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30日，一艘从日本驶往中国上海的客轮刚刚抵达，被誉为“世界思想领袖”、“美国教育大家”的杜威，偕同夫人、女儿正式踏上中国的土地，代表北京大学的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陶行知、江苏教育会的蒋梦麟，早已经恭候多时。旋即在胡适等人的热烈欢呼和簇拥下，杜威的中国之旅正式开始。这位最初打算在中国待上几个月就回国的教育家，没想到在中国弟子们的盛情挽留之下，从1919年4月至1921年8月，在中国讲学历时两年零两个月，演讲200多场，足迹遍及中国江苏、直隶、奉天、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等十多个省市。这次讲学活动堪称创下民国以来西方学者来国内讲学时间之最。
杜威（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大师，其倡导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在当时世界教育界颇具影响力。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候，许多中国留学生拜在其门下，张伯苓、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陈鹤琴等人，都是杜威的弟子。正是他们的极力邀请和运作，才最终促成了杜威访华成功，并把实用主义教育观念辐射引领到中国的教育领域，这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和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内由此掀起一股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热潮。后来发展成为二三十年代教育主要潮流的平民主义，就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直接影响。
当时国内各大报纸几乎都在报道杜威的中国之行，杜威南上北下的调查、讲学路线的变化，报纸都跟踪报道。在教育界杜威教育学说的试验随之成为主流，这给国内教育带来一番崭新思想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个生吞活剥、粗暴移植实用主义教育而导致庸俗化、机械化的弊端。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对于恩师的此次访华如此称赞：“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胡适对杜威的称赞并没有任何的夸大，也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别说在民国时期，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找不到一个西方教育家能够在中国进行两年的教育调查和演讲而长盛不衰。甚至杜威的女儿也说，中国是父亲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国内引发如此强大的影响，除了与昔日的弟子已经个个成为民国教育界的显赫人物，经由他们宣传和鼓吹之后，其教育观念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和欢迎这一客观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杜威的“科学知识运用是社会实践”的实用主义教育让中国人大开了眼界。特别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民主开放的教育观念，在当时中国教育严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背景下，非常容易触动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的爱国情怀，其得到国内众多知识分子的推崇也就理所当然了。这可以从当时地方军阀对杜威的不欢迎态度上看出来。
1919年12月24日，杜威应邀去山东济南演说，就在当天，北京方面接到山东省督军张树元发来的电报，拒绝他们前去。然而当杜威等人到了山东之后，督军、省长又表示欢迎，理由是请他们来演讲，自然是不赞成的，但是，既然他们已经来了，就欢迎。当杜威等人演讲结束离开济南之后的第二天，有位山东议员质问：谁叫杜威来讲演的？谁用议会的名义，得提出来查办。不然，我明天叫几个妓女来，在这里开盘子。
那么，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为什么能够在民国政府的眼皮底下盛行呢？这与实用主义教育自身产生的缝合弥补阶级斗争的润滑性质有关，特别是经历五四狂飙运动之后，国内激进革命者宣扬的红色十月革命给资产阶级政府造成强大的压力，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很好地缓和了阶级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即使1919年国内政局极度混乱，政府对待杜威以及其实用主义教育也始终表示欢迎，这也成为国内各地实用主义教育全面勃兴的政治保障。
但是，一大批信奉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知识分子，在并未完全理解实用主义教育精髓的情况下，生吞活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国内教育界肆意推行庸俗的实用主义教育，也因此闹出诸多问题。
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人使用假洋钱投机牟利，这让国内实用主义教育家们深受触动，想到杜威在演讲中曾倡导的运用科学知识识别假货的教育，于是便把如何识别洋钱真假的方法，编入学校的教科书中，在课堂上专门进行教育。这一行为曾经让当年的鲁迅先生大为光火。他不仅在杜威实用主义最为盛行期间写下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直接批评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是错误的。乃至很久以后的1936年，他仍然难以咽下这口恶气，愤然批评中国的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该教授看假洋、写呈文、做挽对春联之类，实属背离教育宗旨。鲁迅的学生所撰《怀念我的老师——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当江苏有些地方推行“实用主义”教育的时候，先生是不赞成的。尤其使先生觉得可笑的，是教课中有“看假洋钱”一课，来辨认银元的真假。这真是舍本逐末。
鲁迅为什么会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如此排斥，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鲁迅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个人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排斥，而是代表了当时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外来教育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理性质疑。他们既不狂热地推崇西方教育，以之作为解救中国教育的唯一良方，也不顽固地坚守传统教育，而是在冷眼观察西方教育移入中国之后的得失利弊。
