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近五年后，凯瑟琳回到华盛顿，并发觉这竟然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她不清楚华盛顿自从自己离开前往瓦瑟学院以来发生了多少变化。不过从1934年以后，它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里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学术氛围。这座城市因为有活力的年轻人而生机勃勃，凯瑟琳对此感到惊喜。——实际上是激动不已。
在这一背景下，凯瑟琳于1939年到《邮报》工作。她感到回到华盛顿做一名记者是不明智的。因为作为发行人的女儿未免有些尴尬，所以说好了是去社论版做事。准确地说是为社论版主编费利克斯·莫利工作。
1939年，总统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团结国人一致对外上。这意味着除了已经实施的之外，大部分新政措施暂停实施，因此《邮报》的社论和新闻开始与政府更加同步。《邮报》强烈支持美国做好备战工作。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侵入波兰，凯瑟琳和在社论版的一位同事巴尼特·诺弗一同出席了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罗斯福总统记者会。因为在此事件的不同意见，莫利准备离开《邮报》。但是凯瑟琳和朋友们对于因这一不和最终导致莫利的离开感到高兴，他们都希望帮助同盟国。作为年轻人，他们不能理解为何不早早叫他走人。此后，迈耶先生接受了莫利的推荐，埃利斯顿加入《邮报》，最终将社论版越做越好。
在邮报工作的第一年，凯瑟琳常写一些不太重要的小事，即所谓的“轻社论”。此间，她还编辑“读者来信”，这是社论版的一部分。在从莫利到埃利斯顿的过渡时期，凯瑟琳调到“头脑”部——后来的“瞭望”版——并在那里干了一年。
凯瑟琳很快开始认识了《邮报》的许多记者，并加深了与他们的友谊。很快与两个年轻的记者打得火热，一位是约翰·奥克斯，另一位是赫德利·多诺万。
由于凯瑟琳和约翰、赫德利等《邮报》记者成为朋友，她的工作世界和社交生活渐渐开始增多，充满了活力，并且多姿多彩。在位于康涅狄格大街附近的S街有个许多年轻人一起居住的大房子，凯瑟琳曾在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去那里参加过派对。S街的房子后来变得太拥挤，有些人就搬到另一栋房子里和另外一些人同住。在那里，凯瑟琳认识了普里奇的好朋友菲尔·克莱特和菲尔·格雷厄姆，后者当时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坦利·里德的助理，正准备第二年到法兰克福特那里工作。菲尔·克莱特和菲尔·格雷厄姆——以及住在S街后面一栋房子中的埃德·赫德尔森相继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在全美声望最高的大学工作，与之竞争的只有《耶鲁法律评论》和《哥伦比亚法律评论》。
这栋被称为霍克利的房子很可能修建于20世纪初，由红砖砌成，阳台上有四根白柱子，前边的草坪一直延伸到附近的波托马克河。从这栋房子可以清晰地看到波托马克河和河对岸的城市。它就像小说《飘》中的塔拉的翻版。起居室很大，餐厅中可以坐20多个人，而且几乎总是高朋满座。一层还有一个图书室，楼上至少有6间卧室。因为是12个人合租，租金又很便宜，这些男孩儿们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园丁、一个全职的厨师和一个女佣，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男总管约翰逊。约翰逊和他的妻子曾为迪安·艾奇逊（后来出任国务卿）工作了至少25年，直到有一天艾奇逊太太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未正式订婚，于是将他们扫地出门，这令迪安感到沮丧。这群男孩儿正好于那时租下霍克利约翰逊做总管，他很容易便把这栋混乱的房子打理得井然有序。
