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生活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发表了《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这位早年师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先生的中国弟子，无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教育运动的最忠实倡导者。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他就试图用杜威的经验主义教育哲学挽救中国，先是倡导平民教育，然后是乡村教育，经过反复实践，最终确定了生活教育之路。
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几乎成为后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的摇篮，它拥有杜威、孟禄、桑代克、罗素、克伯屈等世界顶级教育大师。在中国近现代的265名教育家中，有留学经历（不包括短期出访）的有142人，其中留学美国的78人，日本39人，德国14人，法国13人，英国12人，俄国2人，比利时1人，加拿大1人，共160人次。在留美学生的78人中，有34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后来大部分成为中国教育的领军人物。郭秉文、蒋梦麟、黄炎培、陶行知、胡适、张伯苓等悉数出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他们回国的同时，也把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搬运回家，并且加以宣传、实验和推广。
很遗憾的是，杜威博士的教育理论被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后，结出的果实就像一只香蕉，外表虽然是黄色，果肉却依旧是白色。于是，曾经忙于搬运杜威教育理论的中国留学生，在经历了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引发的不适应证的苦痛之后，从被动的模仿者变成主动的创造者，由此成就了中国生活教育运动潮流。
生活教育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之痛。1926年，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批评中国社会教育脱离生活的畸形乱象：“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
为了纠正国内教育的不良之风，乡村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为教育家们的一剂良药。20年代，一场号召知识分子走向乡村的乡村教育运动，以及针对平民职业技能训练的职业教育运动，在国内呈现出爆炸的态势，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家纷纷开展平民教育实验。不过，面对知识分子的热情万丈，寂寞的乡村虽然呈现出一片学习知识和技能的热闹景观，中国的平民特别是乡村教育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热闹喧嚣过后，统治乡村千年的传统思维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教育脱离现实的问题并没有被彻底根除。面对如此状况，有的教育家坚持继续前行，如晏阳初、黄炎培等人，他们认为只有将自己从事的教育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改变教育现状；有的则开始反思自己从前教育的不足，尝试着新的教育内容，如陶行知等人。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在试图让教育回归到现实生活的路径上去。其中，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试验最有效果。
1927年3月15日，北伐军进攻南京的硝烟正浓，在南京北郊的老山脚下，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正式开学。这是一片与当时国内所有学校均格格不入的实验区：校内有田地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极少经费，供学生造房；学校数所，供学生实习；教员数人，供学生请教。学校的培养目标宣称：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至于入学考试的科目尤其独特：一、农务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测试；三、常识测验；四、作文一篇；五、三分钟演说。学校特别声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报考本校。
晓庄师范第一期招收到了来自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湖北等地的13名学生，其中包括来自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操震球。一年前，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操震球看到了陶行知准备创办这所学校的简章，兴奋之情难以抑制，立即写信给陶行知，表达自己跟随陶行知从事乡村教育的愿望和决心。陶行知立即给操震球回信一封，他在信中如此问道：
田家生活是要蛮干的，您愿意吗？您能打赤脚在烂泥里奔走吗？您不怕把雪白的脸晒得漆黑吗？您不怕软手上起硬皮吗？您不怕在风霜雨雪中做工吗？您不怕挑粪吗？您愿意和马牛羊鸡狗猪做朋友吗？
在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之后，陶行知欣然接受了操震球来晓庄师范。操震球毅然舍弃清华大学，投身于乡村教育，成为晓庄师范的第一批学员。陶行知在写给母亲和家人的信中，专门谈到13人投考之事，他非常高兴地说，居然还有13位来应试，“可算难得”，大家都为他们庆贺，来的人都非常有精神，“真是可喜”。
