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杜鲁门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史扶邻教授，是著名的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两书的英文原著和中译本刊行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热烈的反响，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英文原著于1968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对它赞扬备至。有的说：“史扶邻这本包括了孙中山头40年历史的书，是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应该是孙中山青年时期的标准著述。”有的说：“这是本世纪学术成就中不可替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特地为这本书作序，并说：“这部著作对于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权威性的。”1969年，这部书获美国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英文原著于1980年由利特尔·布朗有限公司出版。此书一问世，与前者一样，得到了国外学术界广泛的好评。说这部书汲入大量珍贵资料，条分缕析地探讨孙中山一生行事、思想发展的轨迹及有关事件，称它和《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样，是最具权威性的、最详尽的上乘之作。史扶邻教授解释说，他称孙中山为“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是从积极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意谓孙中山不愿意充当革命者通常需要做的无情残酷的角色”。换言之，孙中山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他指出，当谈到一个献身革命并实际上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和军事征讨的人物时，上述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认为孙中山不愿采用暴力手段而寻求达其目标的别的方法，体现了他的博爱精神。此外，我试图说明，孙中山所作的许多妥协，是内外环境使然。”金冲及教授说，“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
倘若把上述两本书粗略地加以比较，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前者研究的是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篇幅较大，有许多缜密细微的分析；后者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孙中山一生的历史，篇幅只稍多于前者的一半，这自然预示着它将更多地从大处着眼，着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孙中山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孙中山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史扶邻教授在后者的《中译本序》中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一般读者很想了解他的生平和时代，本书主要是为这些人写的”。同时，“希望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和学者，也能从本书找到一些有价值及有趣的东西”。
史扶邻教授的这两本书虽有上述的不同，但彼此又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同一个作者的著作，通常总是保持他那独有的鲜明的个性。作者在前一本书中的优点，同样强烈地反映在后一本书中。后者的写法可以舍弃一些较次要的细节，篇幅更集中，它是作者又经过12年研究后写的，所以它的优点甚至比前者更突出。
鉴于上述，当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立即受到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的广大读者和学界的欢迎。为此，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将此书再版，还出了精装本。史扶邻教授特为此写了《中译本序》。金冲及教授和章开沅教授为之写了《中译本前言》。
金冲及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一开头就指出：“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在近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了。”他说，读一读史扶邻教授的这部著作，对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来说，确实很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至少有两点：第一，可以了解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研究状况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第二，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金冲及教授还说，史扶邻教授的这部书“富有历史感。他把孙中山初期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并且力图探索和说明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这就比某些历史著作只罗列一大堆历史现象，或者作一些枯燥的静止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对读者也有吸引力得多”。金冲及教授还指出，这部书对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容易引起兴趣的，是书中引用了“大量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档案，当时外文报纸上的评论、报道和其他外文材料，以及经过作者细心的分析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是很有帮助的。
章开沅教授也在本书的《中译本前言》中说，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这本书，从资料的丰富和论述的严谨两方面来看，都超过了以往在海外流行的几本孙中山传记。作者的功力之勤，不仅表现在从档案、报纸、口碑中广泛搜集资料，而且更表现在对于许多历史记述作了认真的考订”。章开沅教授还指出，史扶邻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不像有些西方作者那样囿于所谓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把为殖民主义辩护的那一套“西方影响”等于近代化的简单模式强加于中国近代史。他力图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既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曾经起过的进步影响，又认真剖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帝国主义性质。他没有过多地强调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消极落后因素，而是认真说明这些斗争是殖民主义各种形式压迫所引起的强烈反抗，“这就与某些曾经流行过的西方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异其情趣”。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译本，于1996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此书一面世，就深得广大读者和学界的热烈欢迎和好评，称“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篇幅不大，但很精彩”；还有的说“史扶邻教授之《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系国际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孙中山的扛鼎著作之一，持论之公允，史料之翔实，当无出其右者”。史扶邻教授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前后写了两篇《中译本序》和《后记》。金冲及、胡绳武、黄石华、江绍伦四位教授为之写了《中译本前言》。
金冲及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说，作者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重要优点，同样强烈地反映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一书中，甚至比前者表现得更突出。他还说，和《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样，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一书中亦引用了丰富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当时的外文报刊和私人通信中的材料，吸收了大量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不少是许多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所不熟悉的。“这对我们研究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特别是许多事件的国际背景是很有助益的。”
胡绳武教授也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我相信这部书的中译本出版后，对中国的读者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广大读者会“从本书中找到一些有价值及有趣的东西”。
黄石华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也说：“我以为读者通过阅读史扶邻教授的这两本书，尤其是能窥见孙中山生平全貌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至少可得如下三方面好处：其一，可以了解西方史学界研究孙中山的状况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其二，因作者所下工夫甚大，有关的第一手及重要的第二手资料搜集极齐全，故读者可从中获得不少迄今为止国内未见的新史料；其三，可受到启迪。”他还表示，他郑重地向海峡两岸同胞和全球炎黄子孙及所有尊崇孙中山的人们，推介史扶邻教授的研究孙中山的这部力作。
江绍伦教授也说，史扶邻教授的原著中译本的出版“意义重大，这给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有关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多元性的史料和启发性的判断方法”。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广大读者和学界给予史扶邻教授的两本书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有的读者说：“1996年出版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译本印数太少了，书店已很久见不到，欲求索而不可得。”由于两书中译本出版多年，广大读者四处求觅而难于找到，故极有再版的必要。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很有见地，将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的中译本合为一册，并将史扶邻教授精选的散见于海外书刊中他撰写的5篇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文作为《附录》，结集出版，还与原作者史扶邻教授商定，将书名定为《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史扶邻教授还特地为本书作序。译者除对两部原译本再仔细审校外，还对书中的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的订正，务求更准确地表达原作者史扶邻教授的原意。金以林教授参与了《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的翻译工作。在这次再版过程中，得金冲及、胡绳武、章开沅、黄彦、黄石华、李小平等教授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广洁及蒙莉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所见不周和受客观条件限制，对原著中的少部分引文未能找到资料加以核对，请读者引用时加以注意。
丘权政 符致兴
2010年6月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