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回到上海后，立即来到辛家花园拜访康有为。康有为对他的归来表示高兴，并感谢他送来的礼物？几本精制的画册。
康有为看了悲鸿在日本的作品，大为赞赏，说：“你很有见识，也大有发展。我们中国有许多好东西，如古代的四大发明，现在都被外国人学去了，而且用法很好，甚至超过了我们。我们的国家要想富强，要想昌盛，也需要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不论是东洋的还是西洋的，我们都应该研究、学习。”
徐悲鸿很赞同康有为的见解，并对康有为说起他打算去巴黎学习美术、考察西洋画的想法。康有为说：
“现在欧洲战争打得正凶，目前最好不要去法国，我建议你去北京。一方面北京是我国的文化古都，这对你研究我国古代绘画艺术，接触更多的名人，吸收古代和当代名家的长处会大有益处；另一方面，你还可以继续做准备，一旦战争停止，你便立即申请去欧洲深造，提高自己……”康有为嘱咐悲鸿：“如果你真去北京，走时我给你写几封信，到那儿之后你就去找我的朋友，他们会全力帮助你的。”
徐悲鸿很感谢康有为的指点，决心先到北京谋求发展。
1917年12月，徐悲鸿和蒋碧薇踏上从上海到塘沽的轮船。为了节省路费，悲鸿买的是三等舱的船票。三等舱的乘客大部分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和落魄的知识分子，船舱里灯光暗淡，灯雾缭绕，乘客坐着、靠着，东倒西歪，这对于在贫困和流浪中长大的悲鸿来说是可以泰然处之的，可这对出身富裕家庭的蒋碧薇来说，却觉得很难堪，有失体面，她心里委曲得很，气呼呼地冲悲鸿嚷道：
“就是你，放着头等舱不坐，非得在这三等舱里挤。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浑身一股子味，难闻死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算什么？”
徐悲鸿生气地说：“他们怎么了？他们也是人。和他们在一起有什么不行？我就是愿意和这些劳苦大众待在一起！”
“你……”碧薇流着眼泪说：“我连父母都抛下了，可你……”
徐悲鸿不再理会她，只是不停地在速写本上画着。他把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都融入绘画里，创作出一幅幅朴实、憨厚、正义的劳动者图画。碧薇望着他那专注的神情，又一次感受到，悲鸿只爱艺术，并不真正爱她。她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悲鸿能拿数以百计的钱去购买艺术品，却不愿多拿几十元为她买张头等舱的船票？生活中的阴影在她的心中继续加大、加深，使她感到无限的忧伤和哀怨。一路上，碧薇不愿和悲鸿多说一句话，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经过几天的颠簸，他们来到了北京。
徐悲鸿先住在东城方中巷。他安顿好妻子，就带着康有为的亲笔信和自己的几幅作品去拜见罗瘿公。罗瘿公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在北京颇有名气。罗瘿公看了悲鸿的作品，非常惊喜，当即给教育部长傅增湘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推荐信，盛赞徐悲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教育部在派遣出国留学生时，能让悲鸿去法国深造。
第二天，徐悲鸿乘车去教育部找傅增湘先生。傅增湘是四川人，他中等身材，体态瘦削，一看便知是个读书人。他读了罗瘿公的推荐信后，态度和蔼地说：
“能不能看看你的作品？”
悲鸿连忙将带来的几幅素描、图画、水彩等作品展示给傅先生。傅先生看后十分高兴，夸奖他是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画家。
傅先生热情地对悲鸿说：“可惜现在欧洲战争没有停止，你再耐心等等，如果将来派留学生去法国，我一定会首先考虑你的。”
听了傅增湘的话，徐悲鸿放心了。