以假洋钱的实用主义教育为例，国内的实用主义者主张通过科学知识教育学生懂得识别日常生活中的假洋钱，认为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这种把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教育观念，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假洋钱流行证明的是社会客观环境恶劣，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不是教会他们如何识别真假银元，因为消灭假洋钱不应该是学生的责任──即便这种方法最终真的能够消灭假洋钱。这种教育实际上放弃了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理性启蒙，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一种低级庸俗的“奇技淫巧”而已，这与鲁迅始终致力于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明显相左。
当然，这里面也许有鲁迅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误解，或者个人对实用主义教育的偏见，据说，鲁迅在不小心收到假洋钱之后，从来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再用假洋钱到市面上蒙混，而是拿起小榔头将其打碎，然后投入火炉烧掉，称之为“火化”，或者锁在抽屉里，不拿出使用，名之为“打入冷宫”。
其实，这个细节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以鲁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在1919年开始的中西思想文化碰撞的特殊历史节点上，不仅对本土文化中的新与旧进行激烈思考，也对西方教育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的问题，产生了是否适用的质疑。杜威来华后，“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泛滥，鲁迅本人的儿童教育观念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以鲁迅为代表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坚持借鉴学习而不是全盘照搬的原则，包括晏阳初的平民主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等等，都是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而进一步本土化的结果。
就在杜威带着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红遍国内大江南北后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月时，1921年9月5日，同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育家孟禄，在女儿的陪同下乘船抵达上海，在码头上受到此前亲自参与邀请杜威的郭秉文、陶行知、黄炎培等人的欢迎。此后，孟禄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讲学。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召开，孟禄在会上发表演讲，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就是重新建立学制，会后最终形成了民国以后第二个学制，即著名的“新学制”，孟禄的美国学制对“新学制”的影响作用是必然的。其言论主张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会议，而且间接影响了今后的中国教育界。
不管是杜威还是孟禄的中国之行，都为五四之后思想开放的中国教育界带来了新鲜的西方教育理念。当时在国内教育界占据话语权的重要人物，如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胡适等人，无一不是杜威和孟禄的弟子，他们在两位老师来中国讲经布道之前，便已经在中国的古老大地上播种西方教育思想的种子。
例如，极力促成杜威访华成功的胡适，在1919年3月的教育部会场以“实验主义”为题演讲多次，演讲内容通过《新青年》发表，积极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开辟出一条道儿”，“再加些洒扫的功夫”。因此，以1919—1921年杜威、孟禄访华调研和讲学为标志，中国教育界的西化思潮已经孕育成熟，并形成了汹涌洪流猛烈地冲击着中国。
新旧文化的斗争正酣，中西文化的倾轧又起，1919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不仅需要理性的思想家质疑、反思西方教育是否真的完全适应中国，而且，在西方教育被大量嫁接到中国之后，传播、引进西方教育的学者们自己也在检验、反思外来教育是否适合中华民族。于是，在中西文化积累碰撞的历史板块上，一股强大的彰显教育本土化、民族化的教育运动，成为这个时代教育的主流。而无论是此后的职业教育，还是平民主义教育，都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影响的结果。当然，在这个硕果结出之前，另一个重要的成就——1922年的新学制，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涤荡碰撞中诞生了。
1921年10月27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学校系统问题，初步提出了仿效美国的“六三三制”方案。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召开第八届大会，对学制系统进行复议。此后，以政府名义颁布了《新学制系统案》，俗称“壬戌学制”。
新学制较之此前历任学制的最大焦点，是中小学实行了“六三三制”。
“六三三制”本身就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中小学实行的是“八四制”，即小学八年，中学四年。过于漫长的小学严重影响了中学教育和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据考证，19世纪末，美国许多城市中读完小学八年的学生只有第一学年的一半，中学毕业的仅有小学一年级在校人数的十分之一。1893年12月，有人提出小学六年制的建议，但是，这种制度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及。直至1913年，在小学六年制的基础上，正式把中等教育区分为初中、高中各三年，由此形成中小学学制系统的“六三三制”。
1919年杜威和1921年孟禄先后来到中国讲学考察之时，美国的“六三三制”已经逐渐成熟，此前已经回国的留美学生很自然受到这个学制的影响，试图把美国先进的“六三三制”引入中国，再加上杜威和孟禄等西方学者的介绍和宣传，在中国引入美国“六三三制”，已经成为时代的需求。
其实，这还与当时国内教育界对美国“六三三制”的了解和学习紧密相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当时世界教育的中心，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有160多人，张伯苓、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陈鹤琴等主导了20世纪20年代新学制改革的教育界名人，皆在这里留过学，而他们学修的专业以及回国后从事的职业，从教育哲学、教育史，到乡村教育、师范教育，等等，几乎囊括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他们对美国“六三三制”的研究和学习，必然对中国新学制改革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主张中学六年制的声音会成为压倒性的意见。