最初，学校设有乡村小学师范院和乡村幼稚师范院，院长分别为赵叔愚和陈鹤琴。以此为基础，晓庄学校又逐渐建成中学、民众学校、晓庄剧社和商店，等等。第二年，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改名为晓庄学校，短短的一年时间，晓庄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生活教育实验学校。学校提出了“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目标。在晓庄的每天寅会上，陶行知都坚持发表演讲，逐步介绍“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正式形成，随之以晓庄学校为样本，逐渐风行中国。这是中国新教育运动从照搬西洋模式向中国本土化转变的崭新阶段。
在陶行知的带领下，晓庄学校的生活教育有声有色地全面展开。就在学校灌输的进步思想全面开花的时候，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中华大地上战云密布，烽烟四起。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斗争的同时，也不忘记在教育上严厉打击一切支持或倾向于对手的势力。陶行知支持晓庄学校的共产党员参加全市学生反帝爱国游行，并受到冯玉祥的礼遇厚待，遭到蒋介石的嫉恨。1930年7月，在蒋介石的密令下，晓庄学校被查封，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晓庄学校遭到查封，生活教育实践受到重创，却并没有因此终结。1931年，陶行知返回国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继续宣传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不久，由陶行知、高士其等人开展的著名的“科学下嫁”活动，把科学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1932年，陶行知又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这是一个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为宗旨的社会教育组织，招收广大农民子弟入团。对于这个教育组织的性质，陶行知解释说，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每天上午组织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则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则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民或者儿童自己到工学团创办的茶园里讲故事。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度在全国迅速普及，成为三四十年代平民教育普及大众知识的著名方式。实际上，这种生活教育把学校、工厂和社会融为一体，就是晓庄学校时期生活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
1936年，中日矛盾一触即发，挽救国家危难成为国内教育家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社会问题。2月，旨在开展国难教育运动的国难教育社正式成立，陶行知担任理事长，自此，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延伸到国难现实社会问题层面，这是生活教育理论密切关注生活现实，用现实生活教育学生的一个创造性成果。
从1926年到1936年，陶行知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去践行他的生活教育。生活教育已经不再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而是适应中国现实国情而创造出来的“生活即教育”。两年之后，在桂林，“生活教育社”正式成立，凭借在生活教育上的巨大贡献，陶行知被推选为理事长。至此，这一源自西洋、嫁接到中国土地上的教育理念，成功地在中国落地生根。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陶行知则说，“生活即教育”。师徒二人都是生活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曾说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把老师的教育思想“翻了半个筋斗”，但是，内容迥然不同。为了区别自己的生活教育与老师的不同，陶行知甚至专门声明：杜威先生的生活教育是假的，自己的生活教育是真的。
杜威生活在资本主义全面崛起的时代，赤裸裸的商品物欲观念充斥社会，他的生活教育诞生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不可能褪去资本主义商品物欲文化的胎记，他所说的生活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经验主义，学生所学的不过是生活本身，即要做什么就学什么，完全为了具体的生活的实用，这样的教育模式固然可以让学生贴近生活，但是也造成了学生的过于短视和功利。
陶行知早年一度信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先知后行”学说，甚至改名“陶知行”，这个时期他的教育哲学与杜威的生活教育哲学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陶行知早期如此尊崇杜威生活教育的重要原因。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先知后行”是唯心学说，于是，又把名字改为陶行知，寓意“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种转变导致其从杜威的生活教育中“翻了半个筋斗”，由此突破了杜威过于狭隘的物质生活的理解，把教育与人类最广阔的社会生活血脉相连。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指的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一言以蔽之，教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教育。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可以用陶行知的三句话来概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生活和教育的关系是生活决定了教育，有了生活就必然需要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就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那么，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1929年，陶行知宣称晓庄的生活教育分为六个目标：卫生健康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有计划的生活，引导学生参加进步的生活活动，这六个方面几乎包括一个学生在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学生通过这些生活学习，最终解放天性、恢复人的真性情，“生活即教育是要解放人类的”。
