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行以后，孙中山再也没有回到医学上来，从此，他毕生都在谋求能使他取得权力的国内外各种势力的联合，从而使他能够领导他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中处于强大而光荣的地位，1894年11月24日，他采取了成立他所期望的组织兴中会的第一个步骤，但是人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会员害怕国内的亲属遭到报复，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努力。几个月以后，孙中山只吸收到20多名会员，而这些人对兴中会的兴趣大都是由于孙中山的哥哥孙眉的影响。孙眉之转向共和主义事业，可能是前一年夏威夷的革命促成的。这些会员包括了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商人邓荫南和夏威夷政府的译员李昌。李昌和孙中山一样，从前是香港皇仁书院的学生。何宽和李昌都是香山人。在早期的参加者中还有一个孙中山从前在意奥兰尼书院的同学，现在是富有的木材制造商，孙眉的一个雇员和亲戚。1895年1月，孙中山离开以后，发展新会员和筹集经费的工作，就是由这个核心小组继续进行的。到1895年10月广州起义时，在夏威夷分会注册的会员已有100多人了。
兴中会的章程，这时孙中山已准备好，共有九款，主要是讲程序问题，序言则告诫人们要提防外国对中国领土的企图，谴责中国政府的腐败和软弱。章程规定会员以“振兴中华”和挽救危局为宗旨，但这个章程没有提出反对清王朝的目的，这一点将在谈到香港兴中会时详细讨论。在香港兴中会的赞同下，对章程各款作了补充后公布了。孙中山的真正意图，无疑是争取人们支持武装反对清政府。如果出于安全的原因，没有向夏威夷华侨团体全体说清楚，那么肯定向为数不多的知己交代过，他们中的一些人陪他回到了香港。中国商人卖掉自己的财产，在香港和孙中山联合，仅仅是为了改进农业，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能确定，夏威夷的组织这时是否把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政府作为它的目标，因为它的章程（后来称为“宣言”）对这一点没有提及。
这就把我们引到兴中会的誓词问题上来。大多数资料都说，所有会员都要恪守一个在夏威夷和香港入会仪式上所作的庄严誓言。据《檀山华侨》描述，当那些入会者由孙中山带头，各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时，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会员李昌便朗诵誓词。遗憾的是，夏威夷的这份誓词的原文没有记录，虽然一些研究者设想它同传统公认的兴中会誓词相同，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毫无疑问，在这个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这三条政纲为它的纲领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没有文件的证明，因此有人认为，这个誓词是后来逐步提出的，然后由历史学家假定它有“追溯效力”。按照这种看法，这个誓词未必是在香港提出的，而在夏威夷使用它就更加不可能了。
然而，这个誓词的起源为什么可以追溯到夏威夷，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在筹备成立兴中会的那几个月里，夏威夷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新宪法在1894年7月生效，孙中山和华侨中那些具有政治觉悟的人，对于伴随这个共和国的诞生而来的政治变革是不可能不在意的。此外，“共和政府”或“共和国”的中文说法，在誓词里是“合众政府”而不是“民国”，后者，孙中山在1903年才开始使用。“合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联邦”或“联合”的意思，它出现在对“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中文表达“美利坚合众国”中。这就使人想到，孙中山的“合众政府”是以美国的共和形式的政府为蓝本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国的影响。但是，即使孙对共和政体发生共鸣，也只有少数受过相当教育的华侨和他抱有同感。在对待当地的华侨社会方面，孙中山宁愿去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意识，而不想宣布具体的方针政策。
兴中会的进款，包括每个会员捐会底银5元和认股方式的捐助——在革命成功后偿还。但人们对此反应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热烈，虽然据说孙眉捐助了一笔可观的钱。到1894年底，当孙中山准备离开时，司库只能给他100元。后来会员增加并卖出了更多的股份后才给他寄了更多的钱。
