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印度的政局非常沉闷。提拉克被囚在狱中，激进派倍受打击，没有活跃的领导人。这时，稳健派似乎很活跃，但多是表面的无效的活动。他们每年都正常召开一次大会，但也都是不痛不痒的会议，很少有人注意。这个时候，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地统治越发加剧，他们断然拒绝国大党“自治领”的要求，秘密授权英国驻印度当局任意镇压反抗英国统治的活动，印度已牢牢地被捆绑在大英帝国的战车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感到内心的隐痛。他认为堂堂大印度决不应该服服帖帖地顺从现状，而应采取必要的行动。但到底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感到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默默地去从事法律工作，进了高等法院任职。进入高等法院的头几个月过得还很愉快，觉得久别故土，这次终于回来，有一种新鲜感觉。他自己也说，“我觉得回到家乡，恢复旧的关系是令人高兴的事。”然而，渐渐地，他便失去了这种新鲜的感受。陷入了沉闷的生活常规。他认为自己过的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虚的生活。首先，他对所处环境深感厌恶。他每天接触的似乎是“完全同样的一批人”。那些高等法院的律师们，每日坐在一起，除了喋喋不休地谈论与律师事务有关的话题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简直枯燥到了极点。在社会上，经常看到的是英国人跟那批进出官场的印度官员来往。这些官员，大多都是知识浅薄、心胸狭窄的人。甚至有希望的英国青年来到印度之后，也很快在知识方面和文化方面走向蜕化，从而跟当前的思想及运动相隔绝。他们在办公室内办公文，忙了一天，少不得要进行娱乐的玩耍。他们到馆子里去，拼命地喝着“威士忌酒”。他们到俱乐部去，读英国寄来的“笨拙”杂志和其他有插画的书刊。他们很少看书，即使看书，也都是找那些素来喜欢的刺激书随便翻翻而已。他们过多的是谩骂，抱怨印度的种种不是，谩骂印度的气候，谩骂印度那些给他们增加麻烦的煽动家。他们没有认识到知识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堕落原因在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印度顽固的官僚政治制度，而他们本人，也慢慢成了这种制度的一部分。那些印度的官员则更令人气恼。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竭力学习英国人的榜样，似乎洋洋自得。他们和英国人坐在一起，听他们漫无边际地谈论着升职、休假、调职、女人以及琐碎的官场丑事，实在太无聊了。印度中产阶级的生活，特别是懂英语的知识分子，也差不多都染上了这种官场习气。这种恶习，不仅在自由职业界如律师、医生中间风行，而且也流传到半官方大学的课堂里。有一种事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为吃惊。那天，他参加了阿拉巴城大学生的一个演讲会。沙斯特里先生给学生作报告。他告诉大学生们要尊敬和服从他们的教师和教授，要小心遵守当局所规定的一切法令。这种告诫，对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来说虽然觉得讨厌，但是这种强调权威的话是老生常谈，他并不感到新奇，他完全理解这是由于当时印度普遍流行的半官方习气罢了。但这位先生继续讲下去，他号召学生们把彼此所犯的过失应立即向当局报告。换句话说，就是让学生们互相侦察行动，去干告密勾当。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气愤地写道：“这个‘伟大领袖’的善言忠告不由得使我吐舌了。我是新从英国回来的人，我在学校中所受的深刻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出卖朋友。侦探告密，因而是朋友吃苦，这是违反立身处事原则最大罪恶。这个原则忽然颠倒过来，这使我难过。我觉得沙斯特里先生的道德观念，跟我受教育时所学的道德观念大不相同。”
这个时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只能自我选择一些消遣的事，比如打猎、出游。尽管杀伤禽兽他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曾经打伤过一只小羚羊。那只不害人的小动物受了伤，跌倒在他的脚旁边，那泪汪汪的一双大眼睛他时时想起。但他不得不再出去消磨时光。
除此之外，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感到不快的事则是父子的原则争执仍没有彻底解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对印度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战争距他们很远。那时只是印度的《防卫法案》（等于英国国防令）紧紧控制着全国。但从第二年起，各种阴谋案、枪杀案此起彼伏，印度的旁遮普地区的动乱逐渐升级。这时，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已经出狱，印度的政治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提拉克和白山特夫人各自发起了自治同盟会。同盟会不但吸收了那些从1907年起就脱离了国大党的激进派分子，而且在中产阶级中也吸收了大批力量。当时在印度，尽管有很多人高声宣称对英国效忠，可是很少有印度人同情英国人。无论是稳健派或者是激进派，一听到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就拍手称快。当然，这并不是对德国存有什么喜爱，而只是希望自己的统治者倒霉罢了，这是弱者借刀杀人的报仇思想。