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清朝著名买办商人郑观应在《女教》中批评封建教育不重视女子就学之恶习，指出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就是“政教之所由日衰也”的根源。郑观应不仅指出了女子教育落后的原因，而且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国家政治兴衰的层面上，这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商人而言，已是难能可贵了。
与此同时，国内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女性满怀热情地创办女子高等教育，甚至为了创办女校而殉身的感人事件，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女子高等教育运动的展开。例如，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馨在开学当天的登台演讲时，激动地演说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说到激动之处突然拔刀从胳膊上割下一块肉，宣称：这块臂上的肉，作为女子学堂开学的纪念。如果贞文女学堂能够从此推广，我臂上之肉还会重生，但若女校半途而废，我定将以身体殉学校。后来，贞文女子学堂在日后因为经费问题而无法继续下去之时，校长惠馨服毒自尽。她在临死之前，留下遗书一封：“愿将一死，感动当局，请办学经费，兴女学，图自强。”
辛亥革命之后，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下，尤其在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之下，此前郑观应对女子教育的焦虑、惠馨对女子教育的热望，终于在20年代获得了重大进展。
从1917—1931年，在黄炎培的倡导下，我国职业教育开始风起云涌，此后的10年，成为民国职业学校发展的一个高峰。受到职业学校教育的推动，女子职业学校教育也赢得了发展良机。由于这10年奠定的良好基础，1927—1931年，女子职业教育驶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据当时的教育部统计，1929—1930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219所，其中女校43所，职业学校学生总数26659人，其中女生数为7003人，女生占职业学校学生数总数的26.27%。1930—1931年，全国女子职业学校数量增至69所，女生占职业学生总数的27.55%。就江苏地区而言，1927年，江苏地区职业学校女生有742人，占学生总数的33.11%；1928年，女生数增加到921人，占学生总数比例的51.56%；1929—1930年，全国65所单独设立的女子职业学校中，江苏拥有8所，在全国仅次于湖南、上海，位居全国第三位。女子职业教育大众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就在女子职业教育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关注的同时，女子高等教育如同芬芳香艳的鲜花，以一种高贵而静穆的姿态绽放开来。当时中国的南京和北京两大城市里，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突然打破此前静穆的状态，完全以一种高贵昂扬的姿态，冲破传统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藩篱，走在了当时女子教育的最前沿，成为民国时代高等学府最美丽的记忆。它们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办学模式和教育宗旨，一南一北，成为民国女子高等教育舞台上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上演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双城记”。
金陵女子大学是1928年国内最著名的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其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没有自己办的女子高等学校，国内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只能进入教会办的女子大学，而当时国内的教会女子大学著名的有三所，即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的华南女子大学。在这些教会女子大学中，只有金陵女子大学后来发展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女子大学。
早在1911年，在中国的美国教会北美长老会等就倡议在南京创办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于1913年，在南京莫愁湖东南绣花巷筹建，1915年9月正式开学，首任校长为德本康夫人。在开学典礼上，这位虔诚信奉基督教的美国人面对着空旷的可以容纳200人的大礼堂里的11位首届学生，没有流露出一丝的遗憾，而是满怀激情地宣讲：金陵女子大学成立的一天是中国妇女新的一天。就这样，这个只有9名教职员工的教会女校掀开了民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崭新一页。
金陵女大如期开学了，第一学期招收到的女生只有11人，一年过后，又有两人退学，等到毕业之时，第一届学生只有5人获得了学士学位。这是中国本土授予的第一批本科女学士。后来成为该校校长的吴贻芳，就是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虽然第一届招生人数可怜，但是学校的课程设置并没有因为人少而缩水。学校所用的教材全部来自英国大学教科书，而且，凡是英美大学开设的课程均正常开课，由此形成了门类齐全、文理兼修的博雅精英教育特色。1928年，金陵女子大学凭借高质量的博雅精英教育特色，一跃成为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被誉为“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最大，办学最具特色”的教会女子大学。其发展的良机来自两个重要的事件。
先是在1923年，金陵女子大学将校址移至南京随园，此后，除了抗日战争爆发被迫西迁成都，抗战胜利后即重回原校址随园。搬迁后的金陵女子大学，在建筑上非常讲究中国古代江南园林的美学韵味，校园环境建设在当时国内高校首屈一指，时人称之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校园环境的优雅美丽与女子高等教育的性质和谐相融，成为世人心目中对这所学校产生好感的重要因素。