凯瑟琳的生活进入了光辉期，主要以霍克利为中心。一群不同寻常的客人聚在那里，包括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诗人阿希巴尔德·麦克利什（时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司法部部长费郎西斯·比德尔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罗斯福新政支持者、哈佛教授、法官和审判员，有时他们甚至在一起吃早饭。
凯瑟琳和爱丽斯·巴里、安妮·威尔金森（海军上将之女）、简·艾奇逊（国务卿之女）4个人由于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最长，因此被称为霍克利的“本屋女孩儿”。也有别的女孩儿，但她们四个就像天生就能与这栋房子契合。有时他们会在霍克利会面，然后到凯瑟琳父母所在弗吉尼亚乡下的房子里去玩，或者周日一同到爱德华·比尔林家的小木屋吃午餐。
在霍克利的年轻人们无所不谈，从罗斯福的新政到共产主义、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兴起与民权运动——所有问题和事件都争论得热火朝天，经常持续数天才结束。他们讨论一个问题时往往会分两方或三方，有时甚至四方，互相辱骂是常有的事。大家认为辱骂甚至人身攻击是支持自己立场的合理武器，但事实上并没有谁真的讨厌谁，或与人为敌，尽管政治观点各异。例如，约翰·奥克斯和普里奇对于社会礼仪和政治游戏规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作为记者，约翰认为不偏不倚是理解问题的正确方法。当然，极端自由主义者会因为他从两个角度或所有角度看问题而指责他。
还有那年冬天，普里奇和菲尔顽固地坚持极端自由主义，为苏联入侵芬兰辩护，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持续时间很长的争论，甚至他们的自由主义舍友也遗弃了他们。普里奇和菲尔的确是自由主义者，不过他们也特别喜欢跟大家唱反调。他们对苏联心怀怜悯，但在芬兰问题上他们推动争论更多的是为了练习辩论，而不是出于信念。他们并非真的支持共产主义。
霍克利还有许多狂欢时刻。约翰逊一身本事，他调制的薄荷朱利酒非常棒，他在春天的一场派对上展示了这项技艺。调的好的薄荷朱利酒喝上去十分清爽，但是多少有点像纯的威士忌酒，只是因碎冰和薄荷没那么浓烈。如果是在热天喝上几杯，你就麻烦了。在这场派对上，哈佛法学院的一位教授来做客。虽然他只有33岁，但按照年轻人的标准他是上了年纪。他打算当晚返回波士顿，问是否有人把他送到火车站，赶10点半的火车。这群年轻人们答应了，但到8点半时却没有人可以找到他——他失踪了。教授在无人警告下喝了薄荷朱利酒，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了6杯，最后有人看到他在霍克利的院子里晃来晃去，对着每个人喊“干杯”。他失踪不久后，停车场传来尖叫声，一位年轻的女客人心慌意乱地跑回屋里。她在自己的车后座发现了一个裸体男人。所有人都跑去支援，却找到了教授，就见5英尺6英寸高、200磅重、一身肥肉的教授，一丝不挂地躺在后座上，有人向他泼了一桶水他才清醒过来。他后来描述说，他当时想着“我现在必须去赶火车了”于是晃晃悠悠地走到停车场，爬到最近一辆车座上，以为自己睡在了卧铺上，就干脆脱光睡觉了。这种事情似乎总是在霍克利发生。
那年感恩节，凯瑟琳的家里为小女儿露丝举办午后茶会，介绍她初入社交界。凯瑟琳尽量帮忙张罗，因为露丝的心理年龄小于真实年龄，而且非常羞涩，凯瑟琳建议邀请霍克利和S街的所有男孩儿到自己父母的房子中参加茶会。在茶会上，普里奇神魂颠倒了，事实上，他迷恋上凯瑟琳的二姐比斯，并开始跑去纽约看她。
凯瑟琳对这一新情况毫不担心。她把这群不错的男孩视为“我的地盘”，比斯——总是让凯瑟琳感觉到羡慕的姐姐正在插足其中。在派对的人群中，凯瑟琳撞上了菲尔·格雷厄姆，她不太认识菲尔，并就比斯引起的兴奋场面抱怨了一顿。菲尔经典的妙语对答给凯瑟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凯觉得菲尔很有趣。
后来，比斯决定在她们母亲的弗吉尼亚房子里举办一场新年派对。她告诉凯瑟琳可以邀请几个霍克利男孩儿，包括“平脸”男孩，指的是菲尔·格雷厄姆。派对很成功，大家谈笑风生，大声地争论。突然间，凯瑟琳发现自己坐在菲尔旁边的长凳上，事实上她对菲尔的了解可能比所有男孩都少。当菲尔转向她，眼睛看着比斯问道：“我们要赞成她的意见吗”时，凯瑟琳被吓了一跳。菲尔典型的提问方式能够立即穿透人的自我防护，超越礼节，直达人心，并且能够造成一种小圈子，使周围的人和他产生亲密的联系，他的问题总能引出凯瑟琳的直率回答。就这样的一问一答，凯瑟琳和菲尔相识了。那天晚上，他们最后离开的一批人全挤进最后一辆汽车里，凯瑟琳发现自己在回城的路上都坐在菲尔的膝盖上，对他也更加了解了。
