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10岁的卡夫卡被送进布拉格的旧奥地利文科中学（另外一种说法：“旧城区德意志国立高中”），开始了他的中学时代的学习和生活。这所学校设在金斯基王宫，这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位于老城区的环城马路旁，离卡夫卡家就几步远。卡夫卡的父母为他选择了这所中学，是因为这所中学是德国人办的一所文科中学，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填补官员的空缺，总是从中学中筛选优秀学生，培养他们当官。显然，这是一个飞黄腾达的好地方。老城区环城马路的两旁建筑物十分庄严肃穆，它们十分强烈地反映出一种严肃、森严、压抑人的气氛和精神笼罩着整个学校。
学校的校规是几十年前制定的，一直流传下来，好像一个紧箍咒，紧紧地套在学生的头上，除了上课以外，学生没有任何机会与老师接触。学生们对老师恭恭敬敬、听话、顺从。学校不断强化教学，造成学生不必要的紧张，而对学生的个性、兴趣、爱好则根本不予重视。按惯例，学校每年都要印制“报告”发给教师，要求他们填写后交回。卡夫卡的带班老师格施运特在他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学校制定的“校历”，他还对“语法例句汇集手册”作了解释，他说，这些把戏显然是针对学生而来的，这是“一门胡编乱造的扯蛋艺术，让学生在家里编一些东西带到学校里来”。按当时的准则，这位老师是一个自由教育家。
卡夫卡中学同学卡尔·克劳斯提到中学的情况，他略带夸张地说：“学校里有许多胡编乱造的东西，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其他事情，使人联想的东西越多，人本身所具有的想象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在学校里，学生只要学一点校方提供的材料就行，其他的知识都不用学。”八年中学生活，没有给卡夫卡带来任何想象力。学校将近一半的课时，是用来教两种课堂用语的；所谓历史课，实际上只讲一些古代史；德语课每学期只上三周，课上只讲一些阅读；现代外语、音乐、艺术和体育都不是必修课。卡夫卡的另外一个同学弗利茨在20年后，还多次批评这种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教育方法，他说：“就今天来看，那所学校的主要错误还是教学不系统，教学计划与教学结果之间有明显的距离。教学计划总是这样的：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让学生进入古希腊的精神世界；不管现在的教育多么先进，它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古希腊的精神世界，最杰出的哲学家，也许在他们的大学年代就已经初步达到了那个精神境界。当时的实际效果呢？我们班上大约有40个学生，只有三四个学生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成绩特别优秀，他们能勉强地把古代作品逐字逐句地翻译过来。但这些佼佼者，也是盲目地崇拜荷马和索福克勒斯。对古代作品的特殊形式、对作品的独特的、难以模仿的特点，也就是对古代精神的特殊性，他们一无所知。班上十分之九的学生都以优良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在他们看来，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束缚人的教鞭，他们在学习这些古老的语言时，既没有什么乐趣，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益，他们只学了一些片言只语，考试以后，便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
古希腊的精神世界对卡夫卡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他以后的日记里、谈话中和给别人的信中，几乎没有提过古代作家的名字。学校每天讲两小时的古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这主要是想让学生在支离破碎的句子中，找到一些语法现象的例句、出处，进而理解、消化这些语法现象。文化史课所教的内容，好像是描写一个歌舞升平、充满生活情趣的节目，这个节目同席勒的《希腊的上帝》完全一样：“品质更优秀、形象更崇高……行为更加英勇，德行尤为神圣……即便是在急迫的时候，美丽闪光的景象也在欢笑。”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该怎样把这幅七拼八凑的历史画卷，同眼前的实际生活挂起钩来呢？按照他们当时的生活经历，要想把现实生活同古老的历史进行比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当时学生对教育相抵触的重要前提，他们没有深入地接近社会，对现实生活只是抽象的理解，而所学的历史知识又是七零八落的，所以无法进行比较。
