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向读者表明，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佛教徒，甚至连佛教的爱好者都不算。所以，如果您仅仅根据书名便买了它并试图以它作为敲开佛门的敲门砖，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我也从来不是任何一门宗教的信仰者，也许我始终是个不太标准的唯物主义者，也或许是个同样不太标准的学者。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及早推出一些新式的、有时代感的、符合新形势要求的、能够满足一般大众心理的、有利于文化发展需要的佛学著作，是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这个工作固然需要有人承担，但是恐怕不该由我来做，我毕竟是个佛教门外汉，尽管我与儒释道德有些不深不浅的渊源。
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所学校里工作期间，有幸结识了为数不多的、拥有佛学造诣的朋友—如中央党校的于晓非先生—他对佛学中的精神世界颇多超越性的领悟，而其向佛之心又是极其的迫切虔诚，每每令我心仪不已。近十年来，我隐居于海外一些荒僻去处，做着一些表面看上去是清心寡欲而实际上却热血沸腾的事情，所以不大了解晓非先生的近况。以他的聪明、睿智和弘法热情，早该是蜚声海内外的佛学宗师了吧？另一位数十年来持之以恒地“以身试法”的朋友，就是中央党校的张铭泉先生了。他由佛入道，又援道入佛，内外兼修且旁及阴阳术数，走了一条相当曲折迂回的修行之路。在这样一个人心浮动的时代，这份毅力、这份恒心、这份真诚，实在难能可贵，令人叹服！我想，以铭泉先生的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的追求精神，现在应该已接近禅境了吧？
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朋友，虽然彼此道不同却时常相为谋，其乐也融融，使我获益良多。8年多岁月的日熏月濡，在我杂乱无章的认识领域里，便也滋长出一些粗浅的佛学知识。但著述一部佛书，是我所不敢企求的奢望，这样的事业对我的朋友们，可能更合适。那么，我为什么居然着手进行了这样一项对我来说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按佛家说，凡事都有“缘起”，我的这个“缘”是怎么“起”的呢？
草毕《〈道德经〉旁说》一书后，按照我的写作计划，接下来要写的是一部关于生命哲理的书。我之所以在我的另一本拙著《伴孔子周游》中完全避开儒家的生命哲理，是因为感到那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很庞大的独立体系。其内容繁多而理论精深，充满了抽象的人生哲理和晦涩的人生意义。如果与伦理道德在一部书中交叉完成，则没有百万字数就无法叙述清楚。但大部头著述在今天很难出版，所以，须别撰一书进行专门探讨。
2002年年底，在一次越洋电话中，有幸与海天出版社方映灵博士进行了一次交谈，她热心地询问我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因为方博士对古典哲学有相当的造诣，我总算是还多少有些自知之明，就不大好意思明说像我这样一个愚鲁笨拙的人居然会萌生出探讨生命哲理的痴念，便期期艾艾地无法作答。方博士犹如指点迷津一般地指教我，说我既已连续写出了儒、道两家的三部书，不但听了道家鼻祖老子的“大道”，还追随儒家宗师孔子去四处周游，如果不能与佛祖释迦牟尼也结下一点因缘，似乎就有些不大尊重。而且，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的组合，学者治学岂有厚此薄彼之理？实应该再接再厉地写出一部佛书，这样儒、释、道三家各自成书，蔚然大观，庶几功德完满。
最后，方博士大概在电话里听出了我有些底气不足，为了坚定我的信心，便特意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书名：《听佛陀谈佛》。我很喜欢这个言简意赅的书名，它又恰好与我文化系列丛书中的所有书名都浑然而成一体。现在，拙著即将问世，但为了避免与《听老子讲道》书名词语重复，几经考虑而后定名为《向释尊问佛》，唯其含义仍不出博士所信手指点范围之外。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本来没有一点影子的事，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就变得有些像《红楼梦》里的禅诗“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缘”这个东西很奇怪，一旦启动了就难以再搁置起来。按照佛教的说法，因为它拥有极其强大的业力，而这种业力连时空都奈何不得，何况区区个人？又何况是与佛学这样一门高深学问之间的结缘？所以，佛教破除人类对生命的痴迷障碍，便以真正理解“缘起缘灭”为突破口，这实在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创见！放下了电话后，心中快快，自我感觉上，自己似乎真的负有了统摄儒释道三家学术的责任。这种感觉是如此之真切，真使我产生出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激动，而“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等古老格言的声声入耳，恰到好处地助长了我的这种不正常心理。这时，耳畔也好像响起了寺院里的悠扬钟声，以及南乡北国—西双版纳老林里的庙宇，岭南丛山中的寺院，塞外草原上的喇嘛寺—都形成了一幕幕清晰逼真的画面，撞击着我的灵魂，扣动着我的心弦。我知道，自己的这种热情一出现，就再也不可收拾了。
