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和凯瑟琳逐渐步入中年。对菲尔来说，尽管工作费力劳神，但他越干越轻松。除了他日益增多的健康问题外，一切看起来都蒸蒸日上。《星报》仍然在华盛顿的报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最终《邮报》稳定了下来，并有了一个清晰的未来。菲尔自己也无疑取得了商业和个人事业的成功。菲尔是这个家庭的中心，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对于凯瑟琳来说，就多方面而言也很顺利。她热爱自己的生活，与父母和孩子们都相处和睦。他们有两栋舒服的大房子——一栋在R街，一栋在弗吉尼亚的农场。简而言之，他们过得十分幸福，但是他们知道这一点并努力报偿，尽最大努力为世界作出贡献。
这些年中，他们的生活非常忙碌，韦尔比幽谷成为他们全家的休整地，全家在那里重新获得能量。在那里，他们共度了大部分时光，孩子们最开心，可能唐除外（他经常到弗兰德利家与他的好朋友尼古拉斯在一起），唐的兴趣在城里，此外，他还有严重的过敏性反应。全家在韦尔比幽谷的日子活动很多，但是生活步调比在华盛顿要慢很多。生活很轻松，而且相当低调。房子只是简单地布置了一下，草坪是由马拉的割草机修剪，所有事情都由罗布·格兰特照料，这个有魅力的男人属于住在附近的一个有名望的大家族。农场本身由一个来自邻镇的农场主耕作，另有一名住在农场的帮手协助他。
根据需要重新规划韦尔比幽谷是凯瑟琳的工作。房子本身有大量工作要做。要在原网球场的旧址上建新的网球场，在房前山脚下挖了一个游泳兼钓鱼池，由流经农场的小溪筑坝引水而成。每年春天，凯瑟琳都会让人运来一卡车沙子，倒在坝上，形成一个小小的沙滩。他们修建了一个有跳台的水上平台，菲尔在建好的池塘里喂养了鲈鱼和鲤鱼。这片占地一英亩的池塘最终被叫做凯瑟琳湖，因为邻近的朋友修建的几个湖都以妻子的名字命名。几年后，菲尔在第一个池塘下面又挖了一个大得多的湖，更靠近小溪。这个湖被命名为菲利普湖。1957年，著名广播记者、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在他拥有的土地上建了一个湖，菲尔写信让他“一定以你妻子的名字给这个湖命名，这会显得很慷慨，但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尽快建一个更大的湖，然后那个可以被叫做爱德华湖”。他们在菲利普湖中间建了一个小岛，称之为圣拉利岛——效仿巴黎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斯岛。由于第二个湖大得足够划船，菲尔逐渐组建了一支由各种各样奇怪形状船只组成的小船队——一艘他订购并自己组装的帆船、一艘划艇、一只独木舟和一艘小的帆布轻便船。他还修建了一个船坞保护这些船只，他后来把它命名为菲利普湖快艇俱乐部（简称LPYC），为此他们还举行了庆祝仪式，不仅制作了装饰有“LPYC”的火柴盒，而且拉利还为这次活动创作了一首歌。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菲尔添置了一艘摩托艇，尽管小但有足够动力拉着他们滑水。
全家人的生活以这两个湖为中心，他们在那里游泳、划船、欣赏鸭子和春来秋去的加拿大野鹅。他们散步、打网球和垒球，把高尔夫球击到田野里。菲尔和孩子们，特别是比尔，饶有兴致地在两个湖里钓鱼，有时菲尔会钓上一晚上。菲尔在农场有个枪库，每个人在很小时就学会了射击。甚至凯瑟琳也学会了使用鸟枪，尽管她总是以肩部淤血而告终，因为不太会处理后坐力的问题。菲尔过去常常猎杀土拨鼠和猎捕期的鹌鹑，他们所有人都会飞靶射击。比尔是一名热情很高的射手，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枪。此外，他们在农场放了一辆“二战”时期制造的军用吉普，所有孩子都用它来学开车，有时会绕着田野开上几个小时。正如菲尔曾写的，“每小时开9英里左右，这个速度真是太舒服了”。
他们吃的东西大都是自产的。全家经常在岸边野餐，用一个烤架，凯瑟琳学会了在上面烤牛排、鸡，甚至羊腿和玉米。他们总是请朋友到韦尔比幽谷做客，每餐一般要增加10个人，包括孩子们、保姆和她帮助过的大学生。多数日子，他们在两棵树下的一个长长的野餐桌上吃午餐，从客货两用车的货舱里把食物和冰过的茶拿到树下，凯瑟琳将食物装满盘子，把它们摆到桌子上。一个周日来了些客人，进餐时，当凯瑟琳把盘子分给坐在长桌子另一头的菲尔时，他让她把盘子扔过去，她就这么做了。令人惊奇的是，他接住了盘子——土豆泥和肉汁没有溅出去。
从一开始拉利就对骑马充满热情，骑得也很棒，一次次地参加马术表演派对。她经常是派对上唯一不戴帽子和不穿骑马服装的骑手，她的小马像头驴，但是她骑得很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玩得很开心。其他孩子也骑马，唐除外，他讨厌骑马，只试过约5分钟。凯瑟琳原本想所有孩子都应学会，但是一天当她看到唐坐在马上，看上去好像桑丘·潘沙，于是脱口而出：“下来吧，你是对的，这不适合你。”唐是一名优秀的田径爱好者，喜欢网球和所有与球有关的运动，但是骑马、游泳和滑雪提不起他的兴趣。