孙中山本想请求美国华侨的帮助，但当他得到中国在南满同日本的战争屡遭挫折的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机似乎成熟了，同时又受到上海一个朋友宋耀如（他的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查理·宋）来信的鼓舞，孙中山便于1895年正月启程回香港。
虽然夏威夷华侨在提供资金上的反应令人失望，但这次旅行并非毫无收获。即便是海外华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气象。作为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他们历来处于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之外。他们中有些人是信奉基督教的理想主义者，有些则被个人野心所推动。大多数人满足于交纳会费，也许是想在革命成功这一宝上押上几块钱。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他们的家庭会受到牵连。然而也有几个人甘愿冒更大的危险，投身到家乡正在进行的密谋的核心里去。
邓荫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慷慨而又喜欢冒险的商人兼农场主，在夏威夷群岛的三合会中很活跃。在介绍了14位成员（包括另外从开平家乡来的4个姓邓的）加入兴中会后，邓荫南卖掉了自己的商店和财产，到香港和孙中山汇合。这样，孙中山在华侨社会开发财源的第一次尝试中，就显示出他的个人魅力（这后来成了他的一大长处），特别是在社会出身和社会背景与之相似的中国人中是如此。他深信自己是一个无私的爱国者，就像传说中的英雄，那是一提到起义，中国农民就会联想到的。也许邓荫南也把孙中山看成一个“受命于天”的人，必定成功，并能使他的追随者克服种种障碍，在国内取得了不起的地位。果然，邓荫南在孙中山的几次密谋冒险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便如愿以偿。民国时期，他先后被任命为广东两个县的县长。革命胜利后，还有一位原夏威夷的核心成员也代理了广东一个县的县长。除了邓荫南和要去参加孙中山的广州密谋的其他夏威夷华侨外，在夏威夷还招聘了几位西方“专家”和军事人员。孙中山历来喜欢任用外国“专家”，这是他的工作方式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夏威夷之行中第一次表现出来了。
横渡太平洋回来的漫长航程，给了孙中山进行反满煽动的好机会。当船在横滨停泊时，他想使华侨旅伴皈依革命的企图，引起了陈清的注意，陈是为港口贸易人员包办伙食的小商贩。他把孙的举动告诉了几个粤籍商人，其中有一个是书商冯镜如——冯自由的父亲。冯自由后来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使者和它的历史的主要记录者。冯镜如在他父亲因在香港有结交太平军的嫌疑被当局拘禁后，即去日本避难，他对自己的反满主张从不掩饰。由于他剪掉了辫子，当地华侨都叫他“无辫子”。冯镜如很喜欢他所听到的关于孙中山的事，便通过陈清邀请孙中山上岸共商“国是”。因为船快要开了，孙中山就交给陈清一些兴中会的宣传材料，并要冯镜如及其朋友组织一个地方分会。冯镜如散发了宣传材料，几个月后又赠旅费给陈清，让他乘船去香港，在那里，这个小商贩加入了兴中会积极分子的行列。
杨衢云和辅仁文社
香港总部是由孙中山的骨干组成的，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尤列以及一些新近从夏威夷到达香港的热心人，此外，还有以杨衢云（1861-1901）为首的一小部分人。
杨衢云对政治的兴趣，是在一种比孙中山更为欧化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他出生于香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上学，后来曾在另一所西方学校任教，继而又在香港的一些主要商行工作。他对中国的旧学没有什么根底，卷入政治活动后，也像孙中山一样想加以弥补。杨衢云不那么出名，由于我们以后将会知道的理由，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在写到他时并不是很赞许的。然而，即使他们粗略的叙述也表明，杨衢云的性格、抱负和所受的教育，与孙中山如此相似，他是兴中会领导权的一个厉害的竞争者。他在英属殖民地的经历，在他身上培养了一种好斗的民族主义：拳术是他的爱好之一，每见中国人受外国人欺侮，他就攘臂相助。他对西方作品的广泛阅读，使他在谈起革命理论和历史时，以权威自居，据说他在这些题目的讨论中处于支配的地位。在社会集会中，他摆起一副架子坐在荣誉席上，他说起话来是不让人插嘴的。
杨衢云发现反满主义是发泄民族自尊心和实现政治抱负的途径，甚至比孙中山还早——孙比他小五岁——他成立了辅仁文社，这个团体在研究社会和文学的幌子下所讨论的显然是革命问题。辅仁文社的座右铭是“尽心爱国”。它自称有16名社员，其中几个人在航运公司工作，这一行需要懂点英语的人。