学校开设的德语课也是没有多大用途的，开设这门课仅仅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几本教科书，以便他们能够从中断章取义，教科书里废话连篇。教科书里只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歌德画像。每本教科书的第四页是“诗文朗诵测验标准”，它规定五年级的学生必须背诵470行诗，教科书中的作家和他们的诗，是编者随意选定的，有歌德、盖培尔等人的。对学生来说，只有一个标准：学生能朗读就可以通过，并且这些诗还必须用来测试学生的水平。
宗教课的教学方法与德语课不同。但在卡夫卡看来，它也是毫无用途的。卡夫卡在《致父亲》中提到，他所学到的犹太教知识是一钱不值的，他这样写道：
就我所看到的来说，这的确是一钱不值的。在每年的那4天里，你总要到教堂里去，在那里，你随随便便、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至少，你比其他真正信教的人都要冷漠，比他们都无动于衷。你像履行手续一样做完了祈祷，使我大为吃惊的是，你在祈祷中，能准确地说出颂文的有关段落。此外，如果我在教堂里的话（这才是主要的），我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闲逛，我在教堂里一待就是几小时，不断打着哈欠，有时，我合上眼假睡一会，这样，我对宗教祈祷感到无聊（当然，跳舞时除外），想方设法在教堂里找一些事消遣消遣，娱乐一下……
这是在教堂里的情况，在家里，情况也许会更加糟糕。只有在犹太复活节的第一天，家里人才有一些宗教信仰，它经常以伴有狂笑的喜剧而结束……在这样的喜剧中，虽然也有不少的犹太教因素，但是，要让犹太教世世代代传下去，那孩子们受的教育未免太少了，就在你传给下一代时，它就已经滴干流尽了……所有这一切决不是个别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一代犹太人中，多数人都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这一代人是从当时还很虔诚的乡村，移居到城里来的……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你一生的，是你对某一犹太社会阶层的信任，你总认为，那个社会阶层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上面的这段文字，说明了海尔曼对卡夫卡在宗教方面的教育是非常少的。在卡夫卡13岁的时候，海尔曼按照当地欧洲人的习惯，为他行了“坚信礼”，卡夫卡把它看做是“滑稽的把戏，是死记硬背”，因为卡夫卡当时根本不懂希伯莱语。
在中学的最后几年里，卡夫卡对宗教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拒绝态度，他说：“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同一个叫贝尔克曼的同学讨论上帝，讨论上帝的本事，我们的讨论很激烈，有时，我畅所欲言，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我尊重他，根据他的心情和语气，确定我的说话方式；我们经常讨论一份基督教杂志上的命题：钟表和世界、制钟匠和上帝是可以比较的，制钟匠的存在就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个命题多么荒谬！我觉得，我可以在贝尔克曼面前，把这个观点驳得体无完肤。”这说明卡夫卡那时已经不相信有上帝存在了。那时，卡夫卡才16岁，他对反宗教团体“自由派”的观点很赞同，在自然史教师高特瓦尔特的指导下，他阅读了达尔文的书籍，阅读了海克尔出版不久的新书《世界之谜》。因为卡夫卡不相信宗教，对宗教很失望，所以他不得不把探寻真理的目光转向哲学，从中找到精神寄托。
学校和家庭也没有给过卡夫卡任何帮助，因而卡夫卡对学校和家庭也失去了信心。如果一个人缺乏信心，那么，他在外表上通常显得懒散，举止粗鲁，而在卡夫卡身上，这一切都以截然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衣着朴素，举止腼腆，常常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对待别人总是敬而远之，使人感到他难以接近。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在回忆卡夫卡时这样说道：
如果让我说卡夫卡的特征，那么，我要说，他身上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东西。他一向衣冠整齐，从来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的举止很斯文，穿戴一点也不过分讲究。他觉得学校是可有可无的，只要把它打扫干净一些就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也很欣赏他。但是，我们从来也不能与他坦诚相见，他的四周好像镶上了一道玻璃墙。他很文静，而且是微笑着，让世界朝自己打开，而把他自己封闭了起来，不让这个世界了解他。要是让我讲其他同学，我能够提供更多的情况，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很健谈，乐意天南地北地闲扯。我记忆中的卡夫卡是一个身材颀长的人，他充满了男子汉的气质；他温文尔雅，德行好，对人十分和蔼，总是尊重别人，同时，他又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无法了解他。
