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30年的政治生涯中，孙中山从未领导过一个统一的中国。因此，他的治国之才和决策能力无从考察，但这更加使他死后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他没有利用政治来为个人挣得一笔财产。他曾为远大的目标——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独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奔走呼喊。虽然这些目标尚未变成政策条文，但作为口号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孙中山长期追求权力的失败也具有代表性。回顾过去，中国民族主义所受的挫折，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每一个与中国的软弱和落后互为表里的人都出卖他：文人学士、官僚、军阀，特别是列强。
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产，吸引了许多人对它提出要求。这些人包括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共产党、“好”军阀，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侵略者。今天，北京和台北都竞相引用孙中山的话，以使他们各自对孙中山的评价永世长存；而莫斯科，则在对北京的指责中，称孙中山是寻求“同苏联友好”的“中国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德鲁森：《孙中山》，第19页。作者和书的全名见书目索引。脚注只引简称，括号中的数字即书目中编排的数字，如，指书目索引中的第条。
著名的领袖和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倾向于留下有争议的遗产，在莫斯科和北京这是众所周知的，对孙中山的评价在这两个地方终究不过是一个枝节问题而已。
研究孙中山“真正的”学说是不会有太大收获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即兴诗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我们承认，是由于他的政治风度，而不是由于他的思想使他与众不同时，这并不贬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他个人的英雄行为。
他的临时凑合的策略，可以首先解释为是对那些前所未有的政治问题、对那些由于外国侵略及国内腐朽制度所产生的危机的实事求是的反应；这些都要求紧急的解决办法。但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行为的人类和社会学意义。他见机行事的独特方式，既反映了他的社会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性格。他是非常乐观的，相信自己所做的都不错，而且具有行动的胆量，这是革命精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因此才能跟上中国历史的步伐。同时代比他更有才干的人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后便一蹶不振，而孙中山总是失败了再来，准备适应新的局面。
然而，孙中山的社会经历妨碍了他争取领导权。他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农民，一个局外人，终其一生都摆脱不开名流们对他的偏见，不管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他试图通过请求外国的支持来弥补这种毫无社会地位的缺陷。他生活在外国干涉中国的能力被认为是无限的时代，但他倾向外国决非权宜之计。他真诚地相信，一个强大的现代化中国的建立，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
争取中国知识界（和他们的后代，现代知识分子）的赞同和得到外国的支持，是孙中山的实用主义努力的两个主要目标。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孙中山常常进行妥协和运用策略，现在看来这是同他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力量相矛盾的。他被迫处于一种谦卑，甚至受辱的境地。当时，孙中山有两副面孔：软弱的追求者和自负的操纵者。追求者不得不谋求妥协，操纵者则相信他可以使妥协转过来对他有利。
在这个对孙中山一生经历的头十年（1894-1905）的研究中，这两副面孔是十分明显的。其背景是古老的中国进入了它衰落的最后时期。它的那些寡头统治者政治上已经破产，不起作用；它的学者名流已变得优柔寡断和四分五裂；它的农民群众也变得更难以控制。这些传统的集团——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知识界和农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察觉到了危机，但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实质上都受到传统的限制。朝廷企图利用传统的势力以恢复王朝的权力和威信。进步的知识界试图把革新和儒家学说调和起来，但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制度上的改革会危及他们整个集团的特权。而农民，如果说他们有任何大的政治目标的话，那就是反满的，他们希望明朝的复辟会给他们带来一个仁慈的、理想的儒教国家。
然而，西方的渗透却为非儒教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焦点。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对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职员和有专门职业的人，多半是教会的信徒，都夸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为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优越。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至于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这样，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和华侨一方面赞赏欧洲的制度，一方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政治特权感到愤恨。他们作为西方海外基地的居民，对西方强权有着深刻的印象，似乎它是一种无敌的全球性的势力。这就产生了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民族主义，其中混合了对欧洲的羡慕、怨恨和恐惧。