这个团体另一个著名的成员是谢缵泰，广东人，出生于澳大利亚，他在香港政府当职员。谢是一个基督教徒，在香港皇仁书院完成了他的学业，这个学校证明是反满的革命者名副其实的摇篮。据谢说（他美化其个人的作用），他从其父亲那里秉承了反满的信念，他在1887年（15岁时）刚到香港就把包括杨衢云在内的一批青年爱国者召集在一起，开始密谋策划反对清政府。他写道，他们的“革命总部”成立于1892年3月13日，当时即取名为辅仁文社。无论如何，杨衢云是这个团体的中心人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密谋比孙中山及其朋友们也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讨论有更多的现实性。
孙中山在1891年见过杨衢云，1895年上半年返回香港后，他和杨衢云都准备利用由于对日战争所造成的动荡局势。2月18日，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总部时，杨衢云、谢缵泰和辅仁文社的另一个成员加入了孙中山的追随者的行列。
在这次成立会上，新吸收的一个重要成员黄咏商，是香港名门的后裔，原籍香山，是何启博士的亲戚。黄咏商的父亲叫黄胜，是伦敦布道会马礼逊学校的毕业生，于1846年和两位同学一起被送往美国，是在这个国家留学的第一批中国人。黄胜（这时已经去世）是加入英国籍的公民，曾一度被任命为香港议政局的华人议员。但是，尽管黄咏商的家庭倾向西方和基督教，他却是深奥的《易经》的热心研究者。按照这部经典著作的附录所阐明的循环原理，一切事物都是服从于物极必反这个不可避免的法则，因此黄坚信，汉民族的命运已到否极泰来的时候了。
黄咏商相信反对清王朝是合乎时宜的，这表现在他把密谋者的总机关取名为“乾亨行”这一点上。根据《易经》，“乾”字合乎“阳”义，代表天国阳性的力量；因而总机关的名称可解释为“漫天”俱乐部或“天国繁荣”俱乐部。像香港警察和清朝密探这样的局外人，未必怀疑这个名称比其他中国商行或社会俱乐部采用的类似名称有特殊的含义。
在夏威夷可能用过的兴中会的誓词，据说这一次也在香港用了，还对早先的章程和序言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反政府的调子也更明显了。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了外来侵略的危险及朝廷的软弱和腐败：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堂堂华夏，不齿于列邦……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
这个修改了的章程（现在共十款）第二款继续发挥上面的意思，认为这个国家及其全部文明之所以受到外国人的侵害，是由于中国人众心不一所致。形势需要四方志士，切实讲求富国强兵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只要启发人民，大家团结一致，则中国虽危，不难挽救，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另一款鼓吹实行利国益民的措施，其中特别提到了创办报纸和设立学校。
章程的其他条款论述了程序性的问题。规定这个组织的总会设在中国，其他分会则散设各地，但每一分会至少得有15名会员。不论中外人士，只要抱着利他的动机，愿为中国尽力，都可以入会。但入会需有两个会员介绍，并交纳会底银5元。办事人员按年选举，包括一个总办、一个协办、一个管库、一个华文文案、一个洋文（英文）文案和一个10人的董事会。
鼓励会员通过认购股份或债券，捐助该组织的金库，每10元一股的投资，“待开国之日”可收回本利百元。各分会除筹措经费外，都要倡导讨论当今时事，寻求复兴中国的良法。会员们要避免一般哥们常有的轻浮举动，“不得在此博弈游戏”。相反，他们应参加严肃的活动，如考究各国政治制度等。
这份文件和夏威夷的那份文件，在内容和文体上都很相似，这表明原作者是孙中山，或者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孙中山对这个组织机构的控制，似乎证明下面这个流行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即1895年的合并是他主动提出的，由于他既然在夏威夷已创立了这个组织，那么在香港被承认为它的领袖也就是当然的了。然而，在这些最初的会议上选出的办事人员都无案可查，而我们随后将会发现，在接踵而来的关于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获胜的并非孙中山。
作为一份政治传单，这个宣言既不重要，也不明确。它的意义要看收到它的读者和它所引起的情绪而定。如果兴中会的领导者们克制自己，没有描绘出一个明确的政纲的轮廓，那么他们还是向中国儒家的领导权发出了挑战，它包含的意义就是要求把全国的努力都统一到现代化和改革上来，不管在传统的文化和制度方面付出什么代价。即便宣言使用了改良主义者惯用的词句，也掩盖不了它的革命的锋芒。