菲尔的能量传到了所有人身上。晚饭时，他会与孩子们做游戏，问他们历史问题，告诉他们内战的故事，向他们灌输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组织用渔叉捕青蛙的探险活动，带着手电筒把孩子们带到湖边，让孩子们充分体验生活的乐趣。他给大家讲故事，让大家开怀大笑。全家在韦尔比幽谷的生活只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方面，这段时间他们的世界似乎一切顺利。凯瑟琳父母仍然十分活跃，尽管父亲日显老态。整个20世纪50年代，凯瑟琳的母亲不停地写文章、作演讲，沉醉在各种公共福利和教育问题上，被授予了许多荣誉学位，工作获得了广泛而积极的认可。在她70岁生日时，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星系——这不是一份普通的礼物。
菲尔和岳母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时升级，原因是对一个拟议中的华盛顿礼堂和文化中心的选址存在分歧。凯瑟琳的母亲是礼堂委员会的主席，希望这个中心坐落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华盛顿雾谷地区一带，后来那里建造了水门公寓；菲尔则认为它应是华盛顿西南部再开发的一部分，他参与了这里的大量开发工作。尽管承认雾谷地区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美丽的风景，但菲尔坚信把礼堂放在华盛顿西南部是阻止白人迁往郊区和升级西南部4万人社区的重要一步。
按照凯瑟琳母亲的观点——以及委员会的观点——河边的选址是最适当的，把礼堂放在西南部将终止整个项目，因为她认为自己不能筹钱在贫民窟修建礼堂。她抱怨菲尔和反对她的观点的国会议员，指责他们受到房地产利益的影响，并发誓说，如果华盛顿西南部地区被选为礼堂地址，她和她的整个委员会将辞职。在写给菲尔谈论这一问题的信中，凯瑟琳的母亲还说：“我希望在下周日的《邮报》上写一篇文章，分析一下雾谷和西南部两处选址的相关因素。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向《星报》投稿。”但是，16年后菲尔同意母亲的想法，尽管偶尔有“弑岳母”的冲动。这两个人有一种奇特、矛盾，但又非常深厚的联结，尽管他们俩就岳母与报纸的关系没完没了地争斗。
在这段时期，凯瑟琳的父亲迈耶先生越来越远离报纸和公司的日常运作，但是兴趣却不亚于以前。当不在同一座城市时，菲尔给岳父送去详细叙述会议、演讲和《邮报》相关活动等的信件和备忘录。迈耶先生明显上了年纪，但是他头脑敏锐，菲尔和其他人仍然信任他的判断和洞察力。在购买《时代先驱报》的第二年，凯瑟琳的父亲80岁，他显然在思考上年纪带来的影响。1955年4月，他给拉斯·威金斯送去一份备忘录，指出那一周两位报纸传奇人物死亡的影响：“乔·普利策周三去世，伯蒂·麦考密克周日去世；我正要动身去找我的医生。”
有一段时间，凯瑟琳的父亲在考虑把一些股份留给《邮报》的雇员。菲尔建议说，在他仍然在世时把股份给他们会更好些，这样可以看到他们快乐的满足感。父亲同意了，并告诉接受者说：“有段时间我和迈耶夫人一直在思考这个机构里的好伙伴。我们清楚地记得你们这些年来为帮助这个机构走向成功所提供的有价值的服务。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一些人虽在遗嘱中会记得他们的老伙伴，但我和迈耶夫人都认为那是一种更伤感的处事方法。”于是迈耶先生所做的是拟订出详细方案，把50万美元的无投票权股票分给711名报纸雇员和独立发行商——大体上，每个人都为公司连续服务了5年以上。礼物从4到20股不等。凯瑟琳的父亲给所有接受者写信解释这份礼物，并表示他和她母亲希望至少他们在《邮报》工作期间应保留股份：“我们相信持有股票是一项好的投资。在《邮报》所有人的热情帮助和合作下，多年后股票将升值。”一些人从一开始就了解股票的价值，从那些不了解的人手中尽可能买过来。许多人相互出售，但是随着公司壮大和上市，那些坚持持有和又买了一些的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分发股份礼物是1955年6月在斯塔特勒酒店举行的一次难忘的午宴上宣布的，这次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凯瑟琳的父亲购买《邮报》22周年。《邮报》驻白宫记者埃迪·福利亚德在午宴上代表雇员讲话，他以“股东伙伴们”称呼这些获得股票的同事，在一阵大笑后他继续说：“你们永远不知道，你来工作时是一个工薪族，回家时你就是资本家了。”尽管这些年凯瑟琳生活快乐，但她总觉得存在着一些自己不愿面对的问题。比如，随着年龄的增大，自己变得更加羞涩和不自信，仍然不知道如何在社交场合表现出最好的状态和把握好自己，她担心令人厌烦，并一直相信人们与之保持关系完全是因为菲尔。
凯瑟琳也很难讲清楚自己为何没有自信。有一次，她去参加伯德·约翰逊（林登·约翰逊的夫人）为国会议员的妻子和几个报界人士的妻子举行的女士午餐会。午宴后，约翰逊夫人让每个人站起来讲述去年夏天做了什么。多数女性为她们的丈夫竞选，便谈了这件事。想到在这群人面前讲话，凯瑟琳吓得不能动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她拒绝站起来尝试。还有一次，凯瑟琳照着讲稿当着约60人发表了讲话，内容涉及自己一年来主持的一项研究，与收养、看护失去家庭的孩子有关。这是她的演讲处女作，她被吓坏了。在菲尔的帮助下，凯瑟琳重写了很多次，虽然熬过了严酷的考验，但是她因焦虑付出的代价与这件事本身完全不成比例。凯瑟琳的几位非常好的女性朋友看出她的问题。1956年年初，由波莉·威斯纳牵头，她们为凯瑟琳举行了一场派对，称之为“向凯瑟琳·格雷厄姆致敬”。凯瑟琳很高兴但对她们为何这么做感到惊奇。当然这无疑是为了鼓励凯瑟琳，因为她们认为凯需要鼓励。
