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为感情之流露，为人格之表现！
张大千
19世纪末，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助长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战略地位，经过精心策划，光绪二十年（1894年）挑起了侵略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立即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割地赔款、要求继续抗战的浪潮。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促使一批商人、绅士和官僚投资于新式企业，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振兴中国的经济，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主的维新派，展开了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但终因缺乏广大人民的支持，在封建顽固势力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但它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为辛亥革命的兴起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在这多事之秋的1899年5月19日，天府之国的四川内江县西城外，张家第八个男孩降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画坛一代宗师的张大千。大千并不是他的原名，他出生时按父亲的“正心先诚意”的字辈他是“正”字辈，所以取名正权。
小正权的降生并没有给张家带来半点的喜悦，因为在他出生前的一年，内江经历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的浩劫。接连数日的滂沱大雨，使沱江大堤决口，水淹县城，洪水一丈多高，几乎湮没了城墙，农田绝收。接着第二年又发生了春旱，三个多月没有下雨，土地龟裂，民不聊生，不到万户的县城，三千多户无家可归。所以小正权真可谓生不逢时。
大千的祖籍是广东，后来迁到湖北的麻城。祖上张德富做了四川内江的知县，才搬到了内江。张德富为官清廉，一身正气，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他对子女说：“我乃朝廷命官，是奉旨来治理四川，不能只图自己的利益。”由于他的努力，使内江产生了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受到百姓的爱戴。张德富卸任以后，对四川有了较深的感情，而且四川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气候宜人，适合长期居住，所以他用多年的积蓄在内江一泗滩买下了一些田产，安居下来，内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由于后代经营不善，家道逐渐败落，到了大千曾祖父时，已入不敷出。大千曾祖父变卖了田产，举家迁至内江县城，做一些小生意。到了大千父亲张怀忠时，为了中兴门第，到自贡经营食盐的生意，可是由于不善经营，破产倒闭，从此家庭生活每况愈下。但他不甘于门第在他手中败落，又做其他一些生意，到头来正如他所说：“霉运像我的影子，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得家境困窘。
为了生活，他先后干过捡破烂、弹棉花、给人家挑水的活。每天沿街收捡破烂，背着弹棉花的工具走街串巷，或沿着石阶弓背弯腰地给人家挑水。在收捡破烂的叫喊声中，在弹棉花的嗡嗡声中，在倒水的哗哗声中，他彻底地失望了，渐渐地染上了鸦片，在吞云吐雾的时候，他才感到了一点点的安慰。为了切实反映自己悲怆的生活现实，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悲生。