在北京等待出国留学的日子里，徐悲鸿结识了北京文化界的华林。华先生经常为北京的报刊撰写文章，文笔锋利。在他的引见下，徐悲鸿有幸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相识，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一日，徐悲鸿在罗瘿公陪同下，去蔡公馆拜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见悲鸿来访，非常惊喜。他把徐悲鸿请进客厅，接过悲鸿递来的画赞不绝口：“悲鸿先生才气横溢，可谓难得之才。我国近四万万同胞中，有很多智谋出众的人，他们还不为世人所知，徐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啊！”罗瘿公点头称是。
三人谈古论今，很是融洽。在谈到中国画的传统艺术风格时，蔡元培先生说：“徐先生，你的大作，我亲眼见到的不多，但感觉很好。特别是你画的奔马，洒脱、有力，很能鼓舞士气。徐先生，你为什么对马这么有兴趣呢？”
“蔡先生，你真是太过奖了。我的画还很不成熟，以后还要请蔡先生多指教。”悲鸿说，“马是农民的重要工具，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马是勇往直前的象征。”
蔡元培连声称赞：“好，你说得真好！正因为你有这样的思想感情，才能画出富有人的奋斗精神的奔马。”
蔡先生是一位爱才的前辈，他看到悲鸿年轻有为，生气勃勃，就聘请徐悲鸿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年轻的徐悲鸿接受了蔡元培的聘书，暂时在北京居住下来。
北京是一座有着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古都，红色的宫墙、雄伟的宫殿、高大的松柏，都强烈震撼着徐悲鸿的心灵。他徜徉在北京街头，用心去感受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芒，吮吸中国古代文化的气息。在故宫博物院，悲鸿看到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如古代绘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开阔了他的眼界，提高了他的欣赏水平。
徐悲鸿在北京大学工作后，除指导“画法研究会”的学生作画外，还给他们讲授绘画理论。当时，北京的知识界十分活跃，《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对封建思想展开猛烈的抨击，传播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徐悲鸿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讲学中，他针对画坛盲目袭古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古法之佳者导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他从写实的角度对当时的人物画提出了批评，指出：写人不准，少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头不能仰而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此尚不改正不求进，尚成何学？既改正又求进，复何必云皈依何家派耶？这些针对时弊的论点，对当时的美术界犹如一枚炸弹，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蔡元培校长听了徐悲鸿的讲演，很是赞赏。他立刻通知《北京大学日刊》主编徐宝璜教授，尽快把徐悲鸿的新思想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于是，在1918年5月23日、24日、25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了悲鸿的讲演稿。
文章发表后，在北京大学引起轰动，也受到保守主义者的评击。但悲鸿的卓见却得到了广大青年和主张革新的人士的支持。著名诗人陈散原之子陈师曾就十分赞赏他的观点。陈师曾也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任导师，他经常和悲鸿在一起谈画，也时常和他一同到故宫博物馆去欣赏古代名作。