在晓庄学校，一切教育都以现实生活为中心，学校的大礼堂取名为“犁宫”，图书馆则挂着一块“书呆子莫来馆”的匾额。学校没有系统的理论课程，学生不仅要自己扫地、抹桌、做饭、洗碗，还要亲自下田耕地，亲自上山砍树造房。而陶行知亲自为学校创作校歌《锄头歌》，歌词“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也道出了晓庄学校致力于生活教育的教育宗旨。多年以后，现代著名作家曹聚仁先生在《忆陶行知》一文中开头如此写道：
我正在执笔写稿时，某电台正在播某小姐唱的《锄头歌》：电台中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南京晓庄师范的校歌。“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的歌词，出于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兄之手，根本不是什么民歌，那位小姐唱的那么肉麻，陶兄地下有知，一定会叹息不已吧！
特别重要的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强调了教育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滚动。1934年，陶行知宣传普及教育的演讲中，批判当时的教育制度是一种短视而短命的教育，号召实行整个寿命的教育，即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教到老。抗战时期，他宣传，战时生活就是战时教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独裁统治，陶行知又号召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最初，陶行知倡导生活教育之时，一度强调个人生活经验与教育的关系，甚至喝几碗豆浆、洗几次澡都要专门列入教育计划，让学生对照执行，这时候的生活教育还是仿效杜威的个人经验主义的理论。而经过多年的探索，陶行知终于把生活教育的方向从孤立的、静止的个人经验转移到普遍的、动态的现实生活上去，还原了教育源自现实生活的本真，这种强调教育与生活的“与时俱进”思想，显然是对杜威生活教育理论的超越。
“社会即学校”是对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改造。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看起来是学生在学校中受到大社会的训练，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鸟笼模式的教育，因为被引进学校里的社会教育不过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触角而已，如同从广阔的森林中折断几根树枝放入鸟笼，让鸟儿学习进入森林生活的技能一样，鸟儿依然没有真正享受到广阔森林的自由。那么，让学生获得真正的社会知识，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里的社会，而应该投身于整个社会中，从广阔的社会上学习知识才是真正的社会学校。他曾豪迈地把社会比作一个大学堂：青天是圆顶，大地是地板。太阳月亮是读书灯，二十八宿是围墙。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简言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如此气魄，大有其先祖陶渊明身上的魏晋风度。
为此，陶行知宣传“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专门能教的老师，只有经验稍深或学识稍好的指导者。所以，农夫、村妇、渔夫、樵夫等，一切人皆可以做学生的指导员，同样，马路、乡村、工场、监狱、战场等，一切社会场所均可以做学生学习的场所。1936年，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热情地号召学生：
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所以，整个的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
“教学做合一”是受到杜威的“从做中学”的影响，但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则打破了杜威的“做是唯一”的理念，创造了教学做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件事的崭新教育思想，将之改造为教与学的结合，把知与行、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活结合起来。为此，他在晓庄师范办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先生制”。在晓庄，所有初学者都是没有学习者的老师，初学者在获得了点滴的知识之后，立即承担其教育其他未学者的责任，即使是乡村孩童，也可以来学校讲故事供他人学习。这一教育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师道尊严，形成了一个普及知识的热潮。晓庄学校被查封之后，连晓庄小学也被强制停办。后来，晓庄小学的孩子们就自动组织起来办了一所小学，命名为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们完全采用互助互学方式，连小学的校长、教员都是由小孩子们自己担任的。陶行知专门为此写了这样一首诗；“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生在。”
按照他的设想，全国有小学生一千多万人，还可以通过改良私塾的办法，获得大约相同数量的小先生，如果再加上店铺里的有知识的学徒一千多万人，这样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便至少有六千万人可以向着现代化开步走。而陶行知发明的这种“小先生制”极得他母亲的支持和赞赏。当时陶母年事已高，为了支持儿子的教育工作，她主动要求亲身实践这一方法。为此，她让陶行知的大儿子陶宏负责教育二儿子陶晓光，然后再由年仅六岁的陶晓光来给她当“小先生”。在小先生的教育下，陶行知的母亲一个月就读完了《平民千字课》的第一册。对此，陶行知高兴地写诗赞誉母亲和孩子：“吾母五十七，发愤读书籍。十年到如今，工学无虚日。”“小桃方六岁，略识的和之。不曾进师范，已会做人师。”小桃即指陶晓光。