后来，有人发现一张卡夫卡这个时期的照片，他斜靠在阳台上，周围栏杆布满蔓藤，他身体挺得直直的，神情有些局促、窘迫；他外边穿着马夹，里面是一件高领衬衫，脖子上系着领带；在外面罩了一件外衣，扣子扣得高高的。他的双臂向两边伸张着，细长的手掩盖在常青藤中；他的鼻子很结实，嘴巴紧闭着，乌黑的秀发垂落在额前，那双灰褐色的双眼，忧郁、疑虑地注视着观众。1916年，卡夫卡在日记里回忆当时的生活，他感到，在那时，遇事无人商量，更说不上在学校、在家里求助别人了。但是，这一点，他是很晚才认识到的。当时，他早已做出了一个很激进的决定：同外界断绝一切来往。他的一则日记是这么写的：
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抹杀我的个性……一个男孩在晚上读书，他正沉浸在一个紧张的故事情节之中。别人就不会用对待孩子的方法，好好告诉他，他该放下书，上床睡觉了……他们粗暴地关掉了煤气灯，把我留在一片漆黑之中，以此来扼制我的个性。他们总说，别人都已经睡觉了，你也应该去睡觉。这我也知道，尽管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去睡觉，我也必须跟着睡觉。可是，我还觉得我必须去睡觉了。孩子们希望改变现状的心愿比谁都强烈。我可以暂且忍受这些野蛮的压制，但是，我的心灵却留下了创伤，这个创伤是治愈不了的。不管怎么说，不管怎样举例子，用广大平民的例子来抚慰我，这个心灵上的创伤总是血淋淋地张开着，我感到无比的委屈……因为别人漠视我的个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从来不能从自己的个性中得到某些好处，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持久的自信心。
这则日记说明，当时，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与周围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他是一个“独自冷峻地思考的孩子”，已经对别人有了惊人的冷漠态度。后来，卡夫卡与世隔绝，离群索居，这种生活方式在这时已经初步地显露出来。他生活的最后10年，是他主要作品问世的10年，也是他为了冲破已经定型的生活格局而徒劳挣扎的10年。卡夫卡青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对他性格的形成、对他以后的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意义，在他临终前三年，他在写给挚友马克斯·勃洛特的信中说：“我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流浪。”一年之后，他在致奥斯卡·鲍姆的一封信中，把这种想法说得更透彻：“从根本上看，我是在孤独、冰冷彻骨、忽而又炽热灼人的童床上接受大人的教育。”卡夫卡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家庭和学校是不会容忍他的个性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我的教育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与今不同的人。”因此，卡夫卡只能死死守住他眼下的事情，死死抓住这些事情的状况，他想以此同学校、同家庭抗衡。“维持事情的目前状况，不把它搞个水落石出决不前进一步。”卡夫卡变得越来越偏激，由于他拒绝前进一步，所以，他不久就中断了与外界的来往，他不愿意在自己年轻时，全盘接受所遇到的一切新鲜事物，等到自己成年时，再把这些事物加以整理、归纳。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小时候，一听到爸爸讲最后或者最后通牒之类话时，心里就充满了恐惧。我没有什么好奇心。我问爸爸，什么叫最后通牒，但是，我迟钝的思维还未来得及琢磨他的回答，就为这简单的一问一答感到满足，心中一丝淡淡的好奇心就无影无踪了。我再也不想追根究底，去问‘最后’一词的意思了。因此，最后一词对我是个难堪的秘密。”这说明卡夫卡没有好奇心，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反映了卡夫卡神经过敏、回避外界的性格，他的同学说，他与外界之间有一道“玻璃墙”，这话是非常准确的。卡夫卡在自己的心中也筑起了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而外界在他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堆杂乱的物体。大量的具体事实表明，卡夫卡在中学时，学习成绩出众，老师也很赏识这个文静内向的学生，而卡夫卡本人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一则日记写道：
我原来想，高中入学考试我是通不过的，我却通过了；后来，我又想，我在一年级是肯定要蹲班的，我却没有蹲班，我顺利地一步一步跟了上去。可是，我并没有从中获得信心，相反，我一直认为，我越是一帆风顺，最后的结果就会越糟糕。我在梦中，经常看到教授们的可怖集会（中学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例子，我周围的其他事情都跟这差不多）。我梦见他们走到一起，研究这件闻所未闻的惊人事件，我这个最愚笨、最无能的人，在各方面都一无所知，却溜进了高年级。我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高年级马上就要把我清除出来，以讨好那些该从梦魇中解放出来的人，讨好那些理该升学而没有升学的人。