大千的母亲曾友贞，贤惠聪颖，为人善良。小的时候就喜欢描花绣凤，嫁给张怀忠后，为贫困的生活所迫，重操旧业，做起了绣花的活，换几个铜钱贴补家里的生活。由于手艺好，绣得精，久而久之她成了内江县有名的“张绣花”。她不但勤劳，而且教子有方，虽然家里很穷，但是她还是让孩子读书，而且要读好书。在她的精心培育下，儿女后来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好的成绩。
大千兄弟十一人，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医疗卫生状况极差，加上家境贫困，大千出生前就失去了大哥、五哥、六哥、七哥和二姐。
大千刚刚出生时，由于连年的灾荒，母亲营养不够，没有奶水。大千饿得手抓脚蹬，啼哭不止，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父亲害怕再失去一个可爱的孩子，母亲在大千的哭声中也暗暗地落泪。恰巧邻居生活较富裕的张荫悟家也生了一个小宝宝，而且孩子的母亲奶水很多，为了儿子张怀忠便求助于张家，由于他们是世交，所以张家马上就答应了，而且还周济了他们一些钱物。
从此大千每天由三哥十三岁的童养媳抱着到张家去吃奶，就这样，大千在三嫂精心的照顾下和张家大妈乳汁的哺育下顽强地成长起来。
大千的三嫂罗正明，十岁来到他家给张起来做童养媳。在旧社会，穷人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女孩子一般七八岁定婚，而且得到婆家做童养媳，一是自己家可以得一些定礼，改善一下生活，家里也少了一张嘴吃饭；二来也是到婆家帮助干一些家务。三嫂来到张家以后，就挑起了重担，因为公爹每天外出打工，母亲又要给人家绣花，所以全部的家务就落在她的身上，既要照顾幼小的八弟（大千在家排行第八），又要做家务。
三嫂特别喜欢八弟，无论走到哪儿，都背着他。有一年初冬，早晨起来，三嫂做好稀粥，喂完了八弟，用背带把八弟捆在背上到山上去挖红薯。山上的红薯地里偶尔可捡到几个别人收落下的红薯，为了填饱一大家子人的肚子，一到这个季节，三嫂就背着八弟到山上挖红薯。初冬的山上阴云在空中飘动，北风呼啸着，一会儿三嫂的小手就冻得通红，八弟则在三嫂的背上东张西望，一会儿又香甜地睡在三嫂的背上。有时八弟饿了，三嫂就放下他，抱在怀里，拿一块红薯在自己嘴里嚼烂，再给八弟吃。有时候坐下来，三嫂就哄八弟玩，嘴里唱着儿时的童谣：
雀儿搬搬，搬上南山，
南山有个金银宝贝，
金鼎鼎，银鼎鼎，
草鞋耳以罗……
甜美的儿歌回荡在山川田野，树上的小鸟也吱吱地叫个不停，逗得八弟咯咯直笑。回到家里，三嫂又开始洗衣服、做饭，晚上把八弟哄睡了又开始在石臼上捣米浆。大千长大以后对三嫂的抚育之恩牢记在心，每次回乡都去拜见三嫂。他八十三岁时，居住台湾不能回大陆，就通过电话，让国内的女儿代他向三嫂墓行三拜九叩的大礼。
这时的中国，继戊戌变法的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民众展开了武装自救运动，其中以义和团为主，它把反对外国教会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到了1900年形成了高潮，发展成为震惊世界的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春去秋来，转眼大千已经八岁，这年冬天刚刚过去，再过几天就是立春，立春是中国农历的节气，到了立春前一天要举行“鞭春”的活动，场面热闹隆重，百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寒气送走，开始种庄稼，来年能有一个好的收成。这一天对孩子们来说是仅次于春节而最有趣的日子。“鞭春”一般由官府举办，这一天大千兴奋了一夜，觉也没有睡好，鸡叫两遍就起床，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土布衣服，瓜皮帽下的小辫摇来甩去，跟着哥哥们来到了大街上，街道两旁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孩子们你推我搡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寻找着能看到“鞭春”的位置。兄弟几个刚刚找到合适的地方，“鞭春”的队伍就敲着锣打着鼓地走了过来，几个身穿紫色黑边长袍、头戴高帽的人，排成两列，沿着大路慢慢地走过来。接着是两个人抬着纸札彩画的春牛，大千一下被这五彩缤纷的春牛吸引了，春牛的头上有两只粗大的牛角，额头上画着大大的打着旋的眉心毛，身上红红的毛和白白的蹄子对比是那么鲜明，高高翘起的尾巴像一枝火把，春牛的后面是一个农夫打扮的人，手拿鞭子吆喝着，神奇极了。