在他的倡导下，到1935年，“小先生制”已经推广到全国23个省市，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对此，陶行知曾经骄傲地宣称，小先生脚迹所到的地方，男女教育机会立刻均等。在小先生面前，失学的女子是一点也不害羞，有什么不懂的都大胆地问。小先生连新娘房里，都能够钻进去上一课。受到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启发，当时国内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等地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扫除文盲，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陶行知倡导的学生教学生的教育方式，在当时受到许多人的嘲讽，但即使放在今天，这种教育方式仍然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教育心理学研究测试表明：不同的教学方式产生的教学效果大不相同。在不同的教学方式下，学生对所教内容记住的概率大致为：教授讲授占5%，学生讨论占50%，学生实践占70%，学生教别人占95%。但是，就目前我国教育方式现状而言，教师讲授占95%，学生讨论占45%，学生实践占20%，学生教别人占5%。生活教育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这样的教育理念，实是极具远见。
在陶行知以晓庄师范作为实验区践行他的生活教育之时，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教育界精英也在各自的方向上推行这种教育。陈鹤琴、赵叔愚、郑晓沧、俞子夷、杨杏佛等，他们或与陶行知一起共创晓庄师范，或在其他地方推行新教育。其中，陈鹤琴倡导的“活教育”理论，既延续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又把生活教育引领到另一个更深入的方向。
陈鹤琴，浙江上虞人，幼年入私塾学习，对于这段长达六年的私塾生活，后来的陈鹤琴如此回忆和评价：“六年最宝贵的光阴，除了认识三四千字之外，可说几乎完全付之东流，今日思之，惟有惋惜、感慨、痛恨而已。”1911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转入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奔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霍布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据说，23岁的陈鹤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奔赴美国留学的船上，与朋友谈起学习医学还是学习教育的人生选择问题，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下定了决心：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多亏他的这个决定，民国教育历史上的儿童教育天空才显得如此光彩熠熠。
陈鹤琴与陶行知一样，都受到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陶行知回国后积极倡导生活教育，而陈鹤琴最初与陶行知同在南高师任教，深受陶行知的影响和帮助，两个人在教育观念上十分默契。早在1925年，陈鹤琴的《家庭教育》一书出版，陶行知阅后大力赞扬，说陈鹤琴先生的社会教育理念与他的生活教育主张不谋而合。两年之后，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之时，陶行知任校长，当时的陈鹤琴担任第二院（幼儿师范）院长。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理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十多年之后，他创办了《活教育》月刊，在《活教育》发刊词中说：“‘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两句话是陶行知先生在十年前描写中国教育腐化的情形，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到今天恐怕还是如此，或许更糟一点。”
显然，陈鹤琴面对着和陶行知同样的教育现状，为此，他创立了“活教育”理论，作为对陶行知先生提出问题的解答，这就是要使教育“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使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种教育理念从根本上说，就是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的延伸、拓展和创新。
1934年，陈鹤琴前往欧洲，对英国、法国、德国等11个国家的教育进行考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德可罗利学校考察期间，该校的崭新教育方式再一次震撼了陈鹤琴。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国教育的落后，必须彻底打破传统的课程固定、教材呆板的教育方式，应该充分利用大自然、大社会，从这些活的教材中学习鲜活的知识。1935年，陈鹤琴结束考察回国，开始逐步梳理年轻时期留学回国之后一直探索的教育理论，从编写相关教材、读物入手，创办《活教育》理论刊物，介绍、宣传和推行自己的“活教育”。
此时国内的儿童教育几乎都是照搬美国模式，用他的话说，孩子听的故事是美国的故事，看的图画是美国的图画，唱的歌曲是美国的歌曲，玩的玩具、用的教材，也有许多是美国的，甚至连教儿童的方法也是美国化的。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不能用，而是落后的中国与先进的美国在国情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盲目照搬美国教育模式教育儿童，中国的孩子未必能够完全接受和消化这些西洋产品。
为了让中国的儿童摆脱清一色的美国教育模式，吸收纯正的本土化营养资源，1936年，陈鹤琴专门为小学编写了《最新英文读本》、《最新英文字帖》、《儿童国语课本》、《儿童作文课本》等教材和读物，此后，他还与陈选善共同主编了《小学自然故事》丛书、《中国历史故事》丛书。