凯瑟琳的不安全感与母亲和菲尔都有些关系。凯瑟琳感觉母亲对自己做过的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好像那与母亲的丰功伟绩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在一些年里，她们非常奇异的关系在一件事上可以证明。凯瑟琳拜访母亲的时候，母亲经常在床上或在休息，总会没完没了地讨论她的活动和演讲，偶尔会谈谈凯瑟琳在做的事——收养华盛顿流浪的儿童。一天，凯瑟琳非常慎重地决定提出自己的计划，就是把孩子们从少年村——华盛顿特区一家大的收容所——转到抚养孤儿的家庭中去。这是一个需要一些勇气的决定，凯瑟琳以为母亲可能对这份工作会感兴趣，但她刚开始讲母亲便猛地打断她说：“哦，亲爱的，我早就不管特区的事了。”就这样，凯瑟琳再也没有和母亲谈自己所关心的事。
至于菲尔，随着他更多地投身于新闻和政治圈，凯瑟琳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角色就是他风筝下面的尾巴——越是觉得自己相形见绌，事实就越是如此。菲尔总是有非常敏锐的智慧，有时还有残酷的幽默——她看到它被用于许多社交场合，有时朋友们会成为他的笑柄。他会以这种幽默的方式说出一些残酷的事实，多数时候他这样做了却没有被众人发觉，甚至被他嘲笑的人也一起大笑。但是，他用在其他人身上的智慧日益转向了凯瑟琳，使之成为家庭笑话的笑柄。奇怪的是，凯瑟琳仍然被他所迷惑，而没有察觉什么，甚至参与其中。由于凯发胖了——尽管没有胖太多，他开始叫凯“肥肥”。他甚至给她一个法国肉店用的猪头店章，她把它挂在韦尔比幽谷的走廊里，认为这很有趣。那些年菲尔养成的另一个习惯是，当他们和朋友在一起而凯瑟琳说话时，他看着凯的方式有些不同，这让凯瑟琳觉得自己说得太长，令人厌烦。逐渐地，当他们一起出门时，凯瑟琳便不再多说话了。
当时的凯瑟琳对自己的这种屈尊一无所知，但菲尔在1955年年底写给岳母的一封长信反映了这一点。凯瑟琳的母亲送给菲尔一篇有关托马斯·曼的文章，他进行回复，显然暴露了他们共同有的高傲态度：“自从阅读《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和《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大教堂》以来，我对团结的含义感到茫然。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概念的存在……但是，你没有把最重要的一句话画出来——例如，‘欣赏费利克斯·克鲁尔的作品不需要博学’。这一强大的思想甚至使我在考虑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生活伴侣。”事实上凯瑟琳比菲尔读过更多曼的作品，在这之前很久就读了亨利·亚当斯的两本书并把它们推荐给他。凯瑟琳感觉菲尔说这样的话实在很奇怪。但是，尽管如此，凯瑟琳仍未认识到菲尔对自己的行为变得多么盛气凌人。凯瑟琳感觉自己从菲尔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是也感到自己对他来说像是斯文加利的软毡帽：好像他创造了自己，而自己完全依赖他。直到后来凯瑟琳仍很难分析自己对此的感觉；也很难分辨出菲尔是本来如此，还是为病痛所扭曲。事实是，凯瑟琳对菲尔的崇拜使她只看到菲尔为自己所做事情的积极一面，根本没有将自己缺乏自信和他对自己的所为联系起来。
菲尔的工作繁忙无比，但他似乎胜任愉快。尽管有阴影在形成，但它们如此微小，凯瑟琳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把它们当做阴影来看待。凯瑟琳看到的是菲尔不断的身体疼痛，而没有觉察到是精神痛苦和潜在疾病的先兆，并且他们俩都完全不知晓。疾病的不断发作意味着菲尔回到办公室时公文已堆积如山，正如他对一位朋友所说的：“满是延缓的危机和累积的灾难”。但是，当他身体好的时候，仍然没有人可以比他更好地处理这些危机和灾难。
此时的菲尔管理着规模扩大很多的《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的合并版。约翰·斯威特曼在他手下发挥着主要作用，承担了经营决策的主要责任，但是菲尔一直是首席战略家。他与拉斯·威金斯一起更多地参与了编辑事务，并与埃斯塔布鲁克一起研究社论版的问题。约翰和拉斯让他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更重大的事情上，对报纸的日常运作只要选择性地过问一下就可以了。在这段时期，他花在许多外部事务上的时间几乎与花在报纸本身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他不仅做到让所有事情在控制之中，而且让它们取得了进展。