我虽然恰好到了知命年岁，但“五十而知天命”的崇高境界为圣人所专擅，绝非凡夫俗子所可问津。长期以来，我非但丝毫不能“知天命”，就算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也甚是糊涂，对世间的一切亦始终怀着一颗童心。童心中既有着天真幼稚的性情，当然也有强烈的好奇以及猎奇的冲动。于是，我果真受不住劝诱及新鲜知识的吸引，居然真的不自量力地来触摸这座巍峨直入云霄的神圣殿宇了。
接下来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我站在北卡罗莱那大学图书馆三楼的藏书室里，仰望着排列整齐的《大藏经》，默默地发呆。三藏十二部，洋洋数千卷（好像是8000多卷），我怎么能一下子消化得下来？而且，都是日本大正年间出版物的影印本，大大的十六开本，每一册都是一两寸的厚度，里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字迹模糊的铅字。一时间，我只觉得双眼模糊、头脑眩晕、心烦意乱。无情岁月，静悄悄地从身边溜走，我已年逾半百，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再付出早年阅读《二十四史》及《皇清经解》时那样充沛而浩大的精力了！何况，佛经对我来说又是如此的生疏！何况，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并不甚佳！更何况，我每日还有八个小时的工要做！我一时陷于矛盾、尴尬和进退两难的境地。
也许仍然是童心的作用，好奇心终究战胜了惰心与惰性，我知道，即使我最终写不出一部佛书，但如果不能理解一些佛理，则此生必将寝食难安。于是，我开始从《阿含经》入手，进行浏览式的阅读。
其实，还没有等读毕“四阿含经”，我就已经心中窃喜。原来，释迦牟尼的一切大法虽然贯穿了整个《大藏经》，其根源却不出“四阿含经”之外，而“四阿含经”中又以《杂阿含经》最为真实、平实和扎实。而且，我写的这部《问佛》，正是要向释迦牟尼问佛，问的亦是原始佛学中最普通和最平常的道理，所要追寻的亦是佛教中的根本原理。所以，我完全有理由置其他经典于不顾。我暂且还不想与大乘菩萨们发生接触，我觉得大乘菩萨们对释迦牟尼佛教的那些发挥阐述，应该属于另外一部著作的范围，向释迦牟尼本人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便依据了《阿含经》进行创作。
意外地闯入到一个陌生的学术思想领域，在我3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虽然每一次都并不是没有收获，但我可以断然说，当我终于触摸到了佛学世界的边缘，眼界、心界、意界和境界都由此而产生出一派气象森严的新景象。我深深地感到，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有助于人们究天参地并进而理解生命聚集和流转之真理，那就是佛学；如果学术、知识或思想中有一种能够使一名长期困惑焦灼的学人从中产生出巨大的心理满足和极大的精神欢愉，那也就是佛学。
于是，一年后的今日，便有了这部《向释尊问佛》问世。说老实话，我自己无力对这部书的优劣作出正确判断，而对于一部自己不能进行学术质量鉴定的著述，我当然亦不能抱有多少乐观态度。我诚然希望这部《问佛》能够帮助读者甚至帮助我自己贴近佛学并顺路走进释尊的博大精神世界之中，但我对此却没有任何的自信。但我想，凡事既有缘起复有缘灭，物有聚复有散，书既已付梓，有无因缘终付一灭！无论书写得如何，对佛学的根本大法，又何足增损其毫发？释迦牟尼在一首偈语中指出：
犹如月亮没有尘垢，
循环不已地在天上周行。
在满天闪烁的群星中，
月亮的光辉最盛大明亮。
纯净的信仰也如此，
警惕传闻并远离吝啬。
在充满了吝啬的世间，
吝啬的报应至为明显。
（《杂阿含经》卷四）
纯洁明净而一尘不染的月亮，无一丝杂念地把银白色的清辉洒遍了每一寸土地，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呈现出一派柔和而圣洁的光明，一切卑下、龌M、肮脏、污浊和尘垢就只能躲藏到阴暗角落里不能见天日。
我当然没有摆脱吝啬，我毕竟存身于一个自私的世道里，但我决心逃离吝啬如逃寇雠！因为我知道，吝啬和自私永远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我愿以我所知，真诚地奉献给世人；至于其他，则非所计。
邹牧仑
2003年11月序于半坡园蛇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