它为什么不与平日田间耕作的牛一样？色彩为什么那么丰富？造型为什么那么可爱？大千被迷住了。
“春牛为啥和真牛不一样？”他问做过秀才的四哥。
四哥笑着说：“这头春牛是送给开封府包青天的，所以要把它装扮得漂漂亮亮的，不然包大人生气不收，那么明年庄稼就不会丰收。”
大千似懂非懂地看着这只可爱的春牛。“这头牛包大人一定能收，它多好看！”他一边想一边身不由己地跟着春牛走去。二哥和四哥在后面喊他，他也没有听见，全神贯注地欣赏这头春牛，左瞧瞧，右看看，春牛的后面是抬着供品的队伍，紧接着是县城里的大小官员和乡里的绅士。再后面就是主祭的县太爷，他坐在四人抬的敞棚大轿里，神气十足，两脚各踏一只木雕镀金的狮子，大轿前面扎着一条鳌鱼，意味着“独占鳌头”。轿后一个人举着大大的“春”字。再后面是表演龙灯、舞狮，还有吹吹打打的戏班，那场面热闹极了。
大千随着“鞭春”的队伍走走停停，这儿瞧那儿看，羡慕那扎春牛的人能做出这么生动可爱的牛！那牛的神态，仰天长啸，仿佛鼻子里发出了“哞哞”声。彩绘的鳌鱼，镀金的狮子，起伏翻腾的长龙，生、旦、净、末、丑的各种人物，五彩缤纷的色彩，各种样式的造型，这些优美的民族艺术深深地打动了幼小的张大千。在他的脑海里，艺术是一个神秘而有趣的世界，为他后来的艺术成长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到了晚上大戏台演川戏，大千随父母早早地吃完饭，拿着小木凳，坐在大戏台最前面，然后耐心地等待开戏。终于，戏台上十几盏油灯亮了，照得满台通红，接着咚咚呛呛的锣鼓声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台上出现了青衣、花脸、老生、花旦，有的头插翎子，有的手提花枪，有的青衣小帽，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黑脸的……一个接一个地出场，大千听着，看着……
转眼春天来了，阳光洒满了大地，杨树、柳树又长出了新叶，小河里成群的鸭子游来游去。
一天，妈妈带着大千去走亲戚，在路上妈妈反复叮嘱着大千：
“到了人家家里要有礼貌，见到长者要鞠躬请安。”“别人的东西再好不能要。”“吃饭的时候，大人没有动筷，你不能吃。”
到了亲戚家，大千彬彬有礼地向每一位长辈问安，大人们在屋里唠起了家常，大千就和几个表哥表姐在院子里玩了起来。
“我们到三元塔去玩。”表哥说。
大千一听三元塔高兴极了，在家里每天都能远远望到三元塔的倩影，今天能登自然是一番兴奋。几个孩子爬上了陡峭的山坡，他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终于登上了塔顶，顺窗远望，内江县城和奔流的沱江尽收眼底，大千第一次感到家乡的景色是这样的美丽，大自然的景色是如此的灿烂，他的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惊奇，两岸重重叠叠碧蓝的山峦，给人一种无限的柔情，沱江辗转反复如一条玉带环绕着家乡，河面上小船来往穿梭，泛起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在夕阳的映照下，发出金灿灿的光茫，像一幅充满田园风光的图画。上一次观看“鞭春”使他激动不已，那是人类的智慧结晶，诱发了他对艺术的向往，今天自然界巧夺天工的造物，更使他感到了自然的魅力，他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凝望这景色。
九岁那年，大千在妈妈、姐姐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白描，说是白描，实际是在白纸上画妈妈做活的花样。一天，妈妈手拿一幅花鸟图案，把大千叫到身边问：
“八儿，你看这鸟好看吗？”画上一只喜鹊落在梅花枝上。
“好看，但是为什么只画一只，而不画两只？为什么不多画几根树枝？”
听到儿子一连串的问题，妈妈愣住了，她没有想到大千小小年纪能考虑这么多的问题。
“树枝画多了太乱，不好看。”妈妈高兴地回答儿子提出的问题。
在妈妈的精心指点下，大千画画的水平进步很快，望着儿子认真的态度，妈妈叹气了，孩子都九岁了还没有读书，然而家境贫寒又供不起孩子进学堂，可是又不能委屈了孩子。忽然妈妈想起了四儿子正学。正学又名楫，字文修，早年家境稍好时，读过书，而且学业也很好，那一年到成都府赶考，可是家里又拿不出盘缠，从内江到成都三百里，他几乎走了二十多天。可是府第考试，因犯了“圣讳”，不仅没有考取功名，而且连原来的秀才功名也被革掉了。