有一次，他们领学生来到故宫，在宋代画家范宽的杰作《溪山行旅图》前站住。
“你们看”，悲鸿指着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对学生们说，“宋代画家都是刻意写实的，非常重视神似。范宽住在太华，那里有雄伟的高山，所以他的画多是层峦叠嶂。这足以说明一个人的作品之所以能有真情实感，必须是有真实感受，这样才能让别人感动。”
陈师曾在一旁点头称是。徐悲鸿兴致勃勃地说：“我觉得唐代的一些画家，像吴道子、曹霸、王维等，他们的作品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一定是美妙无比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在谈论他们的作品时，都是极为称颂的。如杜甫称赞曹霸的画马‘一洗万古凡空马’；苏东坡称赞王维‘吾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至于吴道子，苏东坡尊之为‘画圣’。王维多才多艺，他的作品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让人陶醉……”
徐悲鸿侃侃而谈，情绪高涨，眉宇间浮现出真诚的喜悦。他面对聚精会神的学生，激动地说：
“我最讨厌董其昌和四王（指清代画家王时敏、王鉴、王原邦、王□）山水。董其昌是个大官僚，他借着自己的地位，建立了一种不好的画风，那就是画家可以不懂写生，不师法造化，但不可不识古代画家的画风和派别。董其昌不仅以地位傲人，而且以富厚自骄，他既是大官僚、大地主，又是一个大收藏家，但他的画只能是投机取巧的末流文人画。四王山水也一样，只是阁体的八股山水，毫无生气。可至今还有些人很信奉他们，真是不可思议啊！”悲鸿的言谈中，透出他对权势的鄙夷。
陈师曾笑着接话说：“你的评论和你的为人一样，真可谓爱憎分明。可是，要想清除陋习，开一代新风，谈何容易啊！”
徐悲鸿自信地说：“虽然我们还年轻，但开一代新风的责任正落在我们青年人的肩上。中国画自明朝末年以来，便处在这种毫无生气、陈陈相因的积习中，这其间虽有少数优秀画家出现，但不能扭转局面，整个画界还都是守旧派占上风，思想和笔墨都十分僵化。时代在不断地向前推进，艺术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绝不能故步自封，复古守旧。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画如果能在古代绘画的传统上，再吸取一些西方绘画的优秀技法，用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绘画，一定会大有成效的。这就需要我们青年人去努力。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到欧洲去学习学习。”
学生们被他精辟的论述感染了，一个个情绪饱满，眼里闪着激动的光芒。
“悲鸿，时间不早了，学生们还要吃饭呢。”陈师曾笑着提醒徐悲鸿。
徐悲鸿看了看表，不好意思地说：“噢，太晚了，以后我们再接着谈。”
暑假到了，徐悲鸿带着蒋碧薇和李石曾夫妇、顾孟余夫妇等北京大学教授，前往香山碧云寺避暑，写生作画。
夏日的香山，郁郁葱葱，峰峦叠嶂，寺庙隐在深山中，重门叠户，曲径通幽。
徐悲鸿置身于苍松翠柏中，感其意，动其情，创作了《西山古松柏》、《晴岗翠嶂》等画。他除了画画、教画，还利用空闲时间观赏了许多古代名作，如明代边文进、孙隆的双钩着色画；明代林良、徐渭及清末朱耷的水墨写意画；清代恽寿平的没骨画；唐代韩干、曹霸，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孟□的马；还有各种小品，像边寿民的芦雁，杨晋的牛，赵虎（赵兼善）的虎，尹驴（尹野）的驴，吴道子、任伯年的人物，以及高凤翰的左手画，高其佩的指画……名家大师的手笔，使悲鸿受益匪浅，他感到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自己的艺术知识丰富了。
香山归来，悲鸿的创作热情愈来愈高，对于名家之作，他潜心研究，仔细揣摩，尽力收藏。他把名作的画理、画法进行归纳，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加以创新，走自己的写实主义道路。