几周后，1940年年初的一个周日，普里奇邀请凯瑟琳等几个人到丽思·卡尔顿饭店吃午餐，并且到新年派对的现场度过了一个下午。那天的最后所有人都有约会，除了菲尔和凯瑟琳，于是菲尔约凯瑟琳一起吃晚餐，他们边谈边笑边喝酒，直到很晚，菲尔才送凯瑟琳回家。凯瑟琳过得很开心，但是她认为菲尔请自己吃晚餐只是出于他俩是唯独没有约会的两个人，因此也没敢多想。菲尔给凯瑟琳打过一两次电话，以他惯有的无理和风趣的方式。凯瑟琳发现他非常迷人。那时艾丽斯·巴里和菲尔已经分道扬镳。凯瑟琳一直觉得艾丽斯·巴里太合乎礼教，而从未认真考虑过菲尔。
2月第二周的一个下午，凯瑟琳正在工作时接到菲尔的一个电话，菲尔建议他们与他的一个大学舍友乔治·司马瑟斯及妻子罗斯玛丽一起吃晚饭，凯瑟琳拒绝了，并说出了理由：那天晚上自己要校对社论版和社论对页版，而且更关键的是身体不舒服，恐怕要感冒。此外，凯瑟琳还认为自己穿的衣服不适合外出就餐——她觉得自己看起来非常糟糕，穿着简单的棕色毛线裙、棉质长袜和平地便鞋，因此她坚定地拒绝了。
菲尔同样坚持己见。他指出，他们将在哈维饭店吃晚餐，那是五月花隔壁的一家著名的老海鲜饭店，而且在那里可以买到《邮报》的早版，他会帮助凯瑟琳校对版面，他们还可以打电话回报社修正错误。那个晚上确实过得很愉快。送凯瑟琳回家的时候，菲尔对凯瑟琳说爱她，并说如果凯瑟琳能靠两套衣服生活的话，他们将结婚，以后去佛罗里达，因为他要凯瑟琳理解他绝不会从凯的父亲那里带走任何东西，也不会与她父亲纠缠不清，他们将靠自己的本事生活。
凯瑟琳想认真考虑一下。菲尔同意推迟一个月。事实上，与司马瑟斯夫妇共进晚餐那天晚上，菲尔愉快地吹着口哨回到他与普里奇同住的霍克利。凯瑟琳嘴上说要考虑考虑，事实上，她却已经被迷住了。她不敢相信，这个聪明、具有超凡魅力、迷人的男人爱上了自己。在凯瑟琳对这场突如其来、意料之中的发展感到兴奋，并准备远离他的魅力影响之时，她一下子看到菲尔身上有自己曾希望的在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优秀品质，令人惊奇的是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凯瑟琳第一次发现这样一个男人，兼具知性、体格和社交上的魅力、热情而风趣。菲尔聪明、善析事理、勤劳、机智，长得特别英俊，他的削瘦和有棱有角比典型的好长相对凯瑟琳来说更有吸引力。凯瑟琳觉得菲尔爱自己，自己亦如此。这让人兴奋不已。
他们宣布恋情的第二天早晨，凯瑟琳染上了严重的感染，发高烧，无法起床，医生让她安静休息。那天是情人节，菲尔送了一束有趣的花，有黄水仙、红郁金香，还附上了射箭的丘比特，随后他打电话问凯：“医生去过了吗？”尽管医生要求隔离，但菲尔傍晚时还是过去看望了凯瑟琳，坐在床边谈了几个小时。
凯瑟琳和菲尔协定的一个月时间还没有结束，凯瑟琳对协定是认真的。可是凯瑟琳的父亲却说他想立即认识菲尔，并让凯瑟琳邀请菲尔吃晚饭。凯瑟琳没想到自己把事情闹大了，但没有责怪父亲的好奇心。她给菲尔打电话，并坦白了与父亲的谈话，并问他是否介意让父亲见一见。菲尔战战兢兢地答应了。菲尔不加思索地把父亲看成了一个想把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婿引入自己触角范围内的有钱人的想法，但是他从未见识过这种财富和权利，因此深受疑惑。
凯瑟琳还叫上另外两个朋友一同吃晚餐，以舒缓紧张气氛。菲尔到达后，凯的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他看《邮报》的漫画家吉恩·赫尔德曼创作的一幅旧漫画。漫画与雨果·布莱克法官有关，图中正在进行一场听证会，他被揭发曾是三k党的成员。漫画中有布莱克穿着三k党长袍站在法庭上的形象，标题为《司法改革》。菲尔回答的问题是：“这是一幅很好的漫画，是聪明之作，但我不同意它传达的信息。我认为布莱克法官是最高法院最有能力、工作最努力的成员之一，也是最有头脑的人之一。”
整个房间硝烟弥漫。随着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凯瑟琳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客人们最终离开后，她愁眉苦脸地对父亲说，看来今晚气氛不佳。父亲问道：“你是什么意思？我过得很愉快，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凯瑟琳松了口气，并且告诉菲尔他通过了父亲这一关。
