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贞观十一年，一向英明无比的李世民开始变了，多年的安逸生活，让他逐渐迷失了自我，开始贪图享受。看到这种情况，一些大臣陆续上书切谏，给李世民敲警钟。
魏征四次上《论时政疏》，批评李世民“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马周上疏指出：“今比年丰穰，正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这些都希望李世民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少兴“不急之务”，做到善始善终。
大臣们苦口婆心，言之切切，但李世民实际上没有多少改进。
贞观十二年三月，李世民亲御两仪殿，魏征当面批评说：“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纳谏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李世民因功而骄的蜕变。因李世民逐渐追求享受和好大喜功，贞观十三年魏征特上著名的《十渐疏》，指出：“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渐不克终。”接着，一一列举了十种表现。这种“渐不克终”，集中地表现在李世民从清静简约到骄奢纵欲的变化上。
贞观后期，随着功业兴隆，李世民难免骄傲自满，渐渐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了。有一次，他为自己建飞山宫时，就放出话说：“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以杜塞谏官之口，这是叫别人提不得意见。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宰相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顺便询问宫城北门近来营造什么？李世民知道后大发雷霆之怒：“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须君事。”这种蛮横的态度，说明李世民好大喜功，已放手大兴土木了，其结果必然加重人民的徭役负担。针对大臣的规劝，李世民竟然为自己辩解，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可以说到了强词夺理的地步。
还有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例子，谏臣刘洎时常直言切谏，位至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一意孤行亲征高丽，留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处理朝政。李世民从辽东回来后患了痈肿，刘洎悲伤地对同僚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
不想这话以不忠之语传到李世民那里，尽管马周出来证明没那么回事，李世民仍怀疑刘洎“谋执朝衡”，遂令刘洎自杀。正如《新唐书·刘洎传》所云：“呜呼，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谏官的如此下场，说明李世民与贞观之初的“虚己纳下”已相去甚远。
点评：
李世民因为早年的虚己纳下而成为一代明君，建立了千秋功业，可惜的是到了人生的后期，却发生了蜕变：贪图享受、好大喜功、已经跟从前的自己判若两人！能够善始，不能善终，在这样的帝王之中，李世民是一个，但不是唯一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