再一个是1928年，金陵女子大学结束了美国人主持校务的状态，转交中国人主持工作。这次中西两个国度之间的权力交接，给了中国妇女展示领导女子高等教育才能的机会，也成就了此后金陵女子大学在民国教育史上的显赫地位。特别是吴贻芳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之后，有了施展独特教育理念的机会，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
1928年，金陵女子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吴贻芳，从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国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由此成为金陵女大的第一任中国籍校长。吴贻芳，1893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其祖父曾为翰林，父亲吴守训中过举人，母亲是大家闺秀，不幸的是，到了吴贻芳这一代，家中连遭变故，一夜之间，家道衰落。1916年，吴贻芳入读金陵大学，毕业后奔赴美国留学，1928年回国担任母校校长，直至1951年，成为民国历史上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女校长。正是在她的手中，金陵女子大学成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在整个民国教育界一直盛传“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
就在吴贻芳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前一年，千里之外的北京，另外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早已经声名显赫。
与金陵女子大学出身于教会学校不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一所国立学校。1908年，清政府应御史黄瑞琪的请求，专门设立了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之后，这所学堂被保留下来，并且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4月，该校再次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当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立女子最高学府，当时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中有三分之一就读于该校。其后，其凭借庞大的招生规模优势，在国民女子教育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早在1917年筹备改组之时，学校一次性的招生人数就至少达到24名。等到两年后正式改组易名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各部、科的在校生人数高达260人。从1919年改称到1924年升格为女子大学的5年时间里，女高师一共为社会输送出本专科毕业生303人。而1919年的金陵女子大学全校学生只有52名。1922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的国立高校女生数量不过为15名左右，南京东南大学的女生数量为44人，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全校的女生数量为236人，约占总数的35%。
由于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影响力日增，借助当时国内女子职业教育运动发展的良好态势，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8年，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大学区制度，把北京的9所国立高等院校合并为国立北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这次合并中被改组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校，专门对社会招收女生，其在民国女子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攀至顶峰。
与一般的女子职业学校不同，女子高等学府虽然致力于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普及，但是，在教学宗旨上并不以职业技能训练为主要目的，这使得课程设置上有了明显的自身特色。而同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学校，在具体办学模式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国立大学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一开始便显示出财大气粗放手一搏的架势。为了提升教学质量，该校不惜重金聘请国内名师来学校兼职，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人员，仅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就占了一半。以国文部为例，专业课任教老师几乎都来自北京大学。据当时学生许广平回忆，几乎全是北大的教授和讲师，校舍虽不同，教课、讲义却是一样的。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学者刘师培、黄侃、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沈尹默、许寿裳等人，以及政治运动领袖李大钊等，都受聘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920年，李大钊受聘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为女生讲授《社会学》、《伦理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在这些课上，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讲述苏俄十月革命，介绍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鼓励女性政治解放和思想自由。李大钊的红色革命教育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女生，她们后来能够积极地投身于政治革命活动，与李大钊其间的革命教育是分不开的。
