她说着什么。然后他走开了，让珍妮靠在墙上。我看到的那是一张怎样痛苦的脸，一双怎样受创伤的眼睛啊！
“珍妮，对不起。”我说。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恨过他，我爱他。”她说，“如果我能早来一会儿看他……”
我双手抱着她的肩，我们慢慢地沿着走廊走到712号房间去。她一下子推开了门，走到床前，把她的脸埋在床单里。
我不想看这一幕悲惨的永别。突然我看到床边桌上的一张纸，便拿起了它。
“我亲爱的珍妮，我原谅你，我恳求你也原谅我。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爸爸。”
我的手在颤抖着，我忙把那纸条塞给珍妮，她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她把那纸条紧紧地抱在胸前。
我踮着脚走出房门，奔到电话机前。我要打电话给父亲，对他说：“爸爸，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