徐悲鸿谦虚好学，从不独自为尊。有一天，他在陈师曾家里看到了一把红花绿叶团扇，赶忙拿起来，认真观看。画面优美的构图吸引了他，他禁不住惊奇地叫道：
“妙！实在是妙哇！立意新，构图新，笔墨技法也新，这真是意新笔奇，是一幅难得的天下第一好画！”
陈师曾佩服地说：“真是慧眼识真品。徐先生，你很有眼力，堪称是一位难得的鉴赏家了。这是白石先生的一幅画。”
“齐先生才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南吴（吴昌硕）北齐（齐白石），可以媲美。”徐悲鸿感叹地说，“我要是艺术大学的校长，一定聘请白石先生为教授。这样的人才在当今是很难寻到的。”
“现在画风腐败，拉帮结伙，像白石这样的艺术家，不仅当不了教授，还有讥讽、辱骂他的呢！”
徐悲鸿一听，激动了：“岂有此理，辱骂齐先生的人，根本就不是艺术家，而是十足的流氓！”
离开陈师曾的家，悲鸿的心中还在愤愤不平，他真心渴望能有一个真正的艺术世界。路过书店门口，看到很多人都在争相购买刚出版的杂志《新青年》，便也抢着买了一本。
晚饭后，他打开《新青年》认真翻看着。忽然，鲁迅的名字映入他的眼帘，一看标题《狂人日记》，就一口气读下去。当他读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段话时，他不禁喊出声来：“说得太对了，将来的世上容不得人吃人！”
这声音惊醒了已经入睡的蒋碧薇。她不耐烦地嚷道：“你这是干什么？又打又叫的，神经病。”
“薇薇，你快来看看，这是鲁迅写的《狂人日记》，精彩极了。真是了不起，鲁迅的笔就像一把刀，解剖了这个社会。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一下鲁迅先生，当面向他请教。”
蒋碧薇气呼呼地用被蒙上头，不再理会他了。
说来也巧，过了一些日子，徐悲鸿收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的请帖，邀请他于1918年12月22日晚，到东安市场中兴荣楼与鲁迅先生聚会。
徐悲鸿高兴极了，盼着这一天快快到来。12月22日是星期天，晚饭后，徐悲鸿就顶着寒风，走出家门。刺骨的冷风吹打着他的脸，路边不时有乞丐向他讨钱。一个瘦弱的老太太领着两个孩子，请求悲鸿给一点施舍，让他们吃上一顿饱饭。悲鸿望着那一老两少孤苦伶仃的样子，一种强烈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他想到了自己的遭遇，泪水溢满了眼眶。他把自己的围巾取下来，围在小一点的孩子脖子上，又掏出一些钱来，放在老太太手里，哽咽地说：“去买点吃的吧，不要饿坏了。”老太太连连道谢。悲鸿不忍再看他们，疾步向前走去。他边走边想：中国的现实不正是《狂人日记》中描写的那样吗？人吃人，处处充满着险恶、虚伪。
徐悲鸿来到中兴荣楼，刘半农和鲁迅先生已经先到了。悲鸿高兴地同鲁迅先生握手问候，随后倾心而谈。他们从上海谈到日本，从中国的过去谈到中国的现在。两人一见如故，各抒情怀。他们针对时弊，抨击其腐败，嘲讥当权者；而对艺术的发展，则感悟至深，提倡创新、改革。
鲁迅点燃一支烟，深有感触地说：“画画和做文章一样，都是用笔作战的战士。太伟大的变革，我们是无力表现的，不过我从来不悲观。我们即便不能表现它的全部，也可以表现它的一角。”
徐悲鸿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关于作画，我有一个体会，倘若不去表现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只是关起门来照着芥子园画谱和“四王的模式作画，那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这样的画，不管你画得多么细腻、多么好看，也没什么意思。然而，要想冲破‘四王’，反映社会现实，实在是难啊！”
“不错，是很艰难。不过战士是不怕艰难的。”鲁迅斩钉截铁地说，“地上本没有路，人走得多了就自然成了路。所以，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冲杀出一条路来。而你的画，就已经冲破了‘四王’，路已经在你的脚下展现了，不是吗？”鲁迅笑了起来。
徐悲鸿和鲁迅热烈地交谈着。他们谈得那么投机，真有相见恨晚之感。