印度大多数人对这次战争的看法是抱着错综复杂心情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就是这种人。但他与众不同的是他过分稳健，作为稳健派的代表人物，他始终拿不定采取前进方针的主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和父亲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极活跃的分子。他积极参加了提拉克和白山特夫人的同盟会，而且特别卖力气。当时，印度政府依照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编制，计划从中产阶级中募集军员，组成印度国防军。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极为不满，他相反提出了参加新军的申请书，以表示对当局政府的抗议。这个时候，他完全克服掉了自己害羞的毛病，经常四处公开讲演。一次公开演说，他使用英语吸引了很多人。演讲之后，著名政治活动家萨普鲁博士上台紧紧抱着他，吻着他。他越来越不安心他的律师事业。他认为干这种职业，无非意味着没有其他事干。他说：“我日益觉得要把社会工作，尤其是那种引起我们积极性的社会工作跟律师事业调和起来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时间和精力问题。”著名律师拉席·勃哈莱·哥斯爵士非常欣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才华，当时，他愿指导他写一本法律学问的书，而且在写作方面愿意替他出些主意，并答应亲自为他修改稿子，他说这是新当律师的人训练自己能力的最好方法。可是，好心的爵士先生落空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政治事务所强烈吸引了。与此同时，他又参加了“坚持真理社”。父亲密切关注着儿子走所谓极端的思想和行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针见血指出父亲是空谈政治的人。他说：“我心里更加感到我们决不应该服服帖帖顺从现状，必须有所作为。为民族的观点而言，成功的行为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觉得为了个人和民族的荣誉，就非对外族统治进行更积极的斗争不可。”父子俩的争执日趋僵化，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决不灰心。这决不单纯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服父亲，让父亲坚定步入激进派的运动中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父亲是非常了解的。他是一个感情热烈、心高气傲、意志坚强的人，他跟稳健派的很多人不尽相同。他有优点，他根本讨厌许多旧的社会风俗习惯、种族制度等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反动的。但他也严重存在着偏见，他眼看着西方，羡慕西方的进步，并且认为能跟英国人联合就可以实现这种进步。他的最大特点是在一般情况下是决不改变立场的，假若一旦考虑成熟，他必然会前进一步，而且不会回头。他不是一个凭着一时热情的人，他是靠理智来导航的严肃人。但是什么时候能够说服父亲，这还是一个谜。
久旱必有甘霖，冰开需用春到。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来访，终于圆满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梦，他便逐渐从困境中走出。
这位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领袖深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父亲的钦佩。他1869年10月2日出生于古扎拉特的波尔班达。祖父辈均在朝中为官。家庭信奉耆那教（印度教的支派）。甘地中学毕业后19岁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攻读法律，22岁取得律师资格回国。甘地回国后，除了营办别人分给他的一点律师业务之外，当时并无什么显赫业绩。1893年，他应南非一个印度富商的聘请，前往处理了一件债务纠纷案。在南非，他耳闻目睹并亲身体尝了印度人遭到的种种歧视，十分感慨。1894年聘约期满后，他便接受印度侨胞的要求留在南非，专门进行反对歧视印度人的请愿活动。他工作非常出色，在南非和印度国内享有很高的荣誉。1896年和1901年，他曾两度返回印度，向国内申述南非印侨的疾苦。同时，他生平首次参加了印度国大党活动——1901年12月的第17届年会。
在南非期间，甘地有机会进一步研究了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并结交了大批宗教界人士。他经常与托尔斯泰保持着密切联系，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非暴力抵抗思想。1906年，他悬赏征得用梵文“萨蒂亚格拉哈（坚持真理）”一词作为非暴力抵抗的名称，认为这个名称才切合他的本意。他说：“我不对任何人怀恶意，但我也不对任何人不义屈膝。我要以真理去战胜非真理，为了抗拒非真理，我宁愿忍受一切痛苦。”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造物主的儿女”，通过非暴力抵抗和自己的忍受苦难，可以感动对方改邪归正。
当初的甘地，他并不反对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他曾于1897年英布战争爆发后和1906年祖鲁人反英起义两次倡议组织印度人救护队为英军服务。但在1907年至1908年、1911年和1913年他突然神奇地3次组织印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反对英国对印度工人抽取人头税和其他歧视印侨的立法。为此，他数次被捕下狱。从那时起，甘地便成了轰动印度国内的著名人物。