这个“考试之梦”深刻地说明了卡夫卡当时的心理，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把对考试的恐惧心理当做幌子，把积郁在内心深处的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掩盖起来，他的最后一句话把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威胁揭示得很清楚：“引起公众的注意”，这在他的眼里，是世界——一堆杂乱的物体对他的报复。由于卡夫卡心灵受过创伤，所以，他对来自外界的一切干扰都胆战心惊。不过，他建立的那个自我世界，也有些故弄玄虚的因素。他的一则日记写道：
在我还满意的时候，我就……千方百计，用一切时间、用一切可能的传统方法，硬回到不满意的状态中去……我总是不满意，就在满意的情况下，我也是不满意；应该知道，只要做出一系列的努力，那么闹剧也会变成真的。我有幼稚的想法，我的一些游戏充满了幼稚的想法，从这当中，我的精神开始颓唐了。比如，我故意让脸部肌肉痉挛；又比如，我叉着双臂，把它们放在脑后，以这种姿势在坟场上散步。显然，这些游戏不符合孩子天真活泼的性格，但是对我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1897年至1898年，卡夫卡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很多干扰。首先，他本人对自己的作品拿不定主意。其次，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写作风气对文学创作十分不利。那个时候，谁只要胡诌一些东西，谁就算是在搞“文学创作”。几年以后，卡夫卡对这种风气做了辛辣的讽刺。他有几位同学，胡乱编写了古罗马人的悲剧，编写了所谓《生命交响曲》，并把这些廉价的作品拿到读书会上去朗读。卡夫卡很少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他从来也没有在那里朗读过自己的作品。卡夫卡在自己的一则日记里，谈到了自己的早期创作，那则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它证明，卡夫卡的早期作品没有“浮夸的词藻”。这则日记同时也反映出，由于卡夫卡非常孤独，除了世界观问题，写作便是他最有意义的事情了。日记中写道：
我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我一连写了几天，作品中，像是有一股寒流紧紧追着我，一次，我构思一部小说，写的是兄弟俩互相斗争的事，后来，一个去了美国，另一个留在欧洲，后来又锒铛入狱了。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去外祖父家作客，那里，我抽空写了监狱的景况，在短短的几行里，我描写了监狱的走廊，特别是走廊里寂静、冷酷的气氛，在那个身陷囹圄的兄弟身上，我选用了一些表示同情、怜悯的字眼，因为我觉得，这个兄弟心地还是挺善良的。倏忽间，我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觉得这部小说没有多大的价值。以前，当自己跟自己熟悉的亲戚坐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就忐忑不安；每次，当我和他们一起在那熟悉的房间里，坐在圆桌旁边的时候，我就暗暗提醒自己，自己年纪还轻，只是眼下比较宁静，我才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以前，我很少注意这个想法。这次，一个爱开玩笑的舅舅突然从我手中夺走了那张纸，他匆匆瞟了一眼，就把它递还给我，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然后，他又使劲看了看其他客人，嘟哝一句：“一个破玩意！”说完，就再也不吭声了。虽然，我还在那里正襟危坐，像刚才一样，在没用的纸上继续写那个故事，但是在实际上，一记重重的巴掌，已经把我从人群中打了出来，舅舅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它都快成了事实。从这一家人的情感中，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冷酷的地方，我要寻找熊熊的烈火，把它烧得热乎乎的。
卡夫卡不断地孤立自己，刚开始时，好像是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逐渐影响并决定了他同家庭的关系，由于他试图并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闹剧真的开始变成了事实”，他是“寂寞圈子中的寂寞中心”，这就是年轻卡夫卡与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尽管这个关系不牢靠。他还是不停地寻找熊熊烈火，要用它把世界冷酷的地方烧得热乎乎的。但是，他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对集体生活的思念，是想冲破寂寞的决心，在实际行动上看，他做得很少。