与鲁迅的这次相会，对徐悲鸿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很大帮助。作为一个青年画家，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强大、为民族的自尊，尽到自己的一分力量。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徐悲鸿正在家中作画，听到有人敲门，便起身去开门。
“徐先生住在这儿吗？”只见一个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的青年站在门外。
徐悲鸿仔细打量着他：高高的身材，穿着普通，两道剑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年龄约有二十上下。
“我就是徐悲鸿。”悲鸿答道。
陌生青年一听这话，便“咕咚”一声，双膝下跪，一边磕头一边大声说：“俺是慕名而来的。俺叫李英杰（李若禅），从山东来。俺想跟您学画，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俺这穷小子。俺现在没钱，等以后有了钱，俺再孝敬您和师母……”
徐悲鸿被他率直的行为和坦诚的话引得放声大笑。他连忙扶起跪在地上的李英杰，把他让在椅子上坐下，问起缘由。李英杰告诉徐悲鸿，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举目无亲，全凭拉洋车挣钱，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学习绘画。悲鸿心中十分感动，他由此想到自己闯荡上海的经历。悲鸿微笑着对他说：“拉洋车可苦啦，你能受得了吗？”
“俺从小就喜欢画天上的飞鸟、田野里的花，可别人却瞧不起俺。有钱人耻笑俺，挖苦俺，骂俺家的坟头上没长这棵蒿子，还说俺这双抓牛屎的手，永远拿不了笔……”李英杰喘着气，不服地说，“俺就是不信，就是不服，就是要争这口气！为了争这口气，俺来到北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只要能学到画。听别人说，您是一位有骨气的大画家，就想拜您为师……”
徐悲鸿听了他的话，十分惊喜。他高兴地说：“好，我就喜欢这种性格。你可以到画法研究会去学画，也可以到我家里来共同讨论一些绘画问题。有困难来找我，我一定帮助你。今天，我就收下你这个山东学生。”
李英杰笑了，眼里闪着泪花。从此，他便正式走上了绘画的道路，并且取得很大成就。
徐悲鸿在北京过得比较舒心。他除了上课、作画外，还经常和朋友聚会，一起听京剧。他觉得京剧和绘画在艺术境界上是相通的。
罗瘿公也是一个京戏迷，经常出入于戏院。每当有好戏上演，罗瘿公总是叫上悲鸿一同观看，特别是程砚秋的演出，罗瘿公场场必到，并将戏院的前几排座位都包下来，买了票送给朋友，悲鸿自然而然地成为最热情的观众之一。他对京剧的爱好也由此加深，渐渐地，自己也能唱些段落了。
然而，蒋碧薇却对京剧不感兴趣。她既不愿陪悲鸿去看戏，又不愿一个人独自在家。她对罗瘿公栽培、爱护程砚秋也表示不满。
“哼！罗瘿公这么卖劲地捧程砚秋，图个什么呢？只不过说明文人无行罢了。”蒋碧薇带着不满的口气嘲讽说。
徐悲鸿吃惊地望着妻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罗瘿公为了捧程砚秋，把自己家搅得乱七八糟，这还不够，他又搅到别人家里来！”
“薇薇，”悲鸿耐着性子说，“罗先生是个好人，他重才爱才，这和无聊的文人寻欢作乐不一样。程砚秋有才华，罗先生是在培植一颗艺术明珠，培养一位有才华的京剧艺术家，使中国京剧后继有人。”
“艺术，说得好听！你也不过是跟他一起捧捧戏子罢了！”
“你……”
悲鸿说不下去了。他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横在他们之间，特别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态度上，他们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徐悲鸿感到苦恼，蒋碧薇也不愉快。可是，徐悲鸿对京剧的热爱和兴趣却并未因碧薇的反对而稍减。他仍然坚持去看程砚秋的戏，也去看梅兰芳的戏。他从京剧中汲取艺术营养，感叹京剧界人才辈出的喜人景象。每次看完戏出来，他都拿中国画和京剧来对比，感到它们的发展是多么的不平衡。中国画日趋颓败的现状，更加激起他强烈的责任感。