孙中山就是这些新的边缘集团的产物。他在夏威夷的华侨中间长大，在这个群岛和广州、香港的外国学校读书。他的哥哥是个有成就的海外创业者，而孙中山本人是个基督教徒和新式医生。当孔门集团对他的才干不感兴趣之后，他就作为一个革命者转向这些边缘集团了。他和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农民出身的教会学校毕业生，建立了一个密谋团体兴中会。它以香港为基地，由香港和夏威夷的华侨提供资金，它的最近的目标是发动会党和农民武装反对广州政府。
但是，这并不是典型的农民造反。兴中会的政治目标并不像会党的头目们所解释的那样，由儒家的思想所规定。兴中会的领导者们，想要他们的国家也有他们在外国的学校、团体中学会遵守的那种制度。他们认为，是他们，而不是那些仅仅通过翻译了解西方的士大夫，才最具备拯救中国的条件。虽然他们也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危险，但他们觉得，一个效法欧洲的中国将会是强大的和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列强的商业利益和宗教利益。这个更大的终极目标——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彻底改造中国政府——仅仅为极少数领导人所持有，而且解释得也很模糊。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注重行动的密谋集团，它只利用而不是组织心怀不满的农民——这个同中国的官僚主义帝国一样古老的武器。因此，兴中会是个“混血儿”。它受下层阶级传统的叛逆思想的哺育，而为少数倾向西方、对抗社会贤达的人的政治抱负服务。
尽管孙中山最初不是兴中会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兴中会的做法大都反映了他的风格和倾向。他熟悉农民，童年时候就被太平天国英雄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在夏威夷，他有一个现成的海外基地，这里有着他的许多亲戚和同乡。他在香港、澳门和广州度过了好几年，甚至在上海也有一些熟人。所有这些城市都是孕育欧化和半欧化过激分子的地方。他和当地传教士及牧师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是达官贵人不好惹的对手，是和列强联系的内在环节。
然而，孙中山所代表的这些集团，无论从社会结构还是从地理上看，确实都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太慢，还没有产生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因此，要在中国权力结构的内外取得革命的立足点，灵活性是十分必要的。孙中山认为，延缓中国的变革会招致灾难，所以他优先选择可以立见成效的灵活策略。原则问题是次要的。他总是认为，他可以适当地利用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爱国目的。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以其天生的密谋才能为兴中会的首次革命图谋口授了一个方案。密谋失败后，孙中山成了被通缉的流亡者。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开始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他总以为金钱就在眼前。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或船票。要不是清政府在1896年异想天开企图把他从伦敦绑架回国，那么孙中山注定要从此销声匿迹了。
次年，孙中山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君权的敌人满怀信心地回到东方。现在，由于是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他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才能。虽然他选择日本作为避难所完全是偶然的，但形势却把这里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繁荣的中心，而孙中山则处于有利的地位。首先，日本的泛亚民族主义者正在寻找一个代理人来帮助他们实现由日本人指导的拯救中国的计划。孙中山使他们相信他是最好的人选，并且获得了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合作。一年后，康有为的改良运动遭到失败，几个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也在日本政治避难。这给了孙中山一个重新谋求同绅士们合作的机会。通过日本人的帮助，他同梁启超这个有影响的改良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正当孙中山分化改良派似乎成功的时候，梁启超恢复了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忠诚。结果是梁启超多少遭受到一些知识界——甚至身为激进改良派的知识界对坚持西方化的崛起者的那种蔑视，后者对真正的儒家学说是不大懂的。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给孙中山的实用主义提供了一个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考验，孙中山利用北京政府同列强的战争，以巧妙的对策作出了回答。他多方尝试与官绅联合，甚至期望李鸿章成为一个未来的同盟者。受挫以后，他就试图以和外国结盟来作为补偿。但到后来，就连日本政府也决定不和它本国那些拥护孙中山的冒险者搞在一起了。与此同时，密谋集团中积极的一部分则顺着它本身的势头继续进行下去。孙中山的代理人撒在广东农村的火星，在惠州引起了一场较大的武装起义烈火。这次起义显示了革命的潜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孙中山的大计失败了，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名声却提高了。