现在他因被革了功名，在家里闲着无事，于是妈妈把文修和大千叫到了身边。
“从今天开始，你教八弟读书，要严格认真。”
因生活道路的艰辛，文修自然对八弟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从《三字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到后来的《四书》、《左传》、《史记》，同时又教书法。文修教得严格，大千学得也是非常的认真。后来四哥到资中县小学教国文后，不能每天教他读书、写字，就给他写了一个规矩，每天写字五页，少一页打一个手板。四哥走后就由大姐督促他学习。
孩子自有孩子的世界，每天完成作业的大千，就出去和小朋友玩抓“强盗”的游戏。大千虽然矮小，但非常有力气。一次，他把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小伙伴摔倒，可是那孩子不服气，上来就抓大千的小辫子，结果两人就在山坡上厮打起来，大姐刚好路过，上前拉开两人，大千的头发蓬乱不堪，脸上被抓了几道指印，衣服也破了，裤角也开了，大姐非常心疼并责怪大千：
“和小伙伴玩，怎么能打架呢？爸爸妈妈知道又要罚你跪了。”
大千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回到家里姐姐赶紧给大千缝补衣服，三嫂也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帮着大千把辫子编好，看着大千脸上的伤，三嫂问：
“还痛吗？”
大千摇摇头。
“八弟，要懂些事，你十多岁了，弟弟都七八岁了，要好好地带弟弟，怎么能出去和人家打架呢？再说也应该帮妈妈做点事情。”
“可不是嘛！妈妈每天给别人绣花都到三更天，没事在家里帮妈妈画点花样。”
姐姐一边补着衣服，一边也数落他。
到了晚上，大千看到妈妈在油灯下专心地绣花，微微弯曲的身影，大千心里很难过，这一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他想了许多，也懂得了许多。
从此以后，大千做完功课就帮助家里干活，更多的时间他是帮助妈妈画花样。一到这时，妈妈有着说不完的话，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她用自己的知识教育孩子，从肝胆忠义的关云长讲到精忠报国的岳飞，从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讲到王羲之的墨池，母亲把自己仅有的点滴知识灌输给儿子，希望他长大成才。
大千的二哥也是在母亲启蒙下学习绘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绘画水平日益提高，渐渐地母亲那些手工艺人的绘画水平平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内江也没有什么绘画高手，他是一个勤学上进的人，经常外出求教附近的一些小有名气的画师。一次，他听说百里外的资中有一位画画很有名的杨老先生，就约了几个喜欢画画的朋友步行到资中拜师学艺，由于勤奋、努力，他进步很快。当然，二哥也没有忘记喜欢绘画的八弟，一有时间，他就辅导八弟练习白描，尤其是花鸟和工笔人物。有一次，二哥在阁楼上画画，大千在一旁帮着研墨，二哥画的是一棵苍劲有力的青松。八弟看得发呆，一不小心把笔洗给弄翻了，水溅到画上深一块浅一块，二哥不高兴了，站起来瞪着八弟，大千知道自己错了，就低下头看纸上的水迹，忽然他大声地叫了起来：“云彩，云彩。二哥，你看多像！”刚要训斥八弟的二哥低下头，看画上的水迹，由于笔洗里的水是洗笔上的墨汁用的，形成了淡墨洒到画上形成了浓淡相间的水墨变化，在松枝的两侧刚好造成了似云非云的感觉，墨味十足。二哥也看呆了，他高兴地看了一眼八弟，想象力好非富，也许从那一天的突然发现起，使大千在六十岁时创造了一种泼墨山水画的技法，这种山水技法清新自然，墨趣生动活泼。
大千十一岁以后，由于学得了许多的知识，绘画也有所提高，思想也活跃了，每天帮母亲做完活就到城隍庙的书摊上翻看书上的绣像（古装书籍白描插图大多是主人公或全身或半身的像，叫绣像），看到自己喜欢的就买回家照着画。有时大姐坐在一旁专心地看八弟画画，不时地提出一些意见。大姐的话总是那么亲切、自然、易懂。