这个旋风式的浪漫故事都是母亲离家期间发生的，凯瑟琳没有向她透漏一点关于菲尔的事情。同样有趣的是，父亲也没有打电话告诉她。她只在一群年轻人中见过菲尔，对菲尔没有任何印象，因此他们又与母亲举行了一次“见面”午餐。凯瑟琳非常希望父母能够喜欢菲尔。
菲尔1915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特里，他父亲当时在那里的一个金矿做工程师。菲尔是厄尼和弗洛斯的第二个孩子，比他姐姐玛丽小两岁。格雷厄姆一家住在布莱克山坡上的一座房子里，直到1917年厄尼去参军。战争导致金价下降，后来金矿不再有利可图，因此当厄尼离开军队时，他回到克罗韦斯尔，并用两年的时间经营两个奶场。尽管格雷厄姆一家多半时候都很贫穷，大萧条对佛罗里达州的影响更大。
菲尔的母亲弗洛伦丝·莫里斯非常有魅力，强悍、聪明和善解人意，时常与厄尼对抗，即使因此惹怒他也在所不惜。这对菲尔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受不了愤怒、争执与抗争或对抗。他告诉凯瑟琳，一次打架时，他的父亲曾向他母亲扔台灯。在菲尔和凯瑟琳最初一次吵架时，凯瑟琳“砰”的一声关上门。菲尔说他无法应对这种场景，因为他小时候这样的事看多了，并请求彼此永远不要这样吵闹了，而之后凯瑟琳果真不再如此。但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导致很多问题不能解决。达成“不打架”规则意味着凯瑟琳和菲尔都不再提出令他们困扰的事情，这是很不健康的。
菲尔天资聪明，成绩一直优异。他从迈阿密高中毕业以后，上了佛罗里达大学，后来又上了哈佛法学院，这是当时一所独一无二的教育机构。菲尔有他不同寻常的特性和头脑让他继续表现突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迅速阅读并且记住读过的内容，并且菲尔总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即便在哈佛法学院，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喜好，继续到跑马场观看比赛，去酒吧闲逛。但是他的成绩仍然优秀。凭借优异的成绩，菲尔参与创建了《法律评论》，第二年结束时他成为这份杂志的社长。这无疑是改变一个人一生的重要事件，带给了他一个新的学习动力。菲尔担任《法律评论》社长的一年与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关系大大改变了他的人生。1939年1月，菲尔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学年的期中时，他被罗斯福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费利克斯和《法律评论》的新朋友把菲尔带入了充满伟大思想的世界，各种理念，各种书籍，引人深思的谈话以及对当前时事的关注，都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1940年的春天，他们是在兴奋和浪漫中度过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段愉快的时光，但是对于这么快结婚，凯瑟琳还是有点难以置信。凯瑟琳对婚姻还是有些紧张，她感觉菲尔和自己彼此之间还是缺少足够的了解，而且还都很年轻——一个不到23，一个不到25.他们的成长如此的不同，但有着很多共同点——幽默、朋友多、富于兴趣、热情和热衷于政治。
菲尔向他父亲告知婚事时比较痛苦，菲尔1940年3月17号给父亲写信的时候，因疏忽和紧张把日期写成1939，并把凯瑟琳的名字写错。菲尔的父亲厄尼最初反对娶凯瑟琳的想法让菲尔心烦意乱。他的不同意主要是对凯瑟琳是犹太人有些顾虑，此外还担心凯瑟琳家的财富。但是最终厄尼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并且给凯瑟琳写了一封很温情的信，他在信中说：“菲尔展现了迄今以来最好的判断力。我希望你能和他保持一致，我将把他交给你，不再为他担忧。你知道一个乡下男孩进了城，做父母的总是担心一些野女人会得到他。”最后，菲尔没有邀请他的父亲参加婚礼，但表示他们随后会开车回去见家人。