当然，有了本土化的鲜活内容的教材和读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再好的教材落到旧教育的模式当中，都无法让学生受益。最关键的并不是为儿童提供新鲜的教材读物，而是在教学的内容、过程和方法上构建一个活教育体系，为中国儿童撑开一片自由的天空。由此，他开创了著名的“五指活动”教育理论。
陈鹤琴的“活教育”主要集中在他对儿童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研究上。他曾以人的五个手指连为一体作为比喻，形象地表达他的“五指活动”理论，意思是说这五个方面的活动如同长在一个手掌之上的手指头，是活动的，是可以屈伸的，更是相互联系的。“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儿童健康活动、社会活动、自然活动、艺术活动、文学活动。健康活动的内容是饮食、睡眠、早操、游戏、户外活动、散步，等等。社会活动的内容是朝夕会、周会、纪念日、集会、每天的谈话，等等。自然活动的内容是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研究自然和认识环境，等等。艺术活动内容则包括音乐、美术、手工制作，等等。文学活动内容包括讲故事、唱儿歌、猜谜语，等等。
这种活动内容的设置与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六个目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强调对教育对象全面而科学的培养，同时，丰富的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对于儿童而言，儿童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教育家们需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积极赞成并支持陶行知把儿童教育放在工厂和农村这一大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活教育的整个理论体系中，通过细致观察获得直接的经验是其实施的基础。1920年12月26日，陈鹤琴的长子陈一鸣出生，陈鹤琴从长子出生的一刻开始，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追踪研究，详细记录了陈一鸣的语言、动作、情绪等变化过程，这是我国儿童教育以实验观察的方法进行个案研究的起点。其中，从第82天到808天详细记录了陈一鸣游戏的变化发展特点。同时，他还认真观察、收藏了儿子陈一鸣从1岁到16岁之间所有的绘画习作561张，然后按照年龄增长顺序以及绘画的变化特点，选取了其中的205张作为儿童绘画心理变化过程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后来，陈鹤琴提出的儿童游戏教育思想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通过详细的观察记录，陈鹤琴不仅引领我们发现了一个被成人忽略却无比丰富的儿童世界，而且，他印证了社会才是儿童兴趣的源泉：
出生后天，竟能盯眼似的看着灯光……到了后来，非常喜欢到外边去在路上看行人和各种动物……小孩子到了四五个月的时候，一看见东西，立时就要用手来拿……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孩子很喜欢拿了东西敲敲。到了1岁光景的时候，很喜欢用手去推凳子和去拉椅子。照这样看来，上面所说的灯光、人们、物件、凳子和声音都是孩子拿来当做玩具看待的。
实验观察是“活教育”实施的第一步，然后是阅读参考、发表创作、批评研讨。按照陈鹤琴的做法，如果一个学生要研究某一对象，实地研究观察是第一个步骤，即“实验”阶段；第二步，看一些关于研究对象的参考书；通过详细的观察和阅读相关的参考书之后，就可以写一篇关于研究对象的报告、故事或童话等等，即第三步“发表”；最后，所有的同学都要和教师一起总结检讨这个学习过程，相互学习研究。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抛弃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只起到引导、供给、指导和欣赏的作用，给学生最大限度融入社会的机会。为了保障教学的质量，四个阶段都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展开，而不是放任自流进入毫无控制约束力的社会。在他们进入真正的社会之前，陈鹤琴为他们的学习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在第一个阶段，学生们的学习场所是小动物园、小花园、小游艺场、小工场、小图书馆。在第二阶段，学习场所是小工场、小农场、小社会、小美术馆、小游戏场。在第三个阶段，学习场所则变为儿童工场、儿童农场、儿童科学馆、儿童世界、儿童艺术馆、儿童运动场、儿童服务团等场所。
通过这些特殊的社会场所，陈鹤琴引领学生进入一个既可以学习知识又可以了解社会的鲜活空间。如果因为条件限制，在教学过程中无法找到上述适合的地方，或者在学生已经完成了上述场所的学习之后，就让学生进入教室以外的大自然、大社会。此时的学生已经在小社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社会知识的捕捉、接受、发现能力都较之普通在校学生更敏感、更强烈，引领他们进入大社会之后，学生们就可以自主地从社会上学习知识，以此实现活教育的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民国教育人物
陶行知：两千年后的孔子
“二千年前孔夫子，二千年后陶行知。”文学家郭沫若曾如此赞颂教育家陶行知。孔子以降，中国教育界名流大师辈出，但是却少有人可与孔子相比。孔子被中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若非确实在教育上取得特殊之功绩，便贸然与孔子相提并论，被赞颂者定会沦为学界之笑柄。然而郭沫若此评，却并不孟浪，凭其教育思想之精深、影响之深远，陶行知足以担此美誉。
陶行知，祖籍浙江绍兴会稽县，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历史上的歙县曾是徽州商业文化最著名的代表，在中国一直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也是徽学的重镇。陶行知不仅深受深厚的徽州文化传统的熏陶，而且他在后来创办教育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和徽州商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据说陶行知是历史上“五柳先生”陶渊明的后代，陶行知的祖先曾在定居黄潭源村后，专门将宗祠命名“五柳堂”，以勉励陶氏子孙继承陶渊明的高尚品行。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师范学校之后，也把晓庄自己的居住之地称为“五柳村”。历史上的五柳先生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节气名垂青史，民国的陶行知则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品质，影响了民国时代的教育界。