“壬戌学制”的完成，总会让人将之与此前历任学制进行一番优劣比较，从1902年，清代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到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重拟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中小学制过长的问题一直凸显。以“癸卯学制”为例，中小学长达14年之久，虽然总学年较之“六三三制”不过多了两年，但是，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学堂5年，这给小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学制规定高等小学堂每周读经科目必须占周学时的61%。
1912年的“壬子学制”，是民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学制。它废除了清代学制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在中小学制上改为11年：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较之此前学制明显缩短。但是，这次学制没有解决中学学制阶段划分的问题，而且，经历1915年袁世凯的复古逆流之后，中小学制再次陷入混乱。
“壬戌学制”的完成，把中小学制确定为12年，把小学在校时间从壬子癸丑学制的7年缩短为6年，有利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同时，取消了小学分为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的区别，统一称之为小学校，前4年单设的称为初级小学校，6年合办的称为完全小学校。
中等教育阶段的变化则是这次学制改革的最大成果。
一方面，把中学划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适应了中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利于开发学生思维，塑造学生个性。据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施行的中小学学制，虽然并不相同，但是，实行“六三三制”的，占据了大多数。这说明了美国“六三三制”对于世界教育的贡献，更说明了这种学制划分是非常符合中小学生生理智力特点的。陶行知先生认为，新学制是“适应时势之需求而来的”，是“应时而兴的制度”，它也成为我国新中国成立前一直采用的基本学制。
另一方面，把中学修业年限从4年改为6年。此前历次学制改革都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小学学制过长、中学学制过短则是通病，即使民国建立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学在校时间也只有4年。如此短暂的学习阶段，既无法充分接受知识的学习，也给就业带来了麻烦。当时中学毕业生能够升入大学的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据统计，1000个中学毕业生中只有65个人能升入大学，剩下的绝大多数人面临着就业问题，而4年制的中学阶段根本无法满足职业教育的需求，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教育界绝大的问题”。当时有人批评这种学制的弊病是：在这样学制下面的中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是对升学预备来说还是对职业教育来说都不能使人满意。
新学制对此有了明显的规避，通过延长中学学制为6年，为中学生学习职业技能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满足了绝大多数中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就业的要求，较之此前历次学制改革，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壬戌学制”带有明显的美国“六三三制”印记，这个也成为此后学界对此猛烈攻击的一个罪证。翻开中国从清朝到民国学制的历史，每一个学制几乎都带着外来学制的印记。“癸卯学制”仿照了日本明治时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也效法日本，但是，当时是否盲从美国学制，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新学制基础的广州会议制定的学制草案，一经公布就获得广泛的称赞，认为无论如何比旧学制好得多，从此中国教育上可以生出些朝气来，一洗历来“依样葫芦”教育者为学制所囿而不能活用学制的大毛病！
退一步说，对于西方学制的模仿和借鉴，全盘照搬固然不对，而一概否定也未必妥当。虽然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必然存在文化差异，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被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通用的文化共性，至少我们应该对外来新事物采取吸收借鉴的积极态度，而不是盲目排斥、否定一切。这正如新学制颁布之后，舒新城指出的：
外国发现一种新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我们决不相信照样搬过来，就可以施行，也不相信件件东西都可行于中国而有利，不过一种新方法或新制度的发现，除了适应环境的机械办法外，必有它的特殊原理和原则。此原理原则虽不能推之四海无疑，行之万世皆准，但我们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有几分可以参考，可以采用。
所以，把新学制对美国“六三三制”的模仿看作一种简单的照搬，是简单而肤浅的，至少是没有看到学制改革中的灵活性和本土化的特点。因为他们只看到中学修业学制改为与美国一样的6年，而忽略了“三三制”如何在与“四二制”、“二四制”的博弈中最终确定的。
在1921年的广州会议上，对于中学6年究竟是采取“三三制”还是“四二制”、“二四制”，当时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论，当时主张中学六年“三三制”的有广东、甘肃和湖南三个省区议案；主张实行“四二制”的有黑龙江、江西、福建和直隶四个省区议案；主张“二四制”的则有云南、浙江两个，其中就包括教育界最著名的人物蔡元培。蔡元培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议决之学制系统草案评》中指出，中学阶段不应该实行“三三制”，应该以“四二制”为原则。由于这次年会由广东主办，而且，广东在提出“三三制”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其他的“四二制”和“二四制”议案，最终大会采取了调停妥协的办法，最后决定“三三制”和“四二制”并存，以“四二制”为原则，以“三三制”为例外，小学6年，也可根据地方情形定为7年，而这次大会对于新学制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22年10月11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召开第八届年会，众人期盼的新学制改革并没有得到重视，此前的广州会议上各省代表提出的改革意见面临流产，学制改革大有走走形式回到老路子上去的可能，这引起了全国各地教育会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来自浙江教育会的代表许倬云大骂教育部：