1919年，年轻的胡适受聘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哲学史，这也是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的课程。由于胡适在1918年就已经受邀来该校发表了著名的《美国的妇人》的演讲，在学校引起巨大轰动，而他在北京大学独特的讲授哲学史的方式更是使其名声大噪，再加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力，一时间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最受关注的教师。著名女作家苏雪林在她的自传里回忆当时胡适来学校上课的情景：每逢胡适来学校上课，其他班级的同学也纷纷来旁听，甚至女校的学监、舍监及其他女职员都端着凳子坐在教室后面。因为来的人太多，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就把毗连图书室的窗格打开，黑压压的一堂人，大家都屏气静音，聆听胡适滔滔不绝的演讲。学生都感觉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胡适在女师大的任教，并未因为教育对象是女生而轻视。身兼北大和女师大两个学校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胡适，由于不堪来访者太多的搅扰，不得不在书房挂上“来访者不得超过五分钟”的告示。但是，在女师大任教期间，但凡女生登门向他求教，他都主动打破“来访者不得超过五分钟”的规定，尽可能给女生更多的答疑时间。虽然他在女师大任教属于兼职，与女生们接触时间极少，但事隔35年之后，他居然能准确无误地叫出许多女生的姓名，足以看出胡适对女生上课之用心，这也让女师大学生受益良多。
鲁迅受聘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时间稍晚。1923年，鲁迅开始担任该校国文系教员，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程，直至1926年。这段教育生活是鲁迅教育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在这所学校里，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由于当时前来听其演讲的人太多，许多听众一直站在走廊外面听讲。演讲结束后，学生公演了《娜拉》，连续三天，场场爆满。
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任教，极大地刺激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们的解放思想。大张旗鼓地追求女性解放自由，毫不掩饰地张扬民主政治观念，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特色。1919年，五四运动过程中，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她们和北京高校的男生一起游行请愿、宣传演讲。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晚，为了阻止女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学校锁上了大门，试图把女生们强行控制在学校内，结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们硬是砸开了学校的大门，冲破学校的阻止，跑到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和当天被捕的男生一起入狱。她们对政治民主的热情和魄力，丝毫不逊于男生。
1924年，自称家乡无锡是中国模范城的杨荫榆女士正式担任学校校长。杨荫榆担任校长期间，对学生的政治民主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为此引发全校女生的强烈反抗，最终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江苏无锡人，女教育家，杨绛的三姑母。这是一位民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曾经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陶行知等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受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按理说，她主持校长工作期间，应该具有当时留美学生通常具备的开明包容的教育素养。不料，她担任校长以后，丝毫没有留美学生包容民主的风范，被鲁迅批评为一副封建中国管家婆的姿态，完全把女校的学生当做一群童养媳对待。如此封建保守的治校举措，深得北洋军阀政府的欢心，而杨荫榆也依仗军阀政府的势力有恃无恐地蛮横治校，乃至后人称之为“寡妇主义”教育──试图把学生教育得个个心如古井，脸若冰霜，一脸的寡妇相，女生与校方关系十分紧张。
1924年11月，女生与校长的矛盾终于爆发。当时杨荫榆蛮横地勒令国文系三名女生退学，学生自治会与校方交涉未果，反而遭到杨荫榆的一番辱骂，遂激起全校师生公愤。学生自治会首先发难，她们宣称不承认杨荫榆为女校校长，并且发表了《驱杨宣言》，当时学生嘲讽为“驱羊运动”。此举得到学校部分开明教师的支持，鲁迅在当时坚决地站在学生身后，支持女生们的正义行动。
面对女师大风潮，教育总长章士钊采取了纵容杨荫榆的态度，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对女师大学风进行“整顿”。以陈源为首的一小撮御用文人配合教育部和杨荫榆，大肆攻击污蔑女师大学生，指责正义的女生把好端端的一个女师大变成了“臭茅厕”。数月过后，女师大风潮终于酿成流血冲突，杨荫榆雇佣大批军警和流氓暴力镇压女生，强迫女生离开学校，教育总长章士钊宣布解散女师大，由教育部派专员接管。此举招致全国一片指责和唾骂声，北京、上海的各大高校纷纷出面支持女生运动，北京大学甚至发布公告宣布与章士钊的教育部脱离一切关系。女师大的学生们并没有向教育部妥协，部分女生坚持在校外租赁校舍，继续上课以示抗议，学校里许多爱国教师纷纷表示支持，他们自愿无偿为校外女生上课。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教育总长章士钊被迫辞职，女师大学生成功复校。十多年之后，这位处于女师大风潮旋涡中心的女教育家，在苏州，面对企图奸污女生的日军，厉声斥责他们的暴行，不幸死于日军刺刀之下；又有人说她被日军哄骗出来到桥上，遭到枪击，又被踢下桥去，再遭到枪击而死。其人生终点之悲壮，其民族气节之高尚，远不是女师大风潮时期人们所能想象的。