1906年，陶行知结束了长达7年的传统文化教育，进入歙县城内的洋学堂崇一学堂读书。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英国传教士唐进贤，他对陶行知的聪慧勤奋非常赏识，陶渊明由此开始了踏入近代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步。4年之后，他考入了当时著名的南京汇文书院，1910年，该校升格为金陵大学，陶行知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学习。
数十年之后，陶行知回忆起独自一人离家求学之日的场景，仍然无法平静对父亲的缅怀之情，他在《献诗》中如此写父亲对他的希冀：“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的面上，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的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的转回家去，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金陵大学的西方教育模式引起了陶行知对西方文明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西方教育的关注。也正是在这段学习生活经历中，他有了去西方留学的想法。在这里，他又幸运地遇到了另一位非常赏识他的外国人校长——美国人包文。在校期间，年轻的陶行知就创办了《金陵光》学报，担任中文版主笔，其间发表的文章大多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阐释了进化、共和和民主的政治意义，把共和比作金子，国家比作金矿，国民比作矿工，指出：金子未获而遭到捐弃，罪不于金子而是矿工之愚昧。共和未建而已经灰心，并非共和之罪而是人民之愚昧。欲解决矿工和民众之愚昧，全在于教育！显然，此时的他已经对先进的西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向往之情。与此同时，陶行知醉心于王阳明的思想研究，王氏的“知行合一”思想对他触动很大，在他的早期教育思想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1914年，陶行知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旋即奔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第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至于为什么放弃市政而改学教育，陶行知认为学习市政出来是做官的，这虽然是令人艳羡的专业，但是中国当时并不缺少做官的人，真正缺少的是杜威先生那样的伟大教育家。其时的美国正在兴起一场旨在改造传统教育的“新教育运动”，陶行知投身于杜威、孟禄两大著名教育家的门下。
1917年8月，陶行知离开美国返回祖国，受同为杜威先生弟子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的邀请，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讲教育学、教育史等课程。第二年，陶行知任教务主任。在此期间，他对学校陈旧的教育学科进行了改革。一方面，他倡导教育要科学化，鼓励教师做“创造的教育家”、“创造的科学家”，反对“沿用旧法，仪型外国”，试图把美国教育中的创新、探索精神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他重新纠正了自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强调一切教育的理论都必须植根于自然科学，为此，他把学校的科学知识列为教育学科中的必修课，这在当时国内教育学科领域还是首次。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他为践行这句诺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1926年，国内平民教育如火如荼，陶行知辞去教授职务，放弃了优越的大城市生活，“自讨苦吃”扎根乡村教育，开始了创办晓庄师范学校的艰苦之路。陶行知在乡村大力推行平民教育，自己总是身正为师，老老实实地和农民生活，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淳朴的乡民。当时的晓庄师范学校完全一穷二白，甚至连固定的校舍也没有，学生们先在燕子矶小学借住，然后又搬入黑墨营，旋即搬迁至晓庄小学校舍，最后又迁入尚未竣工的犁宫。创业之初，陶行知完全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他脱下了西装，穿上布衣草鞋，带领全体师生投入到建设晓庄学校的生产劳动中去。其间，住在牛棚里，饮食与学生相同，他从一个留学生转变成为一个挑粪种地的农民校长，时人一度称之为“挑粪校长”。陶行知对此坦然接受，并且很自豪地教育学生：“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据他的好友曹聚仁回忆，一次，陶行知从南京来到上海，到大光明戏院去看电影。收票的因为他穿着一双套鞋，没有穿袜子，不让他进去。陶行知默不作声，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过了一会儿，一位摩登“狗儿”来了，也不曾穿袜子，收票的却让她进去了。于是，陶行知就问收票的：她穿袜子了吗？那人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地让他进去。