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请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哪里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会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给诸位听听。
经过激烈的辩论、争吵，最终由胡适出面协调斡旋，草拟了一个兼顾广州会议和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学校系统方案，采取所谓“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的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但是，中学教育仍然坚持“三三制”为主，以“四二制”或“二四制”为辅导的原则，改变了此前学制会议上提出的以“四二制”为主、“三三制”为辅的做法。此草案经过热烈争论后，把此前浙江就一直坚持的“二四制”作为副则之一列入学制的正文，至此，《学校系统草案》终于完成。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正式公布实施了《学校系统改革案》。
有人曾把这种结果看作当时教育界内部各方势力均衡和博弈的结果。从教育部和地方各自坚持不同议案的情况来看，避免出现“一家之言”的结果固然是当时形势使然，在各方博弈的背后，实际上掩藏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此时的中国教育界，在对待学制改革问题上，已经不再如此前那样过于僵化刻板，而是从容理性地根据地方不同情况，选择适合本地状况的教育方式，民族化、本土化的问题已经成为学制制定者极其重视的因素。教育部在决策上让位于地方教育学会，以及中学“三三制”与“四二制”、“二四制”并存的弹性学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无疑是中国学制改革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胡适在新学制实施后，曾非常高兴地称赞中学修业年限中“四二制”、“三三制”、“二四制”的不同，认为正是这种“五花八门”的学制系统，才成为补救现在形式上统一制的药剂。
事实上，中小学制上的“六三三”并不意味着仅仅适用于美国，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对此，有学者指出了新学制在借鉴西方学制中融入了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特点：
它对于外国学制的经验，并未“舍己从人，轻于吸收”，而是用分析的态度，“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虽说还没有达到“明辨择善”的程度，但比起“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抄袭日本学制的做法，是大有区别的。
这算是中国教育改革者在面对西洋教育体制问题上，迈向民族化、本土化的艰难而富有成绩的一大步。
就在这场民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学制改革完成之后，国内的教育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先说中学教育。
“壬戌学制”规定中学共6年，并首次分为初中、高中“三三制”，在学习的具体年限和开设科目上并不搞“一刀切”，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本校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这给了地方教育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此灵活弹性的精神堪称新学制的精髓。
1922年，在新学制改革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胡适，就曾如此评价新学制的这种弹性和自由，他说，新学制新的应该是精神，而不是形式。胡适说的新学制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学生拥有选择的自由；多留个地方伸缩余地。这种弹性自由的学制，让他很有感慨地回忆起十多年前自己读小学时候的自由和宽松：
我记得1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1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也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年多，换了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里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制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
胡适之所以用自己的小学经历为新学制的弹性唱赞歌，并不是鼓吹和纵容无原则、无约束的学制自由，而是强调了学制建立的基本原则就应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差异状况。旧学制既无弹性自由，又漫长僵化，这非常不利于国家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据统计，1916年，全国共有中学350所，其中，公立中学299所，私立51所，中学生数为60000多人，但是，最后毕业的仅仅有12000多人，绝大部分因为僵化的四年一贯制而辍学。新学制实施之后，绝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初中、高中三三制，加强了职业教育，尤其是初级中学事业在教育界中更是异军突起。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初级中学，县立的中学数量暴增，截至1928年，全国共有中学950所，其中公立590多所，私立360多所，学生数为188000多人。
新学制对中学的积极作用远远不止学校数量的增加，最深刻的影响还在于改变了中学的学科设置，这是我国中学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922年，舒新城针对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南开学校中学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江苏省立第一中学等四所当时国内著名的中学进行调查，发现四所中学在课程标准上各自根据地方情况设置，各校学生修业的年限，除了北京高等师范附中规定为四年外，其余的如南开中学与南高附中平均为四年毕业，南京一中于四年规定之外，并有遇特别情形得延长一年之文。而四所中学都采取了分科制度，南开为文、理、商三科，文、理科均从第三年分起，至第四年于文科之中又分出商科。南开中学在践行新学制方面堪称当时国内中学的典范。
南开中学的建立，需要追溯到1898年，当时天津著名的士绅严修——这位祖籍浙江，出生于天津富商家庭的清末进士、翰林编修，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回乡创办教育——兴办了严氏家塾，聘请张伯苓担任教员。此时的严修当然不会想到，这位在他的家塾担任教员的张伯苓，此后能够成为民国教育史上第一流的教育家。
张伯苓（1876—1951），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南开大学的缔造者，其创办的南开大学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于世，是中国近代私人办学最成功、最有活力的学校之一”，胡适尊称其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当时的张伯苓同时受聘于天津名绅王奎章的王馆，1904年，张伯苓仿照日本教育制度，把严、王二馆合并扩大为私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南开洼另建新校，易名为南开中学堂。