惠州起义也显示了老办法的局限性。它说明，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兴中会也缺乏冲劲和持久力来使革命得到成功。很明显，孙中山的海外支持者，这时主要只限于夏威夷不大的华侨团体，他们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多只能起一种虽然重要但仍然是辅助性的革命银行家的作用。对香港的商人也可以这么说，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孙中山的经费问题，但他们确实是革命的最大的投资者。在领导人这一层中，广东和香港的欧化及半欧化的中国人数量太少，不能在政治变乱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一个边缘集团，同本土革命力量潜在的源泉离得太远。通过会党和匪帮从这个源泉中（主要是农民）间接招募的人员组成的队伍是靠不住的。这正如我们从现代的中国历史所知道的，要使农民变成政治上自觉而有纪律的革命者，就需要由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去直接动员他们。
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即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那些在国内回避他的知识分子威胁说要在国外除掉他。由于流亡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用一种与孙中山相似的调子进行宣传，结果他们就成功地侵入了孙中山的财政基地。作为皇帝的声名赫赫的臣仆，他们答应同海外的商人分享皇帝的恩惠。华侨这么容易受他们的诱惑，表明了皇帝——这个传统势力的象征的力量。虽然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外围发芽生长，但尚未强大到足以自立。甚至会党的战士也不免受改良派的金钱收买。
然而，正当孙中山在日本准备应付这种威胁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有些人却成了革命活动的潜在力量。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成百成千的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许多人还享受官费。许多具有战斗精神的学生，被民族主义所唤醒，再加上通过日本的渠道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便背弃了原来选派他们出国的独尊儒术的官员。还有许多人对康有为、梁启超所鼓吹的保皇的改良主义表示怀疑。这些人出自名门世家，差不多中国各省都有，这个集团的出现就为革命准备好一个通常的前提：一批对统治当局不满的知识界优秀人物。
孙中山的政治命运，取决于他和这些优秀人物的关系的调整。同他原来的追随者相比，这些学生都是精于政治的人。他们是更富于进取心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更加懂得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优越感更加敏感。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新近才在中国内地感受到的外国的存在也不很习惯，甚至难以忍受。由于他们的社会出身大都是仕宦之家，所以他们仍然很看重知识分子的才能，如果不是在实质上，也是在形式上和作风上。这就意味着，一个理想的领袖必须为自己在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向他们提出一些证明。
最初，孙中山被认为是一个粗野的阴谋家，他于是逐渐改善了自己在这个新的学生圈子里的形象。事实上，自1896年以来，孙中山的政治品格已大为成熟。他的多次旅行，他在伦敦从事的研究，特别是同日本知识分子和中国流亡者富于启发性的接触，都丰富了他的思想。在政治眼光和对革命承担义务方面，他都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兴中会的支持者。现在，从有限的社会圈子解放出来之后，孙中山显示了他那非凡的适应能力。他发挥了演讲的才能，正确运用民族主义的隐喻，表明他对欧洲政治思想的最新潮流很熟悉。到1905年，他就能够组成一个以海外学生为基础的新的革命组织。这是他的重大突破，是他在政治上自有抱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机会。经过在外围十年的活动，沥尽心血，他现在终于能够进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了。
同盟会这个新的机构，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从组织上说，它是现代政党的雏形。从地理上说，它把革命活动的支撑点，从各个通商口岸和海外团体转移到中国的心脏地区，在那里，从海外回来的学生将扮演革命煽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和广东人占多数的兴中会相比，这个新组织赢得了众多省份和民族的支持。它也是多阶级的，它把知识分子对统治当局的不满同农民的骚乱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使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中国的政治有了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同盟会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清政府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缝有了真正的意义。这些学生在信奉儒教的领导者之外挑选了自己的领袖，表明他们对儒教信仰的背弃。
这就是1905年孙中山取得成就的历史意义。他是主要由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运动的第一个非仕宦出身的领袖。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孙中山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取得这种领导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