有一天，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首场演出《天女散花》，罗瘿公特邀徐悲鸿前去观看。悲鸿一听是梅兰芳的戏，自然很高兴，吃完晚饭就直奔戏院。
台上，梅兰芳水袖轻舞，唱腔圆润；台下，人头攒动，掌声不绝。《天女散花》的首场演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整个北京城都为之轰动了。罗瘿公和徐悲鸿都很兴奋，对梅兰芳先生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
第二天，罗瘿公来到徐悲鸿家，请他为梅兰芳画一幅像。其实，在悲鸿刚来北京，第一次见到梅兰芳时，梅先生就希望得到他的一幅墨迹。当时，悲鸿没有想好要画一幅什么样的画送给梅先生，就迟迟未动笔。今天罗先生又重提此事，悲鸿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考虑再三，决定为梅兰芳作一幅《天女散花图》。为了画好这幅画，徐悲鸿又到戏院观看梅兰芳的演出，一边看一边进行舞合速写，随后，又特意到前门外北芦草园登门造访梅兰芳。
梅兰芳盛情款待了徐悲鸿，并把自己的剧照拿给悲鸿看。
“梅先生，我看了您主演的《天女散花》，觉得这个戏就像一幅好画。我想为您作天女像，能不能看看您的服装、头饰等实物？”徐悲鸿用商量的口吻说。
梅兰芳一听十分高兴，他让家人把戏装、头饰都拿了出来，请徐悲鸿任意观看。悲鸿认真地作了速写，又趁这个机会仔细观察了梅兰芳的相貌特征。
回到家里，徐悲鸿连夜勾画草图，用了几天工夫，一气呵成，画好了一帧长约四尺的立轴《天女散花图》。
在这幅长约四尺的立轴画面上，徐悲鸿又特意为梅兰芳题了一首五言小诗：“花落纷纷下，人凡宁不迷。庄严落萨相，妙丽藐神姿。”题款是“戊午暮春为畹华写其风流曼妙，天女散花之景，江南徐悲鸿”。
在这幅中国画上，既有西洋画的写生技法，又有中国画的线条和勾勒，使婉丽多姿的天女栩栩如生。罗瘿公看后，赞不绝口：“妙笔，妙笔！徐先生真是名不虚传的大师，落笔有神，貌似神似，可称得上是传世之作！”他欣然提笔，在画面上题诗一首：
后人欲识梅郎面，
无术灵方可驻颜。
不有徐生传妙笔，
焉知天女在人间。
这幅画由罗瘿公送给了梅兰芳。梅先生如获至宝，欣喜非常，立刻挂在了客厅里，以供来人欣赏。
徐悲鸿在北京的知名度与日俱增，许多达官显贵都想请他。有一位显赫人物在梅兰芳家看到了《天女散花图》，便朝思暮想怎样请徐悲鸿为自己画一幅像。可他身居要职，不愿登门求画，一怕有失身份，二怕遭到拒绝，想来想去，终于有了主意：宴请徐悲鸿，席间提出请求。
请柬送到徐悲鸿手里，悲鸿不屑一顾，扔到了一边，因为他始终把“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可蒋碧薇正相反，她极力催促悲鸿前往。悲鸿无奈，只好做了让步，勉强答应赴宴。
蒋碧薇见悲鸿应允了，就翻箱倒柜找出好几套衣服，让悲鸿一一试穿。悲鸿极不耐烦地说：“什么重要人物？就是皇帝宴请，我也只穿这身衣服。”说完就不愉快地走了。
徐悲鸿来到这位要人的官邸，同其他前来赴宴的人走进客厅。
客厅里已站满了许多人，有的西装革履，有的油头粉面，而那些浓装艳抹的女士们，则娇声娇气地相互吹捧。接待人员点头哈腰地请来宾签名，走到徐悲鸿面前，却识为随从，根本没有理会。悲鸿也不理睬别人，独自在一个角落的沙发上坐下。正巧，不远处坐着的两个人正在高谈阔论。那位留着仁丹胡子的“先生”正向同伴吹嘘自己见过徐悲鸿，而且藏有徐先生的大作。悲鸿冷眼打量，心想：“这种人真是‘吹牛’不脸红，我怎么会认得他？”
这时，那位请客的大人物走到“仁丹胡子”面前，寒暄了几句，又说：
“您与徐悲鸿相识，一会儿他来了，就帮我招待一下。”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哎，徐先生怎么还没到？是不是不来了？”
他的话音还未落，梅兰芳先生走进客厅。客厅里的人都一起围上去，徐悲鸿也在一边站起来。梅兰芳一眼就看见了悲鸿，他径直走到悲鸿面前，热情地说：
“徐先生早到了，怎么您在这……”
大人物一愣，不解地望着梅兰芳：“梅先生，这位是……”
梅兰芳惊讶地说：“怎么，你还不认识？他就是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徐悲鸿啊！”
那位大人物恍然大悟，连连道歉：“失礼，失礼！”
其他客人都睁大了眼睛，不知如何是好。
徐悲鸿客气地对大人物说：“我本不是来赴宴的，而是对你的盛情表示感谢的。今天家里还有朋友在等我，就不能参加宴会了，请多多包涵。”他又向梅先生道歉：“梅先生，恕我不能陪您，请原谅！”