此时的张伯苓已经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教育界的名人，但是，志向远大的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渴望了解国外先进的教育模式，实现自己始终不敢忘记的教育救国之梦想。1917年，张伯苓在严修的大力支持下，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这次留学研修的经历，对于张伯苓的教育生涯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他从一个深谙国内教育现状的专家蜕变成放眼世界的教育大师。带着哥伦比亚大学先进的教育思想，张伯苓于1918年返回祖国，开始了仿照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对本国中学的改造。
就在张伯苓前往美国学习的前一年，南开中学仍然遵循着四年一贯制，只不过已经实行了分科制度，当时的南开开设文科和理科，学生在第四学年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任意选取其中一科。张伯苓从美国回来之后，决定在文理两科的基础上，再增设商科，这样一来，在南开中学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二二制”学科模式：前两年普通，后两年分科，而分科的第一年又分为文理两科，第二年再分文理商三科。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之前。
南开的“二二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学四年一贯制过于粗糙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显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旧学制的问题，而且让南开毕业的中学生身处尴尬境地：如果学生毕业后升学，进入大学预科，那么，功课吃亏；如果考取本科，又被资格限制无法报考；商科学习不过短短的一年时间，所学商业科目又非常有限，职业教育的目的根本无从谈起。
新学制的颁布给南开中学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作为私立学校，南开在学制上比一般的国立学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而校长张伯苓又深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一直在求新求变，所以，1922年5月，校长张伯苓根据1921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的新学制案，中学部改用“三三制”，此举虽然在当时不乏反对的声音，但是，真正被落实贯彻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时被誉为“南开四大金刚”、“南开四大支柱”之一的喻传鉴记载，“实行新制，前三年为初级中学，不分科。后三年为高级中学，分普通及职业两部”。到了1936年重庆南开中学建成之时，南开中学“三三制”学科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完备，这也是重庆南开中学直接照搬了天津南开中学学制课程模式的根本原因。
1921年秋天，南开中学实行“三三制”之前的最后一年，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吴大猷，来到南开中学读书，从14岁入读南开中学，到24岁辞去南开大学教职前往美国留学，他是南开中学旧学制向新学制过渡的见证者。谈及10年的南开中学、大学的学生和任教生活，他说自己获得了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训练，最重要的是养成了对科学的志趣，对事物的判别态度和能力与完全自立、不求人的习惯。这10年有形无形地决定了他后来50年的人生。
另一位在后来成为民国著名作家的端木蕻良，入读南开中学时正逢采取“三三制”不久，回忆起在南开读书的时光，他感慨地说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做到全面发展。其时的南开已经增设了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大学，已经不再是一所贯彻新学制的中学，在张伯苓先生的创办下，南开已经具备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而张伯苓对南开大学采取的本土化教育模式，则成为民国教育家们对新学制灵活弹性精神把握的经典范本。
1918年，张伯苓仿照美国私立大学模式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南开大学正式开学，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为指导思想，开设文、理、商三科。1921年，南开大学迁入天津城南八里台新新址，直至今日。
1919年之后，南开大学在中国私立大学中的崛起，是民国教育界的大事，而为南开大学赢得巨大声誉的，则是新学制实行之后，张伯苓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进行的新式教育实践。
1924年，南开大学学生宁承恩发表《轮回教育》一文，文章指出“大学毕业生教中学是半中半英的欺哄法。留学生用的欺哄法是完全美国法，完全用外国话来唬”。一言以蔽之，中国教育的本质就是转圈子的“轮回教育”，即你教育我，我教育他，他再教育别人。宁承恩批评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按着两个圈子转来转去：第一个圈子是从中学到大学，然后再由大学到中学，也就是按照中国教育体制，学生中学毕业以后考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再到中学去当教师，然后再教中学生们去考大学，学生们考上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中学去当教师。另一个圈子看起来更高一等，即大学毕业以后出国留学，回国以后当大学老师，再教学生出国留学，最后学生还是回国当大学教员。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就是民国时代教育深陷轮回泥淖的本质。
此文一出，国内教育界一片哗然。中国教育深陷“轮回”的怪圈已非一日，但是，要么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要么语焉不详，含糊不明，而如此被人一针见血地命中要害，尤其是被南开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抓住死穴，曝晒于阳光之下，其爆炸冲击力恰如《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位内心虚弱的皇帝，赤身裸体走在大街上，突然听到有人大叫一声：“这个人根本没穿衣服”一样，羞愧、愤怒、惊讶、悲伤……
“轮回教育”事件对张伯苓的触动很大，此前他一直致力于民国教育的本土化，如何将西洋教育中国化，始终是他努力探索的方向，宁氏的观点代表了他的真实心声，与他的教育观念不谋而合，这进一步激发了他重新反思教育本土化的问题，逐渐形成了教育当使得学生与社会接近，培养学生的实际观察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观点。