1914年7月，他离开南非回国。他途经伦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忽然再次为英军组织印度人救护队。返回印度后，又于1918年应总督之请，去古扎拉特的凯达县，为英国募兵。那时他连日奔走操劳，大病一场，险些丧命。有人指责他的这一行为是违反非暴力的原则，他却辩解说：“我知道印度采取了这个行动之后，就会成为帝国最得宠的伙伴。”甘地一片痴心，想以效劳英国的办法来换取印度的自治。但是，结果事与愿违。英国不但不答应印度自治，反而于1918年7月颁布《罗拉特法案》，规定殖民当局有权逮捕和不经审讯可以关押任何印度人，企图以此来镇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印度民族运动。《罗拉特法案》触发了印度人民反英斗争新的怒火。甘地这时感慨地说：“人们要求一块面包，得到的却是石头。”
为进一步抗议《罗拉特法案》，甘地召集更多的人土，并制定了非暴力抵抗誓约，宣誓要对“法案”抵制到底。保证在行动中“忠实地遵循真理，禁止对生命、人身或财产施用暴力”。接着在孟买成立以他为首的非暴力抵抗大会。1919年3月，英国《罗拉特法案》强行实施。这时，甘地决定举行全国总罢业，要求全国停止工作一天，并进行绝食、祈祷与和平示威以示抵议。但是，这便导致了一连串的流血事件，英国殖民军制造了职姆利则惨案，打死打伤抗议群众3000余人。甘地强烈谴责政府当局“像魔鬼般穷凶极恶”。这时，他沉痛明白，说自己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一样大的错误”。
甘地的形象，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父亲的眼里是可敬的。他甚至认为他是圣人或超圣人。那一天，在极乐轩的客厅里，甘地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谈了很久，很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是一位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但是他在甘地面前“屈服”了。甘地身材虽然长得矮小、体弱多病，但钢铁一般的性格和坚如磐石的精神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感到远远不及。甘地貌不惊人，赤着身子，系着腰布，但全身显示着那一种说不出的高贵和庄严的风度，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感到叹服。谈话中，甘地丝毫没有流露发号施令的表情，而是用那清脆的慢慢细语沁润着对方的心田，他那宁静深沉的眼睛流露着柔顺和谦逊，这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感到真诚和着迷。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可思议。这个不带棱角、不露锋芒的甘地竟把一个既不柔顺、也不客气、既不接受外来压力、又往往独断独行的潘迪特·穆狄拉尔·尼赫鲁征服了。他的整个法学和宪法学的基础已经完全动摇，从此以后，他完全脱离了稳健派的观点，全身心地投身于甘地所从事的民族运动中来。1919年圣诞节，他向稳健派的领袖和自由主义派人士发出了动人的呼吁，呼吁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迎接新形势。
从此以后，尼赫鲁家族的这父子二人便成了甘地的有力助手。那豪华富贵的“极乐轩”阁也便成了当时政治运动的活动中心。这座名声显赫的贵族宅院便与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运动中许多重要决议是从这里诞生，所有文件便在这里发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父子心爱的马卖掉了，许多仆役也都解雇，原来庭院里那来来往往衣冠楚楚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戴着甘地帽、穿着粗布衣的男男女女。尼赫鲁父子心情兴奋异常。更有趣的是他们父子二人时常在地板上席地而卧，每日改用粗制碗碟用餐。他们意在将来会有一天要坐牢、目前必须尽量去适应未来的环境。以免到时遭受突然不适应的苦恼。
时过不久，英法策动入侵土耳其，激起了印度人民和穆斯林的极大愤慨。印度的民族运动继续高涨。在这种局势的推动下，1920年8月1日，甘地与穆斯林领袖联合发动了一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9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特别会议，研究、讨论决议。紧接着国大党召开年会通过了甘地亲手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把甘地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争取印度自治当作奋斗总目标。同时，新党章还规定了机构改制，把国大党改造成为具有中央和各级地方机构，直至在乡村建立群众性政党分部。这是甘地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主要是对付英国的殖民统治。决议明确指出：享有英皇授予爵位者放弃爵位称号；抵制英国学校，英国法庭；提倡使用土布抵制英国布，最后逐步走向抗税。甘地指出：一向形成舆论和代表舆论的各个阶级，应该首先开始行动。这次会议奠定了甘地在国大党的领导地位。随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由中上等阶层延伸到中下阶层，由城市发展到农村，迅速在全国蓬勃兴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越发佩服甘地，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运动上去了。