1930年秋，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查封，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逃亡日本，这对其家庭而言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整个陶家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其妻子更是承担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甚至一度自杀，虽然获救，但自此重病缠身。1936年，就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向全国人民详细解释他的生活教育本质之时，妻子病故。陶行知曾悲痛地自责：母亲、妹妹和妻子，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流亡日本时期的陶行知先后辗转于东京、京都等地。他在躲避政治迫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教育事业，为此，他认真考察日本的国立图书馆和东京大学，吸取日本教育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宣传和介绍自己的教育理念，这引起了当时日本教育界的关注。1935年，日本教师牧泽伊平发表了《中华民国的新教育》，详细介绍了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推行的新式教育，特别宣传了陶行知发明的“小先生”制。此后，日本的新闻界也逐渐开始介绍陶行知及其他的教育思想，这是日本第一次打开大门了解中国的陶行知及其他的教育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日本学者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成为日本教育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活动被迫迁入西部广大地区。从抗战爆发直至生命的终结，他在教育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创办了育才学校。
1938年8月，陶行知生平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他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宣传抗日活动，在香港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除了多次发表演讲，宣传抗日革命之外，还进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回到大陆以后创办育才学校做准备。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候，陶行知宣称回国后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创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三是创办难民儿童学校，专门收容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儿童。
1939年，陶行知兑现了一年前在香港的诺言之三，在重庆北碚草街子创办了育才学校，但关于育才学校的意见计划书，是其在香港期间完成的。育才学校适应了抗战时期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的现状，学校既设置普通课程，也有专业的特修课程，在对学生进行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又注意培养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学校从抗日战争中失去家乡甚至父母的难民儿童中，选拔出来一批具有特殊才能的幼苗加以培养。他向育才学生提出了“每天四问”的要求，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每天清晨，陶行知都会带着学生集体发问，深刻反省自己的进步与不足，以此激励学生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勇敢地学习与战斗。当时有人误会，以为这所学校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陶行知反驳说，我们的孩子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用他们所学的东西献给老百姓，为人民造福。
育才学校的创办正值国内最困难之时，日本军事侵略步步紧逼，大片国土沦丧，国内经济凋敝。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已经不易，维持一个难民学校，其难度可想而知。但陶行知仍然一如既往地激励全校师生：为了培养人才幼苗，不要害怕经济封锁和政治迫害，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候也只有大家饿死。否则，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育才学校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为了激励大家不要气馁，陶行知还以山东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创办三个义塾为例，号召大家向武训学习，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这所学院的创办，浸润了陶行知先生晚年的心血。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又创办了“社会大学”，为培养进步的、民主的学生而不倦努力。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他给育才师生的最后一封信中，如此说：“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将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之结束，不会是生活教育社和育才之结束。”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的第三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声明已经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逝于上海，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生勤俭，他生平的薪水及稿酬，大部分用在教育上面。乃至在逝世之时，竟没有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一点金钱，甚至连一件新的衣服和鞋子都没有，真真正正一贫如洗，兑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