1927年，张伯苓推进教育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南开大学教务会议也作出决定，实施了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不再使用美国原版课本，而是要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在当时国内大学普遍照搬移植西方教育制度的现实背景下，张伯苓带领南开大学开启了西方教育中国化、本土化的先河。
作为本土化的最高成果，1928年，张伯苓明确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观，即教育的目的要让学生了解中国、熟悉中国，并且服务中国：“吾认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这标志着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形成的本土化、民族化教育体系的最终成形。
1922年，黄炎培与胡适有一次谈话。黄炎培说：“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弟子送进去。”胡适回答道：“老实说，我自己的弟子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此话真伪无从可辨，但是，当时的南开大学已经成为与北大、复旦齐名的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后人的评价一语道出张伯苓的新学制之后的南开教育精髓：
南开在一般学校中办理得最认真而有精神。它之所以有这种精神，就是因为它在教课之外，还相当的注意到学生整个的生活，不肯把学生完全当作书呆子教。
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温远逝的新学制的现实启示意义。
民国教育人物
张伯苓：永远的南开校长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这是1946年，美国纽约为张伯苓举办的七十诞辰祝寿会上，南开校友、著名作家老舍和曹禺致诵的祝寿长诗的第一节。诗歌的文字并不华美，但是，质朴纯净的诗句，包蕴了这位南开大学缔造者的丰功伟绩，铭记了张伯苓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智慧。
时光倒退回1894年，张伯苓以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伯苓在北洋水师服役，亲自参加了对日海战。那场令中国蒙羞的海战，让年轻爱国的张伯苓反思国家溃败的根源，创办新式学校，培养新式人才，变革图强的教育理念日渐形成，愤激之下，毅然退伍，自此投身于教育事业。在他看来，自强之道，全在教育，只有创办新教育，才能造就新人才。
民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少为救国而投身教育的热血青年，也不缺少为了创办教育而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知识分子，但是，如果说在一片贫瘠的荒原上，一夜之间出现了一所新式学校，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那么，更令人惊叹的奇迹往往不是这种从无到有的转变，而是一个沾染浓厚封建习俗的私塾被彻底改造为完全新式的学校。这种“以旧换新”或“旧瓶装新酒”的改造手段，发生在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传统而著称的旧中国，其背后蕴含的绝不仅仅是艰辛和努力，更考验了一个人在教育上的大智慧。
张伯苓创办私立学校南开大学就是“教育史上的奇迹”，而且，“很可能是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教育史上的奇迹”！陈平原先生如此称赞南开创造的奇迹：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馆时期的六个学生，发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考虑到这几十年间战乱频繁，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
张伯苓就是这样一个创造民国教育史奇迹的大智者，能够像魔术师一样，在混乱的民国年代，在政治斗争漩涡的天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旧式封建家馆变成新式学校，而且是一座不媚洋、不媚俗的，完全符合中国本土化、地方化的高等学府，其所创造的奇迹，不是指一座著名高等学府的出现，而是指其出于创新救国宗旨而创办的高校，从封建私塾到日本教育模式，再到美国教育模式，终至本土教育模式的成功探索。
从私塾式的家馆到现代新式大学，张伯苓创办私学的教育观念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在严氏、王氏家馆教育阶段，张伯苓已经尝试采取新式的教育方法，这使得他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欢迎，也因为这个原因，张伯苓很受严氏家馆的主人严修的赏识。但即便如此，严馆和王馆都不可能彻底斩断封建社会私塾教育体制的影响，这也就有了张伯苓仿效日本教育的实践。
日本的新式教育让清末民初的中国教育相形见绌，然而，这种教育观念的优越感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随着张伯苓到美国的学习结束，借鉴日本教育模式也遭到严重冲击，张伯苓意识到日本教育的成功同样是对西方教育的模仿，但是，日本成功地将西方教育本土化，而中国教育对日本的模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摆脱拾人牙慧的尴尬境地，为此，张伯苓开始了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效法欧美教育，将欧美教育本土化，依据民国时期中国的特殊情况，创办私立学校。
创办私立学校，不容回避的是募集资金难题。当时欧美国家私立学校的募集较之中国简单容易得多。其时，中国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战乱四起，天津与北京的特殊地缘关系，使得天津陷入民国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在这样的状况下，张伯苓想让南开大学生存并且发展，不可能照搬美国私立学校的资金筹集模式。张伯苓募集的南开大学的经费中，最重要的来源是官僚政客、军阀豪绅的捐助，例如徐世昌、黎元洪、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李秀山等，有些军阀政客声名狼藉。据统计，军阀们对南开的捐助，前后共计150多万大洋。对于他们的捐款，许多人担心一旦接受就会让南开大学沾染不良名声，但是，张伯苓的回答极富辩证色彩：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问题是如何能够做到用“粪水”浇花而保持鲜花的纯洁和芬芳。张伯苓的教育智慧在于对捐助者的心理和当时社会形势的准确判断。
军阀政客忙于争夺权力，如何肯掏腰包捐助私立学校？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张伯苓对此有着清醒而精确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不论谁当政，都不会公然禁止兴办教育，一个争权夺势者，不论他是怎样地作恶，但在得势之后，总希望落得个美名，也想把他的子女送进一个好学校，让他们夸耀自己。
私立学校能否生存完全依靠能否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其中，学费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如果学费太低，学校经营就存在问题；如果学费太高，学生又不愿意来上，学校也将无法生存。