大千十二岁那年，也就是191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内江也动荡了，人们传播着，因为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喻培伦就是内江人，而且是大千的表叔。起义失败后喻培伦的胞弟喻培棣和几个同盟会员也回到内江，他们穿西装，留短发，内江城里轰动了。保守的人们对他们嗤之以鼻，大千和一些孩子跟在他们这些人的身后跑，奇怪的打扮使大千纳闷：为什么和演义上的好汉绣像不一样？为什么没穿盔甲？几天后官府的告示贴了出来，说革命党是乱党，喻培棣几个人也就离开了内江。
动荡的局势并没过去，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又开始了活动，官府又下告示，要求各家各户派出壮丁组织操练，准备防止革命军攻打县城，大千的三哥也被派了去，他们穿上了“勇”字衫，头上扎着英雄结，拿着大刀、长矛在校场上操练。大千和小伙伴每天都来看他们操练。
随着局势的紧张，大千他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也被派去顶替大人守夜，三更天一声炮响，城门关上，孩子们手拿大刀在城楼上站岗，有时大家围在老更夫的身边听他谈古论今，从姜太公到诸葛亮，不知不觉天亮了，任务完成了，官府每人发给十文钱。
大千回到家里，先把钱交给正在做早饭的妈妈，然后就进屋写字、画画。
忽然有一天传来了使人吃惊的消息，大千安分守己的二哥张善子也参加了犯满门抄斩罪的革命党。事情是这样的：张善子并没有参加同盟会，而是不满清政府的丧权辱国，痛恨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在革命党的影响下，参加了保路运动，并发起成立了内江保路同志会，在公众大会上慷慨陈词。家里的母亲可急坏了，因为前不久官府砍了四个革命党的人头。
“乱世道，革命党人怎能和皇上作对？”妈妈不敢与二哥唠叨，只有和大千、九弟说。因为二哥几句条条是理的话就把妈妈说得无话可说。大千心里也是十分的害怕，城门上的人头总是在他脑海里晃动。但是他感到革命党不像官府所说的那么可怕，因为二哥也是革命党。
更让大千难忘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天吃过中午饭，爸爸准备上街收破烂，走进厨房，马上又气呼呼地走了出来。
“谁把油罐打破了？”爸爸气得浑身发抖。在这贫困的家庭里，菜油是非常贵重的，妈妈每次做菜都放得很少很少，省下来的油为孩子学习用。这次打了油罐，爸爸妈妈自然是很生气。这时爸爸的目光落在了大千的身上，因为只有大千一人在家，爸爸拿起竹条，不由分说，在大千的屁股上一顿狠抽，疼得大千眼泪扑扑地掉。打完后爸爸出了门，妈妈也干自己的活去了。不是我弄破的，为什么我挨了一顿打？大千越想越委屈，想起重庆有他的四哥，就约了一个伙伴，拿些纸笔沿着官道，离家出走了。
他俩一路走一路玩，不知不觉到了三十里外的一个小镇，天色已晚，就找了一个大户人家的门楼前和衣躺下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身上没有一文钱，怎么办？大千左看看，右瞧瞧，身上只有几张纸和笔，他急中生智，拉着伙伴敲开大户人家的门，一位老汉打开了院门，大千走上前去：“大爷，我给你画画、写对联，不收钱，给点吃的就行。”
老人一听小孩的口气不小，哈哈大笑，就把孩子们让进了院子。老人想摸摸底细，就拿来红纸，大千沉思片刻，提笔写出了一副对联，那工整、秀气的字体，老人一看大吃一惊。不一会，左邻右舍的人都来看热闹，大千也不怯场，在院里的八仙桌上挥笔作画。在那时候，逢年过节要花钱请私塾先生写春联，可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又写又画，“神了”，众人都夸这个孩子有本事。大千也是平生头一次公开表演，看到人们对他羡慕的眼光，他神气十足，这件事对他后来从事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在他忘乎所以地写写画画的时候，寻找他们的人来了。
原来下午在屋里做活的妈妈听到厨房“哗”的一声，赶紧过去一看，是家里的大花猫把油罐弄到了地上，油洒了一地。
妈妈明白错怪了大千，到晚上掌灯了，大千还没有回来，妈妈着急了，山上、河边、城里城外到处也没有他们的影子。爸爸请了几个乡邻帮忙，两天后他们被寻找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