“到乡村去”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口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带着兴致勃勃的兴趣，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走访了印度北部农村。“那正是雨季开始前一年最热的6月天。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难受。我不惯于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在外边走路。我从英国回到印度之后，每逢夏季我总要上山去住些日子。现在我整日在烈日高照下整日奔波，头上连凉帽也没有，只有小手巾裹着。我心中想的是别的事情，简直把酷热忘掉了。回到阿拉哈巴，当我发现自己已晒得黑黑的时候，我才想起所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很不错，我经得起最严酷的热，我对酷热的恐惧心理完全没有理由……一想到印度，我心中就出现了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农民群众。也许当时的空气很紧张，也许当时我的心情容易受外界事物的影响，我所看到的情景，我所获得的印象，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心上。”一点不夸张地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原先对工农大众是一无所知的。这次到农村去学到的关于印度经济方面的知识，是从书本中难以找到的。应该说，尼赫鲁要寻求解脱印度农村贫困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基的。他面前似乎出现了一条光明大道。
然而，一道烟雾散去，又一层阴云也便随之而来。
1921年是印度国内最为多事的一年，也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最为多事的一年。这个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神秘主义以及社会的狂热与政治运动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后面的中心问题是农村中的骚动和城市中日益展开的工人运动。这些五光十彩的，有时还相互冲击的不满情绪在民族主义和一种笼统的但很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旗帜下汇合了。可是，民族主义的成分很复杂，其中包括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当然还包括那些眼光望着印度境外的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和能跟时代协调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暂时互相结合，似乎都在“印度——伊斯兰教万岁”的口号声中团结在甘地的周围。但实质上，这里危机四伏。首先表现在甘地所倡导的“坚持非暴力主义”则影响着全国局势的健康发展。严格来说，民族主义的本质它必须意味着反抗的情绪，它的生长和发展必须是对准外族统治者，而且必须使用仇恨和愤怒。可甘地所主导思想则恰恰相反，他缺乏仇恨外族统治的情绪。其二，存在危机还表现在民族运动在全国展开之后有了一些改观，全国有一种解脱心情，人们过高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普遍认为必将在最近的将来取得胜利，“我们何必满怀仇恨和愤怒呢！”这里表现出了“宽宏大量”。第三种危机则是运动目标模糊，忽视理论导向。人们都在高谈“自由”，可是每个人对于“自由”的解释均不相同。大多数年轻人认为，“自由”就是指政治上的独立和民主政治而言。还有的人认为“自由”就是减轻工农的负担。大多数领袖则认为“自由”的意义比独立轻得多。在这些问题上，甘地总是含糊其辞，他并不鼓励大家把问题搞清楚。因为他在处理问题时，从不重视从理智方面去考虑问题，而只是强调品格和诚心。“忽视用思想理论指导行动，忘记假使没有自觉的认识目标，群众的精力和热情一定会烟消云散”的这种思想基础当时谁也没有。1920年，甘地发表著名文章《武力政策》并演讲得慷慨激昂：
“我深信假如只有怯懦和暴力两者之间加以选择时，我将劝人们选择暴力……我宁愿要印度采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荣誉，而不愿印度卑躬屈节、含垢忍辱地听任人家侮辱，失去自己的荣誉。可是，我认为非暴力比暴力高明得多，宽恕比惩罚的气魄更大……”
“宽恕使军人更可爱。可是只有操着惩罚权的时候，自制才算得上宽恕。一个毫无办法、只好任人摆布的人谈不上宽恕，老鼠被猫撕得粉碎的时候是不会宽恕猫的。但是我不认为印度是毫无办法的国家，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毫无办法的人……”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见。力量的来源不是体力，而是坚强的意志……”
“我不是幻想家。我自认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想主义者。非暴力的信仰不仅圣人应当采用，就是一般普通人也应当采用。非暴力是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力是野兽的法则一样，野兽的精神潜伏着不起作用，它除开体力外不知道有其他法则。人类的尊严要服从更高的法则——精神力。”
“因此我冒昧地向印度人提出古代的自我牺牲法则。在坚持真理派及其各支派来看，不合作运动与和平抵抗运动只不过是受苦受难的新名词而已。在暴力中间发现非暴力法则的圣人，是比科学家牛顿更伟大的天才，他们本人是比英国将军威灵顿更伟大的战士。他们懂得使用武力，他们认识了武力的无用，因而转而宣传救世的方法不在暴力而在非暴力……”