为了冲破寂寞的环境，为了使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卡夫卡做了一件在他人生中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他从16岁那年起，开始同情社会主义，他在这以后，也始终没有改变这个政治信仰。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有它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主张同别人团结友爱，并且同情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与这个事件相关的是，他在1918年，写完了《八开纸本》，在其中，他为一无所有的工人草拟了一份计划草案。有人把这份计划草案同卡夫卡的文学作品截然分开，以为这是两码事，这显然歪曲了卡夫卡的原意。卡夫卡在那一年还参加了“青年俱乐部”的集会，阅读了赫尔岑、克罗泡金特以及贝楚雷的作品，并且就这些作品发表了许多看法，这些都足以证明，卡夫卡确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中学考试时，必须写一篇命题作文，作文的题目是“从世界局势和地理环境谈奥地利的优越性”，对此，他感到一筹莫展，无从下笔。第一个把卡夫卡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是他的同学鲁道夫·依罗维，他是捷克人，不久以后，他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编辑出版了社会抒情诗集。不知为什么，他不久被迫离开了学校。这样，卡夫卡就成了这个班级中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卡夫卡一改以往的形象，不再像以前那样羞涩，而是开诚布公地表示自己的信仰和政治立场。这种状态，与其说是他对当局的抗议，倒不如说他是对环境的反抗和对集体生活的思念。他早就有了这个想法，现在，他把他的思想和盘托出。所以，卡夫卡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面对周围的挑战，卡夫卡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同所有的高中生一样，他加入了预科大学联合会——“老城区同学会”，这是一个普通的德国民间团体组织。一次，这个组织在莫尔道举行活动，会上，大家唱起了《莱茵河畔的卫士》这首歌，整个活动都是按照德意志民族的习惯进行的，对此，卡夫卡做了无声的抗议，他先是默默地坐了一会，一声不吭，最后，他突然冲出会场，愤然离去。
卡夫卡十分向往集体生活，这种向往也表现在另外的方面：他希望结识朋友，他的这个愿望强烈到他都怀疑自己能否结交上朋友了。在1903年，也就是他高中毕业后的两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人与人是用绳索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松开了，那么他就会沉下去，沉到比谁都深的地方，那就糟糕透了；如果某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扯断了，这个人就会一头栽下去，那太可怕了，因此，每个人都得抓住其他人。
卡夫卡当时认为，一个人与外界的联系被阻隔之后，只有再与别人加深友谊，才能重新恢复与外界的联系。他在高中的最后几年和大学的头几年里，一直把奥斯卡·波拉克当做自己的朋友，作为自己连接世界的唯一通路。波拉克是班上最成熟、最老练的学生，他的意志十分坚强，并且富于个性，就连他的说话方式、动作都是别具一格的。波拉克很早就对艺术史和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他对卡夫卡这位孤僻、内向的同学，处处加以关心和爱护，而卡夫卡则对他报以尊敬和友善，这尊敬和友善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绝后的。在卡夫卡与波拉克的友谊中，波拉克起着主导作用。卡夫卡当时还把自己的手稿送给波拉克看，请他提意见，这足以证明卡夫卡对他的信任。因为卡夫卡很少主动发表自己的作品，他只在朋友的强烈请求下，才朗读自己创作的小说，他也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那时，卡夫卡才18岁，他已经断绝同世界的来往。所以，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友谊，在大学期间，波拉克逐渐疏远卡夫卡，这时，卡夫卡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这么多的年轻人，我只跟你说过话，我同其他人说话只是应酬，这也是为了你；我通过你跟其他人说话，或者说，我同别人说话也是为了谈论你。你对我来说，不仅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你还像一扇窗户，通过它我才能看到外面的街道。我一个人势单力薄，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波拉克与卡夫卡的友谊逐渐淡漠，这个举动极大地伤害了卡夫卡的感情，卡夫卡只好去寻找“另外一只可爱的”，以求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