例如，这篇宣言的一个主要用语“富国强兵”，就是19世纪后半叶在改良主义者中广为流传的口号。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用语曾在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出现过。那时，孙中山在给中堂的上书中说，他在和外国人相处期间，“尤留心于其[西方的]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现在，在兴中会的宣言中，他请求四方的爱国志士和他一道寻求这同一个远大目标。于是，知识界改良主义的主张，像在个人《上李鸿章书》中所阐述的那样，与宣言的集体呼吁之间便有了意味深长的联系。但是，宣言追求的改革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些陈旧的口号：它把对于中国的积弱和她顽固地抵制改革的谴责，直接加之于统治阶级身上。它断言，传统的领导者是无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的。
和改良派知识分子相对照，改良派知识分子提出的教育建议只局限于官绅阶层，而兴中会主张在全体民众中普及文化知识。慎重邀请外国人加入这个组织，强调研究外国的榜样，采用利国益民所必需的任何措施——所有这些都表明兴中会准备着手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并不需要从中国的传统中去找依据。
虽然这篇宣言反映了革命的情绪，但它避而不谈这个组织所要取得的具体的政治成果。甚至反满的目标也只是作了暗示，而没有明确地阐述；它是秘密誓词的一部分，但不是一个要加以论证和详细说明的主题。对共和国这个目标也可以这样说。提倡考究各国政体，以及宣言的调子，都清楚地表明要把共和制——这个最有前途的外国榜样——来加以仿效。然而，在正式的宣言中，对共和制却只字不提。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显然是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保持缄默的原因。因为英国政府唯恐有颠覆中国政府的密谋，此外还得提防清王朝的告密者，所以，使用遁词和进行掩饰就比直率地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较为可取了。还有，那时兴中会的缔造者们对政治行动取得的结果似乎不如对行动本身那么关心。他们松散的组织也很少有灌输和传播思想的机会。没有证据表明，程序上规定的条款曾经实行过，或者各分会是按规定开会的。在香港的讨论，参加者只有寥寥七八个核心成员，议题主要集中在与广州起义有关的筹措经费、后勤和战略等眼前的实际问题上。宣传上的努力实际上等于零。一旦做起来又主要是以外国人为对象，孙中山和杨衢云这些公开的领袖都不做这种工作，而是交给那些亲近的同情者去做。在夏威夷曾选出了各种办事人员，但是没有记录表明香港总部的办事人员如数选出。有关起义的临时性任务是大家分摊的。结果，兴中会给人一种印象，它不像一个建立在广泛的政治运动基础之上的、具有长远计划的组织，而是像一个为了眼前目标而临时凑合起来的地区性的密谋集团。
在预定的军事政变的前夕，在这个组织中注册的会员只有153名。这些人中，在夏威夷入会的有112名，横滨入会的1名，香港入会的11名，广东地区入会的29名。他们几乎全是广东人，其中差不多有半数（73名）是孙中山的同乡，只有两个人除外，即老家原在福建的杨衢云和一个在广东当兵的湖南人。友谊和乡谊显然是比思想更重要的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的因素，特别是在夏威夷。
不但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地位低下的阶层，而且也表明了有相当数量的职业是需要受过现代欧化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担任领导者的一些会员，是受过西方训练的医生、英文教师、外国企业中的职员和技术人员，以及新军中的青年士官。有几个人，如孙中山、杨衢云和谢缵泰，他们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他们只是粗浅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有些人甚至互相通信也用英文。这个组织中只有朱淇一人是有功名的，然而有趣的是，他的绅士身份正是这次密谋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兴中会的骨干分子，普遍不能熟练地运用文言，也许陈少白是唯一的例外。这一整个时期，直至1905年，孙中山的运动都苦于缺乏编辑报刊的文学人才。
但是，在夺取广州的战术中，宣传仅处于次要的位置。孙中山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想发动一个以有信仰的追随者为基础的纪律严明的政治运动。他们设想，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发泄蓄积已久的反满情绪。在策划夺取权力时，他们选择了一条似乎是最能立竿见影的道路，即依靠反朝廷的传统工具——会党和盗匪。一个像这样的组织有着双重的职能：在海外，向华侨募捐经费；在国内，试图充当武装起义的催化剂和协调人。广州密谋是它存在的直接理由，而这个密谋的战略战术细节，则为评价孙中山的政治品格提供了一个补充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