1954年秋天，菲尔忙得不可开交，主要是因为与CBS谈判购买其拥有的WTOP电视台的少量股份。尽管时机不是很好，因为距离购买《时代先驱报》只有约6个月时间，但是由于他们一直对拥有WTOP电视台和电台的所有股份感兴趣，这是一次机会。CBS所占有的45%的股份价值350万美元。对菲尔来说，增加公司的债务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刚刚进行过一次大的扩张，但此举最终收获了丰厚的回报。1955年，《星报》最终发现它必须有所行动。在购买《时代先驱报》后的一年内，《邮报》在许多重要的领域已同《星报》持平或超过了它。作为100年来在华盛顿占主导地位的报纸，《星报》现在发现自己的读者比《邮报》少许多人，尽管《邮报》在广告方面仍是落后。从原来的《时代先驱报》过来的弗兰克·盖特伍德让广告业务有了很大起色。零售商店与《星报》合作密切，但是盖特伍德说服了一些大的客户给他们比以前更大的份额。盖特伍德非常有价值，凯瑟琳的父亲开玩笑地说他支付了950万美元只是为了把盖特伍德挖到《邮报》。事实证明迈耶先生是正确的，广告业务发展非常快，《邮报》从占这一领域的28%增长到3年后的50%。从1955年起，《邮报》的利润就超过了《星报》。成本被很好地控制着。菲尔1957年1月把默里·马德派往伦敦担任《邮报》的首位驻外记者，默里所写的稿件要与WTOP分享，WTOP会支付他的一些费用。直到5年后《邮报》才加派了两名记者驻外，菲尔·福伊西被指定编辑外国新闻，实际上成为首位外国新闻主编。在福伊西的领导下，国外特派记者后来增至23人，还有许多兼职或特约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和政治事务，《邮报》占用他的时间开始变少。他做的一些事情让他在当地、全国、商界和政界更加令人瞩目，但是他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持支持态度。他的许多外部活动都坚持了好几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参与的活动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尽管菲尔积极参与了1952年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但他很快就不再对其政府抱幻想，而把时间和精力投到林登·约翰逊参议员身上。起初凯瑟琳也不确定是什么激发他与约翰逊建立关系，但是这似乎是可预测的，甚至是预先注定的。约翰逊素来在媒体上较为用心，而菲尔则一直被政治所吸引。他们俩都喜欢权力并用其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他们都来自南方，都充满有时刺人的幽默。他们是天生的搭档。早在1953年，菲尔就开始定期与约翰逊进行交流，讨论政治任命及国会决议等问题。他们之间的交往实质上是报人与政治人物走得太近，在20世纪50年代，这很常见，问题是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过密的关系后来却对凯瑟琳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1952年给菲尔留下深刻印象的副总统尼克松十分尖酸刻薄。他的策略使得赫布洛克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一幅漫画——尼克松从下水道爬出来，一支乐队和一群政府官员向他致敬，带头的人举着一张布告标语牌，上面写着“他来了”。尽管尼克松做了大量努力，民主党仍然重新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林登·约翰逊担任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从那时起，菲尔和约翰逊变得更加密切。
菲尔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干净选举和竞选资金改革。他从1955年初着手研究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并就此发表演讲和文章，希望得到改进。像通常一样，他比其他人提前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时这个问题刚刚浮现已经迅速恶化。他认为，人们甚至不清楚竞选的真正花费，因为两个主要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所报告的花费与实际花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菲尔看来，竞选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三个方面：黑社会、特殊利益团体和“希望做官的人”——指期待获得高官职而对竞选作贡献的人。正如他在一次讲话开头时所说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筹得足够的、诚实的和未污染的资金，让我们的政治家可以在不受制于腐败或自私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竞选？而且这样做后，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创造一个更关心美国未来政治重要性的氛围？”他的解决方法是依靠每个好公民。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准备进行政治捐赠。菲尔认为可以做广告说服这三分之一的人和其他人进行捐献，从而结束腐败。