当时一个学生的缴费标准是：学费60元；宿费32元；体育费3元；印刷费2元；普通预偿费10元；膳费每月约8元及实验费等他项。旁听生、试读生等上述费用均需加倍。而当时国立大学，例如北京大学的学费每年仅仅需要10元左右，与国立大学比较起来，南开大学是毫无争议的贵族学校，连张伯苓自己也说：“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
张伯苓坚持不以学费作为维持大学经营的主要资金，由此避免了大规模扩招增加经济收入而降低教育质量的杀鸡取卵行为。张伯苓既不肯多收学费，广招学生，以增加收入，又不肯多设大班，减轻设备，以省开支；理工各科无论矣，即文商各科，亦必班限其小，课限其勤，以与理工同切实。
这一教育观念是极具长远目光的，虽然短时间内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南开大学，但是南开大学的教育质量得以保证，并且不断提升，最终赢得了巨大的市场，而当时国内与南开同时创办的私立学校众多，“如东北、西南、东南、河北、鄂大及厦门等，皆耸动一时。而至今除东南、厦门与南开大学三校外，他将成为泡影，或至今尚未实现”。
张伯苓从军阀政客手中募捐，却保持了南开大学办学的独立性，从未出现军阀政客政治干涉南开的情况，南开也不因军阀政客的资助而卑躬屈膝，始终坚持独立科学的教育发展方向。但是，如何维持与官僚政客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把握适当的尺度：对待捐助者太宽松，则容易影响南开大学声誉；对待他们太严厉，则无法从他们那里募捐银子。张伯苓的经验是不拿学校做交易，而是适当给予捐助者回报。例如，黎元洪的儿子黎绍基，没有入学，却发给了南开大学的文凭；军阀刘镇华的侄子留级数次，最终也发给了文凭。但是，这些军阀政客都是长期捐助学校的人，张伯苓为他们开后门，一方面固然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些长期捐助者的回报。而对于那些并非长期捐助者却想通过金钱交易文凭的，他则坚决说不，这就避免了捐助交易文凭的泛滥。
故作清高者往往骨子里都是污浊，真正的高尚并非与铜臭之气绝缘，“出污泥而不染”才是最令人敬佩的高尚。张伯苓将这一古代儒家修身至高标准用于私立教育创办上，且成就了后来的南开大学，这种经验是特别值得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校解决社会捐助问题吸收和借鉴的。
1922年，新学制通令全国之后，张伯苓的本土化教育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他在两个方面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一是注重对学生实际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融入现实社会，另一个则是“新道德”教育。
张伯苓深谙中国教育割裂社会、学生学习普遍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为此，南开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中国现实问题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密切学生和社会的联系。南开大学专门开设了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课程，学校相继建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所三个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这种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而设置的研究机构，在国内大学是独树一帜的。学校还专门成立了社会观察委员会，制定六项社会观察目标培养学生实际观察力。即使对于演讲，他也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让演讲流于空谈，每次演讲时，均由学校设法约请专门研究以上各种问题之人，作简明介绍，使学生对于此种问题，皆有相当之常识和了解，并由此引起他们研究各种问题的兴趣与欲望。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大师康德的经典名言。能够与大自然一样永恒的道德，始终不会因新旧社会的涤荡而失去金属般的光泽。张伯苓的“新道德”教育总会令人想起西方哲学大师的道德律令。
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而人才必不可缺少新道德。张伯苓的新教育并没有把知识放在第一位，取而代之的是“新道德”。
那么，张伯苓的“新道德”指的是什么呢？1919年12月，张伯苓在“修身班”讲演时指出：
今因于社会进步上着想，吾等当另定道德标准，谓“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易言之，即凡于社会上有效劳之能力者，Social efficiency则有道德，否则无道德。”
这就是张伯苓的新道德教育的内容：既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封建社会道德观念，也不是纯粹个体的修身养性，而是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的现实社会责任感。
张伯苓在南开全面推行的新道德教育，还具体落实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上。当时的南开规定：学生严禁吸食鸦片、酗酒、嫖娼、赌博和早婚，违反者一律开除。每周三下午有修身课，周六下午有全校大会操。要求学生时刻精神饱满，生气勃勃。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他在教室楼门侧立巨镜一面，镜铭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为了教育学生养成节俭美德，张伯苓以身作则，体现“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的教育准则。据资料记载，张伯苓每次外出北京，都坐三等火车，所住的地方是前门施家胡同的北京旅店，旅店费用较之其他旅店价格十分低廉，如此节约美德自然影响身边同事和学生，乃至南开大学初期就养成了节俭校风。只要晚上明月当空，校工们就自觉关闭路灯，以节省用电。这在当时国内大学实属罕见。
据说，有一次上修身课，张伯苓看见一个学生手指被烟熏得焦黄，便指着他说：看你，把手熏得那么黄！吸烟对青年人的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它。不想学生竟答：您不是也吸烟吗，怎么说我呢？学生此语令张伯苓深为震动，他立刻叫来校工，将自己所存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张伯苓说：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此今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此后，南开在校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也终生未再吸烟。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曾说：
大学的使命是探究人类物理世界到精神世界发展的历史。大学从事的是人的教育，它不同于简单的教学。大学应该培养学生判断事物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成功者必须的社会和个人品质。