在他们公开宣布订婚后——那时许多人已经知道——他们处于兴奋之中，接受大家的祝福。虽然在到婚礼中间的一段时间，他们曾经发生过不快，但是最后菲尔的魅力占了上风。菲尔和凯瑟琳的家人逐渐了解并且喜欢上了对方，但是菲尔仍旧为凯瑟琳的财富感到担忧。
1940年6月5日，凯瑟琳和菲尔在芒特基斯科结婚了。客人是菲尔为之工作的两位法官及其夫人，里德夫妇和法兰克福夫妇以及他们在霍克利的朋友，凯瑟琳的家人，几个亲密的朋友，幸运的是，其中包括摄影家爱德华·斯坦因。凯瑟琳手捧兰花，头发上戴着橙色的花，但没有戴面纱。妹妹露丝是凯的伴娘，普里奇做菲尔的伴郎。他们就这样开始举行仪式，之后是规模稍大些的宴会，邀请亲朋好友参加。
几天后，菲尔和凯瑟琳乘船到百慕大。他们带着一大堆行李，包括一个大箱子，并且待在珊瑚海滩的奥里松饭店。凯瑟琳带了《战争与和平》，菲尔也带了一些读物。在那儿的时候，菲尔写信给他的姐姐，恭喜她生了一个宝宝，告诉她百慕大的乐事，本地极美的花、海的颜色、难得的寂静。另外，他们并没有停止传统的体育活动——骑自行车、打网球、游泳和阅读。凯瑟琳喜欢打网球，于是菲尔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到其中了。后来，菲尔越打越好，他总能用自己的机智弥补球场上的失误。但是打网球曾造成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只不过后来才显现。
蜜月结束后，在芒特基斯科小住一阵子后，他们一起回到华盛顿，在那里，他们租下了自己的新房子，然后开车前往佛罗里达州拜见菲尔的家人。
凯瑟琳拜见菲尔家人的情况相对比较顺利，只是她在迈阿密住不习惯，其中有很多原因。这儿是南方，性别歧视尤其严重。女人与女人一起吃饭谈的全是家务事，凯瑟琳对此一无所知，这让她感到很无奈也缺少交流话题。
凯瑟琳努力尝试适应，菲尔的家人和朋友也努力配合，但现实是她对农耕或佛罗里达政治确实一无所知，而这些恰好是菲尔和他父亲之间的纽带。凯瑟琳只能在他们开车环绕农场看到牛群和庄稼时，尽力表现得很感兴趣。
他们在佛罗里达时，菲尔收到了凯瑟琳母亲寄来的一封生日祝福信，信上说她很高兴看到菲尔和凯瑟琳的结婚。并表示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自然地接受一个人进入我们神秘的圈子”。
凯瑟琳和菲尔8月1日启程回北方，几天后到达华盛顿。从1940年的晚夏起，他们在第一个家开始了婚后生活。房子是租来的，在乔治敦的外边，周围环境舒适、方便、自然，这片住宅区被称作伯雷斯。这里每月房租80美元，不带家具。这个小房子帮助凯瑟琳和菲尔实现了和当时年轻夫妇一样生活的愿望。他们两个坚持靠两人的薪水生活。一开始，凯瑟琳倾向于放弃工作，做一个家庭主妇，学习烹饪和整理家务。菲尔被这个想法吓着了，他建议凯瑟琳继续工作，并且要认真工作，还决定用凯瑟琳的薪水来雇一个保姆。于是，优秀的玛蒂·杰夫里斯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俩一开始都对理财一无所知。不久，凯瑟琳就开始学着量入为出。1940年9月，他们搬入新房子之后，凯瑟琳开始记账，尽心尽责地记下花掉的每一分钱，包括汽油费，邮费，购物花销，甚至零花钱——每人每周9美元。曾经他们有段时间过得寒酸，但这是为了遵守靠自己薪水生活的约定。尽管凯瑟琳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度，但是自给自足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好事。他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那年他们的朋友圈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霍克利的男孩子们——特别是普里奇、比尔·谢尔登和约翰·弗格森——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与此同时，还有几个新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其中包括罗米利夫妇——埃斯蒙德和杰西卡。