他主张，如果“这件完全‘可行的’事确实完成了，它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邮报》刊登了这篇演讲的全文，这一构想被称为格雷厄姆计划。第二年，菲尔推动林登·约翰逊对此事进行立法。在与约翰逊进行了大量讨论——主要专注于一项两党改革计划后，一项议案被草拟出来，85名参议员作为共同发起人在上面签了字，这在参议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最后投票时，只有一个人反对这项议案。菲尔对岳父迈耶先生说，这“不是一个完全理想的议案，但向前迈出了很好的一步”。然而议案未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尽管议案失败了，但在共同研拟此法案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无疑更加密切了。
与菲尔不同，凯瑟琳仍然被阿德莱·史蒂文森所吸引。不过她的母亲更早认识阿德莱。凯瑟琳的母亲与阿德莱的相识发展成为她与杰出男士极富激情关系的一例。后来几年里，他们之间书信往来极其频繁。凯的母亲给阿德莱的信充满了个人和政治建言。阿德莱也的确成了她的朋友，回信中同样充满个人感情。1955年6月，凯瑟琳的母亲做了子宫癌手术。尽管医生告诉她癌细胞没有扩散，但像所有面对这种手术的人一样，为了以防万一，她有一些最后的愿望，决定交代一些事情。她对菲尔交代了三件事，其中一件，而且是最急迫的是，她希望立即给史蒂文森一份2.5万美元的礼物。她从报纸报道中得知，他没有钱用于下次竞选的准备性政治开支，她认为他应该从这一担忧中解脱出来。她告诉菲尔，没有事情可以让她比得知这件事完成更开心。菲尔同意去安排，并马上做了。
此外，母亲正在进行一项政治改革，正像她做所有事一样，她把改革进行到极致。当她努力但未能让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政府对她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感兴趣后，她对艾森豪威尔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并对艾森豪威尔缺乏回应感到极度失望。
那年秋天，菲尔将到芝加哥发表演讲，写信给阿德莱建议三个人聚一聚。阿德莱亲自开车带他们到芝加哥郊区，他在那里有一座美丽的农场。对凯瑟琳来说，这是一段令人开心但复杂的关系的开始。菲尔和阿德莱在一起则不太开心。菲尔很久之前就认识阿德莱，认为他特别能干，但是担心阿德莱作为政治家无法与林登·约翰逊相比。菲尔后来与许多人持有相同的看法，即史蒂文森太犹豫不决，意志不够坚定。于是菲尔恢复了《邮报》不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的传统。
不出所料，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较大优势再次当选。林登·约翰逊承认败选的讲话因愉悦温馨而闻名。选举日那天晚上，当被问及他是否会再次竞选总统时，他回答说：“我宁可上床睡觉。”大选前的那个夏天，约翰逊在一封写给菲尔的信中邀请凯瑟琳和菲尔到他们的农场去拜访他及其夫人，去“享受得克萨斯的热情好客”。整个秋天，他一直催促，年底时有了一个机会，菲尔被邀请到得克萨斯A&M大学发表演讲。菲尔接受了邀请，部分原因是他和凯瑟琳可以顺道去约翰逊家的农场。
演讲后，学院有一架小飞机把凯瑟琳和菲尔送到离农场最近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城，约翰逊在飞机跑道的尽头迎接他们，并且开车载着他们在田野上飞驰，到达那个可爱的得克萨斯西部县城。他们甚至停下来参观约翰逊家的墓地，这是客人们的一个礼节。
这次拜访对凯瑟琳来说有些奇怪——凯能感觉菲尔和约翰逊相互间感觉很舒服，但对她则截然不同。约翰逊把凯瑟琳与他和菲尔区分开，无论他要说什么，开头都会说：“你们北方自由派……”他对凯瑟琳说教，好像试图解释世界的真相。有一次，他用很长时间告诉我民权是如何来到约翰逊城的故事：他们正在修建一条通过城区的高速公路。修路的人中有一些黑人。以前黑人绝对不准留在约翰逊城过夜，但是筑路工人一段一段，终于筑到城里了。城中的恶霸在理发店找到修路负责人，走上去对他说：“今晚让黑鬼们出城。”修路负责人把理发用的围裙拿掉，从理发师的椅子上站起来，两人就在主街上扭打起来，直到修路负责人把恶霸打倒在地，并打着他的头反复问：“我能让黑人们留下来吗？我能让黑人们留下来吗？”恶霸最后低头了。这就是民权如何来到约翰逊城的。事实上，凯瑟琳那时对约翰逊有着复杂的感觉，她觉得约翰逊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菲尔，当然不准备完全接受他，但菲尔似乎很信任他。一天晚上，约翰逊和菲尔在晚餐期间和晚餐后喝掉很多威士忌。在深夜的交谈中，约翰逊开始抱怨新闻界——正如任何派系的政治家一样。他在谩骂中说：“用一瓶威士忌就能买通他们任何一个。”
凯瑟琳不愿参与他们的谈话，听到这话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当她和菲尔上楼后，她对约翰逊说过的话表示不满并指责菲尔不对此进行争论。显然，约翰逊夫人也对约翰逊说了类似的话，第二天早晨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约翰逊要凯瑟琳和菲尔再多住一天，他们照做了。在离开前的午餐上，约翰逊给格雷厄姆夫妇俩每人一份礼物——给菲尔一顶重达10加仑的西部大帽子，给凯瑟琳一只漂亮的手镯，上边挂着一张得克萨斯的小地图、一个麦克风和约翰逊世界的其他象征物。当凯瑟琳拿到手里时，手镯非常重，她便意识到那是金的。新闻人员不应收受礼物，这些礼物让凯瑟琳很困扰，特别是在那次令人气愤的谈话的背景下。菲尔让凯瑟琳收下手镯，他自己也收下帽子，只是他们后来回赠相同价值的礼物——是约翰逊曾表示需要的一台净水器。