“非暴力在积极方面的意义就是自觉地忍受苦难。这并不是说服服帖帖地服从坏人的主意，而是说用自己的整个精神去反对专制魔王的意志。遵循我们这种法则，单独一个人就可以反抗不公正的帝国全部威力，保全他自己的荣誉、他的宗教和他的灵魂，并且替那个帝国的没落或革新打下基础。”
“因此我并不是因为印度衰弱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而正是因为认识了印度的力量我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我要印度认识他自己有一个不会灭亡的灵魂，尽管在物质方面有弱点……”
“我把不合作运动跟新芬运动分开，因为我认为不合作运动不能和暴力并列。可是我要求暴力主义者不妨试一下和平的不合作方式。这种方法不会因为本身内部存在的弱点而失败。也许会因为响应的人少而失败。到了那个时候，就会产生真正的危险。那些再不能继续忍受民族耻辱的有气节的人就要发泄他们的愤怒了，他们会采取暴力手段。我认为他们这样做一定会失败，救不了他们自己，也救不了他们的国家。如果印度采用武力政策，也许暂时可以取得胜利，可是那就不再是我心中引以为自豪的印度了。我热爱印度，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她给我的，我绝对相信印度对全世界负有使命。”
甘地的辩才和说服力是惊人的，他的话语朴素、简明。他的声音和姿态冷静、明朗、不动感情。然而，这冷冰冰的外表后面却有火一般的热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出于对甘地的敬佩和尊重，则不顾一切地把精力和时间都放在运动中。他抛弃了所有社会关系，他抛弃了朋友，他忘掉了家庭，忘掉了妻子和女儿。他的书也看得很少，报纸也只是随手翻阅。他每日紧张地工作，不是在办公室处理公务，便是下农村访问。
在与群众广泛接触的过程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突然发现，似乎他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感觉。他总觉得自己和广大群众有那么一段距离。他始终在想，“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居然能博得这些人的好感和相信，是因为他们对我估计过高，把我看成一种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人物吗？”他想到自己本能的空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道：“等他们对我认识更清楚的时候，他们会容忍我吗？我是在假面目下取得他们的好感吗……我始终摆脱不掉这种想法：他们敬重我并不是由于认识了我的真面目，而是由于他们把我看成他们想象中的人物。这种想象中的假人物能维持多久呢？为什么要让这种假人物维持下去呢？一旦这种想象中的人物倒了，他们认识了我的真面目，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呢？”产生这些错觉，道理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本身没有真正的指导思想，没有理论基础，没有正确的信心和目标。但尼赫鲁并不知道。
必然该发生的事发生了。1921年12月6日，英国威尔斯王子巡察印度，甘地立即宣布举行全国规模的罢工罢市进行抵制：印英当局的一场大逮捕开始了。那一天的傍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正在阿拉哈巴的国大党办公室里处理几天中积压的事务，一个职员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警察已经把办公室包围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少不了有些慌乱，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但他仍然摆出十分冷静和镇静的样子。但过了一会儿，另外两个同事已经由警察陪着来向他告别。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城内已有许多人被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慌乱中急匆匆回到家里，想打听一下家中的情况，到家一看，使他惊呆了，家中内外全是警察，他与父亲同时被警察带上了卡车。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入狱。
在这场意想不到的灾难中，甘地不得不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的民族运动进入了又一次低潮。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狱中听说甘地中止了运动，感到十分懊丧，他想不通为什么穷乡僻壤农民的行动竟能使民族运动中断，他开始怀疑非暴力运动的缺点。但他又看不到前面的明确道路。经过他昼夜反思，决定过些日子待出狱后到外地走走，以探索印度的出路。
1926年5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经过充分准备后，很快偕同妻子、女儿及大妹夫妇踏上了考察欧洲的航程。此次远行，他们以瑞士为大本营，短期访问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苏联。出访期间，对所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全面考察，注视国联的活动，并结交国际知名人士和侨居欧洲的印度革命者。他从欧洲现实中获得了答案：印度政治上必须实现完全独立，经济上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而且只有工业化才能铺设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他开始感觉到甘地的观点太不现实了。出访欧洲，使他从困境中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