女师大风潮事件如同一味发酵剂，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中，酝酿着越来越浓的政治解放和自由独立思想。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数千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此举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当场打死47人，200余人受伤，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在这次政治运动中，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人，带领女生们参加了游行示威，面对军警的刺刀毫不犹豫地勇敢前行，最终惨遭屠杀，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建校以来，女子追求政治民主权利、思想自由解放的最高潮。3月25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专门为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女生召开追悼会，缅怀女生追求正义解放的精神。惨案发生之后，鲁迅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正如文中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激进的政治解放思想刺激了女校学生个性化的大胆追求，常常让走出学校的女生们表现出浓烈的敢爱敢恨的新女性风范。这可以从毕业于该校国文系的许多女生，后来成长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第一批作家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程俊英、王世瑛、许广平、吕云章等著名女作家，都是从女师大走出的。当时积极参与政治解放运动的革命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共有172名登记会员，女性会员只有四五人，其中的三位就是来自女师大国文部的学生黄英、王世瑛和史学部的隋廷玫。而这些新女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多与激进的政治民主运动血脉相连。例如，庐隐的作品由于对革命性社会题材的关注而被茅盾赞誉为“注目于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鲁迅赞誉她为“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和传统战斗”的“淦女士”。庐隐在就读女师大期间，就表现出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特点。据后来同样成为著名女作家的冯沅君回忆，在别人对新诗、新小说的创作还很犹豫的时候，庐隐的作品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
这些女性作家创作的代表作品往往带着浓烈的自传色彩，透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看到女性内心大胆炽热的爱情追求。庐隐的《海滨故人》描写了青年女性在传统家庭和革命事业之间的艰难抉择，冯沅君的《隔绝》肯定了青年学生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理想。她们赋予作品主人公的追求个性的情感，正是来自女师大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政治热情和个性解放。
从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中的勇敢无畏，再到大胆追求婚姻的新女性文学创作，20年代的女师大始终在政治运动中扮演着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英雄角色，这就难怪后人眼中的女师大历史俨然是一部女性的革命斗争史了。似乎学校中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似乎学校女生追求知识的热情完全被政治激情掩盖，校园生活的全部就是狂热的政治集会、激情的演讲宣传、持续的游行示威。因此，在许多学者眼中，与同一时期静谧高贵的金陵女子大学相比，女师大追随的无疑是社会上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潮。
这正是北京女师大女生们留给当时中国民众最深刻的记忆。
相比之下，金陵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不得不受到经费不足的掣肘。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奔走，寻求各大教会的经济资助，教会资助、社会捐助成为维持学校生存的关键。经济状况的窘困严重制约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发展，这就决定了金陵女子大学在办学上没有采取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那种大规模培养的教育模式，而是坚持走卓尔不群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招生上宁缺毋滥，以质量为第一。1933年，当时报考金陵女子大学的考生有219人，经过考试录取了其中的68人；第二年，报考金陵女子大学的人数为226人，最终录取了79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三名美国学生。
同时，金陵女子大学的教会学校性质，为学校注入了肃穆神圣的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从蒙特霍利女子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基督教海外传教的活动中。为了宣扬她的基督教信仰，德本康夫人亲自选定源自圣经的“厚生”作为学校的校训。在圣经中，“厚生”之意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学校以此为校训，寄寓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富。德本康夫人在领导金陵女子大学期间，一直致力于培养将来能够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女子教育人才。教会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任教老师大多为美国第一代女大学生，她们在任教期间把美国的精英教育理念灌输给了中国女生。
作为中西权力交接之后的第一任校长吴贻芳，是德本康夫人主持工作时期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其毕业后在美国留学，再次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吴贻芳上任之时，正是民国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基督教文化在高校中受到严重冲击。金陵女子大学响应这种号召，取消了宗教系，此前作为必修课的宗教课程全部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学校以培养为社会服务的妇女界领袖为目的，服务中国，服务社会。
1928年11月，吴贻芳正式任职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她在就职演讲中宣称：
金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中国的各种工作。