格雷厄姆夫妇从农场回来几天后，菲尔亲笔给约翰逊写了一封冗长的备忘录，作为未来讨论的一些重要思想的基础。他所做的是就如何提升国人心中的印象给约翰逊提建议，主张约翰逊要摆脱他是个保守的、地方性的和受（石油和天然气）利益驱动的政治家的形象。菲尔相信就是这些削弱了约翰逊在全国的影响力，但是约翰逊和他的班底却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状，他们似乎只专注于1960年在得克萨斯的继任参议员选举。菲尔主张约翰逊应在全国政治中发挥作用，而如果他要这么做就不得不“记住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应在立法工作上主动出击，而可着重的一项立法是实践民权。但约翰逊的助理乔治·里迪对菲尔的建议不以为然，他说：“菲尔生活在《邮报》的氛围中，这种氛围对华盛顿有巨大影响力。但《邮报》仅限于此小圈圈，不反映别处想法。不过我认为，你在全国其他地方显然要比德鲁·皮尔逊的专栏和赫布洛克的漫画更受大众欢迎。”其实在这一点上菲尔要比里迪看得更真确。1957年的头几个月，菲尔在各个领域仍很活跃。这时他的一项重大成就是购买了迈耶基金会持有的《邮报》股份，这使凯瑟琳和菲尔完全掌握了这项生意的所有权。
这一时期菲尔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就卡车司机工会试图像对《星报》那样介入《邮报》的发行系统发表直言不讳的演讲。凯瑟琳和菲尔被告知，《星报》的发行人杰克·考夫曼已经同意，如果卡车司机工会能够同样说服他们，就得进行谈判。菲尔在演讲稿中严词拒斥这个主意说，如果《星报》与卡车司机工会签订协议，“一定会有人去邀请你加入卡车司机工会。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对你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情况刚好相反，你除了失去之外什么也得不到”。他还肯定地告诉他们：根据美国的法律，《邮报》不用必须与卡车司机工会打交道。
为什么？显然不是因为《邮报》反对工会。多年来，他们与约15家不同的工会有协议——这些都是诚实可靠的工会。菲尔接着历数卡车司机工会的不诚实行为，并总结说，《邮报》有全国最好的发行系统，他们将不断加以改进并为代销商提供更多机会。他说：“我们不会与那群人打交道而让你们失望。我期望你们所有人也都不要让我们失望。”《星报》与卡车司机工会的合作经证明是一个重大错误。对于独立的《邮报》经销商来说，多卖一份报纸意味着能多赚点儿钱。而对《星报》的卡车司机工会的司机来说，多卖一份报纸仅仅意味着要做更多工作。保持自己的运送体系结果成为报纸未来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经过后来的修正，它成为被其他报纸广泛仿效的一个体系。
1957年夏天，菲尔明显精疲力竭，需要休息。格雷厄姆夫妇决定一起回韦尔比幽谷静修。这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夏天，他们与孩子们玩耍，什么事也不干。正如菲尔8月底写给他父亲的信中所描述的，他“实际上成了一个完全逃离工作的人”。他还说：“我认为自己对凯来说是一个负担，但是我想这是做丈夫的正常角色。”其实那时菲尔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凯瑟琳当时对此还没有认识到。很明显的是菲尔的高度紧张，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他就像火箭冲天而飞，不断冒着火花，甚至有时喷出火焰，但正在把自己燃烧殆尽。
那个夏天，对农场田园般生活的最大干扰是在8月初，林登·约翰逊让菲尔回华盛顿，帮助他让民权法案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前一年尝试推动温和的民权法案，结果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却在参议院被否决，林登·约翰逊是扼杀此项议案的人之一。1957年6月，同样的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7月，参议院同意讨论此案，后修改了这项议案，用一项陪审团审判修正案削弱了这项议案的效力，约翰逊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使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满意，以防止其阻碍议案通过。由于南方的陪审团仍然全是白人，此举显然削弱了这项议案的效力。但是，除选举权外，这项议案为成立一个民权委员会作了准备，并规定由一位新的助理部长来负责司法部的民权事务。