作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牛津大学的高端教育一直令国人艳羡不已。虽然目前国内尚没有一所大学能与之相比，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民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教育理念，我们就不会对此自惭形秽，因为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伯苓的教育理念与之相比并无二致。
历史上的张伯苓，留给后人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奥运第一人。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内大革命失败。不足十年的时间，国内政治风起云涌，沉浮不定，这注定是一个令人唏嘘的乱世。乱世之中，群氓可以迷惑不知所往，但是，知识分子呢？他们需要在历史的歧路口为群氓找到正确的方向。张伯苓在这段混乱不堪的历史岁月中，能够穿透历史迷雾，为中国体育教育找到通往世界奥林匹克之路，由此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1907年10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的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上颁奖仪式上，张伯苓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说，明确表达了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愿望。研究者指出，张伯苓是历史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并提出一些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个中国人。
张伯苓的体育教育探索早在主持严氏家馆时期就显示出来，他在家庭私塾式的学馆里面设置了体育课程，为学生讲授和陪同练习足球、骑自行车等当时新式体育，由于体育器械缺乏，他就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体育器材。例如，在让学生跳高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椅子，架上一根竹竿，然后让学生把辫子盘在头顶上，撩起长袍的前襟开始练习。这种新式的体育活动在当时被认为是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为了实现他的中国体育走向奥林匹克大家庭之梦，张伯苓在体育教育上进行了精心的探索，他的体育教育理念是实现全民体育教育思想，体育教育常态化、全民化。针对国内学校体育教学非全民化的不良倾向，张伯苓认为少数学生运动技术固然应该提高，但是，全体学生的身体锻炼，更应该注意。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想在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能够走得更远，绝不可以仅仅依靠少数精英运动员，体育强国是建立在全民体育教育的基础上的。
遗憾的是，这种体育全民化的教育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引起我国大学体育教育的重视。学者研究揭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虽然以51枚金牌数远超美国的36枚。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都是专业运动员，而美国大部分则是大学生，仅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就有120人参加，这三所学校的运动员共获得22枚金牌，占美国金牌总数的近三分之二。
相比之下，我国的金牌绝大多数是通过专业运动员获取的，获得金牌的大学生微乎其微，这暴露了我国体育运动与高校的脱节，尤其是体育运动仍然没有实现常态化、全民化的目标。而《中国教育报》的报道，更道出了我国体育教育失去全民化的危险：教育部联合国家体育总局等单位对1985—2005年的青少年健康状况开展普查工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体能素质在1995年之后下降幅度增大，学生肺活量下降明显，超重肥胖学生比例迅速增加，视力不良率初中为58%，高中为76%，大学生达83%。看来，我们真的到了不得不认真反思张伯苓先生的体育教育思想的时候了。
体育教育全民化，还需要冲破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现实，恢复女子与男子平等的体育教育地位和尊严，这也是奥林匹克体育最终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张伯苓倡导的女子体育教育，开启了民国时期女子参加体育运动风气之先河。
1902年，张伯苓在严氏家馆任教期间就开始尝试女子体育教育。1923年秋天，南开女中正式成立，张伯苓把体育教育运用于女子教育上，专门聘请了体育教员到女中任职。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张伯苓担任名誉会长，此后多年长期担任主要领导成员，积极推进全国体育运动会，并且按照国际规范进行训练与比赛，为中国体育与国际奥运会接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6年11月，张伯苓为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建校四周年题词：“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平均男女，促进健全。”在张伯苓的女子体育教育积极推动下，女子田径、篮球、排球、网球等被列为1930年4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张伯苓在这场体育教育中，成功地完成了重视体育到女子体育再到全国体育的“三级跳”，这在整个民国时代体育教育史上是无人比肩的。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病逝于天津，他在遗嘱中尚不忘嘱托后人：
凡余所尝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我同学共勉者，今将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是举足轻重的一员，而中国体育事业的进步和成就也算是圆了张伯苓先生一百年前的梦想。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这样说：2008年8月，北京与全中国人民将邀请世界各国人民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奥林匹克盛事。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国成为奥林匹克事业的一部分。
参加奥林匹克之梦虽然圆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实现了张伯苓体育教育思想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仅仅把参加奥运会作为张伯苓体育教育思想的目的，其实在误解和扭曲这位教育家的本旨。张伯苓的体育教育思想核心理念并不在于中国参加奥运会，而是如何通过体育提升国民身体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民族团结和凝聚力，让体育全面化而不是专业化。也就是说，奥运会上获得多少金牌并不是最重要的，我国国民如何能够通过体育教育获得从生理到心理的提升，才是我们最应关切与思考的，而这无疑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