吴贻芳致力于培养金陵女子大学学生成为妇女界领袖，以此服务中国的精英教育模式，被证实是成功的。这可以从学校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上得到验证。该校本科生毕业以后，从事教育工作的约占34.4%，继续深造的约占27.1%，从事社会服务的约占12.7%，从事医生、公务员、宗教工作的比例大约为1.9%。
吴贻芳时代的金陵女子大学，在教师的聘请上更多地选择国内的教师。经过这些措施，学校的基督教文化色彩明显较之德本康夫人时期有所弱化，但由于此前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太深，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消除。例如，学校的英语课程不仅作为重要教学内容，还作为一种普遍的教学手段，甚至许多中文课程也用英语来教学。另外，在治学管理上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的博爱情感关怀。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每天上午和下午的课间都要供应一顿营养餐，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金陵女子大学的女生们就可以喝上一碗营养汤，所谓的营养汤就是一杯牛奶，下午还会再添上一个鸡蛋。金陵女子大学在学生学习上也保留了浓厚的基督教博爱关怀色彩。早在德本康夫人担任校长时，学校就创立了导师制度。吴贻芳接任之后，不仅保留了这种制度，并又加以完善。其具体做法是每个学生可以找一位教师担任导师，每个导师指导八九名学生，师生之间用小组活动的方式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各种困难。为了让导师制不流于形式，金陵女子大学规定了导师制度中教师应该履行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包括导师必须召集学生举行座谈会，导师必须熟悉学生所学的所有课程，导师应该与学生家长保持联系和沟通，甚至规定导师必须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疾病诊治等等，以此让学生得到家庭式的温暖，培养“家庭精神”。
女子大学诞生于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之下，冲破陈旧的性别歧视教育观念，成为所有女子大学不得不背负的现实难题。金陵女子大学在灌输女子的自觉独立意识上特别突出。这既是吴贻芳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更是基督教文化中重视人的自觉意识的表现。
学校规定每天早晨6点起床，但是并不敲钟摇铃，让学生自觉养成准时起床的习惯，学生很少出现睡过头而迟到的现象。学校周日没有课程的时候，学生可以外出，但是并不需要向老师请假，学校的大门口挂着一个签名簿，外出学生自行登记外出的时间和姓名，等回校之后，再签名证明返校。金陵女子大学的考试也渗透了自觉启蒙的精神。按照学校的规定，所有考试都没有老师监考，老师把试卷分发完毕之后，自行离去，完全依靠学生自觉，竟然没有学生因此作弊。
金陵女子大学培养出了高度的自觉意识，但是，在政治民主运动上一直缺乏足够的热情，始终保持着一种静穆的色彩。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金陵女子大学的女生们虽然走上了街头，加入了游行示威的队伍，但是，很快又回到了教室里。这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们长时间地走出校门奔走宣传截然不同。1928年5月，南京高校爆发学潮，面对金陵大学男生号召一起游行的邀请，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却没有答应，她们依然静静地留在教室里读书学习。课后，她们纷纷走到社会上，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市民服务。她们用这种安静的务实的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爱，这也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游行张扬截然不同。
在对待个人爱情婚姻问题上，金陵女子大学表现出极其内敛的婚姻观。1928年，《妇女杂志》的调查显示，在该校1919—1917年的105名毕业生中，结婚成家的仅仅17人，占16%。1919年第一届毕业的5名学生，有两位医学博士、两位大学管理人员，一位传教工作者。她们当中只有徐亦蓁一人后来成婚。而且，徐亦蓁本人对自己选择婚姻感到遗憾。她如此感叹：
我愿独身。在我这一个时代，这是现代妇女的一种普遍的态度。我们称之为有目的的独身。它产生于我们这个压迫妇女的传统制度。妻子被认为是内人，永远也不许在外面工作。我不关心婚姻，也不关心家庭，只喜欢学校和教书，这是我整个的生活，如果没有来自于父母的压力和命令，我永远也不会结婚——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使我得到满足。
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对婚姻的冷淡，一度让学校教育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与金陵女子大学同门的金陵大学男生更是对此深恶痛绝，他们酸酸地批评金陵女子大学如此教育下去，女子教育纵然能够日益发达，但同时老处女的数目也日渐增加，结果变成一畸形社会。1928年的《金陵周刊》发表了一篇《女学生变成老姑娘的原因》一文，文章带着嘲讽的口吻，攻击金陵女子大学女生不愿意结婚是因为学生毕业之时已经25岁有余，“以这样花老月残的过时货，欲令人垂涎，实在难能而不可多得了”。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回击说，这并非是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的过错，而是自觉高人一等的男士面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的自卑，女生们不愿意结婚是因为对文化知识的兴趣比婚姻本身更具有吸引力。校长吴贻芳本人虽然终身未嫁，但是她一直包容女生恋爱，甚至为了方便女生会见异性朋友，而将学校的100号楼专门隔成一个个没有门的格子，让朋友见面成为一种私密性的活动。无奈，深受宗教文化和精英教育双重熏陶的金陵女子们，对知识学习的兴趣更甚于婚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曾对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兴趣进行心理测试，结果显示该校女生兴趣最主要的是宗教和社会。
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女生们分别用政治热情和独立精神，为当时的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树立了两面特色鲜明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