这一切与菲尔为约翰逊制订的在这一领域起到带头作用的计划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南方人，约翰逊不能像菲尔希望的那样开明，但是，凭借他的立法技巧和能力，他可以把这件事向前推动。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约翰逊所做的就是把这项法案的内涵全部剥光，只剩下黑人选举权。但菲尔反驳说这项法案唯一有价值的就是黑人选举权。
7月，菲尔开始认真参与整件事情。他邀请战时在租借物资管理局的同事、老朋友——自由派民权斗士乔·劳到韦尔比幽谷农场来玩。菲尔的邀请经常以命令的方式发出，这次就是其中之一。他需要乔的帮助，因为乔与美国的黑人领袖，特别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秘书长——实际上的领导人罗伊·威尔金斯有着稳固的关系，而且因为乔本人在自由派阵营中举足轻重，这使得他对民权法案的想法尤其重要。菲尔还让乔把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也带来。乔没有猜测这次邀请的暗含动机，当然没有把它与即将通过的民权法案联系起来。但是，当他和他妻子欧莉以及费利克斯开车来农场时，他开始怀疑菲尔将要干什么。一路上，费利克斯一直试图说服他认识到黑人选举权的优先重要性。菲尔和费利克斯在吃晚餐时一直在做乔的工作，认为他想把所有其他项目都放到民权议程中在那时来讲是要求太多了——例如，真正和迅速消除种族差别待遇并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菲尔和费利克斯所主张的是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第一步是黑人选举权。费利克斯身为大法官涉入此政治法案到这种程度是不相宜的，但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正是费利克斯的本性，他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两个人——菲尔和乔——几乎被他以儿子看待。他显然清楚，帮助菲尔说服乔非常重要，要让乔知道这项法案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法案，因此乔应该予以支持。这次“洗脑”派对后不久，约翰逊催促菲尔回到华盛顿，在推动法案通过的最后时期助他一臂之力。于是菲尔回到华盛顿——这让凯瑟琳有些担忧——菲尔和约翰逊一起几乎夜以继日地连着干了好几天。凯瑟琳认为，菲尔的主要作用是与乔以及和乔有关系的自由民权团体保持联系。关键症结是陪审团审判修正案。游说和反对这项法案的各种团体之间的谈判主要是就这一修正案展开。在获得著名律师和法律界人士的帮助后，菲尔努力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原则，以便使法案最终获得通过。
最后，民权运动分子可能在陪审团审判修正案的斗争中失利，但是法案获得了通过。乔以及与他有类似想法的朋友相信了菲尔的主张，即这项法案聊胜于无。罗伊·威尔金斯同意并召集了一次民权领袖会议，讨论了一整天。威尔金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乔赞成这项法案的理由是，它毕竟是87年来的第一项民权法案，即使是一项削弱了的法案，而一旦国会通过了一项民权法案，以后就会陆续立法，设法弥补此法案中被剔除的东西。”威尔金斯写道，支持这项法案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回想起来，他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记得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在立法期间对他说：“罗伊，如果说我在政治中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别以为是面包碎屑就不要’。”
对于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是绝佳的政治成就。约翰逊仍然是得克萨斯的一名参议员，不得不寻求他们对连任的支持，而得克萨斯人不会因为黑人选举权而被他激怒。因而激发了他追求黑人选举权的整个战略——菲尔是这一战略的设计师。约翰逊夫人把菲尔和约翰逊在一起描述成一座架在两个相互矛盾的集团之间的桥梁。菲尔可以与两边的人交谈，但约翰逊无法很成功地与激烈的自由主义者交谈。约翰逊在法案通过的第二天写信给菲尔说：“你在关键时刻打开了缺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我希望有办法告诉全国人民，你对一份有效和可执行的法案的贡献是决定性的。”
菲尔利用这个机会向约翰逊强调了关注其政治未来的重要性。但他说约翰逊不可此时就存竞选总统之心，他建议说：“你目前的态度让我觉得刚刚好。任何人对这个特殊职位进行明显和热切的设计都会对他造成两方面的损害。第一，他开始失去自由判断的能力；第二，让其政治对手轻易获得把柄。所以请少安毋躁。既不要否认什么，也不要证实什么——更不要推测。离下次大选还有3年，3年是很长的时间，让那些田纳西和马萨诸塞的人去着急吧。”他指的是基福弗和肯尼迪。菲尔为约翰逊推动民权法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当他知道自己有多累的时候。如果事情就此打住，或许他可以在韦尔比幽谷再休息一阵，恢复一下体力。但是，仅仅一个月后，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就下令让国民警卫队阻止9名黑人学生进入先前全部是白人学生的小石城中心高中。下一阶段的民权斗争开始了。