另一个走进他们生活的重要人物是法国政治外交家让·莫内。1940年底，莫内来到美国，虽然默默无闻但其实是战时至关重要的人物。莫内曾被丘吉尔提名出任英国供应委员会驻华盛顿的一个职位，他的任务是收集供给，然后运回欧洲。莫内充分证明，一个人只要聪明，具有政治头脑并能集中心力，即使无任何实质权力，亦能发挥影响力。他终生为联合欧洲的想法而奋斗。
但是结婚后第一年，对格雷厄姆夫妇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当时菲尔在给他做助手。菲利克斯和他的妻子玛丽昂与当时的政界要人和外国使节都很熟，于是凯瑟琳和菲尔也有机会认识那些人。菲尔还在法学院的时候就与菲利克斯关系密切，后来共同的兴趣和同样机敏的天性更增进了他们彼此的关系。菲尔对政治的热爱恰好与菲利克斯吻合。
菲尔在法院工作的同时，凯瑟琳回到《邮报》上班。她为周日版的“头脑”，就是后来的“瞭望”板块写文章。对于凯瑟琳来说，这次的写作经历比以前所做的事情都紧张，有时候甚至感觉有点困难。凯瑟琳写了一些主题，比如广播界与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发行人协会斗争、宣传机构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等等。凯瑟琳还在凯西·琼斯的推荐下加入了妇女全国新闻俱乐部，她在推荐信里说凯是一个“完全胜任的记者”。
《邮报》仍然在E街运作着，距离国家大剧院只有几步之遥。整个建筑都充满危险，问题重重。此时，地方报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茜茜·帕特森将《华盛顿时报》和《华盛顿先驱报》合并，使得《邮报》发行总量排名第三，仅次于她的合并报和《星报》。但是其他的华盛顿报纸在广告和发行量方面领先，而《邮报》则在开支上第一。
由于1941年晚春在法院的任期即将结束，菲尔开始更多地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仍然认为自己应该回到佛罗里达，从事法律有关的工作并最终从政。但是因为美国卷入战争的威胁似乎迫在眉睫，最终菲尔断然决定参军。从1941年6月到菲尔参军期间，他进入租借物资管理局，这一年是他们生活最令人兴奋的一年。
菲尔参军离开之前，全家人在芒特基斯科举行了聚会，包括凯瑟琳的哥哥比尔和嫂子玛丽。因为比尔也即将加入军队医院。
总之，结婚的头几年，在战争打乱他们的生活之前，凯瑟琳和菲尔过着幸福的生活。凯瑟琳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主要归功于菲尔的功劳。菲尔把凯瑟琳从家庭阴影和幻象中解放出来，最终带领她走上了与先前截然不同的道路。菲尔还消除了凯瑟琳对新的和不同想法的抗拒，凯瑟琳学会了接纳与自己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学会了不去批判别人的行为，而只检点自己的不足。
不仅如此，菲尔还迅速与凯瑟琳的父母变得很亲近，彼此友好相处。开始菲尔担心凯瑟琳父亲的财富、政治理念和控制欲，但是他们却越走越近，最终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日益密切的关系让凯瑟琳感到非常高兴。
菲尔与凯的母亲也相处得很好。凯瑟琳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菲尔，与菲尔的关系甚至比和凯瑟琳还要近。菲尔仰慕这位母亲，但不似对迈耶先生那样只有好感——有时会不留情面地对岳母提出批评。
尽管菲尔与岳父岳母都很好，但是他总是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当父母孤独、生病或者陷入麻烦时，他总是去帮忙，但拒绝被利用，或者被左右。
即使菲尔比凯瑟琳在各方面表现得强，但是菲尔也从凯瑟琳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凯瑟琳带给菲尔的是对世界局势的更广泛的视野，对艺术、音乐和美感的鉴赏力，当然还有《邮报》和华盛顿——菲尔对这一切非常喜欢，也逐渐变得更加稳健。但是长久以来都是菲尔做决定，凯瑟琳服从。
当战争开始主宰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凯瑟琳吃惊的是尽管世界出于乱世，他们仍然能够幸福地生活着。他们结婚头几年印象最深的是给予对方的乐趣，不断地成长和学习，以及欢声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