说完，悲鸿与梅兰芳握握手，便走出宴会大厅。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大人物尴尬地站在门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徐悲鸿一进家门，正在吹箫的蒋碧薇立刻放下箫，奇怪地问：
“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悲鸿向她述说了事情的经过，碧薇的脸一下子沉下来：“你这个人啊，就是爱交些没用的有友，连大人物你都敢得罪，能有什么出息！”
“我觉得那里的空气不干净，所以不愿意久待。”徐悲鸿边说边走到画案前。
碧薇很不高兴地说：“你又要画画？”
“是的，《国民》杂志要创刊了，这个刊物的领导人许德珩请我为他们画张封面画，我答应了。”悲鸿说着，便低头研墨，准备作画。
《国民》杂志是一份进步刊物，以反帝爱国为宗旨，许多进步人士十分重视这份刊物的创刊，悲鸿也是如此。他站在案前，挥洒作画，顷刻成幅。只见画面上一个青年人傲然挺立，凝视着远方，背后是巍峨的群山。青年人的眼中含着无限的希望。这幅画寄托了他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强烈的思想感情。
不久，悲鸿创作的这幅画在北京大学出版的进步刊物《国民》创刊号的封面上发表了。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苏联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但欧战尚未结束，许许多多的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心系国家的安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采取“兼客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不仅使北京大学成为学术研究中心，也使北京大学成为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摇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和讲演，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新文化运动强烈地震撼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徐悲鸿也受到很大影响。他和北大的一些教师们常三五成群地坐在教室里，讨论救国救民之道，抒发各自的抱负。虽然他们还没有透彻地理解和接受马列主义，却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希望通过这条路来达到救国的目的。
徐悲鸿热爱绘画事业，勤奋作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的画清新幽远，立意深刻，给人以新的启示和美的享受。
欧战结束后，中国教育部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名单公布后，没有徐悲鸿的名字。悲鸿非常失望和气愤，他给傅增湘先生写信，责备他食言，措辞十分激烈。信寄出后许久，也没有回音，徐悲鸿按捺不住，又去找罗瘿公。
罗瘿公叹息着对徐悲鸿说：“傅部长收到你的信了，他非常生气。”
徐悲鸿十分激动地说：“傅增湘先生既然不打算派我留学，当日就不该答应我。如果这是出自寻常人之口，当然可以不计较，但傅先生是位读书人，我原以为他不会敷衍我。”
徐悲鸿没有放弃希望，耐心等待着。
1919年3月，中国教育部继续派遣留学生。蒋元培校长又给傅增湘部长写信，推荐徐悲鸿。傅先生很快复信，表示不食前言。果然，这次名单上，写有徐悲鸿的名字。
徐悲鸿很高兴，立即去教育部，向傅先生致谢。
很多年以后，徐悲鸿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写道：
……我飘零十载，转走千里，求学之难，难至如此。我对黄震之、傅增湘两位先生，是终身感戴其德而不敢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