艾森豪威尔对此事不是很感兴趣，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度假、打高尔夫球上，因此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真空。白宫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在总统度假的纽波特发表声明，说总统认为此刻需要耐心，《阿肯色公报》收到来自一个图片供应社的电传照片，是总统躺在高尔夫球洞边的草地上，研究着挥杆方法。他们把这作为头版新闻，并在照片上加了一个标题“研究需耐心”。菲尔乘虚而入，他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让学校和平地接纳这些孩子，让福伯斯撤销命令，更重要的是防止联邦政府派出军队去镇压。实际上，他的想法差不多是接管政府并推动一连串政策了，当然这听来很不可思议。
在心底里，菲尔对南方同情理解。他赞成学校废除种族隔离，但是他也清楚面对南方的反对，这又是多么难以实现。因此他以极度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身于当前的形势中。由于他认为他两边的重要人物认识得够多，可以通过幕后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从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也间接联系上了总统、前总统杜鲁门和副总统尼克松。当艾森豪威尔最终派出联邦军队后，暴乱平息了，但是小石城事件的余波荡漾了两年多。这一制止了危机的行动——派出联邦军队——对菲尔来说是重重的一击。菲尔认为这对南方和他本人都是一次失败。
对凯瑟琳而言，菲尔在小石城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是第一个信号，让她看出菲尔出了问题。凯瑟琳看到菲尔充满理想主义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却不理性，令人困惑。菲尔衰弱的身体影响到他的神志。小石城事件后的一个月，菲尔继续进行他的活动，随后他第一次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0月28日午夜，菲尔崩溃了，那种情况没有其他方式来表达，所有潜在的身体和精神症状一下子迸发出来了，这些病凯瑟琳甚至都没有想到过。菲尔极度痛苦和绝望，抑郁症压垮了他。他一直哭，没法停下来。他说，他感到被困住了，无法前行，一切都是黑色的。他们俩一夜都没睡，凯瑟琳拼命地努力，想说服他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没有起任何作用。除了待在他身边，凯瑟琳感觉自己所能做的微乎其微。他们发现洗个热水澡会有帮助，于是那天夜里他洗了好几次澡，尽力让自己止住眼泪并缓解绝望的心情。
第二天一大早，凯瑟琳给巴尔的摩的哥哥打电话，此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凯瑟琳向他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并问他应该做些什么。他给了凯瑟琳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可以为菲尔分析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推荐了一位精神病医生。有个行动计划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宽慰，凯瑟琳寄希望于在这个可怕和难以理解的危机中有人可以依赖。菲尔去看了这位医生一两次，后来他又被转介给莱斯利·法伯博士那里，他们自此与法伯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奇怪的关系，最后弊大于利。
当时，凯瑟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病，后来的很长时间也不清楚。凯瑟琳只感觉菲尔似乎患上了一种剧烈的和完全的神经系统崩溃，她认为这是菲尔参与的夜以继日的活动以及接下来的失望导致的，小石城事件对菲尔的打击最大。整件事都严格保密，不仅对外界，而且对他们的朋友、家庭甚至他们的孩子。出于某种原因，除了最初的电话外，凯瑟琳甚至从未和自己的哥哥谈过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因而她没有人可以寻求建议，只是专注于努力帮助菲尔。尽管凯瑟琳缺乏对这种病的认识，但她相信一定能度过这场危机——经过足够的休息，菲尔会康复，他们的生活将继续向前。凯瑟琳认为，菲尔的自信、魅力、幽默、才华和精明一定会使他恢复健康，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没有必要把这个暂时的困扰公之于世，倒应该极力隐瞒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